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勇敢的女明星，中国为什么不配拥有?

《小鞋子》或许是大部分中国观众看过的第一部伊朗电影。

40 万人打出9.2 分，稳居豆瓣 top250。

1999 年在美国上映时，创下伊朗电影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房纪录。

获第 71 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伊朗电影，冲出了世界。

但，荣光之下，再看此片，最大的感受却是朴拙。

全片讲了一个简单的儿童故事。

一天，哥哥不小心弄丢了妹妹的鞋子。

这是个贫困的家庭，那是妹妹唯一一双鞋。

哥哥哀求妹妹不要告知父母。

他焦急地奔走在街头巷尾寻找鞋子。

他和妹妹不得不在上学时窘迫地共享一双旧球鞋。

影片最高潮，哥哥参加了一场马拉松比赛。

因为第三名奖品正好是一双新鞋子。

但荒诞的是，因为发力过猛，哥哥成了第一个冲过线的。

影片结尾，赢得冠军的哥哥，因为错失季军奖品而悲伤落泪。

不只情节单纯，这部影片各方面都很朴素。

小成本制作，非专业演员。

自然光源，同期声音。

摄影、剪辑都相当朴素，有浓浓的写实风格。

但最打动人的也正是朴素的影片传递出的质朴情感。

它远远超出了兄妹情，更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和人性照拂。

片中，兄妹俩其实一开始就找到了丢失的鞋子，它被一个小姑娘穿着。

他们试图讨回鞋子时发现，小姑娘的父亲是一位盲人。

善良的兄妹俩默契地对视一眼后，默默离开了。

相比好莱坞电影龙卷风一般的狂轰乱炸，此片如一阵微风，不够浓重，却能触碰到人们最纤细敏感的神经。

但这并非导演马基德 · 马基迪独辟出的风格。

可以说是 80 年代中期之后，伊朗电影新浪潮时期作品的整体风格。

新浪潮主将阿巴斯 · 基亚罗斯塔米拍出的「村庄三部曲」（《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生生长流》）中，这种美学风格已经相当成熟。

亦是以平实的影像、淳朴的情感，呈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但这与其说是创作者自觉的选择，不如说是因势而动、软性抗争的结果。

由于伊朗政教合一的国情，电影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视作「亵渎神灵」的存在。

尤其是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电影生产一度中断，很多电影人因「腐蚀公众罪」遭起诉，政府下令审查所有以前公映过的影片，90% 的作品（约 2000 部）被禁演。

伊朗电影彻底落后于全球电影发展的步伐。

也因此，早期大部分本土电影几乎看不到先锋的技术和理念。

罕有先锋意识的导演阿巴斯，在国内被封杀了十余年。

《我在伊朗长大》

伊朗的电影审查制度更是完全被教义浸透。

除了禁止常规的暴力、血腥画面外，对女演员要求尤为严苛。

女演员必须戴好头巾、面纱，不做「过激行为」。

这使得最寻常的男女关系都很难呈现。

《橄榄树下的情人》里，男女主拍爱情戏也要谨慎地保持距离，目光都不敢相触。

无奈之下，才有越来越多的导演选择将镜头对准儿童。

阿巴斯说，在不那么政治性的电影里也可以实现政治的表达。

他们借孩子纯真的视角，隐曲地呈现社会的苦难，呼唤人心良知。

就像《小鞋子》中，孩子澄澈的目光和家中惨淡的光景形成刺眼的对照。

《白气球》《谁能带我回家》等很多伊朗儿童电影中都有类似的画面。

《白气球》

但为什么直到 1997 年这部《小鞋子》才让伊朗儿童电影真正进入国际视野？

除了影片本身的质量外，更与当时的文化政策有关。

伊朗电影有两次发展期，第一次是1982 年，伊朗政局稳定后，为发展经济，鼓励本土文化发展。

设立了法拉比电影基金会，为电影创作提供资金援助，审查也开始放宽。

但宗教限制依然严格，儿童、青少年题材也就成了基金会主要扶持的电影类型。

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产生于这一背景下。

伊朗儿童电影也由此发展、成熟起来。

伊朗电影的第二次勃兴是1997 年新总统上位后。

全球化的刺激下，伊朗政府再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取消了极端审查规定，解禁了外国进口片，还倾资支持年轻导演出国学习。

在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电影人才，还有女性导演。

莎米拉 · 玛克玛尔巴夫

在这一背景下，美学风格已经臻至成熟的儿童电影《小鞋子》，水到渠成地打开了伊朗电影走向世界的大门。

同年，其实还有一部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

虽没有市场的巨大反响，但却在艺术一极同样将伊朗电影推向了国际舞台。

走出闭塞的环境后，与世界的沟通、对话成了伊朗电影即将面临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