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时,我国7亿3400万劳动人口中,约12.8%也就是9400万人的年龄达到了60岁以上,这一人口年龄比例较2020年的8.8%大幅增加。 随着我国60岁以上人口在未来10年增至3亿人,高龄劳动人数预计也将激增。 3亿人口的老人,这几乎是美国全国的人口总和,对农民工群体而言,未来他们将直面养老压力。 在所有的退休群体中,按照退休金的待遇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群体月均养老金高达6000元,他们是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组成。 第二类群体月均养老金在3000元左右,他们是企业职工。 最后一类则是农民工群体,这部分群体的养老金最低,由于很多没有缴纳社保,月均养老金都在一百多元,全国唯一一个农村老人养老金上千元的城市,则是在上海。 这三类人的退休生活由于养老金的不同,差异也越来越分化。 对农民工而言,一个月一百多元的养老金显然于事无补,退而不休也是他们的常态。 随着这几年宏观经济增长放缓,这部分农民工群体已经体会到了就业的举步维艰。他们其中一部分人选择返乡,部分人则继续留在城市做着低薪工作,这是他们试着拯救自己的一种方式。 毕竟,没人愿意成为孩子的负担。 今年3月,针对农民群体的养老金全国最低标准增加了20元,至123元,但这一增幅还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001%。 靠着123元的养老金,他们显然难以生活。 不靠退休金,他们应该靠什么?靠家庭吗? 如果按照传统过去几千年来的习俗,靠家庭养老一直都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机构;但随着我国开始迈入商业化社会,养老体系的建立,就是为了让人没有后顾之忧。 但当这部分忧虑重新显现的时候,对农民工群体来说,依靠儿女养老,似乎也不现实。 这一代60后70后开始老去,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他们大多都只生育了一个子女,但今天的经济压力面前,仅仅只有1个子女,对子女自己来说,压力也是巨大的。 在上有老、下有小,以及巨大的育儿结婚成本面前,仅仅靠一个孩子养老,也并不现实。 按照2021年的中国收入年鉴来看,我国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高达数十亿人,哪怕是在2024年的今天,月入上万依然是一件极难的事情,当年轻人赚不到足够的钱过活时,养老问题也随之变得困难起来。 引入市场经济四十多年,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一直都是非常薄弱的。 首先他们并没有五险一金,尽管他们为我国城市化进程贡献了足够的力量,但却缺乏对应的社会保障配套体系,除此之外,他们甚至连劳务合同都没有。 另一方面,作为农民工的后代,年轻人加入社会参加工作后,他们的缴费基数却越来越高。 2024年1月1日起,深圳市社保缴费基数由2360元上涨至3523元,看起来上涨了不少,但由于深圳年轻人口众多,加上经济上有特区立法作为支持,深圳已经是各大城市中社保缴费基数压力最小的。 深圳的社保缴费基数是广东全省平均工资的40%。 而西南地区的成都,社保缴费基数则是全市平均工资的50%,为4246元,比深圳还要高。 至于上海,作为全球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城市之一,社保缴费基数则更高,是全市平均工资的60%,高达7310元,这个数字也是上海最低工资2690元的270%。 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企业招聘了一个拿最低工资的人,按照养老金个人缴纳8%,企业缴纳10%的标准,那么他每个月要把工资收入的两成多交养老保险,如果加上医保、失业保险,那么他的社保缴费就要占去收入的接近三成。 至于企业,人力负担则更沉重,给他缴纳的社保就超过了他的工资,相当于企业招聘了两个人。 在一个老龄化不断加深的社会里,养老的成本正均匀地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管你是企业主还是员工,都是一样。 按照规定,社保缴费基数与上一年社会平均工资挂钩,每年随着工资的上涨水涨船高,但“平均数”经常被小部分高收入群体拉高,“中位数”才是真正的“社会中间水平”,这一统计上的差异在今天收入分化的当下更为突出。 老龄化的压力,正在不断蚕食中小企业的用工成本,以及灵活群体也承担了最重的社保负担。 这对那些农民工的儿女来说,他们可能一个月给父母的养老钱,还没有自己上缴的社保费用高,这中间的差异如何补缺,是个大问题。 名义上我们每个人缴纳的社保是自己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但从操作上,我们每个月缴纳的社保去了基金池,发放给已经退休的老人。 因此,这一代年轻人退休后要想领取足够的养老金,在没有国企股份填补的情况下,只能寄希望未来的下一代缴纳更多社保,亦或是多生一些年轻人,拉低平均缴费基数。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很多企业为了减轻社保负担,会将很多员工踢出正式雇佣体系,用劳务派遣和外包的形式取代正式员工,这也极有可能造成社会平均工资的“虚假上升”。 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到最后越来越多企业甚至只用外包员工,而不用正式员工。 自己的父母还没有钱养老,但今天的社保费用却越来越高,这也导致更多年轻人采取不缴纳社保的办法。 有的年轻人就表示,自己的爸妈在家务农,我交的养老金比他们拿到手的一个月123元还要多,那我为什么不直接把钱给他们呢? 养老退休待遇的失衡,这是老龄化社会里我们可能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还在于,退休后我们到底还能够领到多少钱? 2021年,我国平均养老金替代率约为48.2%,即养老金发放水平只能达到退休前收入的48.2%。 但考虑到事业单位的月均养老金有六千多,这一数字显然被大大拉高了,真实的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可能还会更低。 从2014年10月开始,我国宣布养老金“并轨制”,并设置了十年的窗口期,十年过渡期中,每新增一年加发10%。 但十年后的今天,体制内和普通企业职工的月均养老金越拉越大,一个是6000一个是3000,差额达到了两倍,“并轨制越并越大”。 下一个十年,这二者的差距还会越拉越大吗? 没人知道。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55%的养老金替代率是国际警戒线,若低于该数值,退休者的生活水平将严重下降;世界银行则建议要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降,需要不低于70%的养老金替代率。 但我们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还不足50%。 但如果细分到企业职工和农民工群体,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一个月123元的退休金,这替代率连10%都不到。 那么他们的退休生活水平,由谁来保障? 2022年,我国农村老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取人每月仅能拿到204.7元,204元,是企业职工退休者的十五分之一,是机关单位退休者的三十分之一。 这是天上和地下之间的鸿沟。 农村老人养老,很大程度上依然需要依靠儿女赡养,但儿女务工和打工的收入养活自己和下一代已经困难,能给老人赡养看病的钱也所剩无几。 目前我国有3亿农民工群体,这一数量庞大,远超机关单位人员,但二者之间的辛苦程度又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从所有的东亚国家来看,老龄化都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接着是我国,大家都走向了“那一代建设经济的人老了,然后他们占用了所有的资源养老,让年轻人无所适从”的黑洞。 但我们的问题显然还要更严重一些,韩国和日本的人均GDP都在3万美元,是属于先富才老的,而我们的特点是未富先老,我们在日本韩国老龄化国家里,人均收入是最低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最薄弱的。 在人均收入和社会保障体系下,我们的老龄化压力,反而也是最大的。 如何分饼,决定了饼能够做多大;现在是到了考验它的时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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