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黄雪琴，你为什么要应该要认识她？

这里讲述的事情，和黄雪琴的办案材料上记下的事情，是同一些事情。我们面对的黄雪琴，和警察面对的黄雪琴，是同一个人。如果这是罪证，我们也希望“罪证”能以另外一种面貌呈现。这是我们讲述的历史。

撰文 林亚明 麦丢替

编辑 娑罗树

摄影 方月

2023年9月22日，黄雪琴和王建兵“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案子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靠近法院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前一晚，法院四周被红色水马围起来，常在那一片跑车的司机说，这些被围挡占据的道路，原本停满了车，能自由通行。

由于案件名义上是公开审理的，王建兵的爸爸、黄雪琴的爸爸和哥哥得以进入法庭旁听，旁听席上，还有四个陌生人。

黄雪琴坚持不认罪认罚，她很早就告诉律师，无论一审开庭结果如何，她一定会坚持上诉。在法庭的自我辩护阶段，黄雪琴有一段陈词，据转述，大概意思是：写文章是出于记者本能、职业良知。这些活动是带给国家进步的，她没有想过要推翻政权，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国家的改良，她希望带给社会的是善良和积极进步的精神。她知道自己不安全，迟早有一天会面对这样的状况，但需要承担的后果，她愿意承担。

两年前，她们俩消失得无声无息，但雷霆之手并没有能力抹去关于她们的记忆。我们寻访了黄雪琴的朋友们，试图拼凑出她在被捕前的两年里究竟经历了什么。黄雪琴的故事如此重要，它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或是为了呼吁发声。她的故事和经历，对于今天绝大多数人（面对现实痛苦茫然的人们，有良知的人们，还想要做点什么的人们，或单纯想重建生活的人们）仍然具有启发性。

黄雪琴第一次被捕是2019年10月，在经历了4个月的指定住所监视居住之后，于2020年2月取保获释。那是广东的冬天，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也是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前最后一段自由时光。在谈到第一次被捕相关的经历时，黄雪琴尚能坚定地讲出“我对法律还是有点信任吧”。但此后的三年，无论是微小社群到广袤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几乎不太可能有人，再讲出同样的话。

一切都变得那么危险，似乎单单想过一种正直的生活就是罪过。黄雪琴两次被捕之间不到两年，她在广州写文章，关注性别暴力个案，陪伴社群伙伴和个案受害者，她还做了许多弥合社群和公民教育的事。在一些人眼里，黄雪琴所做的事情无疑是正确的、重要的、勇敢的和珍贵的。但在系统的眼里，她做过的事情、写过的文章，交往过的人……又通通都是罪证。

这篇报道里讲述的事情，和黄雪琴的办案材料上记下的事情，是同一些事情。我们面对的黄雪琴，和警察面对的黄雪琴，是同一个人。如果这是罪证，我们也希望“罪证”能以另外一种面貌呈现。这是我们讲述的历史。

米兔先声@ATSH

在报道 METOO 之前，就是卷入罗茜茜这件事之前，我在发调查问卷的时候就已经收集到 了很多的故事，我本来就有想说用 METOO 这个风潮，那么我要掀起中国的 METOO,让中国 人来关注（性骚扰）这件事情。——密西根大学“全球女权主义的比较案例研究之黄雪琴访谈稿”

微信公众号ATSH在2018年2月28日被永久封禁。ATSH是Anti-Sexual Harassment（反对性骚扰）的缩写，由黄雪琴在2017年建立，起初她只是想建立个平台，向女记者们发调查问卷，征集她们被性骚扰的经历。

黄雪琴2010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当记者。职业生涯的前五年，她在传统媒体工作，起初在中新社广州分社跟随高官、报道外事，然后短期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后来又进入广州的《新快报》，做社会和调查新闻。

成为独立记者后，黄雪琴有段时间为《南都周刊》深度部门供稿，这是久负盛名的调查报道团队，其在2012年起底重庆副市长王立军，是中国新闻史程碑的报道。与《南都周刊》合作时，黄雪琴曾孤身前往柬埔寨北方的雷区。那里不少村子在战争时代被军阀埋下大量地雷，村民如今仍与夺命危机共存。

2017年，#MeToo 运动在英文世界社交媒体延烧起来，此时黄雪琴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参与亚洲记者基金访问学者项目。闲聊起来，黄雪琴发现身边一同进修的女记者们，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甚至很强悍的战地女记者都可以被主编当众摸屁股。”她想起自己类似经历。

当她决定调查对女记者的性骚扰状况，她先去问了熟悉的记者，但多数人拒绝直接站出来诉说，实施骚扰的人仍旧是媒体高管，有人担心会被报复，有人说要考虑丈夫和孩子，还有人本来答应和她一起出来举牌，却在晚上接到婆婆的电话，让她不要给家里蒙羞。最后，只有黄雪琴在新加坡走上街头，举起了响应#Metoo的牌子。

她当时几乎并不认识任何女权活动人士。在一次访谈中，她提及曾经关注过2014年厦大性骚扰事件和2016年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记者成希性侵暨南大学新闻学院实习生事件。前者在女权组织长达大半年的报道和倡导下得到处理，并让教育部出台了第一个反性骚扰部门文件。而后者，女当事人承受了极大的“维稳”压力之后，案子以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告终。两案的分水岭，是2015年女权主义者被拘捕的“女权五姐妹”事件。女权行动者终于成为国家机器剿灭的对象。

