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秩序紧急委员会今天公布报告,指出在去年冬天持续数周的“自由车队”抗议活动中,自由党政府启动《紧急状态法》的做法合规。稍后,杜鲁多表示,他后悔把自由车队的抗议者称为“边缘少数”,并承认他的政府原本可以采取更多措施,避免不得不援引《紧急状态法》来结束抗议活动。 法官Paul Rouleau在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提交议会后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 他说:“我不是轻易得出这个结论。” 这份长达2000页的报告称,“自由车队”抗议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刻”,COVID-19疫情以及网上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加剧了这一局面。 报告还发现,安省政府缺乏合作,影响了占领初期的管辖权和资源问题。 “我发现安省不愿全面参与解决渥太华局势的努力令人不安,”专员Paul Rouleau在报告中写道。 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福特政府只是在一周多以后才参与,当时抗议者开始封锁温莎的大使桥,造成了潜在的金融和贸易影响。 结论是,一系列的警务失误和“联邦制的失败”导致了抗议活动的失控,并对渥太华居民产生了惊人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可以避免的,”Rouleau写道。 去年秋天,委员会进行了为期七周300多个小时的的听证,以及汇总了9000份证据文件。 调查听取了100多名证人的证词,其中包括总理杜鲁多和其他几名内阁成员、高级官员、抗议参与者、警察和渥太华市官员。 《紧急状态法》于1988年取代《战争措施法》。面对在国会山周围的街道和几个边境口岸举行的抗议活动,杜鲁多于去年2月14日首次启动该法律,允许采取临时措施,监管和禁止公众集会、指定安全地点、指示银行冻结资产以及禁止支持参与者。 Rouleau在他的报告中说,根据该法案采取的大多数紧急措施都是适当和合理的,而其他一些措施,如暂停车辆保险,则适得其反,可能是危险的,以至于加拿大皇家骑警决定不向保险公司提供参加抗议活动的“指定人员”名单。 总的来说,Rouleau提出了56条建议,其中27条是针对如何改善警察行动的,还有几条是针对法案本身未来的使用。 Rouleau说,他不接受不同车队组织者的说法,即渥太华的抗议活动是合法和平的。他指出,虽然一些抗议者有积极的经历,“比如在街上按喇叭、喝酒和跳舞”,但渥太华的居民认为这些是“骚扰和恐吓”。 “从大局来看,渥太华的局势既不安全又混乱,”他说。 Roulea还指出,为遏制病毒传播而实施的COVID-19限制措施“对许多加拿大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卡车司机的形象被证明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 Rouleau说,他认为渥太华的抗议组织者并没有尽力阻止骚扰和负面行为。 他说:“尽管要承认抗议活动存在争议性和极端分子,但不应影响我的调查结果,即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抗议者寻求进行正当和合法的抗议活动。” “他们的参与本身,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或宽恕极端或边缘参与者的行为。” 杜鲁多在周五的记者会上说:“我希望用是的不同的措辞。” 他表示,他谈论抗议者的范围太广了,他承认,其中许多人只是想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反对政府为期两年的疫情限制。 杜鲁多说,他应该更具体地说,有一小部分人持有反疫苗的观点,他认为这是造成伤害的。 他说:“事实是,这个国家有极少数人故意传播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导致加拿大人死亡,给相信他们的人带来过度的困难。” “但那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只是受伤、担心,希望被倾听。” 在杜鲁多之后不久举行的另一场记者会上,保守党领袖博励治指责杜鲁多是加拿大分裂的主要来源。 “他的目的是分而治之。他相信,如果他能让加拿大人互相攻击,那么他们就会忘记生活变得多么悲惨。” “他认为如果你害怕你的邻居,你就会忘记你付不起房租。如果你害怕一个卡车司机,你可能会忘记你饿了,把你的眼睛从那个造成问题的人身上移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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