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女儿作弊后被捕入狱，“绝望主妇”的自白信戳痛了所有妈妈的心.... ...

今年3月份，美国爆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学欺诈案。联邦检察官对50个人提出指控，他们涉嫌参与通过违法手段让子女进入耶鲁，斯坦福，乔治城等名校。这其中包括商界领袖，好莱坞明星，时尚圈名流。

这次大型作弊入学违法事件中，核心人物威廉.辛格 作为大学升学顾问，帮助这些富翁或名流的孩子在SAT考试中作弊，贿赂体育教练，制造虚假的体育证书而让这些年轻人进入名牌大学。

而在犯案的名流中，费利西蒂·霍夫曼（Felicity Huffman）是少有认罪的家长之一。她是好莱坞著名演员， 在“绝望主妇”中扮演主角Lynette，曾获过艾美奖和金球奖，也曾被奥斯卡提名。她的丈夫William H. Macy也是著名的演员和导演，曾经在Fargo， Magnolia等电影中都有角色。

在费利西蒂在法庭上陈词之前，她向英迪拉·塔尔瓦尼法官递交了一封信，其中她试图解释为什么她给了骗局策划者15,000美元来提高女儿的SAT成绩。

此前，这个案件中的检察官、辩护律师，甚至是美国缓刑和庭前服务官员都在为应为她量刑而争论不休，检察官建议对霍夫曼判处1个月监禁和2万美元罚款。她的律师则要求无监禁、缓行一年、250小时的社区服务和2万美元的罚款。

我没有看过绝望主妇，但因为这个案件爆出来的时候影响力巨大，触犯众怒，所以对新闻有关注，但是当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还是觉得百感交集。于是拜托我的朋友凤洁翻译了整封信。

我们当然知道这封信的写成并不简单。很多人也许参与了它的写作过程，而它存在的意义也绝不仅仅是为了给法官说一个故事而已。但无论这背后有多少复杂和蓄意，我相信这其中没编造出的“事实性信息”，所以，我们先来看信。

费利西蒂对法官说

尊敬的塔尔瓦尼法官，

有机会写这封信给您，我很感激。尽管知道我在量刑的时候可以和您讲话，但我更希望自己可以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家长，让您更全面、深入地了解。

首先我想说，我担心给您写这封信看上去像是在为自己辩解。对此我需要澄清：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不能被正当化的。是的，事情是有背景情形的，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原本可以对SAT成绩作弊说“不”。毫无疑问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并将接受法院认为适当的任何惩罚。

我不断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我要对违法和不道德的方案说“Yes”？是什么力量驱使我做了这件事？我为何抛弃了自己的道德和常识？这些问题的需要更完整的解答，更多事实和更加个人的回应。我将努力为您提供这些信息。

事实是，我并没有买通大学辅导员去了解如何暗箱操纵SAT成绩。我甚至不知道这种业务的存在。我聘请了一名顾问，为我的女儿索菲娅（Sophia）尽可能成功地申请到大学提供专业指导。（注：给高中生提供大学升学指导的顾问是比较常见的，很多家庭，学校都会给学生提供这样的服务）

索菲亚4岁时，我就发现了她在日常活动中所经历的挑战。从那时起，我一直在寻求建议，请医生和专家来帮助我。四岁的她甚至不能顺利地赤脚走过一片草坪；她衣服上的标签会也会让他情绪崩溃20分钟；她不知道该如何与其他孩子接触，而且她的睡眠也一直是个问题。她的托儿所推荐我们带她去进行作业治疗。

当索菲娅开始与治疗师合作时，我逐渐了解到她患有感觉调节问题。当时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简单来讲，她会对外部世界反应不足或过度反应，无法自我调节。

索菲亚八岁那年，学校建议她接受神经心理学家的检查。她被诊断患有学习障碍，并且按照建议每三年进行复查。我感恩有幸获得这些建议、帮助和专业知识。但当这些信息成了我们养育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时，很遗憾，我过分地依赖了它们。它们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我作为母亲的直觉，甚至最终使我越过了我自己的道德底线。