2016年，当时在暨大新闻学院学习的黄雪琴对各种质疑受害人的言论很不解，对媒体和同侪的沉默更是愤怒：“……你去监督别人，你自己的媒体出了这样的事情你不去监督。”她跑去校园做了一些采访，拍了一个小视频，采访人们怎么看待成希事件。这是她第一次报道性别议题。

女记者们也不愿实名讲述被性骚扰的故事，她们和黄雪琴商量，能否发放调查问卷，让她们可以选择匿名回答。于是黄雪琴注册了微信公众号ATSH，在设计的问卷最后表示可以实名也可以匿名，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进一步沟通。这份调查问卷流传甚广，最终获得1762人参与，搜集了416份有效样本。其中有83.7%的女记者遭受过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骚扰，42.4%遭遇多次性骚扰，18.2%遭遇了5次以上的性骚扰。

也就是这份问卷，让黄雪琴成为中国米兔运动的推手之一。2017年10月15日，因为好莱坞制片人哈维Harvey陷性骚扰丑闻。就在同一天，美国硅谷的罗茜茜在知乎上“如何评价北航陈小武”的提问下，贴出了一千余字的短文，文中讲到她12年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直博期间，被副导师陈小武叫到他姐姐家里，险些被“霸王硬上弓”的经历。

陈小武是惯犯。这些爆料回答聚集了同样被他性骚扰过的女士们，她们组成了微信群，提供证言和证据。2017年10月下旬，罗茜茜在联系北航纪委，实名举报了陈小武，但女学生的举报犹如向深潭投入一粒石子，再没什么涟漪和回音。

罗茜茜看到这份调查问卷时，她与北航的交涉正陷入僵局。作为唯一的实名举报者，她想寻求发出更大的声音，于是她填写了记者黄雪琴的问卷，并留下电话。第一通电话里，黄雪琴对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这令罗茜茜感到遇到了一位真正的记者。通话后，罗茜茜提供了录音等证据，并把黄雪琴拉入举报者组成的“水果硬糖”微信群。梳理完受害者的讲述以及客观证据后，黄雪琴核查清楚了事实，决心帮受害者发声来推动此事。为此，黄雪琴从2017年10月底工作到这年的最后一天。文章基本成型后，她还去联系了律师朋友。为她提供帮助的律师中，四川律师万淼焱后来成为深度介入米兔个案的法律工作者。

在万律师的帮助下，黄雪琴帮助受害者组织了举报文章，提出合理诉求，建议高校建立防范性骚扰机制。获得所有受害者的同意后，2018年1月1日，黄雪琴在公众号ATSH上开始发表举报陈小武的文章，也是在同一天，罗茜茜在微博上公开自己的真名，正面对峙曾经的导师。

女博士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ATSH连续五天推送举报文章和证据，舆论沸腾，媒体的采访请求涌向ATSH，黄雪琴在后台运营，负责筛选靠谱的媒体，再推荐给罗茜茜接受采访，并提供资料支持。

此前因为被举报，陈小武已经被北航暂停了教师资格和相关职务。到了1月14日，舆论浪潮下，北航又宣布撤销陈小武“长江学者”的称号，这个称号在中国学术界具有一定地位，关联起了大量重要研究项目和科研资金。到了1月16日，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态，已督促各高校调查教师性骚扰事件，并将研究建立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这是她们在举报中发起的倡议。

事情的发展与黄雪琴的计划不太一样。她本来认为记者遭遇的性骚扰会成为一个引爆点，但并没有想到，接下来，一系列教育领域的性骚扰个案找上门来：北大沈阳案、甘肃李依依案甚至被自杀的男研究生陶崇园一案，“砰砰砰砰这样子出来了”。

不管是新闻界还是大学，都触动了政权的敏感区。2018年2月24日，ATSH发布预告，称已经与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合作撰写完成了《中国女记者性骚扰状况》的调查报告。四天后的2月28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ATSH账号连同所有文章都消失了。

白球鞋是摄影师方月对黄雪琴的印象。她拍下一组照片，想象黄雪琴仍然自由地生活在广州。

“遇到麻烦”

大家并不是孤岛，我出来讲话是可以有影响的，是可以改变某些事情，给予大家一种力量说我们一起做事情。尤其是女性们，我觉得女性真的是更能的同情共理，你知道吗，可以很容易感觉到对方的感受，可以很大方说出来，可能不为我自己，我是为你我是为她，我是为更多女性站出来。这种心其实一直很激荡我的。——密西根大学“全球女权主义的比较案例研究之黄雪琴访谈稿”

ATSH已发表的文章没有留底稿，黄雪琴更心疼存储后台征集来的性骚扰故事，共有90多个。撰写报告时，她只复制下来了其中的一部分。

即便如此，在2018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广州性别教育中心联合ATSH，为《中国女记者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举办了发布会，微博上还建起了词条。面对几十家中外媒体，黄雪琴在演讲台上分享了报告里的细节，讲话结束后，她和广州性别教育中心负责人韦婷婷站在一起，让记者为她们拍摄合影。

