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要抢”的灾民性格，我们为何改不掉？

抢药、抢米、抢口罩……为啥我们无论买什么，都能“抢”起来。

这几天咳嗽，今天去药店买止咳糖浆，发现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前两天突然因为被买断货而成为网红的“蒙脱石散”等药品，今天终于在那家药店到货了，被摆在了入口处最显眼的位置——但足量的药品到货了，反而没人去采购了。

结账时，就这个问题跟售货员妹子闲聊了几句，她也很吐槽这件事，说最近大家买药，都是一阵一阵的，还半开玩笑的感叹了句：“哎呀，最近最折腾的就是我们（药店）了。”

想想倒还真是，疫情防控放开后，从最开始抢N95口罩、到后来抢连花清瘟、抢布洛芬、抢诺氟沙星、抢各种退烧药、到最新近的抢蒙脱石散。中国很多药店最近这一个月，一直在忙着“打地鼠”——某类药品一旦“网红”了，就顷刻间被买断货。而等药店反应过来，加大进货量，旧药热度已经过了，附近的居民又开始成群的来问：新的“网红药”你家还有没有？……

我猜，此时此刻，药店或许都会怀念过去——以前一来个什么病，大家都集体去囤板蓝根。因为虽然相信板蓝根“包治百病”也很扯，但好歹那种囤药潮是单一化的，可预期的。比最近这种抽冷子一样的防不胜防好太多。

其实，非要说起来，变种新冠来了就抢蒙脱石散这种事，真的很难说比相信板蓝根包治百病理智多少。据说，这场风潮最初只是因为某个修打印机的网友发了个朋友圈而已。蒙脱石散如果有灵魂的话，它估计也很懵逼：“你说我一个止泻药，怎么突然就被请去当了治疗新冠的网红药了呢？我也不是谦虚，你们另请高明吧……”

而如果你记性好点，会知道这种恐慌性的疯抢在我们社会中挺常见的。比如大约十年以前吧，彼时我还上大学，有一阵子超市里突然买不到盐了，还有盐卖的超市里你都能见到有些人不怕齁死似的疯狂买盐，搞到最后但凡想在家里做菜的人都不得不一起“共襄盛举”，因为再不抢，明天你家里做菜就真用不上盐了。

可这是怎么回事儿呢？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那阵子日本刚出了福岛核泄漏事件，有专家说防辐射要给孩子吃碘片，然后传着传着就成了加碘盐也成了“抗辐射神药”，再然后大家都开始抢盐，哪怕那盐里根本不含碘。

于是当时就出了一个对子：上联是“大核民族”，下联是“盐荒子孙”——真的，事前你根本想不到，日本一个核泄漏，能在中国掀起这么一场抢盐潮。

如今这事儿过去十多年了，也不知如今抢药的人当年囤的盐吃完了没有。但这十来年社会经验告诉我，很多中国人真的很喜欢扎堆抢东西，从盐到药，再到疫情前的出国各种“买买买”，东西似乎真的只有大家一起扎堆抢起来买才香。

这种情景总让我想起以前做社会新闻编辑时，经常看到一种场景——一辆大货车在乡间公路上翻车了，然后一伙村民上去哄抢。

归根结底，这种哄抢不是村民目无法纪，而是大家都感觉，当某件事大家都上去抢的时候，好像你不跟着抢一下，就仿佛不安全一样。

“抢钱！抢粮！抢娘们！”这是电影《投名状》里的名言，我忘了看到哪篇影评了，说这句话，尤其这话是中国几千年“灾民性格”最好的总结。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从今天依然频繁发生的“强x潮”当中，你能感觉到，这种“灾民性格”，其实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延续。我们的内心深处，似乎依然活着一个饥饿、焦虑、从众、一风闻有个什么紧俏物资就要上去抢一抢的“灾民”。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近现代学者中，最早关注到中国人这种民间情绪的，可能是社会学者费孝通先生，记得他在研究中曾举例提到，自1942年河南发生大饥荒之后，中国人对粮食的恐慌一直没有缓解，连带着粮价也一直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这种恐慌甚至一直持续到了抗战结束后，江南等并不缺粮、且得能到国际物资援助的地区粮价也一直没有稳定。

对粮食的恐慌性抢购和粮商的囤积居奇，一直是等到新中国建立后，采取强制手段打击“投机倒把”并建立统购统销政策才结束，也正因如此，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执行了约四十年的粮票制度才一度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