高中时，我女儿去了一所公立学校学习表演艺术。在这所至今仍然资金不足的学校，300名学生只被配备了一名大学顾问。许多孩子已经毕业的母亲们劝我不要把孩子的大学申请交给过度负荷，人手不足的学校系统。她们告诉我，私人的大学顾问是极其需要的。而我们也很幸运能够负担得起私人顾问。辛格先生被认为是洛杉矶最好的专家之一。有人告诉我，如果能请到他帮索菲娅会，那会是我们的幸运。考虑到索菲娅在学习方面经历的挑战，我很重视这件事。

与辛格先生合作的第一年，一切都是合规的。我也继续聘请了他为我的二女儿乔治亚（Georgia）提供帮助。乔治亚也患有严重的学习障碍，这样她可以从他的专业知识中受益。他在这个领域无所不知，看起来非常自信，并且工作似乎也很出色，为此我觉得欣慰。索菲亚对于专业学习戏剧很有热情。但辛格先生告诉我，她的考试成绩太低了，如果她的数学SAT成绩没有大幅的提高，那么恐怕她感兴趣的任何大学都不会给她面试的机会。

坦白说，我真的不在乎女儿是否能上名牌大学。我只希望她能找到一个以她的表演能力是作为主要考量而获得的学习机会。这听起来很空洞，但我是个演员，我知道她在戏剧或电影中的成败不会取决于她的数学能力。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因为不会做数学题而无法试镜，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与辛格先生和他的家教们合作近一年后，辛格先生告诉我，索菲亚的数学成绩仍没有提高，我面临的问题依然严重。他表示有办法可以解决，他有办法让监考人提高她的考试分数来“确保她获得所需的分数”。索菲娅永远不会知道这些，然后她可以“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她的其他成绩和试镜。” 他说他为很多学生做过这件事。

这种事情的存在让我感到震惊。在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后，这件事情被公然摊在台面上。我考虑了六周依然无法选择。我犹豫不决，逃避做出最后的决定。我能感到这件事情非常紧迫，这甚至让我恐慌，但为了女儿，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听起来扭曲，但我真的开始相信，如果不按照辛格先生的建议去做，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坏妈妈。

令我万分羞愧的是，我最终还是同意了在索菲亚的SAT成绩上做手脚，并且还考虑也对佐治亚做同样的事情。但是这个决定一直困扰着我，我知道这是错的。终于，我找回了理智，中止了辛格先生对佐治亚也做同样的事情。

这是我的故事的个人方面。成为母亲让我无比困惑。从孩子们出生起，我就一直生活在担心中。我是如此拼命地想做正确的事，害怕犯错误怕得要死。我本来的恐惧和不自信，加上有学习障碍的女儿，常常让我没有安全感，从最开始就觉得焦虑。我一直在寻找正确的书籍或对的建议来帮我养育女儿，也让我不要犯任何可能伤害到她们人生的错误。

我是如此渴望成为一个好母亲，我让自己相信了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给女儿一个公平的机会。我现在看到这其中的讽刺了--我所做的与公平恰恰相反。我触犯了法律，欺骗了教育机构，背叛了我的女儿，伤害了我的家庭。

当女儿泪流满面地问我：“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你为什么不认为我自己可以做到？” 我哑口无言。我只能说：“对不起。我吓坏了，我很蠢。”在盲目的恐慌中，我做了自己拼命想避免做的事。我已经牺牲了女儿的未来、家庭的完整和我个人的道德。

我给您写这封信不是想为自己的过失辩解，或逃避承担相应的后果。我只是希望让您知道我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了对这个错误说“Yes”的。

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深深的羞愧，我将终生带着这种羞耻和懊悔生活下去。我理应承受这份负担，将其转化为改变生活的动力，但愿对于我的女儿们和整个社会来说，这会是一个警醒。

