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的幽灵：魁北克华裔作家出版新作《创伤》

《创伤》的主人公是一个加拿大医生，准确地说，是一个医生的幽灵。他在死去七十多年后，走出坟墓，从家乡的祖屋开始游荡，一直去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山村。他默默地旁观前来参观他的出生地和纪念馆的人们，重游自己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审视当年人们为之疯狂、为之奋斗的事业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间或和几个故人的幽灵短暂相逢交谈。

读者很快就能看出主人公的原型是白求恩，但是这个名字没有在书中出现过一次。从头至尾，他只是“医生”。对此应晨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解释说，她是有意这样处理的。她也常常有意淡化故事中的时间和地理区分。因为她希望这个故事不局限于某一个人，而是传达出一种人类的精神，描写一种“普遍的人情”。医生的幽灵穿梭于过去和现在，从此处到彼处。这个故事因此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跨度，有了历史感。

另外，应晨觉得自己对白求恩的理解可能会有些理想化，同时受限于自己的立场和经验。她在采访中强调说，这不是一本白求恩的传记。

和所有出生于60年代的中国人一样，应晨从小就熟悉“加拿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故事。年少叛逆时，对强行灌输的英雄事迹并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在长大成人、经历过许多事以后，她现在觉得我们的社会缺少这样的人，缺少白求恩的理想主义。

应晨笔下的白求恩并不完美。“但是毕竟，可以说他这一生就是为别人活着的，” 死也是死在自己的岗位上。而在他自己看来，这只是他的工作而已，谈不上特别高尚之处。应晨也承认，这种精神在今天的社会里显得非常过时。

她在自己周围极少见到这种行动的冲劲，这种忘我，这种清醒的理想主义，这种叫人恼火的正直和廉洁。

《创伤》

尽管没有把这本书当成一本传记来写，但是应晨还是希望它能起到给白求恩“正名”的作用。她说，他在自己的社会里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异见人士，西方社会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另外，她认为西方对中国存在误解和妖魔化。她希望通过白求恩的经历描绘当时的情景，展现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原因。

白求恩在吃早饭，摄于1938年。(CP PHOTO)

在《创伤》中，二梁是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七、八岁的娃娃兵，父母兄妹都死于日军轰炸。他充当了医生的警卫员、勤务员和向导，整日不离左右。作为一个孤儿，他立刻对一个同样孤单的成年人产生了依恋，医生对他也怜爱有加。两人之间的关系单纯而动人。

但是二梁死了，而且医生对他的死负有间接的责任。应晨说，医生是一个天真的人。她想通过二梁写出理想主义中的悲剧因素。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许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完全彻底的理想主义是行不通的。坚定的信念和美好的愿望，在和现实发生碰撞之后，最后的结果可能不是我们能够完全左右的。

应晨仍然坚信人不能没有理想。但是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她说自己只是提出问题。这本薄薄的小书不可能提供答案。

继白求恩之后，应晨还想写其他的不同领域的人：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等等。她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写作计划，就是“想写几篇小说，把自己最想看到的人类的一面表达出来”。

她说，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在自己的领域至高无上。她只是希望抓住一些“闪光的东西”。因为随着年岁渐长， 她觉得自己“需要一些闪光的东西才能继续过下去”。

作家多半是勤勉的读者，应晨也不例外。她在大学里喜欢加缪等存在主义作家。在蒙特利尔上学的时候，因心境使然，爱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现在她正在读伍尔夫的散文。她说，伍尔夫对世界的态度是“静观”，这与她目前的状态比较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