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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单位办社会”思路的主导下，亚普列夫琴科虽然充分讨论了小区化对小区内部资源利用的高效性，但有一个问题是他始料未及的。那就是城市规模发展之后，相对封闭的各个小区，因为无法与外界共享街道，将极大的增加城市的交通拥堵风险。  这个问题其实当下的中国已经注意到了，2015年的时候，国务院曾下发过一份题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里面明确提到：“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 很显然，随着中国城市发展同步增长的大量“小区”已经开始危及城市本身。 北大的周其仁教授就曾在演讲中提到过：一个城市如果每平方公里有100到120个街口，这样的城市是宜居的，因为它非常便利，马路虽然窄窄的，但是路网非常密，商业、服务设施可以到处分布。 像在纽约，由于居民区都是街区化的，1平方公里往往有120个路口甚至还要多。 但是在我们国家大多数城市，因为居民区都是小区化的，一平方公里可能只有十几个路口，北京因为“大院”多，一平方公里更是只有14个路口。这样的架构，没人时空空荡荡，一旦人口集聚，立马拥堵：路网不够密，主干道修的再宽其实也没用。 当然，中国的小区式规划能在苏联解体后依然蓬勃发展，也不能说完全怪苏联人教的不好，毋宁说，我们在文化可能就更喜欢这种相对封闭的小区。 就像我在《长安，其实从未有你想象中那般繁华》一文中为您解析的，中国唐代的城市规划就是一种每个“坊”内部独立，与整个城市连通有限的“坊市制度”。 其实“坊市制度”也可以被看做今天“小区制”的一个前身，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以牺牲城市的连通性为代价，换取对城市的控制力与稳定性。 必须承认，古代遵行坊市制度的长安在遭遇瘟疫、火灾、叛乱等危机时，“抗造能力”是比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或巴格达强很多，因为只要关闭坊门，就可以对每个坊进行单独封控和治理。将原本不可遏制的灾害区隔开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当然，这样做也有代价，那就是让城市生活显得不那么“城市”，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将会受到制约。所以到了唐代中后期以后，坊市制度就逐渐被打破、废弃了。 所以亚普列夫琴科的城市规划理论，可以被视作给了这种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城市建构模式一个复兴的新理由。 3 但今天的人们重新反思亚普列夫琴科的小区理论，会发现这位聪明的“城市工程师”也许精确地量化计算了一切，却唯独漏算了城市规划中最需要考虑的那件事——人性。 人性是有需求的，而这个需求是多样化的、不满足的、不断变化的。 是的，亚普列夫琴科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标准，可以计算出一个人所需的生活空间，并量体裁衣，精细的规划了小区的规模和架构——厨房该有多大，卧室多少大，客厅多大…… 但他却忘记了，居住在里面的人不会满足，一个人在厨房里有了燃气灶以后，可能就想要台冰箱，有了冰箱以后就想要个洗碗机。或者某个人干脆不做饭，想要把空间省给娱乐活动。 由于居民的需求不断增长、千差万别。这些不断变化的、多样性的需求，无法用赫鲁晓夫楼、勃列日涅夫楼和其组成的小区一步框定，再聪明的规划师基于这一思路的设计也将是失败的。 而从公共空间上看，封闭式小区思路的最大失败也在于没有考虑人性，它们通过一道围墙或者栏杆，把具有重要公共和商业价值的设施放到了小区内部，假设居民们的购物、休闲、运动、交往等等诉求都可以通过这些给定的设施来满足。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谁买个东西还不想“货比三家”一下呢？ 再说随着时代的演进，人的公共需求也是在不断扩容、进步的，比如当年苦心为苏联人民设计小区的亚普列夫琴科，肯定不会想到附近有个超市会是今天居民区的必需品——因为那年头，超市甚至在美国都才刚刚被发明呢。 说到底，亚普列夫琴科之败，不在于想的不够精细，而是他使用了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 计划经济的至高理想是通过计算达成“按需分配”，但人类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这事儿恰恰是你计算不出来的，因为需求者自己也不知道。 乔布斯有句名言，叫“用户根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直到你把产品摆在他们面前。” 这话是至理名言，一个没有见过汽车的人在被问及他想要什么代步工具时充其量只会要求“你给我匹好马吧！”就像一个农民想象皇帝的生活，充其量只能说“白面馒头想吃多少就多少，全国的粪坑都归他，想怎么用肥怎么用。” 是的，计划思维所犯的错误，就在于它人为的框定了原本无法计算和想象的需求，而人类需求的多样与发展，恰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而城市的魅力，恰在于它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4 当然，有人会说：虽然你说了这么多，但我还是觉得小区利大于弊。你看，疫情一来，西方的街区根本管不住，而咱能够很方便的执行静态封控、管理，就能管住。 这一点我承认，利弊这个东西从来是很难说清的，任何事情，都需要时间去比较、验证。 这就让我想起了前文提到的那场“厨房辩论”： 当尼克松指着一个一座美式别墅的样板间，说这是一所典型的美国住宅，几乎任何美国工人都能住得起这样的或类似的房屋时。赫鲁晓夫昂起头来表示蔑视： “你以为我们会被这个展览惊得目瞪口呆。可是事实是所有新建的苏联住宅（指赫鲁晓夫楼）都将有这种设备。而且，在美国要得到这所房屋要有钱才行，但在我们这里，你只要生为苏联的公民就行了。如果美国公民没有钱，那就只有权在人行道睡觉！”他呛声到。 而尼克松则解释说：“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展览会使苏联人民惊讶，但是它会使他们感兴趣，就像你们的展览会使我们感到兴趣一样……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多样化和选择权。我们有上千个不同的营造商的事实，这些就是生活的情趣。我们不愿由一个政府官员在上头作出决定说，我们只要一种式样的房屋。这就是差别。” 从这短短的两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美苏两国当时不同的思维路径—— 赫鲁晓夫强调的是：我们有信心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而尼克松反驳说：需求这玩意儿，是多样化的，不能被定义的。不被框定的选择权，恰恰是人的最大需求。你不可能通过把人封闭起来，然后问他们要什么的方式，让他们过的幸福。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所以这两个人其实是在不同的频道上讲话，全程都在跨服聊天。 好在赫鲁晓夫作为主人还算厚道，他及时转换话题，避免了这场尴尬的争论——他走到放着加利福尼亚名酒的桌子旁，提议为“和平干杯”。 旁边的苏联随员们立刻拍马屁道：“祝赫鲁晓夫同志长命百岁！” 尼克松的回答是：“嗯，我也要为这个干杯。我尽管不同意你的想法，但是我愿你健康，祝你长命百岁。” 赫鲁晓夫说：“是啊，到九十九岁的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这难道不好吗？到时一切自见分晓，我们现在着什么急呢？” 尼克松这时幽了一默：“唉，可惜我是个律师，估计活不了这么久啦！”——美国的律师常被人骂么。 俩人于是哈哈大笑，共饮杯中酒。 赫鲁晓夫死于1971年，享年77岁，他没有机会再跟尼克松继续厨房辩论的话题。不过尼克松倒是活到了1994年，享年81岁。 他临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此事时，很感慨的说了一句话： “当时，我知道赫鲁晓夫那样想肯定是错的，但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想的到底对不对，最终，是时间验证了一切。” …… 是的，就像房子只有住久了才能验证好不好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想的对不对，时间会验证一切。 那就让我们先放下争论，为彼此的健康干杯，而把争论留给时间去验证好了。 干杯！不管您的小区有没有被封，合适能解封，我都祝您健康。 愿疫情早点过去，愿我们早日享受自由而幸福的城市生活。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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