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 | 董娜（化名） 文 | 王满地 From自PAI 只有坚强的女人能够选择生活，毕竟这个世界所有人都在将就生活。 人生中的 “第一次逃离” 我是董娜，今年47岁。2019年，我为了追求梦想，辞掉了上海某国企的工作，卖掉了一套房子，来到美国读书。 前不久，我在芝加哥密歇根湖边的留影。 1993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长沙郊区的中专教书。因为不甘心，我千方百计逃到了上海。 这几十年，我在上海成家立业，但始终做的不是最喜欢的事情。前年，工作上遭遇突变，受到同龄人的刺激，我决定放下现有的一切，追求喜欢的事情，为自己活一回。 1990年大一暑假回家，那时候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我当时的眼神里面就是这四个字。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生还是比较稀罕的。我运气好，考进了上海外贸学院，就读国际贸易专业。 1992年国庆节和女同学们去南京玩儿，觉得好玩，抽了人生第一支烟。 1993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回湖南的中专（湖南省外贸学校）教国际贸易。 学校坐落在一个叫木家坳的大山坡上，农户的房子四散各处。员工宿舍在一楼，很潮湿。有时候拉开抽屉，会看到硕大的老鼠稳坐里面，听到我们的尖叫声才慢悠悠地溜走。 而上海的同学们不断传来激奋人心的故事。有人去了外企，月薪5000块；有人做了德国品牌锅的代理，第一年就挣了100万；有人被外经贸部派到欧洲5年……想到自己月工资500块，要在这荒山野岭中度过青春，每周重复三次内容一模一样的课程，我的心就躁动不安。 这绝不是我要的生活。我暗下决心，一定要逃离。 那时要从公立学校辞去工作，可不像现在那么简单。单位不放人，就拿不到人事档案。没有档案，升不了学，办不了护照，正规单位也不会聘用你。 在中专教书时，我被省外经委派到无锡去参加一个全国的比赛。右二是我，左一左二是我的学生。 1993年，我尝试通过考研逃离学校。我拿着考研报名表，去找校长敲章。校长抽着烟，语重心长：“你可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老师，考研，你还是等几年吧。” 1994年，省城公务员公开招考。我又拿着填好的报名表，去找校长。校长有点责怪：“不要东想西想了，这个章，我是不会给你敲的。” 考研不行，考公务员也不行，我申请留学总管不着了吧？1995年年底，我跑到武汉考了GMAT，又一口气考了托福。 在长沙教书时，和同事们一起去桃花源玩儿，我是中间那个最高的。其实很多人都想逃离。多年后，照片上的同事们一位成了编辑，一位成了律师，一位成了大学老师，只有一位留了下来。 趁寒假，我在报纸上找了份三亚律所助理的工作。1996年2月，寒假一到，我立即飞往海口。没想到，外面的世界并不简单。律所主任轻描淡写地说：“助理的意思，就是生活和工作都要助理。” 大年初一，看着海口的点点灯光，我转身回到桌前，写了一张便条：“主任，我永远无法成为你想要的那种助理，再见。”留下出租房的钥匙，我直奔海口机场，坐了第一班飞机回家。 第一次出逃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一晃到了暑假，这次，我选择了去上海。1996年的上海，到处都是工作机会。9月，一家公司聘用了我。我决定抛弃一切，去往上海。 什么档案，什么户口，都不管了！难道我要被这些东西捆一辈子吗？宝贵的三年青春已经过去，我不能再等了！ 1994年，爸爸妈妈在打太极拳。他们40岁时才生我，一辈子都在当中专教师。 父母认为，老师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是多么安稳的好职业。见我一心想飞，父母很生气。 可是我决心已定：我的人生是为自己活的，与孝顺无关。如果为了让父母高兴，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这样的人生，真是个悲剧。 1996年9月10日，教师节之夜，全校老师在食堂聚餐，欢度节日。吃到一半的时候，我溜回宿舍，背上事先收拾好的双肩背包，在夜色中，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学校，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 刚到上海，我去了那家率先给我offer（录取通知书）的公司，这样我马上就能能生存下来。 这是一家征信公司。公司里面都是跟我一样的年轻人，工作非常辛苦，但是气氛非常好。美中不足的是，这份工作，仍然不是我喜欢的 ...... 广告梦和留学梦都破碎后 我成了国企领导 其实，我20多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了。第一是广告创意，第二是心理咨询。因此，在征信公司工作的同时，我一直在投递简历。 几个月后，我接到一个广告公司的电话，邀请我去面试，职位是总经理助理。通知我面试的是个美国女人，叫Celine。