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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示意图。(图片来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上我爸在国内病得很重，帕金森晚期，慢性阻塞性肺病，已经失去了吞咽和咳痰的功能。
我19年回国时，他虽然说话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但饮食行动如常。之后跟姐姐姐夫视频通话，看上去身体还没什么大问题。没想到今年过年时，病说来就来了。
看到他双目紧闭、口鼻插满导管的照片以后，我流了好久的泪。自己老爸病成这样，作为儿子怎么可以不回去看他。但跟家人商量下来，回国集中隔离加居家隔离总共要28天，在这期间根本无法入院探视，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筹办移民时本来想，如今交通如此方便，想要回国一天也就到家了。这场疫情改变了一切，高昂的机票已经是末节，最难跨越的是国境线的鸿沟，国际旅行的暂停键已将许多短暂的重逢定格成了永久的诀别。
跟国内的医生通过两次电话，说他的病况预后很不好，还举了好几次总设计师的例子。但按照现在的国际形势，发生再大的事我可能都没法回去了，除非抛开澳洲的一切长期回国。
幸好我还有个姐姐照料一切，如果跟好多八零九零后一样是独生子女，那势必要面临极其艰难的抉择。
即便如此，我也时常对独自承担重任的姐姐姐夫心存愧疚。过年时老爸发病，医院请不到护工，是他们24小时不间断轮流看护，一把屎一把尿地擦洗。
那时候我就天天想着，要是自己在国内，就可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他们也就不用这样劳累了。
现在老爸一直在重症室，不需要家人陪护，但他们也必定会时常接到医院电话告知病情的反复，一颗心也会一直悬着，想象着姐姐平日的表情，应该就如同奥斯卡提名片《父亲》中那个憔悴无奈的女儿。
正如影片所揭示的，国内国外，无论社会保障的高下，子女如何安置高龄父母都是一个难题。风烛残年的虚弱，子女分居的孤独，尤其是失智以后无法厘清现实与记忆的恐慌，都不是用钱就可以解决的。
“父母在，不远游”自然是断章取义，但“父母老，怎奉养”应该是横亘在许多移民心中的一道坎。《父亲》中那个女儿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从伦敦搬去了巴黎，但好歹路程不远，还能时常回养老院探望。我们这些万里之外的游子一年探望一两次也就算尽力了。
搜了一下新足迹论坛，面临这类困境的一代移民还真不少，尤其是没有兄弟姐妹的那个群体。有毅然放弃身份回国的，但多数人思前想后，还是安慰自己“忠孝不能两全”，在忠实理想和孝顺父母之间必须做出选择。事业也就罢了，但除非自己的儿女已经可以独立生活，否则怎么也不甘心让孩子回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坑里爬行。
我离开时，有亲戚说我是为孩子牺牲了父母，当时觉得言重了，如今想来其实是言中了。父母身体好的时候感觉无所谓，等到病来如山倒无法在床前嘘寒问暖时，才发现自己曾经是如何的铁石心肠。
想起来也是自己出国前考虑不周，没有仔细关心老爸的病情，只知道他在按医嘱服药。如果对帕金森有详细了解的话，可能会帮他找到更好的用药和疗护，恶化起来也不会这么快。
从前听说西方人家庭观念淡薄，子女成年后两代间老死不相往来，到了澳洲才发现也不尽然。我见过祖孙三代同堂、爷爷奶奶帮忙带孩子的，也知道不少子女就近照顾高龄父母的。
我公司的前CEO就在他父亲病重时住在一起，照顾了两年直到去世。我女儿同学的父母为了照顾生活不便的奶奶，不惜举家从悉尼搬迁到四小时车程之外的偏远小镇，大人的事业和小孩的教育都重新开始。
人心都是肉长的，再怎么佛系都逃不脱良心的折磨，再怎么解放都解不开距离的困局。
如果想穿了，每个人都要面临生老病死，很痛苦，很残酷，也很无奈，但问题是如何帮助他们渡过最后那一段痛苦残酷无奈的日子，亲人在旁至少会有些内心的慰藉。
年纪慢慢大了，关于父母反对出国移民这件事，我的观念也有了些改变。如果父母年逾古稀，自己又是独生子女的话，“说走就走”之前的确要筹划周全才是。年龄越是上去，老年人需要照顾的那个时间点就越来越迫近，脑子可能说糊涂就糊涂了，身子可能说倒下就倒下了，总要有个信得过的人照看的。
有条件的当然可以安排父母移民，但如果父母本来健康状况不好的话，体检也是很难通过的。对我爸妈来说，听到十几小时的舟车劳顿就立马退缩了。而对教育程度不高的老人而言，移过来以后语言难沟通、生活不适应也是个巨大的问题。
带着孩子跟父母远隔重洋，一边是难以割舍的过去，一边是想要创造的未来。这道选择题对我来说已经不得不做，却也只能硬起心肠自私地勾选那个更容易的答案。
世间安得双全法，别时容易见时难。在父母这件事上，找再多的借口我们都无法做到问心无愧，这恐怕就是第一代移民最深的痛吧。 下
我爸去世了，离我写《第一代移民最深的痛》一年零一个月，世界已天翻地覆，被各种边界阻挡的归心也慢慢心灰意冷，每一次相会似乎都有可能定格为永别。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跟我妈通电话的时候，我还是控制不住眼泪。对帕金森晚期的病人来说，这一天迟早会来，只是病情时好时坏，谁也说不准这一天是哪一天。这些日子来我听着纷至沓来变幻莫测的防控消息，看着日历上的数字心里一片茫然，不知道如何加减假期、去程、隔离、回程的天数才能赶上那个点。
