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知道背景,你可能会以为这是哪个年月的逃荒,但这其实就是这两天,30万富士康工人逃离郑州,步行回乡的场景。 就在几天前,除了一些私下流传的小道消息,外界对郑州疫情仍所知极少,至于富士康工厂里发生了什么,就更不得而知了。 郑州这一波疫情起初只有零星爆出,10月13日起,富士康厂区开始封锁,虽然每天都有人感染,但不得旷工。 富士康对郑州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此前两年多,哪怕疫情最吃紧的时候,据说这家工厂都没有停工过。但这次,可能也正因为了不想停产,阳性就转运,剩下的继续干活,又没做好封闭式管理,终于爆了。 据《飞越梦工厂》记述,在恐慌蔓延之后,工友们开始口口相传,厂子围墙边有一处无人看管的“狗洞”可以钻出去。就这样,在得不到基本生存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为了活命而逃离。很多人说,再也不来郑州了。 这些本来就在郑州没有家的年轻人,唯一的退路就是回乡,此时,还是父母那句老话:“儿啊,钱没有挣到没有关系,先回来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0月底的中原大地,已进入初冬,他们依靠着求生本能,朝着家的方向一直走。那是他们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考虑到他们原本每天要在一个狭小的地方遵守严格的生产纪律,这其实是一次骤然降临的瓦解,就好像原本支撑你生活的拱顶突然消失,每个人被迫以最原始的手段自谋生路——他们之所以要徒步回乡,是因为郑州通过各地的所有公共交通均已停运。 工资不要,行李不要,人们只带着最简单的生存装备,靠自己的两条腿离开。有人总结了“默认的逃亡规则”:“走高速、不进村、不进城,不见人,不连累任何人,到所属地界主动联系120报备。” 有个女孩子写道:“走了九个小时,第一次佩服自己的勇气,凌晨踏过河流,走过坟岗,穿过树林。”这恐怕是她出生以来都没有过的经历。只是靠着“老百姓帮老百姓”的底层互助,他们才得以走完了这段漫长的返乡路。 看到这些,很难不动容。这种旅途流利的苦楚,对现代人而言其实是相当陌生的,也因此很自然地唤起人们对1942年逃荒的记忆。尽管如此,这两者之间仍然有着本质差别:那时的逃荒是离弃家园,而这次是重返,当然,那时的饥民还不至于被视为一种外来的威胁,沿途受到各种码的监控。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情他们。微博上“沙漠里的经纬线”说: 年初吉林一大学的学生怕感染,哭天喊地,犹如惊恐的小鸡仔;现在富士康的人,害怕感染没人管,不惜徒步走几十上百公里回家,很多评论说累死也比在里面感染强。 两个群体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谈病毒色变,无论知识的多寡,对病毒的认知出奇一致。 年轻人已经废了。 我想,在同一个行为背后,完全可能存在着相去甚远的各种动机。也许是有年轻人“谈病毒色变”,但更多的人怕的未必是病毒本身,而是出于对身处险境的本能感知。 代入他们的处境想一想,在里面不知道会不会被感染,就算不感染,一天天的连吃喝都不能得到保障,更不清楚接下来情况是否还会恶化,那么在还能走的时候赶紧走,是再正常不过的求生欲。就算你不害怕病毒本身,但一个明摆着的现实是:你留下来,很可能陷入更不利的处境。 批评者忽略了一点:当人们无法免于匮乏和恐惧时,仅仅要求个体“理性坚强”,还鞭挞做不到的人“废了”,这不仅冷酷,而且残忍,因为这根本无视了个体真实、具体的困境。 按理来说,“真实的生活”似乎是最直白无隐的,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它却是经常被无视的。也是这几天,在谈到郑州疫情时,有人这样提醒:“抖音是记录美好生活的,不是记录真实生活的。” 正如T.S.艾略特所言:“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真实。”真实的事物有时令人不快,因为它往往和我们既有的认知不符;但在看到他人的苦难时,重要的可能不是抨击他们,而是先去理解他们为何身陷其中,并设身处地想想他们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 虽然远隔千里,但我很能体会那种滋味,因为河南当下发生的,很像是上海封城时各种场景的重演。郑州人也说,这是郑州最接近上海封城的一次。 我也清楚地知道,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地域、经历、观念等种种差异,会将我们分离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今年春的封城,上海高校在河南滑档,录取分数线降了很多,我甚至还听说了这样的故事:有男生考了590分,本可进上海不错的大学,但被姐姐坚决阻止了,因为她厌恶上海在防疫中表现出来的“买办城市”底色。最终他去了郑州大学。 现实表明,上海人经历的,河南人也可能经历;反过来河南人正在经历的,我们也都有可能会经历。这是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时代。 张丰在《就这样沉默地走在中原大地上》中说得对,“几乎中国人要受的苦,河南人都要受一遍,而且河南人往往又是最苦的”,他说:“在这样的逃难场景中,我看到了父母和祖辈的命运,也看到了自己,我没有办法不身临其境。” 常有人说,没办法,等全国都轮一遍就知道了。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疫情是一次“无知之幕”的全民体验:无论贫富,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即便暂得安宁,但不要心存侥幸,同样的境况完全有可能轮到自己。 不过,说实话,就算这样,我也并不乐观——并不是体会过了,人们就能醒悟过来,产生同样的反思了,毕竟人的观念、性情、经历和处境千差万别,更有甚者,不少人即便在看到他人的苦难之后,也无所触动,只是庆幸没有落到自己头上。 要产生对他人处境的共情,首先要能“看见”:长久以来,我们都习惯了宏大叙事,那势必会遮蔽微弱的个体。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说过:“我们只看到聚光灯下,却看不到黑暗中人。”很多人的生活,正是在得不到曝光机会的黑暗之中。 中国人很能忍,即便承受了这些,在时过境迁之后,往往也不愿提起,仿佛那是搅扰自己当下生活的幽灵——“都过去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这是人们挂在嘴边的常用语。 但我想说,这些是有意义的。我们要活下来,保存这些记忆,直到我们亲口将它讲述。就像琼·迪迪翁那句名言,“我们为了活着而给自己讲故事”,这些记忆不仅会塑造每个人自己,也会借由这些共同的经历,塑造一群不一样的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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