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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华文化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它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汉民族特殊的文化，又是具有扩展性的、无种族、民族边界的全人类的普世文明。 其所关注的不仅是华夏-汉民族自身独特的价值，而且是超越于夷夏、统摄全人类的普世之“好”。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佛教，都具有这样的天下主义情怀。“我们的”就是“好的”，“好的”就是“我们的”，文化认同与文明认同合二为一，无所间隔。 二千年的文化自信，到了晚清被新崛起的西方文明打破，中国过去所遭遇的外敌，一种是像佛教那样有文明而没有实力，另一种是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有实力而没有文明，最终无论是佛教文明还是游牧民族都被中国同化。 然而鸦片战争之后所出现的西方，既有实力，又有文明，二者都比中国高级，于是引发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 原来在中国文明之外，还有“更好的”西方文明，而这个“更好的”西方文明，取代了中国占据了普世的位置，相形之下，中华文化便失去了普世文明的宝座，下降为只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 晚清各种国学的出现、民族意识的崛起，都表明对中国自身的认知，已经从原来普遍主义的文明认同蜕变为特殊主义的文化认同。 即令是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也失去了传统的天下主义情怀，只是一种拯救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方案，“中体西用”并非适用于全人类，其只是对中国有效的民族主义救世之方。 当文明的宝座拱手让给西方，在学习西方文明与保存中国文化之间，文明认同与文化认同便发生了撕裂。认同什么样的文明，如何守护中国文化？西方文明与中国文化各自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便成为各家各派共同面对的难题。 文明与文化各自所回应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文明回应的是什么是人类普遍之“好”？而文化回答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特殊偏好？ 在西化派看来，人类文明普遍之“好”就应该同时是中国的，中国文化不能自立标准；而在本土派眼里，各民族与族群之间的文化无可通约，无从比较，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文明，“我们的”就是“好的”。 新文化运动百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动荡于黑格尔式的一元论历史观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两极之间，文化的主体性问题陷于散焦的尴尬状态。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一直没有解决。 有没有可能走出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的二律背反？德国18世纪末的启蒙运动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走出历史困境的历史启示。同样为古典人文主义的思想领袖，康德是18世纪的，而赫尔德属于19世纪。 康德代表了18世纪德国文明自觉那一代，他承继法国理性主义传统，思考整个人类共同的命运和文明前途。而与康德同时代的浪漫主义思想家赫尔德则代表了19世纪的文化自觉一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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