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时候，白人女医生又来敲我门了：“我女儿的心理医生退休了，我给他说了你的情况，他就住在你背后这条街，走，我们一起去他家。” 还有这样的好事？心理医生，那不是高高在上、得等着预约的么？不是一小时两百刀起价的么？我跟着女医生跑到心理医生家——这就是阶级姐妹的爱啊——退休的心理医生才落地，就被她运送到我面前，我恨不得亲她一口。 心理医生是个高高瘦瘦的老爷爷，侧影像格里高利·派克。他夫人也是他的护士，倒上茶，摆出来一堆苹果梨子饼干点心给我。 “你说思思学习差，她到底是怎么个差法？”老爷爷问。 我被学校折磨得够了，写的论文也多了，说话不再颠三倒四了：“我们家，成绩都差。我妈妈成绩差，没考上高中，我小时候也是很差。老师上课，我不能听讲，思思也是。老师让看书，我不能一行一行地看，总要跳行读下去。每次想到要做作业，就痛苦得不行，没法开始。所以拖欠很多作业，老师恨我得很。思思也是这样的。我怀疑我们都有注意力的缺陷。” 心理医生默默听了，在自己笔记本上一顿记，又说：“我要去见思思的学校老师和其他知道她学习情况的人，收集一下意见。”我心里“咯噔”一声，哎呀，还不能开药啊？好吧，为了娃，再多的钱也拼了，于是问：“您怎么收费？” 心理医生微微一笑：“我会记下来为你的孩子花费的时间，你以后就把同等的费用，或者同等的时间，奉献给本地教堂就行了。” 我的眼圈立马红了——我一个连书都读不明白的渣，有啥资格去和一个工龄40年的心理医生一对一换时间？如果这个老爷爷帮了思思，那，给我发个扫把，我能把教堂的地都扫秃。 接着，心理医生开始了调查。他先找思思的学校老师，拿出个量表让老师做，老师认真做了。心理医生看看，收了起来。他又请思思刚来加拿大时教过她的补习老师喝咖啡，我一个箭步去抢着给了咖啡钱。那个好久没见的老太太，翻开带来一个文件夹，拿出一张画得花里胡哨写得乱七八糟的纸说：“这是思思12岁时上完课自己写的，我收起来了。她是注意力上有缺陷，我需要用很多方式来吸引她的注意力，学10到20分钟就给次休息时间。她的头脑里有很多念头，所以无法集中在一个事情上。我希望你在治疗她的时候，不要掐灭了这些灵感。” 我的眼睛又湿润了，有感动也有内疚——我看到思思的成绩就烦就急，没办法去爱护她的灵感，总会想，什么鬼灵感，又不能算分。 心理医生收集意见完毕，给当地的正在执业的心理医生写了一封信，让对方给思思做一个测评。我想，这就是开后门啊，思思插队了。可我并没有把握能让思思能去接受心理治疗。在国内的堂姐给我说，在侄儿躺平在床微弱呼吸时，她出尽了百宝，也包括带侄儿见心理医生。侄儿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每次她除了需要付心理医生的钱，还要付给儿子500块钱，才能让娃抬眼皮看心理医生一眼，屈尊和心理医生说上几句话。 这样的治疗，除了浪费钱没啥效果，我可没有这么多钱来付医生和女儿。但没想到，转折点，很快来了。 有一天，思思和她的朋友出去照相，我在家和课本死磕。到了下午，思思惊慌地打来视频：“我的手机在天车站被偷了！我要和朋友去找警察，调监控。” 我赶紧稳住她情绪：“你的手机不是能用iPad定位的？我给你把iPad送过来，我们追！” 我在天车站（温哥华的地铁站）跟惶恐的思思汇合，她和一个脖子上挂着个哈苏相机的女留学生一起泪汪汪地说：“警察不给我们看监控。” 在iPad上一番操作，我们看到思思的手机在沃尔玛里面转啊转啊，于是立刻再度报警，告诉警察贼在超市里。警察一副淡然的声音：“你们不要自己去追贼，我们在附近有巡逻的人，你给个电话，我们巡逻人员会和你联系。” 