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移民部长康尼：中加关系被外界扭曲

在加拿大华人社区中，影响最大的政客甚至不是总理哈帕，而是之前担任多元文化部长，现在担任移民和公民部长的康尼(Jason Kenny)，他曾经是加拿大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之一，也是保守党政府对华人“人头税”、“排华法”在国会历史性正式道歉赔偿的最大推手，也是国会通过要求日本对慰安妇问题进行正式道歉决议案的推动者，他的移民政策改革，将影响加拿大深远。

日前，加拿大最大的英文报刊《多伦多星报》发表评论，指康尼是加国政坛上推动政策最迅速的政客，争议性也很大，是哈帕总理之后，问鼎保守党党魁和总理宝座的最有希望者之一。本刊特约撰稿人9月5号上午在温哥华市中心，对康尼进行了长达近一个小时的专访，探索他的从政之路。
加拿大移民部长康尼：中加关系被外界扭曲

从小就是政治动物

人物周刊：你是加拿大政坛中少壮派的政客，也是最受关注的政客，那么，到底是什么把你带入“政治”的世界？

康尼：政治？那是我从小就开始热衷的唯一事情，我强烈关注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发展等等，所以我就被政治吸引，认为只有通过参与政治的方式，才能达成自己奋斗的目标，社会的公义。我的个人特质不是那种被动坐在旁边，等待别人做决定，而是自己要掌握主动权。

人物周刊：你从中学就开始搞政治了吗？

康尼：从小学就开始了，我仍然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就组织了模拟选举。到了中学，我选举班长，学生会主席，自然就走向了政治之途。

人物周刊：那时候，你就想：我将来要当总理？

康尼：我不确信，曾经这样想过。我只想，只要努力，政治可以改变社会。我现在虽然代表阿尔伯塔省选区，但我先后在安省、缅省成长，然后在卑斯省维多利亚读中学，到加州读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在阿尔伯塔省，因此，我的视野和思考问题的层面，可以说是国家的，而非地区的，因此投入联邦政坛。

人物周刊：在你投入政治的生涯里，哪个政治人物对你的影响最大？

康尼：这是一个大问题，有两个政治人物对我从政思想的启蒙和影响最大。一个是因为不改初衷和承诺而被处死的政治家托马斯莫尔 (TomasMore，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诗人，政客，鼓吹人文主义，乌托邦一词的原创者，1535 年被教皇处死)，一个是为解放奴隶奋斗终生的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Wilberforce，1759-18 33)。在加拿大，则是前总理蒂芬贝格，我是在少年时代遇到这个老人的，他是平民的英雄。

人物周刊：你是如何平衡你的政治生活和诗人生活的，有人说你是“政治动物”？

康尼：这是非常困难的，我几乎是牺牲了私人生活，而忘我投入政治生活，但有时候，我还是要摆脱工作，到一个清静的地方，没有压力，可以轻松一下。但是，因为我是移民部长，到哪里都有人要向我陈情，希望我帮忙解决他们亲人的移民问题。我的前任移民部长戴安芬丽做眼睛手术，她的护士就要求她帮忙解决菲律宾亲人的问题。我对陈情的市民有很大的同情，但移民部长也不能法外行事，这是我碰到的问题，也影响了私生活。

人物周刊：众所周知，你是总理哈帕最亲近的朋友和同事，或者说是“亲信”，你跟总理的友谊和关系到底是如何的？

康尼：我和总理哈帕友谊超过20年，我们都是改革党年轻的国会议员，常常在一起讨论党的方针政策，讨论国家的前途，讨论哲学和人生观。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常常不谋而合，在国家的前途上有着相同的意见和看法。当他成为保守党党魁和总理之后，我们的工作关系就远远超过了私人关系，因为我们不再有太多的私人生活。幸运的是，每当我着手一些开创性工作的时候，总理总是理解和支持，并要内阁有关部门全力配合。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的“脑袋”就是总理的“脑袋”。为何哈帕挑选你做他的发言人，替他在国会质询，回答问题，难道你们没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吗？

康尼：问得好，当然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总理自然有最后的决定权。好在是，我们意见不合的情况很少，大多数情况都有共同的认识。

经典之作：“人头税道歉”

