北大教授郑也夫 中国民间声望很高的北大教授郑也夫决定挺身而出,尽“匹夫之责! ” 他在刚刚公开的『政改难产之因』一文中分析政治改革为什么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发生?他认为中共今天淡出历史舞台,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和执政党共同利益。但作者同时指出,如果大家不发出声音,就不配看到专制政体的终结! 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是,习近平执政以来对敢言者采取的高压、封锁、拘捕政策,产生的恐惧效应似乎已经封顶。在中国改革40周年之际,反而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公开发言表态。他们或者指出习近平当局根本不可能改革,一切对当局的指望都是天真的;或者仍寄希望于当局解放思想,放手改革;或者认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近日公布的『中国百余公共知识分子改革感言』就具有代表性。这一波中国知识分子的涌动中,郑也夫2018年年底的发声,极其尖锐! 政治体制改革为何不曾发生 郑也夫文章开门见山,中共为何提出要政改?因为它意识到法治缺乏,权力滥用,社会经济生活不可能走上正轨。但是中共为什么没有实施政改:因为中共“党首”意识到,“政改的每一项内容都是在削弱他的政党”: 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意味着党的权力旁落,党将失去对国家行政与社会经济的操控;法制的健全将限制中共的行动范围;真正的政治协商一旦开启,中共的主张在争论中有落入下风的可能;在与党内外对手博弈中,决策者坚定地认为要抑制和应对社会多样化、民主化、自由化的趋势、统治集团内部也不能民主,必须权力集中。 自上而下的改革只有过一次,那就是1978年的改革,但是那次改革的原因是“不改革就亡党”.作者指出常常把亡党亡国放在一起说的谬误,“殖民时代划上句号了,不再可能有亡国灭种的事情”,毛泽东造成的局面使得中共害怕亡党,亡党就意味着统治阶级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当然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有了改革”。 中共和平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 郑也夫指出,中共在其执政的大多数时间中,其方针政策不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巧取豪夺,先将人民私有土地变为国有,然后大搞地皮财政,各地政府高价将地皮卖给地产商,无数公民成为房奴…… 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的70年历史中,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演化到今天,“它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制,它的性质已经彻底蜕变….加入它是为了做官,捍卫它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对不同政见的仇视与日俱增,对危机的恐惧令自己失态。” 在作者看来,有一项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和执政党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产党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会动荡的方式,淡出历史舞台。“我以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 但他认为,和平终结专制的历史,依赖于共产党的一位明智的领袖,不然难有非暴力的转型。 如果我们不发出声音,就不配看到专制政体的终结 台湾终结一党专政,在作者看来,如果没有台湾民主派多年打拼,蒋经国如果不是面对巨大的压力和多元的局面,蒋经国不可能做出那样的选择。作者认为,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恶性循环是双方造就的。“得势者为什么要主动让权,改变现状呢?没有外部的压力,没有强烈的开报禁、开党禁的要求,执政党的党魁想这么做,都没法向同僚交代---同侪们会觉得老大有病了。” 作者接受“互动”的说法,作为党魁,带领中国走上结束专制之路实为不易,“难处不在于党外有反对派,恰恰在于没有反对派的存在” ,“让我们互动起来,力争踏上这唯一的、白驹过隙般稀罕的双赢之路”。 如果书生都敢于讲出自己的想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作者最后谈到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一个卑微的动因,就是让我还能看得起自己。,多年来我涂抹了上百万字。如果我最终在这个我想了许久的、关乎民族大业的问题上不置一词,我会看不起自己的。” 作者认为“今天的书生还没有尽责”。“如果他们都忠实于自己的良知,都勇于讲出自己的看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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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its: 啥背景都没有,就一傻X想当官又没能力想政变没人支持。这四十年里中共把一个贫穷落后经过百年战争的人口大国治理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渴望在不远的将来变成全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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