韦婷婷是曾经被拘捕的“女权五姐妹”之一，活跃于性别平等和多元性别领域。2018年3月起，随着女记者骚扰状况报告的发布，以及各地总共80家大学的学生“向母校寄信”倡议的展开，以及黄雪琴与在境外的米兔运动参与者，如罗茜茜、王敖等越来越多的联系，她也进入了“国宝”的视界。政治警察找到了她曾就职单位的领导和主编，撰稿合作过的编辑也都被找过。警察伪装成各种身份，在看似不经意的场合旁敲侧击地问，黄雪琴在干嘛？怎么总是写性骚扰的文章？她背后是什么人？有的编辑察觉到异常，告诉了黄雪琴，后者并没把这些背地里的小动作放在心上。

2018年夏天，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鹏被学生举报性骚扰，中大的校友和学生锲而不舍地通过自媒体和校内活动进行倡导，要求学校作出处理并承诺建立长效机制。在维稳过程中，一个警察表示，米兔已经被认定为境外反华势力的破坏活动，因为“发起者都在国外生活多年，针对的是中国长江学者，明摆着要攻击中国学术制度”。

黄雪琴没有退缩。在她经过扎实调查，核查证据之后在非虚构栏目“网易人间”发表了报道《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这篇文章在微信平台发布后不久就被删了，但后来网易又在网页和客户端更新，也随后被删除。即使被删三次，这篇文章发表次日，中山大学只好公布了对张鹏的处理结果。

黄雪琴认为，米兔运动让大家意识到自己并非孤岛，“我出来讲话是可以有影响的，是可以改变某些事情，给予大家一种力 量……尤其是女性们……可能不为我自己，我是为你我是为她，我是 为更多女性站出来。这种心情其实一直很激荡我的。”她最骄傲的是自己成为一个斡旋者，每个个案都会帮助建立一个支持性的网络：给受害者引荐当地律师，遴选本地记者，让受害者彼此认识，让社工能够参与其中。

事实上她自己更像一个社工。她曾经说，2018 年，她做的更 多的事情不是记者的工作，而是在陪伴受害者，“真的很累很累……可能 一个礼拜有三四个晚上我要陪她们聊到三四点。”一个无法具名的伙伴说，在她的记忆里，经常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去陪那些受到创伤的采访对象，坦白来讲，受过创伤的人是会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出现的，有的人絮絮叨叨，有的人会在创伤之后形成一些边缘型人格障碍。连续性的长时间陪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也会过度消耗陪伴者的能量。“李星星案”当事人在2019年其实求助的第一个人是她，尽管她对事实始终抱有疑虑，并未对外声张，她仍然在当事人找上来的时候尽力陪伴并留下了数万字的记录。

2018年夏天开始，黄雪琴就成为监控的对象。警察不再在外围打转，直接找到黄雪琴，干预她与合作者的关系，并建议她不要写太多有关性骚扰的事情。发声一再被干预之后，她不得不转入地下，从公开发声的记录者，转变为行动者。她也日渐卷入了女权社群，向女权律师转介个案，参与了女权行动派的联署，帮忙打包邮寄联名信。2019年的两会期间，她和伙伴们向代表委员寄出三百九十多封信，呼吁全社会建立防性骚扰的机制。

黄雪琴被捕前的照片

第一次失去自由：在一处无名“别墅”

自2019年以来，被告人黄雪琴多次在境内外网络平台、社交媒体上发布歪曲、攻击我国政府的煽动性文章和言论，攻击诋毁我国政治制度，宣扬颠覆国家政权的思想。——黄雪琴、王建兵案起诉书

或许，在党国强大的机器下，无知和恐惧是可以养成的，信息和新闻是可能屏蔽的，现实和真相是可以被扭曲的。但亲身经历了，见证了，就不能假装无知，不能放弃记录，不能坐而待毙。黑暗无边，仅剩的一丝真实和亮光，绝对不能拱手相让。——黄雪琴，“记录我的’反送中’大游行”

2019年初开始，黄雪琴一边在香港访学，一边陪伴许多当事人。作为义工的陪伴在这年6月暂停了一个月，那时香港爆发了返送中游行，她身穿白衣参与其中。面对墙内社交媒体大面积的信息污染，她在社群网站matters上面传递出真实的声音。“哪有记者不发声？”——当有人提示危险，她就这样回答。

她申请上了2019年9月开学的香港大学人权法专业的奖学金项目，正踌躇满志于那一个LLM法律硕士学位。六月关于香港的稿件发表后，警察连夜出动，去她广州的家里敲门，骚扰她的父母。她只得继续去台湾游学，但从台湾回到广州，却被没收了护照和通行证，无法出境读书。2019年10月，她被控寻衅滋事，失去自由，之后她被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事实上，那是广州白云区一处看守所附近的“别墅区”，她和朋友们猜，也许那是用于“双规”官员的地方。

黄雪琴第一次结束指定住所监视居住那天，是2020年1月17日。取保获释出来的第一个晚上，她没有选择回家好好睡一觉，而是找来一大帮朋友，她执意要先把自己在里面的遭遇很清晰地讲出来。

