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近日发文指出,中国的病人已经受够了他们的医生,而医生也受够了他们的病人。而《时报》作者对此亦深有感受,他在北京一家医院住院两周期间曾在日记里写下了以下文字:“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身处机器里,仿佛令人生厌,像是一粒沙子……人没有任何权利,就连获得医疗护理的权利也没有。你只能要求、恳求或尽力去争取。”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在提到中国的医疗体系需求过多、资金不足,而且经常出现腐败现象时,人们将其概括为“看病难”。一些心怀不满的病人可能会攻击医生。收受贿赂的现象也颇为常见。 在中国,病人的亲属常常会聚集在医院的候诊室和走廊里,或者暂住在病房中做饭并照顾病人,以此弥补医院看护不足的问题。他们可能会故意进行激烈的抗议活动,为的是引起工作人员的关注。 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的一名医生表示,“我想,你会发现大多数医生都是好人。”不过,中国医师协会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却显示,医生不受欢迎,需要“维权”方面的建议。常见问题包括:被梅毒携带者咬伤后,医生该怎么办?遭到醉酒者攻击时,该如何应对?被不满女儿手术失败的夫妇围堵家门长达10年时,该做些什么? 香港大学的社会学研究者陈纯菁(Cheris Shun-ching Chan)称,中国的医疗体系是一个“信任缺失的市场”。她表示,对盈利的重视、“送礼”文化的盛行,以及职业道德的缺乏产生了一种不利的氛围。 陈纯菁说,“在毛泽东时代,医患关系相对融洽。”尽管当时也存在经费和资源匮乏的问题。不过,经过数十年的市场自由化后,随着医院寻求盈利,出于商业而非医疗方面的考虑进行治疗,这种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她表示,“这实际上就是病人与医生之间的矛盾。” 据《纽约时报》称,虽然中国政府声称90%的国人都有某种医疗保险,但资金不足的国家医保导致很多病人需要自己支付大部分的医疗费用。要想克服医疗系统效率低下的问题,确保医生认真治疗,一种办法就是送“红包”——贿赂医务人员。 但是此类报酬属于非法所得。在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通知要求病人不送红包,医生不收红包。陈纯菁表示,这已是20年来的第13份相关通知。 陈纯菁表示,她所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重大手术前送红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金额从1000元到5000元不等。她表示,应答者包括北京、上海及广州的572人,其中31%表示,他们送过红包,80%的情况下被对方收下。 陈纯菁说,“要想拯救一个人的生命,你就得‘收买’医生,其主要目的是让医生尽力做好手术。当然,医生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政府已承认存在上述问题。在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举行会议,讨论医疗系统改革的必要性。 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亦称“需要落实政府办医责任,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由此看来,领导人知道需要加大投入。 但《纽约时报》的报道亦指出,光是加大投资可能还不够。戴维·布鲁门萨尔(David Blumenthal)和萧庆伦(William Hsiao)近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文章称,职业精神的缺失会扭曲一切。文中写道,中国寻求成为现代国家已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仍旧缺乏“医学职业精神的规范和标准”,以及“能够推广并加强这些规范和标准的独立民间组织”。 陈纯菁表示,“医生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们不敢背对着门坐在办公室里,以防被捅。”大家都能感觉到这当中人性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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