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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岁的张薰（化名）这个月迎来了她人生中最艰难的“独立日”——她要回那个“什么也没留下”的中国北京。  她提前3天来到了美国亚特兰大机场，苦等飞往北京的航班，饥寒交迫、不懂英语、身患糖尿病、无家人在旁。一时间，亚特兰大的华人线上组织，形成“寻找家人”的热潮。 实际上，这位跟随女儿、外孙女定居亚特兰大多年的丧偶退休教师，对于这场“离家出走”，筹划已久。 张薰的故事，被海内外舆论形容为一场“遗弃悲剧”。网络热议，老人一生的积蓄，均交付给女儿和外孙女，自己已被掏空。 然而，当美国华人圈和中国网友都表示同情并希望提供帮助时，她却以强者的姿态，拒绝谈论细节，尤其是任何有关亲人身份的。这位自我包裹极严的老人，在公众面前，始终只留下一个落寞、沉默却倔强的背影。 “护犊子”的出走者 张薰现在认为，她和亚特兰大的亲人是“和平分手”。 这种信念，在12日接到外孙女打来的电话道歉后，尤为坚定。她开始告诉身边人：“我脾气也犟，国外住不惯，分手是早晚的事。” 当时的她，正寄住在“忘年交的亲家”杨蓝（化名）家的小单间，总算可以尽情吃些白粥、水煮蛋之类的中国菜。 据杨蓝介绍，那一通电话，让张薰开心万分。不过，她继续强力抵制外界对于女儿、外孙女信息的任何询问。她说：“亲手带大的孩子，不能因为哪篇报道坏了她们的名声。”女儿和外孙女，都是老人用毕生积蓄和心力，供入名校的。 这种保护，从她乘的飞机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那一刻，已经开始。 7日晚上20时15分，首都机场国际到达厅，北京社工王宏宇核对了航班信息，举起写有汉语拼音的接机牌。 张薰由机场工作人员用轮椅推出，见到陌生的社工，立刻从轮椅上站起，以示康健。 王宏宇看到两个大行李箱，感受到这是有准备的“出走”。 “老人穿了厚实的棉服，戴着暖和的帽子，头发整齐，收拾得体。”若不是“遗弃悲剧”在前，王宏宇会觉得眼前就是一位普通知识分子——腿脚没有毛病，精神状态尚可。 “女儿不管您了？”王宏宇问出无数人想问的问题。 第一句回答是澄清：“我是自己提前3天出来的，不是被赶回来的。” 第二句则是发问，她有些紧张和提防：“我的事情，怎么国内都知道了？” “我们能帮您什么呢？”王宏宇关切询问。但除了道谢，张薰没有表达任何诉求。 她的说辞，看似开明——在国外，子女本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反正在美国我也住不惯，我有退休金，在国内生活毫无问题。” 聊了没几句，此前并未透露风声的接机人杨蓝出现。在杨蓝手里，有一张纸片，写着老人的姓名等基本信息。他们此前并不相熟。老人介绍，这是忘年交的亲家。 去杨蓝家的路上，老人用杨蓝手机给王宏宇连打两个电话，反复提醒到此为止，请不要影响家人在国外的生活。 亚特兰大机场工作人员张先生陪护的几天里，听到她最多的控诉，都指向外国女婿的欺辱。 对于女儿和外孙女，她只是怅恨——虽然已经决定离开美国，但为什么女儿忽然搬家，她却没有新家的地址和电话？为什么房间被搬空，连她喜欢的小狗也没有留下？ 她决定提早离开。原本订了13日回北京的机票，她却急不可待，花了100多美元，把票改签到6日，又提早3天让外孙女叫车把自己送到机场，就在机场苦等。她说：“死也要死在中国。” 回到北京的头几天，张薰一直在杨蓝家，足不出户。 12日的这个周末，她主动“搬家”。来接她的人，据说是老邻居家的年轻小伙子。张薰说，以前回国也曾在邻居家住过。 王宏宇和杨蓝提醒张薰：去邻居家住，知会当地的社区服务中心一声。张薰说不必了——她仍害怕任何信息流出，依旧要给女儿、外孙女铸好盔甲。 几天的相处，张薰向杨蓝澄清了一个事实：在北京，她还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已出租多年，租金归属女儿。 沉默的他们 “老太太回国的生活，仿佛都在自己的安排之中。”王宏宇感叹于张薰归国后的独立和此前报道中的处处依赖他人，判若两人。 但让美国机场里帮助过张薰的志愿者意外的是，一位移居美国多年的中国老教师，却不会英语。这些年，她究竟如何在美国社会生存？ 微博上，当此事被众人斥责“子女不孝”的口水淹没时，一位从小生活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悉尼大学博士生小朵冷静评论：其实这不是个案。在悉尼的华人社区，这些中国老人是一个沉默的群体。 小朵的母亲，在教会的华人社团做义工。这里已经成为，不少随子女来海外养老的中国老人，唯一的“避风港”。 