她刚刚经历了一场内心的战争。

取保获释的前夜，“国宝”们带黄雪琴去烧烤，“你看我们几个月下来也算是朋友嘛。你以前说你一条青菜都不吃，现在还不是坐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喝酒”。

过去，两方打交道，黄雪琴的态度一直是非常直接的。她不跟“国宝”斡旋，油盐不进，常常出现的架势是硬碰硬地讲道理，每一句质疑她都要顶回去，“他们说，黄雪琴，你这个是错的，我说哪里错了，你告诉我，有哪条法律这样规定了吗？”

“一条青菜都不吃”，是黄雪琴写在自己日记本里的话（日记本后来被国宝拿走，成为研究她思想转变的材料。国宝认定她被境外势力洗脑。）第一次被捕前，国宝每次约谈她，点一大桌子菜，她一口都不吃。她觉得那是纳税人的钱。

但即将被释放的那天晚上，她的心情是有一些放松的。这一轮监视居住从2019年10月开始，持续了四个月。她一个人要面对二十多个男女“国宝”。睡觉不能关灯，翻身几次都要被记录下来。这些警察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强硬的和好说话的。雪琴喜欢喝红酒，他们就拉来一箱红酒给她喝，试图让她喝醉以后签下更换律师的协议。也有女警察跟她说，自己本来要在家陪小孩，结果只能在这里陪她。

“国宝”还讲到，“我们也不是魔鬼吧，我们是正常人”，雪琴那天回道，“你们有正常人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魔鬼的一面可能是体制带给妳们的”，对于一个会反复跟“国宝”解释“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正义论，什么是福柯的理论”的人来说，这样的回答是一反常态的，有不想再继续争论的意味。

她很快就为自己这一点点的退让感到羞愧，回去的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死了，有人在包裹她的尸体，在梦里她灵魂出窍，看见那个包裹她尸体的人是“国宝”。她感到沮丧，她意识到，“国宝”在某一些方面成功了，她变得没有那么敢说了，“不管是我开始觉得内耗过度，累到不想说了，还是丧失意义感，不愿意再说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它们想要的”。

在朋友面前讲一大通被困的遭遇，是黄雪琴的自救方式，她要确认的是，自己仍然拥有很顽强的生命力。“我以为自己被杀死了，但好像还没死。”总之，第一次被捕释放之后的生活，是以这样一种“想要重新找回自己”的劲儿开始的。

居住在广州的艺术家叶蕨第一次见到黄雪琴，是在她出狱之后的一次聚会上，黄雪琴很坦然地聊到了自己被监视居住的经历。叶蕨一下子被她打动了，她回忆，并不全然是因为雪琴的遭遇特殊，而是因为她散发出来的那种气质。社群里的人常常以无助、破碎、迷茫的面孔出现，但黄雪琴看起来很不一样，“好完整的一个人啊”，叶蕨感叹，她见到的黄雪琴，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说话逻辑性很强，表达很饱满，精神和能量都非常充沛”。

疫情第一年，五一长假广州解封之后，黄雪琴约了几位朋友去爬山。茂林修竹间一路上谈笑自若，讲的却是她荒诞无比的指定监视居住的经历。一位在场在女权朋友的感受是，她的那些经历都是会带来很深的创伤的，可是看起来，黄和“进去”之前的精气神没有什么两样。“她真的勇往直前，而且有一种天真。”

海珠区新港西路149号202房对面的康鹭轻纺片区

周四的聚会

2020 年11月起，被告人王建兵、黄雪琴利用境外通联软件发布聚会信息，定期召集多人在被告人王建兵租住处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49号202 房等地组织聚会，借讨论社会话题之机，煽动参加人员对我国国家政权的不满。——黄雪琴、王建兵案起诉书

大概从2020年开始，黄雪琴开始频繁在一个聚会上出现。聚会的地点是王建兵家里。后来黄雪琴和王建兵一同被捕，很大原因是这个聚会。

聚会的地点是202房间。一同参与聚会的劳工行动者祥子说，他说直到黄雪琴和王建兵被捕，才从警方的材料中知道活动地点的房间号是202。对于很多人来说，那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空间，这个空间是王建兵家的客厅，是周四晚上可以和不同的朋友聚会的地方，“无论哪一个周四晚上，推开门进去，那里一定会有人等你”。

那个空间靠近中山大学，同时也靠近职业病防治中心。在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王建兵原本想等房子租约到期之后搬家去郊区，因为那样成本更低。王建兵的财务状况不是很好，这是不少朋友都知道的事情。但租约到期之后，他还是选择了这样一个城市中心路段的房子，不为别的，王建兵2018年以后一直在从事劳工权益有关的工作，他只是为了工友们来这里找他更方便。

在2015年之前，在广州这样的聚会可以说遍地开花。尤其是中山大学附近，公民社会中心和性别教育中心这面大旗，让周围聚集着一个青年为主的草根组织的生态群，吸引的不仅仅是校内学生，还有从各地投奔广州而来的青年。

随着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的发生，人权律师大抓捕和“女权五姐妹”被捕事件，这里哺育出来的性别、劳工等NGO一波波被关闭，一些相关的学者被迫离开，曾经多元的校园气氛日渐肃杀，疫情之后更是门禁森严，周边的聚会也荣景不继。