等啊等啊，巡逻人员的金身并没有出现，思思穷极无聊，在iPad上不断设定，让手机报警。我坐在沃尔玛出口，竖起耳朵听。一个行色匆匆的高大白人带着“滴滴滴”的声音从我面前掠过，手机的警报声我没听过，我大声说着“Excuse me？”想要截下他问一下。 没想到，那个白人撒腿就跑，我也立刻撒腿就追。他“嗖”地窜过了小街，根本不看红灯，街上车被吓得一个急刹车。我也“嗖”地窜过了小街，感觉距离那个白人就差一丢丢。我对着等绿灯的行人大叫：“Call the 911（打110）！Please！”不紧不慢摇晃着的巡警们，看到这边一个逃的一个追，立刻大喝一声包抄上去，他们训练有素，半分钟不到，就把那个白人按翻在墙角，他的背包里，还在滴滴滴狂叫。 我大声说：“Return it to me！（还给我）” 警察把手机还给我，我气喘地往回跑，迎上狂奔过来的思思：“你的手机在这儿。” 警察把我们请到警车里录笔录。录完笔录，我的气也匀了，一个老警察看着我，灵魂质问：“女士，你干嘛要追他？你追不上还好，万一真追到了，你怎么办？这些人可能有凶器，一个手机也就是几百刀，怎么都不值得冒着生命危险去追！” 在我看来，追到了，那就一身正气地喊贼把手机交出来，至于1米6的中年妇女怎么能逼迫1米8的白人男子交出手机，确实没想过。而且，我追的不是几百刀，我追的是女儿的手机啊。我被老警察问懵了，回答：“这手机对我的女儿很重要。” 思思在旁边呜呜哭了：“妈妈你不该去追他，你更重要。” 哈苏相机姑娘站在旁边，眼睛里都是小星星，她艳羡地对思思说：“你的妈妈是你的英雄。” 有了追贼这个小插曲，等公立心理诊所通知我们就诊，思思二话没说，直接跟着我去了。 这个测评的心理医生，武器比较先进，她拿出一堆电子游戏，让思思在电脑桌子上一个人打。有时候是落字母的，有时候是落图形，有时候是声音，一闪而过，总之思思需要操纵键盘，把这些都打下来。几小时后，结果出来了：心理医生给我解释，显而易见的，思思只能捕捉到10%到15%的图像和声音，她是真的有注意力缺陷症的。 心理医生刷刷刷开了一个证明，告诉我：“对思思这样的孩子，学校应当给更多的包容。如果让她做阅读和写作考试，学校需要给额外的时间。如果思思需要，这个证明可以在她参加包括雅思考试在内的考试时使用，考试方需要给出更多的时间，例如，听力放2次。” 医生还给思思开了一小瓶药，每天一片，说是可以帮助孩子集中注意力的。 心理医生给我也来了个辅导：“注意力涣散的孩子，就是没法遵守时间。她会反复催促自己，想要推动自己，但无能为力。她像是睡在一个深深的洞里，没法爬出来。催她，吼她，憎恨她，惩罚她，都没法改变这个事实。只有支持她，鼓励她，她才能爬出来。” 走出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我和思思对望一眼，两代差生，两个仇人，手牵在一起了。 我也明白了，自己考理论一条龙、考排版类一条虫，原来也是注意力有缺陷，天生就不是干这个的料。对我来说，1.5的间距和1.0的间距，毫无区别——谁知道这个是病啊？ 接着，那个退休的心理医生开始发功。他并不直接喊思思在规定时间到规定地点正襟危坐地谈话。他邀请我和思思到他家喝茶，我和他太太聊，他就把自己的位置安排在思思旁边，想和思思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话。思思不肯搭理他，躲到沙发背后去把自己挖个洞藏起来。老爷爷一打响指，召唤过来家里的狗。他教思思：“我的狗很害羞。如果你看着她，她就会对你汪汪叫。如果你要喂她，你需要背对着她，没有目光接触，从背后把吃的给她。”思思就从沙发后钻出来，真的去喂狗了。 