尽管很痛苦，但我真的感激从中所汲取的教训、以及获得能够更诚实地生活的机会。我现在专注于修复与女儿和家人的关系，并对社区做出补偿。

谢谢您阅读我的信。我对有机会做解释心存感激，但这不是为已经发生的事找借口。

真诚的

费莉西蒂·霍夫曼

从这封信里，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一时冲动就想把它翻译出来分享给更多人。但是因为自己时间太紧张，就拜托了朋友凤洁。我们把这封信逐字逐句的翻译出来，不是为了评价或表态，更不是为了合理化她的违规行为。但她在这封信里进行的反思，让我看到了很多值得展开和讨论的内容。

我看到特权（privilege）。她的家庭本是一个拥有名气，金钱，地位的好莱坞明星家庭，他们的女儿相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本来可能获得更多资源和更顺利的职业通道。但是因为学习障碍，却陡然变成了现行教育体系中的弱势群体。她作为母亲的经历也立刻会因此比健康孩子的妈妈多出很多艰难和挑战。

我看到性别， 为什么整封信中，在两个孩子的养育，教育问题中，都没有爸爸的身影？难道这个决定是费利西蒂独自一个人瞒着丈夫做下的么？如果不是，为什么整件事情中，受到惩罚，出来道歉，备受指责的，只是妈妈一个人？

我想到“背离亲缘”， 这是Andrew Solomon的一本书 ”Far from the Tree”的中文版译名。在书里，Andrew 每一章都讲述了一个父母养育和自己截然不同的孩子的故事，这些孩子有的有身心健康障碍，比如聋人，侏儒，唐氏症，自闭症，精神分裂，也有的犯了罪，成了强奸犯，甚至是“罪大恶极”的校园枪击犯。他们的共同点是和父母以及父母期待的样子有巨大差异，这也就是英文书名，果子落地离树很远，的意思。

这本将近1000页的巨作围绕的核心问题是：作为父母，我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孩子真正的样子，又在多大程度上应该改变他们，帮助他们变成更好的，或者说符合我们期待的样子。用一句更简单的话来说，我们对孩子的爱在和偏见的对抗中，能走多远。

过度养育，在慌里慌张的年代

这些话题深入下去都是一个个洞穴，但困住我，让我难以转身离开的，是费利西蒂一再表达的，她是一个一再因为恐惧和焦虑而做出选择的妈妈。

这让我看到铲雪机父母。这是近年新出现的一个以交通工具命名的养育风格名称。这个交通工具系列还包括是和直升机父母，割草机父母，推土机父母等等。NYT近年3月份的一篇文章给我们介绍了这些名词的内涵和历史。

这个系列最早诞生的是80年代的直升机父母，描述时刻盘旋在孩子头上，关注孩子健康安全的养育方式。到了90年代，这样的养育演变成了不光监督孩子还时刻肩负起教学任务的密集养育父母，这一代的父母比以往任何时代的父母花在孩子身上的金钱，时间，精力都要多。

多伦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Melissa A. Milkie发现，今天的职场妈妈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和70年代的全职妈妈一样多。社交媒体让父母可以更紧密的跟踪和控制孩子的活动。

近年来出现的铲雪车，推土机和割草机父母将这种风格更进一步。父母们时刻监视在孩子的成长路上会遇到的困难，可能让他们摔跟头的小石头，然后身先士卒先去给孩子清理路障，把困难都铲平，让孩子一直行走在平坦大道上，直到把孩子护送进名牌大学的宿舍里。

然而一切并没有结束， 孩子的未来也并不会因此一帆风顺。曾经在斯坦福大学长期担任新生指导主任的Julie Lythcott-Haims在她很轰动的“How to Raise an Adult”里把密集养育造成的问题写的淋漓尽致：家长剥夺孩子获得基本的生活技能的机会；孩子的心理问题层出不穷；变成学习机器，甚至不惜嗑药来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限制了他们本可以更宽广的职业天地，而把自己也弄的筋疲力尽。