祥子、王建兵和黄雪琴三个人的成长路径有一个相似的点，她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工作，生活，都跟广州的环境变化息息相关。他们希望能够保有一个空间，是可以让大家回到相互支持，一起成长的状态，一起走下去。

已经很难追溯活动最早开始于什么时候，后来逐渐演变成每周四晚上的固定聚会，王建兵、黄雪琴、还有祥子常常一起张罗聚会。但在现场，是没有任何组织者或者领导者出现的。黄雪琴更多是一个热心的参与者，她每个月都来两三次。

周四的聚会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主题，大多数分享都是随性发生的，分享者来自各行各业，“比如这周有什么朋友来广州了，就刚好请过来跟大家聊聊自己在做的事情”。聚会形式多样，更多是同辈的分享，讲自己的论文，讲自己的某种经验，有时候是漫无目的的闲聊，有时候就是打麻将或者打三国杀。

在一个举报成为常态的时代，高校举报，单位举报，网络举报，对于普通人来说，讲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甚至只是讲出自己关心的事情，讲出你很抑郁，都是很艰难的事情。

那些议题构建起一个非常丰富的社会形态，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年份里，譬如2010年前后的广州，这些议题一定是会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场子里被热烈讨论的。但在疫情年代里的中国，这些议题成了地下、边缘的代名词，政治抑郁的年轻人们只能在周四的晚上聚在一起，来这里寻找一些慰藉。

这些议题包括：

职校生出路分析；

工厂流水线上男同性恋社群；

艺术圈内的厌女和八卦分享；

国内LGBT社群的分布和崩离；

性工作者与防艾工作的心路历程；

环卫工人维权的道路……

在那些聚会的现场，雪琴常常以一个很真诚的提问者的姿态出现，“不是那种猎奇地姿势，而是真的很关心其他人分享的东西”。那一两年，叶蕨的印象是时间过得很快，几乎每一周，大家都有新的东西要讲讲，例如张展被捕的动态，谁谁谁又怎么样了，大家都会拿到周四的晚上来聊。

黄的邻居和好友马克第一次去到聚会现场，就迅速被一种惊喜包裹，“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多人”。那时候，人们刚刚从疫情带来的封锁中走出来，恢复到一个可以出门，可以和朋友见面的地步。而在此之前的一些年里，马克自己经历了长时间的低谷，不怎么愿意出门。

人群的多样性也是让她惊喜的一点，马克很想要描绘那样一种多样人群的现场：有还在上学的，有工作了的人，有没有工作的人，有行动者，有不是行动者的人，有艺术家，各种各样的艺术家，还有各种各样性别取向的人……总之，这是她在过去的社交活动中不曾见到的场景。

祥子说：“我不能说这个空间到底回应了多大的问题，有一些人对现在的社会很焦虑，很创伤，对于这部分人来讲，这个空间提供了一个相互搀扶的关系网络。它带给大家的并不是消极的东西，它的作用是不让大家继续往下沉沦，希望大家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去理解当下的现实，你可以在这里看其他人在做的事情，积蓄一些力量。”

202房间附近的路边招工市场

公民课

2020 年12 月至2021 年5月，被告人黄雪琴利用境外视频会议软件组织、开设“十堂课” 项目培训，以境内外重大事件、社会会运动等为内容，煽动参加人员对我国国家政权的不满。————黄雪琴、王建兵案的起诉书

除了周四晚的聚会，那两年里，黄雪琴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做的另外一件事是“十堂课”，这个课做了两期，第一期从2020年7月开始，总共是10周。

黄雪琴在朋友圈和豆瓣发过海报。“十堂课”想招募的是“对世界有好奇，对公平、正义有追求，有改变欲望的伙伴”。她预计第一期招募30个学员。第一期的学员zoo回忆，当时有十几个同学来参加。

在第一期课程正式开始的时候，课程内容就已经被定下来了一些，其中有“中国百年女权运动”、“抗争中的女性”这样的女性主义通识课，也有“黑人命也是命”、“从TikTok和华为事件看科技主权”等社会议题。导师是黄雪琴邀请来的，讲中国百年女权运动的老师是王政，她是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及历史学荣休教授，早在1990年代，就往来中美之间，在学术和行动界传播社会性别研究理论。

在课程海报上，黄雪琴写的是“连接真实，一起抵抗荒诞和无知”。“十堂课”的收费标准是100元一个人，如果参加完全部的课程，会退还100元，“相当于防鸽费”。第二期课程开始的时候是2021年4月。和第一期非常不一样的是，第二期的课程内容“更敏感了”，几乎全是与行动者生命历程有关的内容。

参与过第二期课程的一位导师苏里说，自己当时讲的内容是关于行动者创伤的，“创伤不仅来自外面的大环境，也来自社群。”她原本觉得课程内容非常边缘，但她听了另外一堂课，是讲残障工作相关的，她就理解了，公民课的内容设置是非常多样和广泛的。

苏里同时会想起周四晚上的聚会，她认为，这两种活动有着某种相似的内核，黄雪琴一直非常鼓励身边的朋友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在这里，可以听到平时听不到的内容、甚至是在别的空间不被鼓励的内容。