一年来，我爸身体各种功能都已退化，吃不了饭，说不了话，意识似乎也已模糊不清。每次我在视频、照片里看到他身上插满导管的样子，就会想象他种种有苦说不出的痛楚，为他感到憋屈难受，却又无能为力。如今这样，也算是一种解脱。要是上海式封控也在这里降临，天知道又会是怎样一种结果。
我通过视频观看了出殡，也远程作了答谢。幸好老家没有病例，但吊唁人数也有限制，流程走完后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先去吃丧筵，而是先做核酸。为了预防疫情的变数，五七的仪式也要提前到二七匆匆做完。
亲友都谅解我的无可奈何，劝我不必担心，不要难过。越是如此，我的愧疚越是不能自已，耳中不时响起一句歌词——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出国这件事本身，当然已经是最大的不孝。一年来，我一直在想，到底能够做点什么来弥补自己对上一辈的薄情寡义。想来想去，理性强迫症之下总免不了在脑海里斤斤计较各种利弊得失，始终无法把自己当作无牵无挂的单身汉那样不顾一切说走就走。何况疫情之下，医院重症室只允许偶尔的探视，到了门外也使不上什么力气。
上个月，美国薛律师那篇《我在中国三个月的魔幻之旅》更是打消了我仅存的回国念头，也让我找到了继续铁石心肠的最后借口。
我爸生前其实是个挺孤独的人，他自始至终都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和做事的风格，单纯，正直，却不为多数人所理解。
他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生人，读书读到高中毕业，在那个年代的乡下算是高学历，但他也因此跟小学没读完的我妈没有共同语言。他不是个会哄女人的男人，每次吵架他只撂一两句狠话，我妈就哭。
他在乡里的校办厂做了半辈子的电工，四十多岁时因为技术过硬，被校长指定为厂长。他当厂长那几年，我们家生活条件好了不少。但是他干活也更卖命了，每每跟手下的技术人员研发新产品直到深夜。他在电工技术上确实很有天赋，自己设计的验电笔，还申请过专利。
只是他这人没有什么物质占有欲，干活常常自掏腰包买了工具也不报销。我妈说，人家当厂长，都是把厂里的东西拿回家用，只有我爸会把家里的东西拿到厂里用。
他厂长当了几年，就决定要提前退休，说是激流勇退。所有的亲戚朋友都齐声反对，都觉得他的位子坐得稳稳当当，大把的人都跟在后面眼巴巴地讨好他，这么早退休毫无道理。但他执意要退，谁的话也不听。
后来，接任的厂长很快把厂子转制为私人所有。如果我爸能这么干，我现在的光景也一定大不一样。但任凭别人怎么说，我从不觉得我爸有什么错，内心深处也没有一丝的埋怨。他只是去过自己想要的清静生活，他已经把我养大成人、供我读完大学，给后辈留下财富名位并不是他的义务。
俗话说，多个朋友就多条路。但我爸的说法是，多个朋友就多点麻烦。是的，他不热衷场面上的社交，不喜欢酒桌上的朋友，用世俗标准来看，他就是个孤僻清高的怪人。因为做厂长而带来的那些朋友，在他眼里并不是资源，而是负担。可以想象，当年他每天收到多少巴结奉承，心里就会有多少别扭难受。他其实就是干活的命，不是做这个长那个长的料，更别提生出要将工厂占为己有的野心。
后来，我听人说他在六七十年代那场运动中吃过苦头，更加明白了他对“朋友”这种麻烦的畏惧。那时由于跟他交好的一个老师被批斗，他也受到了牵连，各种游街、毒打。他自己从没跟我说过这些，但书柜里有一本他老师的回忆录，种种斗到报纸贴满全身、打到短裤粘连屁股的细节，不忍卒读。
有些创伤，注定一辈子无法完全愈合，这也使得他在这个人情社会里小心翼翼，始终不敢用力拥抱任何一个成年人，害怕伤口在挤压下再次敞开。
他看上去严肃古板不可亲近，却从未对我和我姐说过一句重话、动过一根手指，连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要求都没提过半句。就算是我出国的时候，我看得出他对我万分不舍，却也没有激烈地反对。他就是那样，较真而又大度、固执己见而又与世无争。
只不过跟很多传统的中国父亲一样，他关爱我们，却从不挂在嘴上，所以我很长时间内浑浑噩噩无知无觉。直到我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献血体检，我打电话跟他说我测下来血压偏高，他第二天就坐火车过来带我去医院复查，发现并无异样才放心回去。我送他去火车站，看着他转过身一步步走向入口，弓着背脊，满头白发，猛地想起朱自清的《背影》，不自禁地鼻子一阵酸痛。
只是少年心性的一时触动，阻止不了成家独立后的心生异志。他最终用他沉默的宽厚，成就了我任性的凉薄。
再见了爸爸，但愿天堂里不再有病痛的折磨，不再有斗争的狂热，不再有疫情的阻隔，却有更多懂你的灵魂。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荞爸的澳洲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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