面试后的第二天下午，Celine就打来了电话：“我们希望你马上就能来！”并给了我一个offer，相当于我当时工作的二倍薪酬。 这家广告公司、这个位置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一切都让人满意极了。 然而，已经被我差不多忘在脑后的MBA申请，偏偏这时候有了回音，我收到了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24岁的我，纠结又纠结，权衡又权衡，最终，极其艰难地，选择了回老家办护照。 我至今都记得自己对Celine说出“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的offer”时的心情。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对这个决定后悔至今。 当初我从学校不辞而别，彻底惹恼了校长。校长将我永久开除，我的人事档案被牢牢锁在学校档案室。在老家湖南辗转了三个多月，拖了许多关系，我才拿到人事档案，办好护照。 接下来就是去北京办签证。 1996年去北京签证，睡在我上铺的姐们正好从成都去北京出差，我们俩在天安门拍了一张照片。 炎热的夏天，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终于轮到了自己。 签证官花5秒钟翻了翻我的签证资料，问了两个问题：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年薪多少？ 我在真实的年薪上往上拔高一倍告诉她。她冷冷地说：你知道学费要多少钱吗？等你挣够学费了再来吧！不容我的解释，她“砰”地敲上了拒绝章，将护照扔回给我。 我的留学梦就那样“砰”地一声破碎了。 再回到上海时，已经过去了5个月。原来工作的征信公司不计较我请假超期，仍然接纳了我。 1997年，我投入征信公司的工作，身上穿着当时觉得很职业的真丝蓝色西装。 感激之余，我决定好好在公司干下去。但我的广告创意之梦从此梦断——是我自己亲手掐断了它。 时光飞逝，我成了一个征信业的资深人士。兜兜转转，却从没有离开这个行业。但是，内心深处始终有个声音告诉自己：现在的这份工作，并不是自己热爱的。 看到身边的朋友放弃国企的工作选择去山里养鸡、自己动手修建小木屋，过着简朴但单纯而开心的日子，我也有过动容。 相比起来，我完全是他的反面：做着一份不爱的工作，拿着一份不多也不少的工资。 高中同学磊子不喜欢应酬，从国企中层辞职，包了一个山头，养了三千只鸡，自己盖了一栋小木屋。这是建设中的样子，我们都很羡慕。 人到中年的我在国企工作，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分管三个部门。在公司，常常会有人恭恭敬敬地叫我一声“总”，只要我张张口，便有人帮我把杂务做得妥妥贴贴。 下了班，我不是跟朋友们相邀逛街打牌，就是跟闺蜜聚餐小酌。家里有阿姨搞卫生烧燕窝……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2016年，在自己的独立办公室。 在我以为自己的人生会这样安安稳稳地进行下去时，老天又抛下来一个新剧本。 公司改制，我从主管变成助理 最初的梦想火苗又燃起了 2018年1月，我在菲律宾休年假。这时，同事发来一份人事结构调整文件。 我所在的公司因为国企改革被兼并，而我的新岗位，是去一个总人数不足10人的部门，为一个比我小十岁的小伙子担任助理。 我气懵了，想象着自己怒吼一声“老娘不干了”，再把辞职信拍在领导桌上的样子。 但不消一会儿，我就想到：辞职以后怎么办？我，一个四十五岁的中年妇女，还能干什么？还有谁要？ 2018年1月，我在菲律宾休假，看太阳看船看海，没想到会有一波大浪打过来。 休完年假回到公司，我像文件安排的那样，从舒适的独立办公室搬出来，隔壁是一个原本跟我相差三个级别的90后。 我心里一阵凄凉。只能劝自己，也罢，反正50岁就退休，就这么熬个5年，退休后想干嘛干嘛吧。 渐渐地，每天去上班不再是一件让我开心的事情。 一天，我收到一条好友申请。对方在备注里写着当年对我的爱称“苕儿”（湖南方言，傻瓜的意思）。我一看就知道是我大学时最好的闺蜜之一李莉。激动得不得了，很快跟她通了一个长长的视频电话。 我才了解，这么多年她一直在美国做全职妈妈。直到两年前，两个孩子都考入大学。李莉决定要为自己活一回，去实现一直以来的律师梦。她捡起书本，刻苦学习，顺利被美国一所大学全奖录取。 我们通话时，李莉已经开始了法学博士第一年的课程，而且，夏天就要来上海一个律所实习。 我看着屏幕上的李莉：皱纹早就爬上眼角，但双眼却露出坚定而明亮的神色。青春不再的脸上，绽放着发自内心的幸福微笑。整个人都神采奕奕，散发着为梦想努力的光芒。 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 一个声音蹦出来告诉我：“不可以再耗下去了！你还不老，也不傻，你还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我也想为自己活一回。 李莉来上海律所实习，我们吃地道的本帮菜。我是右边那个，是比较富态的一位国企员工。中间那位是李莉的妈妈。 以45岁的年龄，重新去做广告创意也许不太合适，但是，心理咨询，以我现在的人生经验，正是理想的时候啊！ 