渐渐的，他们聊起来了。老爷爷的眼睛就像煤炭一样，又深又黑，他看着思思，好像思思说的每句话都是宇宙真理。具体谈了什么，我听不懂，我只看到老爷子的笔记做了大半本。 喝了几次下午茶，思思也试着吃了几次药。吃这个药，她会头痛，但是注意力能够集中很长一段时间。她又惊喜又低落地说：“原来他们普通人是这样的啊，听，就能一直听下去，听了就能懂，懂了就能做。看到2就是2，不会看成3。我们两个以前好苦啊。” 老心理医生离我家住得近，常常过来送个自家做的饼干呀，老太太在后院子里摘的一朵花呀。每次见到思思，老爷子就对着她挤一挤眼睛，击掌，满眼里都写着：“你可以的，我相信你。”好像是和她有一个密谋。 思思没有拿出来她的注意力缺陷证明要求学校给予特殊照顾，她的成绩也一点一点好了起来。有一天，她回家兴奋地告诉我：“数学老师发了卷子让我们做，他以为我做不来，走过来想帮助我，结果看到我都做出来了，他吓得嘴巴都成了个O。” 学校的老师们一定很惊喜：一个资深的学渣，居然重启了。就凭这态度，也要多给点分。 思思的英文也开始刷分：她拿出打游戏的精神，把老师喊读的小说每一页标注得密密麻麻，做上标签，罗密欧和朱丽叶想的啥，了不起的盖茨比想的啥，她搞得比作者还要清楚。每次写作文，思思下笔就是1000字，成绩嗖嗖往“B+”走。 一点点正反馈过来后，思思能够按时交作业了——虽然还是在最后一秒。 如此到了第二年，思思各科都脱离了C，保B争A，得到了学校“进步最快”的奖学金。她甚至接到几家大学的offer，每家都比我的好。后来，我们初到加拿大给思思补课的老太太，要去公立中学当督导员，把我写成了她的推荐人。 公立中学校长做背调时，我的英语已经被college淬炼过了。我对校长说：“她开始教思思的时候，我的英语不好，不能给定什么教学计划，都是她自己找的教材确定的方法。在思思遇到学习障碍我请求她帮助的时候，我早就不是她的顾客，但她马上就出现了。她保存了思思写下的只言片语，我从没付钱让她这样做。如果你雇佣她当督导，你是有福的。只要你曾经是她的学生，她就觉得永远对你负有责任。她的品质 Out of the payment。” 校长沉默了一会，说：“谢谢你，另外，你的英语真的很好。” 我已经不再把我和女儿看成是一个整体，她的成就是她的，我还是只有转头继续卷，要把“读自己的书，让思思哭出来”的计划贯彻到底——反正以后是要去住养老院，那就多赚点钱，住个好点的。 之前在college里，我一直很困惑：天啊，地啊，为什么老师非要把Word文档搞出来这么多花样呢？难道我们要靠Word拯救世界不成？现在我明白了：那就是正常人的沟通方式，用文件的格式来显得自己认真对待了工作。 最后一学期，我的文件格式差到没法毕业，老师几乎要给我跪了，三请四催，把我请到Learning Center（资源室，西方学校里为特殊学生设立的补习场所）——之前我像鸵鸟一样，打死也不去。 Learning Center就在图书馆里，一排顾问坐着，就等学不明白的学生来宠幸一下他们。一个顾问一看到作业，就说：“哎呀，很简单的，你只是没看明白这个文件有十七八个要求，漏掉哪个都不行。” 那架势，仿佛就算真是个智障，顾问也要一对一手把手也要给你教会了。 几轮一对一辅导下来，我有一天突然开了窍：老师的文件格式既然是全世界最好，那就别自己新开模板去模仿了，一个词一个词地照着打进去原文件就好了。课本上的信件既然写得全世界最好，那也别自己原创了，把它们一个个分类编进文档做成可选项，需要哪段就选哪段好了——这样就没人说我英文表达不地道了。 老师和我执手相看泪眼——这个专业开学的时候有23个学生，临近实习，只剩下16个了。我就是第16名。 