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的正稿在小号上《大是大非面前还谈什么科学与事实？》（编者注：文见后附）。 最近其实都不太敢写了，眼看着同行们一个个沉寂下去，沉沦下去，写时评的转战B站讲自然科学，写历史的跑去抖音卖水果，长相漂亮的小姐姐改行讲营养健身和美容，男的则有很多去盘珠子弄文玩…… 还在坚持写的没几个了，我也慌乱得很，下午去办边防证没办下来，更慌了，回来拆快递都心不在焉，一刀戳到自己肚子上，幸亏是戳在腰带上……我整天都这么慌慌张张、忙忙碌碌，我也不知道我活个什么味道，活怂呢……但是又不敢去死，也舍不得死，更不可能就这样舍下至亲至爱和那些我一天不骂他们就难受的该死的蠢货们…… 所以我还得苟活于世，得磨他们的眼珠子。 昨天写了两篇，一篇写钱学森回国真相，一篇是关于疫情的，都不讨好，更不讨巧，尤其钱学森那篇，好多人留言骂我，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只有一个说话不带脏字，但是说实话，我宁肯他爆粗都不想看到他这么有礼貌的说出毫无理性的话，如下： 爆粗的人只是单纯的无知，也许知道真相后他会改变他的看法，而上面这位朋友则是明确的不想知道真相，从他的留言就能看出他并不在意钱老回国的真正原因，他只在乎钱老回国后为我国的军工事业做出的贡献，这正是我无法容忍的地方。 钱老是因为被美国驱逐出境而回国，这是基本事实，我为什么要坚持讲清楚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看自从钱老之后，我国出过几个像钱老这样的顶级人才？钱老那一批民国末年成长起来的科学家，绝大部份都有留学经历，他们中的绝大部份都选择了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历史会记住他们对民族和国家做出的贡献，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奠定他们学术成就的重要一环其中就包括出国留学，诚实的说就是其他先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培养了这些今后的国之栋梁，那么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来？原因当然是当时兵荒马乱，国民政府连国家都几乎保不住，又有多少精力去培养人才？不过也该承认一个现实就是：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恰恰诞生了诸多的学术明星和诸如伟大的西南联大这样的学校。 经历过抗战和内战的中国终于步入重新建设的阶段，而那些当年留学归来的学子们，此时正是壮年，所以我们的两弹一星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那么简陋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前苏联专家留下的底子，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 我说这么多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人才培养机制。和这个同等重要的是怎样才能留住人才、吸引更多的人才。我国的驱逐舰、预警机等高精尖武器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几千名乌克兰专家的加盟，但如果不是苏联解体，这些专家又怎么可能来我们这里？ 所以，固然我们的运气一直不错，在大师们离场和乌克兰专家入场之间我们没有耽搁太长时间，并且我们的军工人员也一直很努力，但是终究是要面对一个问题：前半部份的成就是建立在民国大师的遗产上，后半部分的成就离不开乌克兰科学家的帮助，这中间的几十年，是不是可以用“乏善可陈”来形容？ 再说一遍：这就是我强调的“人才培养机制”，如果没有这个机制，很难培养出顶级的人才，而仅仅靠撞大运和捡漏一样的人才撞运，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这也是我特别反感这位网友的留言的原因：钱老要不是因为被驱逐出境他能回来？他两次递交入籍申请已经说明他想留在美国，睁着眼睛当瞎子，自己骗自己说人家是自愿回来的，我看你真是个“日本人”！ 只有建立起自己的人才摇篮并留住这些人，才是科学获得缠长足发展的根本！不要老是拿着情怀去打捞希望，民族的发展，国家的进步，靠的是实打实的基业，那些漂亮的大词儿不过是猪尿泡罢了，一旦破了势必骚臭难闻。 钱老临终之前曾经发出“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来具有创新精神的科学人才（链接）？ 人民日报的原文我已经找不到了，这是上海理工转载的，在整理的钱老这篇文章的第三段，他明确提出了我国目前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钱老这话说得很客气，但是份量极重，是“极”，不是“很”或者“非常”，诸位自己琢磨吧，我建议您点击链接去看看这篇文章，尤其讲钱老自己在加州理工的经历，十分难得。 