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近年一直强调,要推行经济转型,从“旧经济”走向“新经济”;旧经济以投资和出口创造增长,新经济改以国内消费作为主要增长动力。不过今年3、4月却出现明显的政策转向,北京不再说转型所需的改革,反而走回头路,大规模回到以投资刺激经济的老路。 中国上次采取大规模刺激经济措施,是2009年的4万亿(兆)人民币刺激计画。那次措施虽然使中国在金融海啸中维持高增长,独步全球,傲视陷入经济衰落的欧美国家,但事后却发现,这样大规模的刺激行动,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企业负债,恶果至今还未能消除。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又重回老路? 北京当局日前公布今年第一季GDP增长6.7%,达到6.5%至7%的指标;3月出口也出现回升,同比大增11.5%。这些数字使市场对中国经济大感乐观,从今年1、2月的一片悲观气氛,变为现在一片乐观憧憬,认为中国经济终于稳下来。但GDP保住中高速增长和出口大增背后,是什么原因? 原来,中国今年初决定,以稳经济和保增长为优先目标,至于改革则要推迟。这是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3月在“两会”提出以6.5%作为新指标的原因。在新政策下,政府使经济回稳的手段是:回到刺激经济的老路,由银行向企业放宽信贷,第一季贷款总额因此达到7.5万亿人民币,与去年同比大增58%,数额等于全年GDP的46.5%。可见刺激规模巨大,工厂和制造业因此得以“复活”,3月出口因此大幅回升,3月房屋销量也因此大增60%。 到4月20日,李克强召开国务院会议,宣布加紧推行刺激经济新措施,包括:一,推动出口,由银行给予企业贷款,尤其是那些取得外国订单的工厂,并给予税务优惠;二,由政府投资基建,兴建公路、铁路和港口等,兴建地点着重落后地区;三,重新鼓励向中西部发展,鼓励东部沿海地区投资中西部。 为什么政策走回头路?原因至少有三个。第一,避免动荡和保持增长。去年7月,出口大跌10%,经济急速下滑;7月爆发股灾,8月又因人民币贬值爆发二次股灾;今月1月初,因人民币贬值再引起股灾。经济减速和金融动荡,使北京当局决定先求稳定,阻止经济下滑,将增长新指标订为6.5%;而且为求稳定,政府不惜动用外汇储备,不断入市购买人民币,以拉抬汇价,力求保持汇价平稳。 第二,改革与增长不可兼得。原先的转型设计,重要手段是改革,包括国企和银行改革,因为国企负债巨大,失去活力,有如僵尸;而银行则因为持有大量坏帐,使金融系统难以运作。但推行这些改革,影响巨大,譬如国企改革,势必导致工人下岗,工人下岗会引起社会不安;更重要的,改革会导致经济减速,如果经济继续减速,成长下降至影响民生,就可能出现政府最不想见到的社会动荡。因此在改革与增长之间,北京不能两者兼得,必须作出选择,只能选择增长,暂时牺牲改革。 第三,习近平遇到政治挑战,改采守势。2月的任志强事件和3月的两封“倒习”公开信,至今仍余波荡漾;政治挑战加上经济恶化,使习近平的治国大计出现转变。舆论认为,习已经从上台以来的攻势,改为采取守势。从攻变守的转变,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先保增长和阻止下滑。 政策转向会有多大影响?至少有两方面,一是推迟改革,使改革失去时机,今后改革变得更加困难。二是国企和银行负债恶化,爆发类似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机会大增。眼前焦点是信贷极度膨胀,今年第一季银行贷款大增58%,贷款总额高达7.5万亿人民币;信贷膨胀等于负债增加,亦即信贷泡沫恶化,破灭机会增加。 今年2月,国际金融投资“大鳄”索罗斯(George Soros)说,中国的经济成长,实际上只有3.5%,而不是政府说的6.8%(去年第四季);他又预言,中国的经济转型已拖得太久,导致问题恶化,已难以挽救,经济将无可避免硬着陆。中国政府曾严词驳斥,指他说法与事实不符,强调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但4月20日索罗斯又说,中国的债务问题恶化,情况与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前夕相似,显示中国将不可避免爆发金融危机。索罗斯的预言是否兑现,当然有待情势发展验证,但北京为保增长而推迟改革,使信贷泡沫恶化,却不能不让人为中国担心;也让全球惧怕中国如果发生大震荡,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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