每一期的课程会跨越10周，黄雪琴经常写邮件给学员，除了预告课程内容，黄雪琴每一次都会在邮件里写下自己当时的状态和感悟。

2021年5月，她写的是汶川地震和49中事件：

“最近事情有点多，且是汶川地震周年，情绪不高，前几天成都49中事件，也让人唏嘘不已，学校和政府的维权和自保心态，发出的声明高高在上，看起来已经陷入塔西陀陷阱。一些人从线上的愤怒转移到线下献花活动，那一声声的“真相”喊得激奋……以前公民社会还有空间的时候，类似的案子中很多人（不同城市地区）可能会发起不同的行动，记者可以进入挖掘真相，还原轨迹，指出管理漏洞和存在的问题；公民可能会去献花，去问责，有人可能会发起联署，其他学校也可能发起探讨会或相关自查行动。当然也很开心，成都还保留着行动的勇气和社会事件的参与。”

2021年6月，她写的是：

“不知不觉就来到六月中来，低着头也算“安全”度过了那个三十二年过去了仍不得言说和纪念的六四，在一个不敢面对过去的国家，一个擅长遗忘的国度里，能做的也就是一次又一次去听亲历者的讲述，听他们愤怒的控诉，他们撕心裂肺的呐喊，他们飘在历史中破碎的声音，一次又一次撕开哪些伤口，就是为了不遗忘。”

写到沮丧和痛苦的同时，她也经常传递出一些轻盈的力量给小伙伴。她说看大家的邮件，是“轻轻打开掌心找到糖果的感觉”；假期的时候，她会叮嘱小伙伴“多和朋友去旅行吧，和亲爱的朋友们在一起，是超级幸福的事情”；她经常分享好好生活的方法，“在荒谬的日常中要保持理性，找点小小的乐趣，例如和朋友喝喝酒，爬爬山，刻板画，追追剧。《Ｉtold sunset about you》第二季出来了，一定要推荐大家看，看得人生都发甜发亮了呀”。

两期课程都参与过的zoo说，她当时最感动的是社群的氛围，上完课后，雪琴会鼓励大家进行夜聊活动，每个人都来分享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和自己的生命故事。

zoo还讲到了一件让她印象非常深的事情。当时，在课程群的内部，有一个人的行为涉及到性骚扰她人，黄雪琴作为课程发起人，单独找了很多同学来谈话，一直到今天，zoo都不知道谁是受害者。黄采取了一种非常保护受害女生，避免发生次生伤害的方式。这是她的经验，也是她的智慧。

在面对性骚扰当事人的时候，黄雪琴也花了很多时间让对方有足够说话的空间，黄让他退出了社群，但同时也给对方写了很长的信，信的最后说，“我仍然期待，你可以照顾好自己，若有抑郁焦虑就去真实治病，因为生病并非是犯错的唯一理由和借口，遇到问题要真诚面对”。

黄雪琴被捕之前的照片

爱

当彩虹色变成统一的红色 当开口都变成赞歌 当他们打一个响指就可以瞬间让一个号，一个人，一个机构，一个群体，甚至千万人消失毁灭 当恐惧层层叠叠记忆深深浅浅悲剧大大小小 重复又重复 一次又一次 当他们说要用十四亿人铸成钢铁长城 我已经没有太多的愤怒和痛感了 只想紧抱那些我们仍然爱着的人 只想和真实的你说 我们在一起——黄雪琴Facebook, 2021年7月6日

2021年，制片人大雪带着刚做完的纪录片去了广州做展映，黄雪琴看了纪录片之后，随即提出，想多组织几场放映会。

黄雪琴在某个艺术家聚集的社区里张罗了一场放映会；看完电影之后，其中一个女生继续组织了一场在自己家里的放映会，来观影的也以年轻人居多。紧接着，又有一位观影者把片子带去了珠三角的一个独立书店，这家书店只运营了两年多就被关停，但它在两年间举办了两百多场文化交流活动。

大雪曾经在广州生活，她的行动经验，几乎伴随着广州从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土壤走向封闭。她二十多岁的时候，广州的政治环境还比较宽松，她和女权姐妹们常常做一些街头抗议行动，一些行动会得到媒体的报道，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形成讨论。但2015年之后，她印象中的广州社群四分五裂了，曾经的女权姐妹们有些出国，有些去了北京，也有一些人从此销声匿迹，总之，大家带着各种各样的创伤离开了广州。

那三场放映会让她突然看到，广州仍然在不断产生新的公民社会的形态。以至于她立即决定回到广州生活。

大雪记得，其中一场放映会来了十几个人，放映结束之后，大家一起约着去饭店吃饭，两桌饭吃了一千多块钱，黄雪琴主动提出了她想请大家吃饭。是在这个很简单的细节里，大雪感觉到，黄雪琴是那个有意识在做社群培育的人，社群依赖这样的人，“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金钱，来把社群聚拢”。事实上她并不是有钱人。疫情开始之后，她的私人生活中发生了跟财务相关的困难。

Zoo是一个长期在网络上关注支持黄雪琴的伙伴，黄雪琴第一次被捕的时候，她从澳洲飞到香港，打印了很多黄雪琴的照片，游行的队伍走到哪儿，她就把黄雪琴的照片带到哪儿。在香港大学的民主墙上，她贴下了很多黄雪琴的海报，上面写着，“我来自中国大陆，我支持香港人民“。

