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胎政策的实施,出生婴儿将快速增加,而相对的儿科医生却在不断减少。近期,中国大陆多个大中城市接连出现医院儿科瘫痪的事件。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可能出现的一波生育高峰,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儿科可能面临“崩溃”。 据大陆媒体报导,今年入冬以来,多地医院传出了儿科停诊、限诊的消息。其中绝大多数是大城市的综合性医院。 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在医院贴出了通知,2015年12月14日开始,除了危重症的患儿之外,对儿科普通门诊、急诊暂停服务。 江苏南京一家三甲医院,只有一名退休返聘的儿科医生,由于该医生生病请假,医院的儿科就暂时关闭了。 上海黄浦区中心医院最近发出公告称儿科医生人员不足,无法维持夜间急诊。 上海新华医院曾贴出通知,提示患者和家属在高峰时期,儿科急诊等候时间可能要超过6个小时,有发烧的患者请先服用退烧药,降温候诊…… 据《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中国平均每2,300名儿童患者才配备1位儿科医生。而河南更是“重灾区”,这个数字甚至翻倍:4,810个儿童才有1名儿科医生。儿科医生短缺已是整个中国的现象,儿科医生缺口达到20万左右。 儿科医生收入低、超时工作、风险大 在“以药养医”的潜规则下,儿科和其它科室相比收入相对较低。儿童的看病量很大,但大多数以呼吸道的疾病为主,门诊上复杂的毛病并不多。而且用药量也有所控制,一般来说儿科在医院里是“最不产生经济效益”的一个部门。儿科医生的收入比其它科的收入相比一般要低30%左右,因此也就有了“金眼科、银外科、千万别干小儿科”的调侃。 上海一家儿科专科医院的心内科主任说,多年来,公立医院面临创收压力,同样是在心内科,一名儿童的用药量可能只有成人的几分之一或者十几分之一。此外,因为儿童不善表达,误诊率也相对较高,医患纠纷风险极大。 2006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共报告了全国831起严重的医疗暴力行为,319名医护人员受到了攻击,其中有几位儿科医师因患儿家属的殴打致残疾或死亡,中国儿科医疗暴力事件发生的几率每年都以接近20%的速度在增长。 除收入少、风险大外,儿科医生工作强度更大。2014年开始,中华医师协会儿科分会在上海、天津、福建、江西等7个省市自治区开展儿科资源调查发现,儿科医生的工作强度明显比其它科室医生大。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说:“(门诊)从早上七点半开始一直看到晚上十一点,然后急诊是24小时不关门的,所以靠我们的员工加班加点,延长劳动时间,才能够满足现在到医院来看病的病人。基本平均一天(门诊量)都在1万人。” 上海新华医院院长孙锟表示:“通过综合医院里面的儿科医生承担工作量,跟非儿科医生的工作量比较,我们做了统计,大概是平均是在1.68倍。儿科医生的收入只占非儿科医生的46%。这就是现状,工作量大得多,收入差不多一半不到。” 以药养医带来的弊端 中国大陆“以药养医”的潜规则,一方面变相鼓励医院腐败,一方面造成急需的专科医生人才流失。一位退休的深圳公立医院副院长表示,自从1985年医改以来,当局对公立医院的拨款逐年减少,现在只剩下10%,90%的经费要靠医院自筹。他说:“这10%就像天秤上那最后一根稻草,把医者父母心的传统彻底破坏了,巅覆了很多东西,也引发了很多问题。” 他分析说:“政府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落得一身轻松,但医院更没能力为公益买单了,得先求生存啊,于是就常见到医院因患者无钱而见死不救的情况,社会上都骂医院和医生冷血,眼里只有钱,可有多少人知道医院和医生的辛酸和难处呢?” 在乌鲁木齐两会上,市儿童医院首席专家、分院大儿科主任王平道强烈呼吁:关注儿科医生短缺问题。他说,儿科医生工作强度大,但其待遇却比其他医生低很多,“现在国家对儿童医院的投入只有30%,其它70%需要自己创收,这对儿童医院的发展更加困难。” 据悉,2015年国家卫计委出台政策,降低儿科医生录取门槛,对此王平道呼吁:“降低录取门槛只会造成恶性循环,最根本的措施还是加强财政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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