傅博（化名）永远记得，不懂一句中文的女婿在白纸上画图示意，“今天晚上我下班回来之前，请你搬离这个房子”。 老伴去世后，女儿邀她来悉尼照顾第三代。仅4个月，就爆发了多次难以愈合的家庭纷争。 纷争，从食物开始。傅博买了腊肉、咸鸭蛋，想要“换个口味”。女儿质问：“为什么要买这种垃圾给孩子吃？你为什么不能像local（当地人）那样吃洁净的东西？” 在这个家庭，许多从中国进口的食物，仿佛都不合时宜。在傅博的记忆里，那几个月，唯一让全家都满意的事，就是把家门前的野苹果摘下做成苹果派。 遭到女婿威胁后，她匆匆收拾行李向华人社工求助。不会说英语的她，在华人帮助下办完所有手续，迅速回国。归国之后，深居简出。 而吉林的陈焕（化名）夫妇来教会时，也已是他们在悉尼的“最后一站”。两年前，他们带着大半辈子的积蓄，欢天喜地投靠独生女儿。 女儿是女强人，30多岁嫁给悉尼人。婚后，女儿提出接父母来养老，在国内生活优越的老夫妻没有犹豫。他们卖掉了国内的房子后又花了300多万元澳币买下澳洲别墅。应女儿、女婿的要求，别墅写上小夫妻的名字。 可后来，他们到悉尼后疲于照料外孙，毫无机会住进别墅。再往后，他们因为“生活习惯不同”被“请”回国内。此地，他们已无任何房产。 即使如此，他们仍选择不打官司：“一旦闹上法庭，女婿会和女儿离婚，房子将有一部分归属权是女婿的。”这是老夫妻为女儿筹谋的最后一步棋。 不过，在小朵看来，回国似乎并非老人最不幸的归宿，受难的反倒是那些最终留下的。 每个周末去华人超市购物，小朵都会碰到一边购物一边对父母骂骂咧咧的年轻华人。 “你什么品味，土气死了，你以为是在国内啊？”这是母亲选了一种“很不合适”的菜，被女儿嫌弃。 “你怎么买这种破东西，懂不懂营养？”这是选错了奶粉的父亲遭到的斥责。 顾潘晓（化名）70多岁，她在悉尼把3名外孙全部抚养到18周岁。海外18年，她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依旧不能独立去医院看病。 不想再忍时，她也想索性回国，但不再有中国国籍，医保将无着落。即使回国，也怕老邻居说三道四…… 最终，她在国外“摒牢”。她自评：“熬着吧，就这样到死。” “我观察到中国人组建跨国婚姻家庭的，遇到代际赡养问题，几乎都不乐观。而夫妻双方都为华人的，矛盾会缓和很多，因为都认同婚后大家庭的概念。”小朵已见过身边几十个案例。 究其原因，小朵觉得主要矛盾还是中西方文化观念的冲突——西方人在成年独立后就和父母相对疏离，而配偶的父母更不会被视作家庭成员；且一些华人女性在嫁给白人之后有“高攀”心态，夫妻间不对等，妻子往往牺牲父母去迎合丈夫。 老人们在遇到家庭矛盾时，因为语言不通、社交圈窄等问题，常常处于劣势，他们只能依靠华人社区的华人医生、华人团体等民间力量，寻求极为有限的帮助。 而最让小朵觉得心痛的，是中国老人在海外遇到危机时，一般会选择沉默。她说：“如果一直保持家丑不可外扬的习惯，默默忍受，那在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社区机制中，谁也不会知道他们需要帮助。” 艰难的独立 张薰的故事，在美国华人圈疯传。一位和张薰女儿同校毕业的美籍华人，在微信公号“海客范”写下言论《嫁了洋老公还养爸妈不？》——“如果我父母要求过来跟我长住，我估计会被逼疯，这不是赡不赡养的问题，而是可见的鱼死网破。” 文末，是一句深切的困惑：“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年轻时受罪最多，最有理由晚年享福，但却给我们带来的压力最多。” 由于文中“把父母留在国内”的主张，这位名校毕业生受到网友攻讦无数。 这一主张背后的逻辑，果真不值一提？在北京，记者见到不少这样的特殊“空巢老人”。留在故土，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出于子女“遗弃”，而是养老的“主动选择”。 “他们出去了，到国外定居了，不会再回来了。”说起一双儿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退休的女教授黄铭（化名）提高分贝，一字一顿强调。 女儿入了美国籍，儿子入了德国籍，而她自己，守着端放在客厅的全家福和锁在柜子里的爱人遗像，要把“中国公民”做到底。 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的她，分外关注心理感受。今年，她总算妥协，准备请小时工，但仍拒绝保姆。她说：“用钱换不来真心。往后的日子，你越来越衰老，她（保姆）就会越来越强势。” 儿女曾多次邀请母亲去国外居住，她都婉拒，这位职业女性在晚年依旧需要独立空间。她说：“他们的家，再好也是别人的。