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嘭!嘭!嘭!”急促的敲门声。 门外,是催收债务的银行信贷员,“王先生,您在吗?请问您能开门吗?”门外的语气逐渐急躁,这是对方第三次上门了。 屋里,王超在客厅沙发上坐着,妻子周萍斜靠在卧室的床头,二人一言不发。前两次债务催收人员上门时,这对80后夫妻已经说尽了拖欠房贷的原因,这一次,他们不知道还能说点什么。 敲门声不停,王超突然站起来,跑进厨房,拿了把菜刀,打开门大喊了一句,“就是没钱还!你们还要怎么样?”周萍吓坏了,从身后拦腰抱住他,带着哭声求他要冷静。 王超,原本在一家出口汽车零部件企业做销售,周萍,是一家在线教育平台的讲师,此前,两人月收入共约五万元。他们的住房计划是,先在河北燕郊买套房安顿,等积蓄更多后,再将房子置换到北京。2020年开始,这些计划都成了泡沫。新冠疫情、外贸行业承压、教培寒冬......这对80后夫妻双双失业。 今年5月,燕郊的房贷开始逾期,夫妻俩透支了所有的信用卡、花呗、借呗,借尽亲朋好友的钱,仍旧无法补上贷款。现在,他们面临的是被银行起诉,房子将拍卖抵债。这个家庭从中产小康,到债务如山,只不过两年的时间。 01一个接一个坏消息 2017年,周萍二十八岁生日当天,他们买了燕郊的房子。此前半年,他们看遍了通州、房山等北京郊区的房子,最终锁定燕郊。燕郊,虽属河北,但与北京通州隔水相望,距离天安门东的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北京市区。因此成为囊中羞涩的“北漂”年轻白领们,首套置业的选择。 当年,燕郊满大街都是这样的宣传标语,“半小时直达国贸”;“北京给不了你的,燕郊都有”;“永远有一盏灯,等你回家”。燕郊房价一路走高,均价达到每平米4万,热度一度超过了北京通州。 王超相中的是一套不到90平的两居室,正南朝向,采光优越,卧室和客厅都有大落地窗,看房的日子是个晴天,满屋子亮堂的阳光洒进来。夫妻俩觉得,“这像个家。” 小区的地理位置,让他们两人通勤的时间都能在一小时内。中介还说,附近楼盘新开不久,就售出了90%的房源,结果,王超和周萍从看房到交付首款,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房子总价280万,首付75万元。在湖北老家的双方父母,并不知道燕郊隶属河北,只听说孩子们要在北京买房,连连表示“孩子出息了”,于是拿出了各自压箱底的存款。四位老人还张罗跟亲友们借到了15万元,再加上夫妻俩婚后的全部积蓄,最终凑齐了首付。 房子月供8000多元,30年偿还。以二人当时的收入来看,并无还款压力。 王超,任职于一家面向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出口汽车制动系统零部件的公司,工作是负责与海外客户对接、签订销售订单。订单旺季,他的月收入能有三万元左右。周萍,在课外培训行业教授初中英语课程,底薪不高,但每周近30课时的密集排课,也能保证两万元左右的月薪。 燕郊,是这个小家庭梦开始的地方。王超回忆,周末,只要不加班,他们就会一起出去逛街、郊游、露营。每个月的收入除还房贷和日常开支外,还能剩下一笔钱。王超会用盈余购买一些小额基金理财,周萍则喜欢看直播,享受“剁手”消费带来的满足感。 夫妻俩也有了备孕计划。“买房,绝不会亏本”,直到一年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时,他们还存着这样的信念。 2018年,王超发现,他没有像前两年一样涨薪。公司的说法是:传统汽车行业受到新能源车快速发展的冲击,汽车制动系统零部件的出口销售额下滑了。第二年,“中美贸易战”开始,美国市场客户纷纷取消订单,转向东南亚生产厂商。未取消的订单中,除了部分货物无限期延迟发货外,其他又面临着关税和物流成本的快速上升。 到年中会议时,公司成交数额已经下降了30%以上。这年年末,因为经手的订单量下降,王超的绩效大不如前,个人收入也下降了约20%。从那年起,他养成了一个新习惯,下载了不少新闻APP,关注了不少公众号,每天都刷手机看各类政经新闻。2019年底,王超在抖音上刷到,美国因“流感”而导致上万人感染甚至死亡的新闻。 由于他负责对接美国客户,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新闻,看看美国的实时新增病例。“新冠疫情”,对王超而言,最初是从关心客户的处境开始的,直到变成自己的切身处境。