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冤案是历史的必然 严家祺:现在中国还面临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前是不存在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1989年以后,中国形成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集团”。这个集团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以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和徐才厚为代表的“新四人帮”这个腐败集团。这个腐败集团的根子,实际上应该说是江泽民。江泽民现在没有被触动,也影响到对赵紫阳的翻案。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看待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产生?我感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没有得到统一。在我看来,这个(集团的)产生,不仅是江泽民的问题,也不是回到毛泽东时代能够解决的。中国必须要在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加强法治,恢复像对赵紫阳、胡耀邦的正义。法治就要保障私人财产权。同时,既然要建立法治的话,那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就要得到很好的保障。而这方面做得很不好。关于怎么样评价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本身,包括中国老百姓,基本上有一致的看法。当然,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也不完全是好的,现在看起来也是有很大的缺陷,不是一个各方面都完美的文件。 现在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可以说,习近平的一些讲话,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其他高层的一些讲话没有得到统一。这个不统一,中共内部不统一的话,老百姓的思想里面就产生很多混乱。 所以除了对赵紫阳、胡耀邦重新作出正确评价,还面临怎么样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十年来,毛泽东时期的政治。这在第一次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有很多问题。他建立的人民公社,他的大跃进,他的反右,也需要作出重新评价,没有统一。所以,中国的所谓“左派”,只能说是所谓“左派”,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其实是条不通的路。 我感到,一方面要肯定毛泽东在统一中国大陆方面的贡献,要肯定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方面的贡献,要否定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犯的一系列错误,包括从高岗、饶漱石(事件)、反对彭德怀、反右,包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以及造成困难时期的那些原因,应该追根溯源。这样的话,全国人民才有一致的看法。所以我感到,现在的问题,还不简单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平反的问题,还确实面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思想,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国的法治就很难确立起来。 其实中国还不是一个简单的粉碎新的“四人帮”的问题,还面临这样一系列重大的问题。我还是抱有信心。这个信心在于什么地方呢?这是全国老百姓的呼声和要求,也不是习近平本人能够左右的。不做的话,中国新的问题就会不断地冒出来。 说到失望,是因为习近平现在权力很大,他不来做这些事。但我看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种事情是挡不住的,是历史的趋势。中国到了这个时间了,不做是不行的。我总的来说是这样的看法。 萧洵: 您刚才提到您的看法。我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您对他还是抱有希望。但您另一方面又说“等不及了。”为什么说“等不及了?” 严家祺: 中国面临的问题太多了,而且现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到中国。中国已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部分。而且中国现在这个市场经济的发展、私有制的发展,也造成了中国经济上的周期性。现在中国经济走向低潮,向下滑落。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正常现象。但这也同政治有关:中国这样的国家不仅受经济周期影响,而且受政治影响非常大。对于“新四人帮”的处理,对于1949年以来公开、公正的认识,这个(工作)不做的话,中国经济还会出现新的问题。 这方面非常明显,而且这个问题也不是很远,2015年、2016年、2017年,这些问题就会明显地冒出来。政治和经济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这些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我感到中国应该开放言论自由,在这些问题上进一步的探讨对于中国的前途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些方面的探讨还是很不足。 萧洵: 我们可不可以说,朝积极方面看,有人可能认为习的政府是在采取策略性的做法。您是怎样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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