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在过去几十年来曾经和奈吉尔.赖特共事的人,不论是老板、同事还是政敌,对他都只有称赞和敬重。他能干,勤奋,自律,每星期工作超过六十个小时。他富有而乐善好施,曾有报道说他在私企任职时每年捐款相当于后来做总理办公室主任时的年薪。尤其是,每一个提到他的人必然会提到他的诚实、可靠和忠于职守。 星期三,赖特在参议员达菲贪腐案中的作证结束了。平日里公众看到的政府权力中枢如同一个华丽而庄重的舞台,而赖特的证词和随之公开的电邮往来所呈现出的是幕后的谋划以及“演员”卸妆以后的样子。 参议员达菲常年住在渥太华,但是把爱德华王子岛登记为自己的主要住处,以此领取外地参议员的住房和膳食津贴。他是总理哈珀任命的参议员,又是保守党的筹款能人和知名大佬。此事被曝光后,赖特想尽办法,多方斡旋,力图把丑闻消灭在萌芽状态。 总理哈珀一直坚称他对此事毫不知情。赖特作证之前,许多人都想听他解释他在一封邮件中所说的“总理那边没问题了”是什么意思。《国民邮报》专栏记者安德鲁.科恩(Andrew Coyne)说,从赖特的证词看来,处理参议员惹出的麻烦是总理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之一,可能确实没必要报告总理。让他惊叹的是,达菲的住房津贴曝光后,竟然有十几个高层官员“夜以继日”的为此奔忙。 总理办公室的“企业文化” 最让政治评论人士感兴趣的是这件事在策划和运作过程中透露出来的“企业文化”。在这样一种企业文化中,甚至连享有几十年正直诚实名声的赖特,为了达到消灭丑闻、保护保守党和哈珀的目的,也并不觉得掩盖真相,在媒体面前统一口径,遥控参议院和操纵达菲有什么不对。政治评论人士布鲁斯.安德森(Bruce Anderson)说,每一个牵涉进这件事的人似乎都认为自己是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踏上一个道德操守的悬崖,也没有人跟他们讲事情的对错。 加通社记者乔丹.普莱斯上星期正在竞选的保守党领袖哈珀提出了关于企业文化的问题。哈珀避而不答,只是重申他对此事不知情,一旦知情就立刻处理了有关人员。自大选开始以来,每次有人提到达菲案时,不论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哈珀总是像录音机一样给出同一个回答。 十年前,自由党政府发生赞助丑闻时,身为反对党领袖的哈珀穷追猛打,曾经在回答CBC主持人曼斯布里奇的问题时表示,一个人如果所答非所问,那他一定是有所隐藏。 科恩认为,总理办公室形成这样的企业文化,责任在权力的最高层。领导人对下属的要求,工作程序的制定,遵守什么样的准则,这比哈珀到底知道什么以及何时知道的重要得多。这些官员选择不告诉哈珀详情,对公众掩盖真相,这是因为他们的企业文化让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工作要求。 “大兵达菲”为何如此重要? 达菲的律师贝恩老辣而慎密,在四天半的交叉盘问中步步紧逼,赖特不得不承认他向达菲施加压力,迫使他退还住房津贴并承认自己因疏忽犯错,达菲的受贿罪名因此显得站不住脚。 不过达菲从头至尾不认为自己冒领住房津贴,甚至报销在自己家里吃饭的费用没有什么不对,也让几位评论人士叹为观止。让《多伦多星报》记者尚塔尔.埃贝尔感到震惊和不解的是,对这样一个人,为什么没有人想到放弃他,甚至在发现他冒领的住房和膳食津贴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时,还在坚持“拯救大兵达菲”,而不是交由警方处理? 当然她的这个疑问是在赖特作证的第一天提出的。后来几天的证词透露的信息为她的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现在赖特的作证已经结束,但是接下来还有几名重要证人出庭。星期四作证的是曾经为总理办公室工作的律师本杰明.佩林(Benjamin Per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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