其中钱老针对中国的教育提出了一点看法：“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钱老最后说：“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90岁的老人了，还在操心我国的长远发展，而这长远发展当然离不开人才，钱老到死，应该是都没有看到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否则我想他应该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再回到那位读友的留言上——我之所以要戳破钱老是自愿回国这个美丽的谎言，就是想说明一点：钱老回国纯属偶然，不可能年年有钱老，岁岁有学森，中国需要自己的人才计划，不要老想着今儿召唤这个，明儿吸引那个——我们真要有了尊重人才的氛围和一流的科研环境，那些科学家你让他去国外他都不去，正所谓“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是不是这个道理? 类似那样的读者，不明白一个道理：明明在自己家后院种满荆棘从，还指望凤凰来栖？ 只有知道了钱老回国的真正原因才能知道我们和西方相比差距在哪里，怎样才能缩小这种差距，培养更多的钱学森，才是应有之义。 延伸阅读： 大是大非面前还谈什么科学与事实？ 导言 因为昨天钱学森的文章，我再一次遭受“原因不重要，结果才重要”的教诲，这我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这个民族，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凡事讲究有因有果，怎么到了关系到家国情怀的大事上，怎么就不讲究因果律了呢？怎么就唯结果是论了呢？ 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凡是关系到个人命运的事情，我们中的多数人都接受善恶有报的因果律，凡是关系到国家的事，我们一概不接受因果律，最津津乐道的是“弯道超车论”、“后发优势论”包括“歼28拯救太阳系论”……神奇不神奇？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那些人知道自己的命运是咋回事并且不敢吭声，就只能寄希望于因果律和来生论，但是面对强权，又纷纷谄媚，仅此而已——说穿了其实就这么点儿事儿。 正文 曾有读者跟我说他在张文宏微博留言区看到一条让他毛骨悚然的留言，那条留言的内容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谈什么事实和科学？！我让他截屏给我，他过了一会儿说再点进去已经找不到了，忙完后我也去找了一下，也没找到。 上面这个截图说出了现实生活的凶险和无奈。 不管到底有没有这条留言，其实都不重要，因为我听到这个话已经很多次了，我就是一个经常用事实依据和科学依据来判定是非的写手，因此遭到了很多不友好的对待。 我曾经用很多科学和事实依据反驳了很多人的“大是大非”，从而招致了他们恼羞成怒，这种人就是我说的那种听到真相、看到真相、知道真相也经历了真相，但依然选择相信谎言的人，在这种人面前，说实话就是冒犯了他们虚伪而奴性的人生，他不跟你急眼跟谁急眼？ 他们所谓的大是大非，其本质就是顺我者大是，逆我者大非，仅此而已。 齐奥塞斯库不顾科学规律和罗马尼亚的事实生产能力，对工厂提出近乎荒唐的电机生产要求，对农民提出高得离谱的产粮要求，在齐氏的绝对权威之下，从他身边的幕僚到工业领域的专家和农业领域的科学家，没有一个人敢质疑领袖的意见，在大家绝对遵从领袖意见就是真理的大是大非的前提下，罗马尼亚的经济走向崩溃，齐氏夫妇最终也走到了大是大非的终点…… 波尔布特为了“一步到位”建立人类大同的幸福乌托邦，违背经济运行规律取消货币，没收一切私产，把无数人从城市里驱赶到乡下去劳动，结果呢？ 宣称“要把自由精神带到非洲”的“加纳国父”夸梅·恩格鲁玛掌权之后大搞个人崇拜，宣称自己是人民大会党、加纳政府和加纳共和国“三位一体”的“体格”，这位宣称要带给非洲自由的伟大领袖除了镇压异己，还关闭学校，解散教师队伍，这种愚昧民众的做法能带给非洲自由精神吗？这明明是反科学的好不好？恩格鲁玛最后客死他乡。 以上几位的“大是大非”都是因为无视科学和事实，将整个国家和民族都置于危险之中，他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尊重科学与事实，最终得到了科学与事实的反杀和教育，他们的历史告诉我们： 抛弃了科学和事实的“大是大非”会导致现实世界的崩塌。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那种借着“大是大非”吓唬人、不让人说话的网友，往往心里很清楚，对事实也有基本的判断，他们知道自己所维护的“大是大非”根本经不起推敲，经不起质疑，他们害怕你跟他较真，所以才给他们维护的那套东西套上一层“大是大非”的保护壳，看起来光鲜亮丽又宝相庄严，以此来逃避人们对真相的追寻。 说到底，这些人只是出于利益的需求或者内心的恐惧，但是又不敢跟你辩论，或者因为自己的学识低微无力反驳，所以只好用这句话来掩饰自己的慌张，同时也达到让别人闭嘴的目的。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斯大林的科学红衣主教——李森科。 