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 每年都要在武汉中转、然后回乡探亲的两人,这一年放弃了春节回家的计划。除夕夜那天,他们自己炒了几道小菜,喝了些啤酒,春晚还没播完,他们就关掉电视,洗洗睡了。这一年,王超每个月到手的收入减少了40%。还完房贷后,就没剩多少了。 公司里,也似乎安静了许多,从前热衷讨论买基金、炒股票等的同事,话少了。有人开始打游戏消磨时间,“有时候一玩一个下午,玩游戏的时候,什么也不用想。”王超记得,同部门有一个年轻的同事离职。走的那天,在微信里简单告别,王超心想,他还年轻,没有房贷压力,换一份收入更加稳定的工作也好,“真羡慕年轻人还有说走就走的勇气,我不行啊,我背着几百万贷款。” 王超收入锐减后,周萍挑起了家里的经济重担。2020年,对周萍来说,是相对平顺的一年,不断出现的居家隔离,倒使上网课的孩子们多了起来。周萍在线上的排课、比以往线下培训更满,高峰时期,一周要上50个小时。每天早上八点,她起床洗漱,备课讲课、回收反馈,一直忙碌到晚上十点。 课程费加绩效奖金,这个小家庭每个月依然有近三万元收入。 不过,家庭收入缩水后,生活还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周萍的护肤品,从欧美大牌换成了性价比更高的日韩系;两人在家做饭的次数明显变多;比起连锁生鲜商超,两人更愿意去附近的菜市场。六月初,北京爆发疫情,王超也开始居家隔离,没订单的时候,他就打游戏,有时玩得晚了,周萍忍不住骂他两句,王超不反驳。他理解,养家之难。 2021年年中,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周萍,也失业了。 当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政策落地,过去一年里如火如荼的在线教育赛道骤然降至冰点。 周萍所在机构,课程全线停摆,部门开始裁员,最先是考核业绩不佳的同事,之后是入行不久的应届生,周萍作为小组里年龄较大的“姐姐”,刚开始会向离开的同事们说几句安慰和鼓励的话。后来,走的人越来越多,她也没有心思说话了,不知道何时轮到自己头上。两个月之后,她收到了HR的信息。 周萍说,她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除了给孩子讲课,也不知道自己还能胜任什么工作。 办完离职手续那天,回到家已是傍晚。还在收拾工位杂物的时候,她就发微信告诉丈夫,自己也失业了。“现在形势不好,你也别太难过,先回家吃饭吧,”看着王超发过来的三个拥抱的表情,她哭了。 02余额清零 夫妻俩,还有一笔小小的存款,这是短时间内他们生活支出的唯一来源。 两个人都各自准备了简历,开始求职。周萍在BOSS直聘和猎聘等平台都上传了简历,但主动联系她的企业寥寥无几。每一次主动出击,回复要么是“不好意思,您的经历和我们的职业需求不太匹配”;要么是温度更低的“您不符合我们的需求。” 去年7月,为了增加收入,王超注册成为了一名网约车司机,准备下班后接单赚钱。可他不如那些多年的老司机,熟悉平台的接单规则,平时在北京市区内转悠得也不多,对路况的陌生影响了他的接单速率。算算每个月烧进去的油钱和时间,王超觉得,这是个亏本买卖。 一个月后,为了照顾情绪越来越糟糕的妻子,王超不得不辞职回家,两人月收入为零。即使吃穿用住都迅速进入了“节省模式”,这个小家庭一个月的固定支出也在一万元左右,其中房贷就有8600元。 每次收到余额短信提示,王超都忍不住吸一口凉气,“这就是坐吃山空”。 大半年的时间,银行卡里的余额清零了。夫妻俩就先后办了四张信用卡,用“以贷养贷”的方式维持生活,很快,四张信用卡都透支了。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王超犹豫了许久,还是红着脸给父亲母亲打了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他脑袋嗡嗡作响,具体说了些什么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末了,母亲对他说:“实在不行就回家呗,你们两口子住家里,至少吃住不花钱。”父亲说,“我和你妈有养老金,平时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你们两个,不用操心我们。” 这些话,让他们心里更酸涩。 接下来,就是向周围的朋友们借钱。