在2020年7月的时候，zoo去参加一个女权营的活动，黄雪琴在那个活动上是化名的状态，但会后，她主动来找zoo，跟她说，你好，我是黄雪琴，我知道你做的事情，你很勇敢，谢谢你。

那个时候，zoo已经离开中国，正处于一个极度抑郁创伤的状态。认识了彼此之后，黄雪琴给她打电话安慰她，电话通常是三四个小时才结束。黄雪琴跟她说，痛苦是有很多种形态的，有的人手指断了，有的人整条手臂都没了，但不能说手指断的那个人就不痛苦。

黄雪琴的时间、金钱、关注和爱，几乎均等地洒向每个人。每个人都会讲到很多黄雪琴是如何陪伴她们、如何给予她们最实际的支持的。在大雪的记忆里，她有一次提到自己工作很累，黄雪琴马上就邀请她一起去从化泡温泉。

马克说，“黄雪琴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这句话的重点不是‘我的好朋友’，而是一个很好的朋友”。2020年年底开始，黄雪琴和马克每周会见两三次，其中两次都是在一起练瑜伽。马克那年刚拿到瑜伽老师资格证，黄雪琴听了以后很高兴，立即就说要来马克的瑜伽课上当小白鼠。

马克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买菜很困难，黄雪琴经常从老家带来很多菜分给她，有买来的菜，也有黄妈妈自己做的腌菜和酸菜。她还经常跟马克分享小区附近哪儿可以买到菜，几点去哪个菜市场是更合适的。

这些细节也许过于生活化，没什么了不起的。它不是宏大的标语或口号，但在动荡的这几年里，这种实际的爱，反而更难得，无论是付出还是获赠。

202房间附近的天桥

告别

记住一切可以记住的事，难过的，愤怒的，惊喜的，失望的，有微光的，不要让时间侵蚀了，那将是我们的记忆，过去和未来。——黄雪琴FaceBook, 2021年7月19日

黄雪琴第一次被捕释放之后，原本去找了一个“主流”的工作。这份工作与女性社群互联网应用有关。跟那些互联网公司经常夸大的用户画像不同，这款“时髦”的互联网应用，其真实的用户群体是那些十八线小城市大专以下学历的青年女性。这份工作给她不错的收入承诺，她则在疫情之后，决定从用户研究开始工作。她和朋友一起设计了一份问卷，调查这些女性用户家庭关系、家内劳动与职业如何受到疫情影响，因此她们有什么需求需要app来予以规划和满足。但问卷发出不到一天，链接被全网删除，警察上门，直接命令公司解雇了她。

她本来是一个在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的中国很“主流”的人群。大学毕业刚进入中新社广东分社时，她被社长选中担任社长助理，领导时常夸她：“黄雪琴你不是最漂亮的，但你是最有灵气的。”“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话语呢？你这是恭维我呢还是在贬低我呢？”黄雪琴后来说，她丝毫不感到骄傲。她遇到不少被一些上位者“选中”的情境，很明白性与权力操控在这样的名利场的潜规则。 她只是拒绝过那样的一种生活。

第一次释放后，对她的监控没有降级。每周警察都来一次，问她的计划和对一些事件的看法。疫情解封的踏青，一众朋友借了一位在郊区办写作班的朋友的天台喝茶，房主不认识雪琴，当天也并不在家。到了夏末，那个院子就被装上好几个摄像头，熟人打听下来，“你这里来过不能来的人。”

她家楼下也被装上了监控摄像头。她举白纸站在摄像头前面，读诗，读一九八四，告诉警察她会将这十天抗争拍成短片。最后，他们只好拆除了那个摄像头。

她的微信很可能是透明的，有朋友因为跟她的微信对话，被“国宝”打电话粗暴威胁。转发的内容常常被警察警告。2020年她转发了六四的内容，又被抓到派出所呆了一天。在那里她被要求签了很多文件，为了表达讥讽，她把日期“签的大大的”。

2021年之后，主动或被动地，黄雪琴可能彻底悖离了“主流”了。她几乎一心扑在工作和公共生活上，一个在她家里住过的朋友说，黄雪琴有时候一天会开好几个会，各种项目混在一起。

但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她的生活都不能够随心所欲。黄雪琴在脸书上写过一些喝茶日记，一如即往地斗志满满。但这并不能消解她承受的压力和屈辱。

这些与警察互动的细节朋友们知之甚少，很少讲。她每次出现状态都“非常好”，导致朋友们无从判断她的处境到底是不是安全。她总是以给别人力量的形象出现，尽管她一定有一些时候，非常脆弱。

隔着时间和屏幕，哪怕只是单看转述，“国宝”讲过的一些话，也让人无端绝望。有一次，警察说，黄雪琴，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过日子呢，我们在这里跟你打交道是我们的工作，但我们只要一下班，脱下制服，我们就去过自己的生活了，“只有你还要留在这里。”

那两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张展被捕，李翘楚被捕，失去自由的朋友越来越多。

是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黄雪琴还一直保持着很积极的状态。哪怕是很亲近的朋友，都不太想得起来她有过什么脆弱的时刻。朋友说她她像一个小太阳，永远都很有活力和能量。

