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一贯善于躲的。孔夫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苏东坡讲“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虽然都没有付诸实践,但却说明逃这个动作一直埋伏在中国人心中。 真正大逃特逃,逃得凄凄惶惶,轰轰烈烈,逃出一个新天地的文化名人是杜甫。读冯至先生的《杜甫传》,诗人在生命的最后时间,无家可依,只能拖着病躯生活在船上,“从秋到冬,他的小船只是在湘江上漂浮着。”最后死在水上,“广厦千万间”终究只留下了诗里和梦里。 中国人“逃”的基因,至今仍在延续。农民从土地上逃出来,逃到城市的工厂、工地去打工。老病之后城市不再需要,又逃回老家去养老。年轻人也不例外,逃离家乡去上大学,毕业后却发现大城市落不了户、买不起房,于是逃离北上广。回到小地方又发现,适应不了那里的人情世故、闭塞天地,再逃回大城市。直到从青年逃到中年,再无力气做梦,终于决定拣一处相对不坏的地方安家。 找份众人看来稳定的工作,举全家之力买个房,就算是上岸了。上岸的人,都有一种大难不死的庆幸,一直在岸上的人自然会觉得没见过世面。但只要想想,中国人的诗圣一辈子都未能“上岸”,也就不难理解这份心情。 上了岸的中国人,也并不能事事如意顺心,但每每想起上岸之前的那种飘摇不安,就会觉得养了几棵植物的那个小屋还算个可靠的避难所,自己也算是过上了稍有尊严的生活。 了解了这一切,才能明白,为什么那几个野蛮入户消杀的短视频,能击溃那么多人的心理防线。家是中国人的最后一块阵地。公园绿地到处是垃圾,可以不去,小区里有人随地吐痰,可以绕着走,网上又有不公事件发生,可以不看。你总可以安慰自己,我还有个家,我还有几件心爱的衣服,还有一些好书好茶。如果再有几件像样的字画,那就算过上了不仅安稳而且雅致令人羡慕的生活了。那些可能也没那么宝贵的物件,对一个一直在撤退的人来说,却等同于他的身家性命。 中国向来是缺乏公共生活的,除了约吃饭唱歌,我们再不知道约朋友一起做什么。我们将许多的向往与执念,退一步藏在了家里。所以房子不仅是中国人的避难所,也是中国人的市政厅,中国人的教堂。当教堂被糟蹋成猪圈,人的崩溃就难以避免了。 作家高晓声在小说《李顺大造屋》里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他的梦想是自己有房。李顺大28岁赶上“土改”的东风,分到六亩地,他立志要造三间屋。这个梦想遭到乡亲们的嘲笑,但李顺大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农活中一有空闲,李顺大就去卖糖,回收废品再卖钱。他的儿子长大七岁,不知道糖是什么味,偶尔偷尝一次,还被他娘打屁股,被说败家精,三间屋都要被吃光了。就这样一直忙到1957年,李顺大一家终于买全了够盖三间青砖瓦房的全部建筑材料。但1958年,公社化了。 李顺大的砖头被拿去造炼铁炉,木料被拿去制推土车,最后,剩下的瓦片也上了集体猪舍的屋顶。李顺大肉痛得簌簌流泪,但“想到将来的幸福又感到异常的快慰”。说服李顺大的理论是:“我们的建设完全是为了大家,大家自必全力支持这个建设。那点少得可怜的私有财产算得了什么,把它投入伟大的事业才是光荣的行为。不要有什么顾虑,统统归公使用,这是大家大事,谁也不欺。” 后来,那个“伟大的事业”失败了,李顺大又开始存钱准备造屋,但后来又是十年“艰难探索”…… 举李顺大这个虚构的人物,只是想说明中国人对家和房子的执念有多深。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奇迹举世瞩目,但经济奇迹的微观动力是什么?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家庭主义。“大家”的事业,转变为“小家”的事业,也就是事事顺通了。中国人普遍不注重个人享受,但为了家庭却愿意无限地忍耐、付出。老婆孩子热炕头,几乎具有宗教般的吸引力。农民工在外吃苦一整年,过年回家团聚,过几天囫囵日子,也觉得苦没白吃。 我们现在在抗疫,是抗疫第三年了。我们的政策是动态清零,不是静态清零。动态与静态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哪怕增加一点风险,也要为必要的经济社会运转留下空间。 入户消杀真有必要?基本的科学常识告诉我们,病毒离开宿主无法长期存活。人拉走了,房子空着,相当于房子也隔离。人要集中隔离,房子只能居家隔离,但房子又不会串门,居家隔离也无不妥。人在集中隔离的时候,也没有拿着喷雾对人进行反复消杀,但过一段时间也能从阳转阴。而病毒不能寄生繁衍的房子,为什么反而要消杀呢?即便要消杀,有没有全国统一的规范标准?一直讲不能层层加码,可是具体的个人如何抗衡层层加码,可有畅通便捷的求助机制? 如果说有什么最能团结一切中国人的,那就是保卫中国人对家的信仰。如果说有什么最能刺激中国人的,那就是践踏中国人对家的信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是爹妈生养的,没人不该懂这个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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