中国，有我自己的家。” 她也安慰自己：“国外就和外省一样，往来方便。”她再年轻几岁的时候，常去德国、美国探亲。她会说英语，但仍觉得那种没有固定社交圈的生活，像是人“没了腿”。 “刚开始的几天，觉得儿孙绕膝，很好；几天以后，发现自己和社区里的人无从交谈，甚至不能独立去图书馆借中文书，要让他们开车带我。孙辈是儿女生活的重点，我就自觉往后缩。”黄铭时刻提醒自己的“次要地位”。 折中的办法是机构养老。2008年，黄铭68岁，身体健康，开始紧盯养老院的报名信息。但她满意的私立养老院，入院保证金动辄数百万元；而公立养老院，她已被排到7000多号，难以入住。 什么才是她的养老模式？她有些不确定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相比之下，两位女儿均在国外定居的清华大学田教授夫妇，寻求机构养老之路，顺畅一些。 当他们发现体力不支到无法打理一日三餐时，决定“换一个活法”。夫妇俩开车在北京城溜达，寻找心仪养老院。最终，他们选择了一家近郊的新兴养老院。在这家目前仅招收50多名老人的养老院，就有十几名老人的至亲已定居海外。 田教授说，养老观念转变不易，他们夫妻住养老院的“主动出击”、“果断拍板”，在那栋大半子女都在海外生活的教授楼里，实属创举。现在楼道里往来的，一半是老人，另一半是面孔陌生的家政人员。 不过，楼里的老人终究还是形成共识：“再难，也不要背井离乡。” “非典型”中国养老故事？ 张薰已回国并沉默，关注者也渐渐平静——不少人觉得，类似养老问题尚属小众，也就集聚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 然而，这真的只是“非典型”中国养老故事？ 根据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我国华侨华人总数约为6000万人，中国国际移民群体实际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外移民群体。 “现在还算比较平静，或许在5年以后，将会迎来中国人养老困境的爆发期，无论是在海外的华人社会还是在国内。”这是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隋国辉的预测。 他的判断依据是，国家生育政策引导下的第一批70后独生子女的父母目前还有很大一部分未满70岁，生活尚能自理；但5年之后，这代人年逾七旬，生理和心理指标均将发生巨大滑坡。“养老压力将诉诸他们的独生子女。” 隋国辉认为，子女在海外的老人和子女在国内其它城市的老人相比，最大的差异在于，当疾病袭来，老人通常会选择去子女所在城市养老，而不会选择出国。 出路难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指出：“老人跟随子女去海外养老，不是一个值得倡导的选择。” 对于已在海外跟随子女生活的老人，她建议：最要紧的是保持经济独立；另外，一到海外就要和社区公共机构建立联系，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和社区同类老人建立联系，即使语言不通，也必须寻找到相当于中国邻居这一角色的人交流。 这位常年从事社会保障研究的学者道出了海外养老之辩的本质所在——这是中国老年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和社会现实之间产生的不对等性，老人把一辈子积攒的所有资源以及心力都交付给子女，然而正是这种全盘托付，造成两代人之间的伦理问题。 在杨团看来，自立的老人无论在海外还是国内，往往更能解决好和子女相处的伦理问题。她说：“每一代人都应首先为自己而不是替下一代人考虑。每一代人都应首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其实在去留的选择之间，这些‘非典型’养老故事背后的讨论空间，不正是日益加剧的中国老龄化社会必须面对的养老模式和思维的转型？”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张欢在看过张薰的新闻后如是点评。 在这位教授看来，老龄化社会所提供的真正理想的社会支持体系，应该让“张薰们”获得真正的养老自主权。 这正是张薰“非典型”养老故事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典型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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