她六点钟起来改稿，然后吃早餐，做瑜伽，开各种项目的会，时间被她分割成模块，一切都井然有序，她也很珍惜这样的忙碌的节奏和感觉。她的睡眠质量也很好，总是倒头就睡。第一次被捕之后，她说自己没有崩溃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睡眠很好。

2021年7月，黄雪琴从“国宝”手里拿回了自己的护照。她申请了志奋领奖学金，9月要去英国上学。她和一些朋友约好了在英国见面，睡朋友的房间，还聊到了要去领养朋友家的植物。

还有频繁的告别聚会。马克说，黄雪琴的朋友太多了，她只去了其中一场。聚会上，每个人都在约黄雪琴，约她再去游一次泳，约她爬山，约她教她开车——全都是她们的日常生活，全都是黄雪琴和不同的朋友间具体的连接。

那两个月是甜蜜的。尽管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在黄的好友键盘的印象里，她们打了很多次麻将。麻将像社群桌游一样，一圈牌下来，哪怕是第一次来的人也会变得亲密。她们打麻将的规矩是，手机要放在屏蔽袋里，专心而又尽兴地坐在牌桌上，这是王建兵定下的规矩。朋友们说，黄雪琴牌技一般，但是是很好的牌搭子。

然后就是那一天了。

键盘说，她最后一次见到黄雪琴是在她预备去英国的前一晚，她们从友家打完牌往回走，黄雪琴在长隆站下了车，她赶着去做一份英文版核酸，上飞机用。键盘原本定好了第二天送黄雪琴去机场，于是没有什么告别，雪琴匆匆走了。黄雪琴原本的计划是，先去王建兵家里，从王建兵家里出发离机场更近。

第二天，社群里传来消息，一个小伙伴被带走了，24小时之后，这位小伙伴被放出来。雪琴的朋友后来怀疑，这是当局转移注意力的法子，在社群里的人都在想办法营救那位伙伴的时候，大家对雪琴和建兵的失踪是非常迟钝的。

黄雪琴和王建兵的被捕非常突然，她们没有来得及传递一点消息给外界。一些亲近的朋友反复复盘过那一天，她们想不到，两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带走的。王建兵家里的一个铁门，并不容易被强行打开。一个被带回过现场指认的伙伴看到，在王建兵家的客厅上，有一杯蜂蜜柚子茶，已经发霉了。朋友们猜测，被捕一定非常突然，因为王建兵是个很爱干净的人，他不会留下没洗的杯子。后来，王建兵的房子被退租了，家人草草收拾了他的东西。

海珠广场。广州的白纸青年聚集的地点。

离散

历史，惊人地相似，前进、停滞，又后退。或许要清醒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不能正常表达思想和感情的当下，进步，其实是一种错觉。在这样的时刻，能活着就不错了。更有能力者，就活得充沛一些，有趣一些，忠于内心。——黄雪琴Facebook, 2020年10月17日

要复盘黄雪琴做过的全部的事情，其实并不容易。

那两年里，黄雪琴在大多数事情上，都是用化名。在《十堂课》的项目里，她用的名字是阿哈。clubhouse流行的那段时间，黄雪琴几乎每天都在房间里参与讨论，zoo说，“她是个发言逻辑性很强的人，听起来又很专业，尽管别人都不知道她是黄雪琴，但她很快就获得了不小的关注量”。在matters上，黄雪琴开了一个账号，名字是费顿，freedom的谐音，专门用来写行动者的报道，其中包括对端点星案的报道。那一年，她用这个笔名写了李星星案背后女权行动者的帮助和困惑，还写了李翘楚的报道。但这无济于事，她所有的动态，警方都知道。

她并不是一个喜欢躲躲藏藏的人。记者的职业守则是公开，一切都要光明正大地发生。有一段时间，她知道警方监听她，她甚至会故意对着被监听的手机大声说话。但在现实的困境面前，她妥协了一部分。用化名，用安全手机，不过她仍然想强调的是，这是为了保护身边的小伙伴，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

被捕后，朋友们爬梳过她做过的事情，结果把很多人都吓了一跳，黄雪琴实际做过的事情，比他们想象得要多得多。其中还包括，她参加了有海外背景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课程。这个课程主要探讨公民运动史，在普世价值观里，课程内容没有任何问题。早一些年里，黄雪琴几乎每年都会参与国外大学的访学项目或机构会议，她讲流利的英语。但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海外资助背景是危险的，没有任何可以商讨的余地。后果也许不用多做解释。

键盘也是一位人权活动家。在得知黄雪琴被捕后，她的第一反应是“非常气愤，特别想揍她一顿”，她很自责，她猜测，没有人告诉过黄雪琴，这些事情有多敏感，官方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事情的。键盘研究过一些政治犯案例，让她感到绝望的是，黄雪琴无意之中集齐了官方办政治案件的要素，她的工作将会会被解释为：与海外组织有关联，线上的培育，线下的渗透。“她会变成那一年里，政治案件的头号KPI。”

键盘也提到，这几乎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政治环境越来越恶劣的情况下，为了安全的考虑，行动者都原子化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抽屉里，不会共通我最近在具体做什么”。

在一些朋友眼中，黄雪琴和王建兵两人的安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