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砸“铁饭碗”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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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县城精简了20%的机构

关于机构编制改革，本号今年写过很多篇，从山西开始，目前触手已经延伸到了多个省市自治区，比如内蒙古、湖南、安徽、江苏、青海等。

近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宣布完成了人口小县机构整合试点工作。

看一下编制改革成果，根据玛多县官方“玛多融媒”披露：

玛多县将改革前的25个党政机构整合设置为20个，其中党委机构6个、政府工作部门14个，较改革前精简了5个机构，精简比例为20%。

里面究竟有没有裁剪编制人员，裁剪了多少，没有公布。

一个小小的玛多县，居然有25个机构。要知道，玛多县2022年GDP才3.95亿元，人口才14796人。

土地面积虽广，但人口只有不到1.5万，是一个迷你小县城。

去年该县财政收入3119万元，而支出却高达12.44亿元，支出是收入的40倍。果然缺口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一个人口只有1.48万人的迷你小县城，一年支出12.44亿元，相当于平均给每个人的支出8.4万元。

人浮于事，政令交织，效率低下，是玛多县被纳入改革试点的主要原因。

根据玛多县发布的文章指出，改革前，全县县直党政群机构共28个，除个别用编需求较大的部门外，部门行政编制平均不到4名，“四人以下局”13个，占据玛多县党政群机构的近“半壁江山”，加之玛多县地域面积广，平均海拔高，自然条件恶劣，服务半径大，人员力量分散，部门间相近职能较多，导致县直各部门行政效能发挥受限，服务保障能力捉襟见肘。

02

砸碎铁饭碗开始了

从精简力度来看，玛多县的精简力度还远不够，一个迷你小县城还保留了20个机构。

看看山西省的精简力度，那才叫强悍。

2020年4月，在山西省选取了忻州市河曲县、临汾市浮山县、太原市娄烦县、吕梁市石楼县、晋中市榆社县、长治市黎城县6个人口不足20万的小县开启整编改革试点。

三年过去了，这些试点县已经取得了不错成果。

太原市娄烦县，改革前35个机构，改革后精简了13个，只保留了22个机构，相当于精简了37%。事业单位从之前的62个精简至40个，精简了35.5%。

而娄烦县2022年的GDP为45亿元，常住人口88850人，财政收入8.8亿元。

在精简之下，娄烦县精简人员编制341名，下沉乡镇人员编制56名，节约人员经费3410余万元，运行经费约990万元。

石楼县精简力度同样大，党政机构精简了37.1%，事业单位精简了31.1%。节省了5000多万元的开支，人员经费减少了2200多万元。

河曲县、浮山县亦是如此。

这是实实在在的精简。

行政机构和编制精简，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当下的财政压力和地方债难题。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5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75579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其中，一般债务149103亿元，专项债务226476亿元；政府债券373956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1623亿元。

也即债务37.6万亿元。

地方债国际通行的标准线是100%至120%。

目前，根据机构披露的数据显示，有14个省市自治区的债务率超过了警戒线。

37.5579万亿元，这都是显性债务，还没算上隐性债务。

隐性债务，主要是城投债。

公开数据显示，去年年底，全国3000多家城投平台，城投债规模在54万亿左右，超过一般债和专项债的总和。当然，城投债具有相当的隐蔽性，还有不少估计没有统计进来，有些机构预测达到70万亿。

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加在一起，超过100万亿。

过去十多年，很多省市自治区其实是通过发债增加固定投资驱动经济发展，但随着固投收益大幅降低，迭加如今卖地收入跳水、经济吃紧，债务问题已经摆到了明面上来。

在增收困难的背景下，只能选择节约开支来缓解难题。

8月份，财新网发布的一篇周刊《怎样消化地方债》中披露了一个消息：

中央银行及金融机构将参与一揽子化债，其中包括安排特殊再融资债券大约1.5万亿元，但获得特殊再融资债券额度较多的某个西南部省份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其中包括将公务员缩编20%。

西南部省份，将精简20%的编制人员，也即要砸碎20%的编制人员饭碗。

而在全国方面，今年年初官方发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了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精简5%。

之所以开始全面机构和编制精简，是因为我们的冗员负担太重，编制内人员的薪酬占全国开支比重太大。

有机构算过一笔账：

中国财政中，向政府雇员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近十年来不断上升：从2012年的33%左右，提高到了2019年的超过50%，再到2020年以后的超过60%。

2016年以后，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水平并没有太大提升（有些地方甚至可能是有所下降的），向政府雇员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的快速上升，只能是“吃财政饭”的人越来越多的结果。

公务员工资水平平稳，但支付薪酬规模跳跃式上涨，只能说明，编制人员队伍扩张太快了，冗员太多。

比如某西部省份人口小县，总人口仅4万余人，但财政供养人数近2500人，全县总人口数与财政供养人员比例为16.9:1。

这样的案例，在全国非常普遍。

如此大的开支，大多数地方县市都无法支撑，入不敷出现象非常普遍。

以最早发起机构和编制精简的山西来说。去年山西一般预算内收入缺口2418.76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缺口851.23亿元。

山西的财政缺口非常大，严重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去年山西省获得的中央一般预算转移支付2553.58亿元。

再看湖南省开展机构改革试点的古丈县。

2022年古丈县GDP35亿元，常住人口10.6745万人，是湖南省人口最少的县。

去年古丈县的财政收入是2.89亿元，而同期的支出21亿元。支出是收入的7倍多，如此巨大的财政缺口完全依靠上级拨付，简直就是个无底洞。

再看这次完成改革的青海玛多县，去年该县财政收入3119万元，而支出却高达12.44亿元，支出是收入的40倍。

03

人口收缩也是原因之一

除了债务压顶、收支捉襟见肘外，推动地方机构编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塌方。

在2022年之前，人口尚有增量红利的时候，已经有一半城市的人口在减少。

2020年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全国2000多个县域单位中，人口在20万以下的多达400多个，其中5万人以下的袖珍县（市）有80多个。

这两年，随着人口增速快速下降，特别是全国人口见顶转向，减少了85万的背景下，普通三四线城市人口范围快速扩大，更别说小县城了。

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286个城市公布了2022年人口数据，结果发现，人口增长的城市只有128个，两个持平，156个城市人口在减少。

人口减少城市数量占了一大半。

人口越来越少，编制人员反而越来越多，僧多粥少，这也是倒逼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开展机构编制改革的主要动力之一。

在人口不断收缩之下，不仅编制人员精简在进行，很多农村与县城，也在消失的路上。

其实，这也是精简编制的另一种方式，小县城合并，或者并入大的县城。这是精简编制最快最好的方式。

这方面，东北已经开始了。

去年12月，黑龙江伊春市的乌翠区乌马河、锦山、向阳、曙光四个街道办事处因为人口减少因素，被撤掉街道，合并成了两个镇。

这种现象，随着出生人口继续下滑，人口减少速度加快，会越来越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