可是今天回头看来，这种解法确实解决了紧缺时代的恐慌问题，但它是以终结粮食买卖的自由市场来作为代价的，它并没有正面回答，习惯了物资紧缺、喜欢扎堆“抢”东西的中国人如何与现代社会必须建立市场经济相融合的难题。

而费孝通先生在他的名著《乡土中国》中，对中国人为什么做什么都喜欢扎堆的问题，曾做过一个独到的解释：他认为与久受城市文化浸润的西方重视契约不同，乡土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建立，不是依靠契约的，而是依靠乡民之间“熟悉性”，在这种强烈的“熟悉性”下，乡土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交流并不是基于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规范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简单的说，传统中国人的安全感，不是从社会、政府或他人与订立的契约、许诺中获得的，而是从“熟悉性”的从众当中获得的。当一次危机来临的时候，也许有关部门会作出公开的许诺，保障某项基础必需品的供应。但熟悉灾难而不信契约的中国人，不相信这种契约式的许诺，我们更习惯于看熟悉的人怎么做，当看到邻居老王、老张、老李，都跑去抢购某种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会像费孝通说的那样“不假思索”的跟着一起这样做。

是的，无论哄抢，还是逃荒，每到危机来临时，中国人就喜欢扎堆，并相信大家扎堆一起做某件事，哪怕不理智，也至少安全。

放在世界史的角度上去看，依赖“熟悉性”来生存、不停的从众、抢购、扎堆，这其实是一个人在一个什么都无法保障的前现代社会不得不养成的生存本能。当一个社会无法保障人与人、政府与个体之间的契约被有效执行时，人本能的就只能去“印随”那些自己最为熟悉的亲朋好友。

只是，由于中国古代帝制历史尤为漫长，在长达两千年的时光中，公权力习惯于将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缩减到最小。这就在事实上造成了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事实上的“低契约”乃至“无契约”社会。当社会什么都不向个体许诺，或者许诺了也不可靠时，人们当然就只能通过“别人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的随大流而获得起码的安全感。

所以你会发现，古代历史上，习惯“灾民性格”的中国人有时会做一些看似特别不理智的“随大流”行为，比如孔飞力为我们解析过的《叫魂》。

因为不相信社会契约，所以反而更喜欢扎堆、从众，这看似似乎是个悖论，但实则是说得通的——我们总处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感当中，因为我们对社会、对市场基于契约的信任感极低，很多人对哪怕药品、食盐这种基础生活物资能否足量供应，都是心存焦虑和恐慌的。所以很多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伪集体主义”，只是试图从“随大流”，补足缺失的社会契约无法满足的那份安全感。

解决这种灾民式的焦虑和恐慌的唯一有效途径，当然是让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和市场做到言而有信，对民众的每一个契约式承诺都能保质保量的完成，这样，当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公共契约的信任越来越强时，公众才能从那种古老的灾民式焦虑和恐慌当中走出来，不再扎堆和从众，而去拥抱现代经济社会当有的理性自由秩序。

反之，如果契约一再被打破，公众生活的不确定感增加，从众、扎堆和抢购作为一种低契约的前现代社会生活中必备的生存本能，很轻易的就会出现回潮。而每当这种回潮来临时，混乱总是必然的——因为现代社会本不是为了应对风潮建立的。

刚刚过去的2022年，对很多人来说，是特别不确定的一年，静态、封控等事件不停的打乱着我们的生活，年末又突然遭遇了从封到放的神转折。在这一年的疲于奔命当中，很多人对社会契约的信任感正处于低点，在这种群体心理当中，一再出现各种“抢药潮”，虽然看似新奇，但也在情理之中——在医疗挤兑之外，它更是人们心态变化的一种表征。

而新的一年中，社会需要回答的问题，不仅仅是有足够的药品应对这场医疗挤兑，更是能不能通过稳定的生活、经济的发展，重新培养人们心中的“契约信任感”，让公众重新对基础物资的正常供应、社会对其契约式许诺重拾信心，这一点非常关键。

这不仅仅是关乎下一次会不会再有药品被抢购的问题，它更关乎我们这个社会能不能遵循现代逻辑、依靠自由市场，正常的继续发展下去。

愿哄抢了几千年的我们，能在未来获得一份许诺与泰然，不再一有风吹草动，就被迫依靠这种“灾民性格”活着。

（ 注：本文原标题《这种“灾民性格”，我们为何至今还没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