另一本书堪称美国巨婴成长记录的书是纽约大学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Jonathan Haidt和从事教育权利倡导的Greg Lukianoff合著的“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这两位作者逻辑缜密的分析了被事无巨细精心呵护长大的一代孩子是如何变成了思想狭隘，冲动愤怒，缺乏韧性，宽容心和同理心的年轻人。

而在描写今天美国父母们的养育是如何围绕恐惧和焦虑进行的这个话题中，去年出版的Kim Brooks的"Small Animal" 是我读过的讨论最详细的书。Kim这本书源于自己生活中的一场噩梦。

事情发生在2011年3月的一天, kim带着四岁的儿子Felix回弗吉尼亚州郊区的父母家拜访，在即将要离开家，坐飞机回芝加哥之前，她们发现儿子的耳机坏了。于是 她们赶快驱车去附近的Target超市买新耳机。刚把车停到超市门口，孩子因为要继续玩游戏说什么都不愿意下车了。

她了解把孩子留在车里是有高温窒息的风险的，因此Kim快速衡量了一下环境，天气凉爽，车就在超市门口，孩子已经四岁，这是治安非常好的自己长大的社区，于是她把窗户降低，锁上门，启动汽车警报，冲进了超市，在五分钟之内买好耳机，回到车上，孩子对她微笑， 一切看起来并无异样。

然而当她们飞回芝加哥，拖着疲惫的身体进了家门， 丈夫一脸严肃地告诉她，快打电话给你妈，她在哭。于是她知道在她离开孩子的五分钟之内，有人看见了独自坐在车里的儿子，并报警了。

随后事情逐渐失控，因为弗吉尼亚州关于父母应该多严密的看管孩子的法律条文很少，她没有因为将孩子留在车里受到指控，却被指控犯有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轻罪。

而她的这次经历，事实上并为对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所以因为有风险的可能性就可以对父母定罪？而这样的认定对家庭和对孩子带来的又是怎样的伤害？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和孩子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最终警方放弃了对她的指控，但在这个和公权力博弈辩论的过程，对一个母亲本就是一种折磨，她感到被“官方“宣判成了一个糟糕的失职的妈妈，而她和被她“连累”的家人朋友要不断向一群陌生人证明她是爱孩子的，她是合格的妈妈，只是每个妈妈都可能犯错，可能粗心。她的孩子，在妈妈变得焦虑紧张之后，也常常陷入惊恐，担心妈妈被人带走，甚至自责。

有一次Felix在家门外摆摊卖曲奇饼，她通过厨房窗户看着他。当两个警察走过来时，她立刻冲出家门，对着警察大叫她是孩子的母亲，她没有不管孩子，她正在厨房里看着他。而警察，只是前来买曲奇饼的。

Kim并没有指责报警的路人，那只是一个出于好意的个人。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她开始深入思考，收集数据和论文，采访学者，有过类似经历的母亲，和 “放养”运动的支持者们，探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对儿童“安全”的认识如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媒体对极端事件的报道，公共政策的改变如何不断构建了 “风险”这个概念？为什么大量数据都显示当今是美国历史上对于儿童最安全的时代，人们对儿童可能面临的极小的风险都噤若寒蝉？而这一切观念又如何重塑了父母的养育方式和影响了孩子的成长。

Kim的书中有这样一段：

“恐惧本身就是有杀伤力的，母亲并不会死于恐惧。更多时候，真正发生的，是“我们“干脆消失了。我们变的比期待的自己更渺小。我们看事情不再清晰，无法投入全面的体验，当恐惧扩散，世界便退下了。

当母亲用更多的时间来害怕，她就更难用无限的母亲的智慧和远见来预防危险的发生，她也就有更少的精神，情绪，智慧和心灵的能量属于她自己，她的工作和她的社交圈。而养育中的恐惧带来最高的成本是，它折损了一切触碰到的东西—养育的乐趣被抽干，我们一心想保护的事物被伤害。”

结构因素 vs.个人行为

所以每一个父母该为此背锅么？很大程度上不是。任何个体的决定都是基于她所在的社会结构的，所以很大程度上个体的行为是一个巨型机器运行所生产出的结果。这个话题很大，我们不在这篇文章里展开说，只提几点。