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Трофи́м Дени́сович Лысе́нко，1898年9月29日—1976年11月20日），学术上不球行，但是又想博取功名，怎么办？于是借助政治的力量，投斯大林所好，对西方遗传学进行不遗余力的攻击，使用政治迫害手段打击那些只讲科学与事实而忽略了“阶级敌人就是阶级敌人”这个“大是大非”的前提的科学家。 学术上一塌糊涂的李森科，玩儿起来政治那叫一个得心应手——靠着攀附斯大林而荣居苏联科学院、列宁全苏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的三科院士，他以首席科学家的淫威独霸苏联科学界三四十年。 李森科在《论生物科学的现状》里说自己的理论是“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的”、“资产阶级的”，并且报请斯大林批准，逮捕、处决、关押了一批反对他的科学家，取缔了苏联正统的遗传学——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全苏联约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李森科主义波及到包括 国在内的众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除了东德，东德的科学家坚决反对李森科的“大是大非”，终于为他们的科学保留了火种。 直到苏联解体，一直到今天的俄罗斯，他们在遗传学领域全面落后于西方，这都是拜李森科所赐。 “李森科事件”实质上是政治取代科学的可悲事件。 控制论的创立者诺伯特·维纳对李森科事件的反思是： “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李森科的“大是大非”，就是顺我者大是，得奖赏，逆我者大非，被处罚，李森科个人的胜利，不仅是苏联科学界的浩劫，也连累到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李森科是历史的罪人，死有余辜。 和李森科同时代但比李森科死得早的日丹诺夫，因为掌管意识形态，更是把手伸到了文学、哲学、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在这些领域强调一切都要为“大是大非”服务。 但是正如我所言，这些强调大是大非的人，其实自己心里有一本特别清楚的账，那个账本非常的清楚明晰，他们知道自己手里挥舞的“大是大非”的大棒，绝对不可以碰触那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瓶瓶罐罐和电线齿轮。 这就是化学领域和物理领域，那些烧瓶和试管里的液体有自己的盛放标准，那些电线和齿轮也有自己的荷载标准，这些标准和西方资本主义实验室里的标准是一样的，所以这些瓶瓶罐罐和主导它们的科学家并不遵循李森科们“大是大非”的大局观，但是李森科们一个屁都不敢放，因为他知道烧瓶不会看他的脸色，一言不合就直接爆炸。 所以，嘴里祭起“大是大非”的人，其实都是心里都装着明明白白的“小九九”。 忘记历史，历史必将重演。 “大是大非”的法器一举起，多少真正的科学和事实都被抹杀？ “大是大非”面前新冠起源不能讨论； “大是大非”面前不能买特斯拉和日本车； “大是大非”面前航班家属哭诉就是“递刀子”； “大是大非”面前卵子被割了也不能给 抹黑（参见云南胡X高被强行结扎的新闻） 而且这些人所坚守的“大是大非”，其实也是很灵活的：仇恨西方是大是大非，容不得半点含糊，但是喜欢美元，喜欢去西方定居，喜欢让孩子去西方上学，日常生活里死皮赖脸也要用西方的安卓系统和苹果手机，不会有半点犹豫。 反西方是立场，属于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价值观，喜欢西方的高科技产品，购买并使用，也是价值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奉行着两套互为矛盾、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嘴上的那套用来大义凛然的在人前装逼，实际奉行的那套用来给自己捞实惠。 这样的群体在日常生活里会怎样对待自己身边的人？人们之间该怎样相互信任？ 结语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探讨中国未来的出路，引导中华民族怎样取得革命胜利时，他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 1943年毛泽东为新落成的中央党校大礼堂题字，写下“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每个个人，我们所取得的真正的成绩和荣耀，都是通过科学手段达成的事实成果。 人类最大的大是大非，就是讲究科学和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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