接着，公立College的另一个功能就开启了：匹配新工作。 公立College不是靠收的我们那一点点学费维持的，肯定收到了政府很多补贴，在促就业这块花样撒钱。比如烘焙专业，学校的一楼办了个面包房，老师学生每天早上一起烤面包，下午开店卖货。面包的价格只有市场价的1/3，我买个全麦包，一个毛手毛脚的女孩子一拿，3、4个全麦包掉地上了，老师一个箭步捡起来，把它们都扔进了垃圾箱，看得我好心痛。College一楼还有牙医诊所、美容美发和餐厅，学校自建一堆企业，给每个学生一份最初的“工作经验”，然后再把学生们运送到就业市场去。 College的行政也不是搞行政的，那是六国贩骆驼到处拉关系的。他们每天给过去的毕业生打电话，问他们在哪里工作，然后去拜访他们的工作单位。一听说哪个企业有要放出来的工作岗位，行政就要把新一批毕业生发过去实习，实习完了，一大半的学生也就顺势留下了。 在实习之前，老师们如临大敌，要给学生们搞个模拟实习，把所有实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给你模拟一遍。老师会和每个学生促膝谈心，成绩好的学生，送到市中心最好的公司，这样的公司自带食堂，外面卖5刀的炸鸡，人家都只卖1刀。像我这样的资深差生，那就去一个小公司，老师会告诉我这家公司想招什么人，大概会在啥时候发广告，我进到这公司，公司里到底是谁做主，有啥禁忌，我已经都知道得差不多了。 期间，老师还摸到我实习的办公室。她先找我的上级，关门一顿彩虹吹，我在外面都听到她清脆的哈哈哈。再找我的同级，也是好一顿感谢。最后，她给我递了个“势在必得，你可以的”的小眼神，潇洒地走了。 我实习时所有的文件，都是读书时做过的，连格式都一样。收到的所有工作任务，都是老师教过的，连措辞都差不多。像我这样全靠Learning Center毕业的吊车尾，都能被精确地分到一个萝卜坑里。我拿到offer，对这个设计精密的、从学习到就业的公立教育系统心悦诚服。看来，就算我和思思真是块二煤炭，也被这些宽师七手八脚一路运送到了炉子里发光发热。 最后，我终于卷进了……市中心的公司——不管大小吧，我感觉到祖坟上冒起了青烟，就等思思呼天抢地地来哭了。 尾声：最近回国一趟，知道另一个亲戚的娃也躺平了。孩子每天看手机，打手游，半年不去上学，瘦得像根藤藤。如果父母威胁要断网，那他就反着威胁要从20楼跳下去。亲戚们聚餐，娃当然是不来的。亲戚们一顿热烈的讨论，给娃的爹妈出谋划策。 建议包括但不限于：断网收手机是必须的，有必要断水断电断伙食；把娃押送去看心理医生；把娃带出去旅游，走到山村去没有信号的地方；把娃强制锻炼身体，最好送进厂去打工。 亲戚们甚至呼吁，国家出台个法律，把游戏厂商劈了最好。我顿时懂了杨永信的群众基础——网瘾学校，是用更大的恐惧战胜了恐惧。 我想，教育本该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棵树影响另一个树。 我在饭桌上讲了思思和甜甜圈的故事，亲戚们越来越安静：“孩子就像小猫小狗，大脑没发育完全。走上岔路的时候，喊打喊杀都只能让他们更害怕。老师在正路上给一个甜甜圈，说不定孩子就走到正路上来了。如果外面没有一个甜甜圈，你又把娃推出去，娃就再一次地被打碎了。” 躺平的娃不是一开始就躺平的，那是多次努力又落空后的自我保护。我原谅了在异国他乡所有的不便，只因为我的女儿被它温柔相待。 文转载自「人间theLivin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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