在之前写母亲困境的文章中，我提过当母亲的世界被压缩到越小，可控制的内容越单一，她也就越可能密集养育，把所有的力气都投入在培养孩子的竞赛中去。

今年出版的“Love, Money & Parenting“ 中耶鲁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也从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角度提供了很详细的分析。越是缺乏公平，贫富差距大，阶级固化，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社会，家长就会承担更多焦虑和压力，也就越倾向于投入密集，精细，过度养育。

但同时，个人真的是什么也不能做，毫无选择余地了么？也不是，我们依然有挪腾的空间，甚至推动改变的可能。但前提是我们得先意识到，先想清楚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这么做对我们，对孩子意味着什么。

费利西蒂的女儿被母亲的行为伤害，因为她不被尊重，不被信任，这个完全关于她的人生的决定在她毫无参与的情况下被他人以违法的方式篡夺了，这对于她也是一种羞辱。

在那一系列以交通工具命名的养育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当面对真实的复杂又粗粝的生活时，会无力，会脆弱，甚至会埋怨。而她们当然有权埋怨。在被因为恐惧推动而实施的养育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也难以享有安全充分的空间去探索真正的自己，坦荡走自己的路。

平坦的水泥地能教会他什么呢？

上周日，我们一家三口去伯克利植物园散步杀时间。因为毫无计划，我们从进了植物园就完全让在在带路，跟着他到处转悠。在走到一条有水坑和泥地的路的时候，我刚准备邀请在在一起跨水坑，就见亲爹一把抱起了在在，大步跨过这一小段路，然后把在在放在了干净的水泥地上。我牙痒痒的压低音量和亲爹说：“你知道你这是在cripple他么？”

晚上在在睡了以后，我们坐下来就白天这个插曲聊了一会儿。我和在在爹说的话大概是以下这些。

我们做得每一个行动，每一个选择，很有可能都是无意识的，或者是一番好意的， 比如我要保护他，我想让他别弄脏衣服，我怕他摔跤。但我们需要从孩子的角度想一想，我们的这个行为，他接受到的信息是怎样的。

我不知道在在会不会意识到爸爸是爱我的，希望保护我。但他很有可能得出了“爸爸觉得我没有能力自己做，我是不可以的”。而让他自己走，就算弄脏了鞋子，摔跤了，并不是什么大事。

平坦的水泥地能教会他什么呢？而从泥地中走出来，无论是摔跤了还是没有，都会体会到一些趣味和成就感，学到点不一样的技巧。完成了新任务，克服了新挑战的骄傲的笑脸是多动人。那是一个人体会到自己的力量，感受到 “我能” 的瞬间。

图为一只雄赳赳气昂昂行走在植物园的小盆友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有的孩子凡事往前冲，热爱冒险，家长可能需要更多的保护。在在是慢热，谨慎的孩子。先不谈要不要在背后推他，怎么推，至少做到，在没有严重安全风险的情况下，他愿意做的事先别拦着。

那么，保护和放手的平衡点在哪里。 在我看来，这个平衡，在于我想提供的是代劳还是帮忙，是“取代”还是“我在”。代劳的行为主体是父母，这样的行为常常并未经过思考，是出于我们平复自己的焦虑和不安全感。而帮助，我在，行为主体是孩子，我们只是协助，或者只能提供心理支持，这是经过思考的有意识作出的选择。

从善如流的在在爹听完表示：有道理哦。爹总成为我文章中的反面教材对他挺不公平的，其实他也有给我提意见我赞同的时候哈。养孩子的事情，开诚布公的沟通，尊重彼此的付出和想法很重要。

好啦，我原来只是想分享好莱坞星妈的一封信，并邀请大家讨论的。结果想抛砖引玉抛着抛着就盖楼了，真要命。现在回到主题，说出来你们在这封信里看到了什么，有没有引起你共鸣或思考的内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