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广昌看中国政商关系之特殊

最近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一度被传失联，社交媒体议论纷纭，流传着一个说法，“心向往巴菲特，奈何命归胡雪岩”。说的是郭广昌以股神巴菲特为榜样，坚守价值投资，舆论也把他称为“中国巴菲特”，但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下，命中注定只能成为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

12月11日深夜，复星集团旗下上市公司集体发布公告：郭广昌正在协助司法机关调查，但仍可以以适当方式参与公司重大事项之决策。公告同时称，这并未对本集团的财务或经营有任何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目前运营一切正常，将于11月14日复牌。

公告虽然澄清了郭广昌目前的处境，但并未讲清所涉案由为何，所以坊间流传着的各种传言，恐怕一时还难以绝迹。其中有说涉及前期落马的上海“首虎”副市长艾宝俊案，也有说涉及令计划案。传言不一定真，但之所以有这些传言流出，说明很多人对于中国的官商关系存在疑虑。

从已经曝光的一些反腐案例来看，不少官员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企业主朋友，不少企业主背后也有一个或几个官员。他们互相利用，企业主仰仗官员庇护，官员则需要企业主孝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除此外，在政商关系内部，企业主和官员的角色和地位也不平等，虽然不乏企业主支配官员的事情，但更多的是官员支配企业主。这里的原因，当然是中国自古以来官方强大。曾有学者将古之中国称为官家资本主义，在官家面前，强势如企业家、资本家，也是弱势者。

对此，大学习哲学的郭广昌理应清楚，所以他才会告诫同僚要抵挡诱惑、克服贪婪与恐惧。他曾在《人是需要相信一点什么的》文章中说，“你要相信你这个企业只要自己没有犯错误，没有乱来，政府不会整你。很多人不信这一点，我们是信的。很多人跟我说，企业做得再好，政府要整你，要你死是很容易。我当时就问他一句话，我做得好好的，政府为什么要让我死？”他还表示，从大的方向上“一是相信中国的未来经济看好，二是相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由此看来，如此明了事理的郭广昌应该不会主动参与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里去的，就好像王石说万科从不行贿一样。这也是郭为什么要做中国巴菲特的原因，在资本市场这个深厚的利益场中，要真正坚守价值投资非常困难，郭广昌既然打出了这个旗号，相信他能够自我克制外界的诱惑和内心的贪婪。

然而，如果一个社会的权力过大，个人内心信念的坚守，是否抵得住权力的侵袭和名利场的诱惑，要存疑。尤其对于企业家来说，他要不断做大，创造价值和利润，并且还得肩负着少得几个、十几个，多得几百、几千甚至几万人的饭碗重任，所以很多企业家最后自觉或被迫参与权钱交易的游戏，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网和官商圈子。郭广昌20多年来在中国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带领复星不断壮大，最终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复星商业帝国，期间是否参与了各种不光彩的游戏我们不去猜想，但显然，他也必须去经营政商网络，积累政商人脉，否则，企业是难以做大的。

因此，与其指责企业家争相结交官员，寻求政治“保护伞”，不如反思盛产不正常政商关系的社会，为什么企业家在应对市场风险之外，还要分出相当大的精力去应对政治风险？事实上，企业家们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傍上一个有实权的官员，不等于就打造了一个安全阀，因为谁都无法保证能权倾一世。一旦某个官员落马，那些在他庇护下的商人也难有好结果，这样的事例古往今来发生的太多，如胡雪岩，如刘汉，如刚刚去世的徐明。

故可以说，政商同盟虽在一定时期对某个特定企业有利，但对整个企业尤其私有企业的成长构成了严重障碍。因为它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使得企业家把自己的创造才能用在了经营非“生产性”的分配关系上。

政商同盟是靠不住的，靠不住的根本原因，是这种同盟本身的非正当性和非合法性。因此，要想企业家的财富和人身安全有个着陆点，中国需要尽快完成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到法治的市场经济，从隐蔽、扭曲的博弈到公开、规范的竞争的转型。而这有赖于法治的推进和公开性的加强，有赖于政治的透明化，换言之，企业家要想不把希望寄托在经营同官员的利益联盟上，就应该利用自身的经济实力，合力促进中国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