眼看濒临断供,但开口还是感觉羞耻的,不知道怎么解释,两年前顺利买房上车的人,如今却到了需要接济的境地,”借钱的时候会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感觉,好像我们也没做错什么,但就是变成了loser。“ 每一次张嘴借钱,王超都焦虑好一会儿才能发出讯息,最熟的几个哥们儿借遍了,“这半年老得特别快,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今年5月,房贷还是到了逾期还不上的那一天。 断供后,王超最怕听见的,是手机铃声。一开始,银行催收人员语气还挺温和的,跟他介绍一旦停贷,后续可能面临的是征信方面的限制,建议他“尽量不要停贷”。逾期三个月后,催收人员上门了,王超跟对方解释,最近实在手头紧张,借到钱就尽快换上。 说的次数多了,双方都变得不耐烦起来。再到后来,听见催收员的敲门声,王超每次都假装不在家。 他很清楚,停贷意味着什么。 逾期偿还月供,意味着违约行为发生,银行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法院支持银行的诉讼请求,王超将被定性为失信人员,他们名下的资产——房子,可能会被法院强制拍卖,成为“法拍房”。除了失去居所之外,失信人员的不良记录还会被纳入征信,影响日常生活。 王超咨询过律师,“法拍”的房子比起正常的商品房,价格低不少。第一次拍卖起始价大概只有正常价格的70~80%,二拍和三拍的价格更低,最后成交价格可能只有市场价的一半。 信贷员秦玥,是上门催收王超夫妇的银行工作人员。据她介绍,她的客户中有近30%的欠款人无法及时偿还。 每次上门催收时,秦玥也是忐忑的,借贷人脾气温和的,只是闭门不出,或者承诺她会想办法;但也有性格刚烈的,打开门就是一连串脏话和辱骂。 秦玥说,“我和他们一样焦虑啊”。催收失败,就意味着无法完成KPI,自己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 秦玥也有房贷要还——在老家石家庄买的新房子,贷款还没结清,楼盘已经烂尾了。 进入盛夏,在北京打拼了九年之后,这对北漂夫妻攒下的所有资产清零了。王超和周萍商量后,决定卖掉燕郊的房子,回老家湖北孝感生活一段时间。 做这个决定之前,王超编辑了好多次信息,硬着头发向大学室友借钱。对方并没有多问,就利索地转了五千块过来,但王超当时就下决心,再也不想这样借钱度日了。 王超跟父母谈过,计划回老家后跑网约车、送外卖、或者在当地企业里找一份销售的职业,“至少先吃饱饭。” 在这个时点卖房,就意味着赔钱。 自2017年春季开始,楼市调控连续加码,燕郊出台的新规明令要求“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当地3年及以上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或纳税证明的,限购1套住房”。燕郊房市逐渐冷清。 等到疫情爆发之后,从燕郊进入北京,需要提供工作证明、居住证明加核酸阴性报告,往日里畅通无阻的道路如今排起了看不到尾的长队。王超记得最夸张的一次,进入北京,他在路上堵了三个多小时。曾经作为燕郊隐形资产之一的“离北京近”,如今成了一纸空谈。 业主群里,有人吐槽,“附近原来三万二开盘的房子,现在一万八还没卖出去。”房贷还没还完的邻居也开始卖房、及时止损。按原价的八折出售,都无人问津。 王超算了一下,原来280万元的房子,如今想卖出去最多只能拿到170万元左右。联系了中介,对方给出的建议价格比他和妻子预估的还要再低20万,”现在的行情和市场,您也知道。“ 最终,王超以购买价六折的价格把房子挂上了转手平台,期待着有买家可以将他们从眼下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不过,至今这套房子还没有卖掉。 《2021年度中国杠杆(电视剧)率报告》,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其中写道:“从近两年看,银行起诉房贷违约断供的案件大幅增加,法拍房数量暴涨,从2019年的50万套,增长至2021年的超过160万套。”另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截至3月8日,杭州以5.16万套法拍房位列全国首位。 这仅仅是在阿里拍卖上的统计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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