我开始疯狂搜寻心理咨询师相关的信息，研究了大量信息，决定成为婚姻家庭治疗方向的咨询师。 我为自己设想了这样一条路：先申请美国大学的“婚姻家庭治疗”硕士项目，成为一名专业的婚姻家庭治疗师，再回国执业。 理想渐渐丰满清晰起来，但现实却骨感依然。摆在面前的第一大问题就是钱。 辞职去美国读书，少了我这一份收入，还多了学费和生活费这笔动辄百万的开销……我和老公在上海这么多年的打拼，只攒下了一大一小两套房。大房子还在还贷。小房子是我们结婚时置办的一室户，在中环边一个热闹地带老式小区里，原本打算留给女儿，为她将来出国读书或嫁人之用。 我试着跟老公说了我的想法，没想到他当即表示支持：“钱的问题不要操心，我们可以把小房子卖掉。”那一刻，我觉得老公真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人。 连念初三的女儿也完全支持。她拍拍我的肩，酷酷地告诉我：“放心去读吧，老妈！我不会想你的，当然，偶尔也可能会。哈哈哈。认真地说，我为你感到骄傲，老妈！” 我在申请美国硕士的同时，女儿也在中考冲刺。这是2019年圣诞节我回上海，我们一起去世纪公园拍的。 我定下了2019年秋季去美国攻读婚姻家庭治疗硕士的目标。 要申请美国的硕士，首先得有GRE和托福考试成绩。这两个考试的难度有目共睹。我英语基础比较好，但45岁“高龄”，二十多年几乎没用过英文的我，只有拼尽全力。 自从决定去留学之后，我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婉拒所有约会，集中精力学习。朋友们反应不一，有人不屑，有人惊讶，有人给我打气，也有人笑我一把年纪还读什么书。 拼得太厉害，我这副老皮囊就跳出来刷存在感了。 我有慢性阑尾炎，阑尾就像是我生活的“晴雨表”，每逢身体太累就会隐隐作痛。备考这段时间，我捣乱的阑尾每天都要痛一痛，提醒我悠着点别玩儿脱了自己这把老骨头。有时实在疼痛难忍，我只好放弃当天的计划卧床休息。 时间就在背单词、做题、上课、做题的节奏中箭一般流逝。我好像还没学多久，考试就来了。 我的托福成绩单。 10月13日，考托福，得了93分。我的压力少了一大半，美滋滋地考完了GRE，当场出分306。GRE的分数相对来说算是低的，但考虑到我准备时间少，申请研究生勉强够及格线，我基本满意。 苦学英语的同时，我也在为申请学校做准备。一位做留学的朋友表示我的申请难度很大。但既然决定了要做，就不能轻易放弃。我决定赶鸭子上架，自己DIY。 全美具备认证的婚姻家庭治疗硕士项目只有100多个，我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最后结合学校排名、专业排名，确定了十个申请目标。其中，我将西北大学列为了第一梦想学校。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开始了艰苦但充实的求学生活 整个11和12月，我几乎都在埋头准备申请材料。12月底，我将10所大学的申请材料一股脑寄出去，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2019年开始，我陆陆续续收到6个大学的拒信，大受打击。常常怀疑是不是因为我太老，人家完全不给机会。 3月5日，早上醒来，习惯性打开手机，看到邮箱里的“祝贺你”，激动得立即坐起来。雪城大学免面试录取了我！并且还免除部分学费！我振奋不已：能去读书了！ 5月4日，一封来自西北大学的邮件让我猛然惊醒。信中说道：我们录取名单中有人放弃了，你在我们候补名单上，你现在还愿意考虑我们学校吗？我兴奋地大声尖叫，穿透整个房子。 老公吓得赶快跑问我怎么了，我大叫着：“西北！西北大学录取我了！”老公紧紧抱住我。我激动得泪眼婆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梦想成真”。 我的西北大学录取通知书。此时，女儿也完成了中考冲刺，拿到心仪高中的通知。 我立即回复表示愿意考虑西北，并去信给雪城大学解释我因故无法去雪城求学。面对第一梦想学校伸来的橄榄枝，我的确无法拒绝。 拿到签证的当天下午，我迫不及待地提出辞职。领导连问三个“为什么？”我笑着告诉她，为了梦想。她看完我的录取通知书，定定地看着我说：“天哪，你怎么能这么潇洒地去追求梦想！”临出门，我们拥抱了彼此。 8月，我们将小房子挂上了市场。但受到疫情影响，直到今年4月才卖掉。我等着交学费，着急出售，成交价格比预想的少了二三十万，只卖出三百万。 2019年9月11日，离开上海的日子到了。一大早，我和老公先送女儿去上学，就像平常一样，女儿蹦蹦跳跳地进了学校。 车子停在浦东机场，老公和我拍了几张照片，拥抱告别。然后，我就拎着行李，一路进了候机厅，踏上了飞往美国追梦的旅途。 2019年9月11日，我从浦东机场出发，飞往芝加哥。 恍惚想起23年前，也是9月11日，那个瞒着学校偷偷逃跑、坐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的少女。 岁月也许改变了我的面容，但还好，我又找到了自己这颗赤子心，找回了那时一往无前的勇气。 就这样，我在美国的求学生活，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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