人物周刊：你还记得你“首次遭遇中国”是在哪里，是在教科书上知道中国的吗？

康尼：毫无疑问，中华文化是世界伟大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在孩子的时代，就接触到中国文化。小学时我父亲就将我送入寄宿学校，同学中就有中国学生，或许是从香港来的，我学会了一些中文词汇。可以这样说，在我这个加拿大人的成长经历中，中华文化也是存在的一部分。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饮食是否喜欢？

康尼：那当然。我的许多周末时间都是在中餐馆里度过的，中餐是我最喜欢的食品之一。

人物周刊：你觉得中餐是否很健康？

康尼：那需要你告诉我。(笑)我在国会同僚里有一个“绰号”，那就是“急惊风与咖喱王”，部长们开玩笑，谁要吃咖喱，就找康尼。

人物周刊：你的中华文化经验是否你推动人头税道歉赔偿的动力，你作为多元文化部长，经典之作就是“人头税道歉 ”，是什么契机和动力让你奔走推动这个获得国会一致通过的平反案件？

康尼：我对这个事情的真正关注是在2005年。得悉我的前任，自由党政府多元文化部长陈卓愉在没有咨询社区草根的情况下，与几个社团合作，匆忙搞了一个所谓解决人头税的计划，不道歉，不赔偿，企图用1400万加元的所谓教育基金支票，就把这个让华人蒙羞百年的问题“洗干净”，结果引发华人社区的爆炸性抗议。因此，我上任后，在多伦多、渥太华的许多华裔议员——许多是反对党议员的帮助下，开始进行人头税平反的工作，总理哈帕非常支持，结果就有了总理在国会正式为人头税排华法道歉的历史性一幕，这对从未知道过去这段可耻历史的加拿大年轻一代，具有重大教育意义。

人物周刊：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仗，华裔社区倍加赞扬，并影响澳洲、美国的类似问题处理。

康尼：当然在赔偿对象和金额上有些争论，但这个道歉赔偿让华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庆祝加拿大国庆日，意义重大，我自己看到那些年迈受害者的激动，也深受感动，这是我从政生涯中最难忘的一幕。要知道，战后60多年来，多少届政府、总理，都把这个问题推开去，但我们做了。当然，我也希望新一代华裔移民，或者加拿大出生的亚裔，也因此能够感谢他们祖辈衣衫褴褛的奋斗为今天奠定的基础。

与中国的关系被外界和媒体扭曲了

人物周刊：我们来谈一下加拿大的外交政策，加国党派之争，常常让加拿大的国家利益遭到模糊，加拿大外交的原则和基础到底是什么？

康尼：我们在处理外交问题的时候，秉持两个并行不悖的原则，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和加拿大的价值观，不会因为其中一个而损害另外一个。加拿大不应该为了倡导人权自由等价值观而干涉别国内政，但应该通过合适的方法，对有违这些价值观的事情提出自己的立场。

我个人认为，保守党政府与中国的关系被外界和媒体扭曲了，他们夸大了加中关系的一些问题。如果用数字说话，我们执政3年多，中国来加旅游人数增长25%，中国成为加拿大移民最大来源地，中加经贸合作也长足增长，到总理访华之际，两国关系将达到高峰。或许我们没有前任政府那样大张旗鼓作秀，但在解决实际问题上，有很大的发展。除此以外，我们与世界6个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与欧盟的也在进行中，加拿大在世界的能见度大幅上升。

人物周刊：如果说人头税平反是你担任多元文化部长的最大成绩，那么，什么是你担任移民和公民部长任内的最大成就？

康尼：我想最大的成绩就是快速解决了许多拖延已久的旧技术移民申请案例，达到两成五以上，另外就是加速技术劳工签证和入境的过程，以满足加拿大劳工市场的需要。

人物周刊：许多华裔移民关心家庭团聚问题，提出能否扩大一点比例，加快一些审批的时间？

康尼：我们今年是冒了风险了。一般来说，金融危机的年份，移民国家会自动减少移民人数，以减轻国内失业等压力。但是我们还是维持了原有的移民人数规划，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仅见的，这是因为我认为短期的困难不应该影响移民对国家发展长期战略的正面意义。当然，困难的是，如何分配移民类别的人数，这就有所谓的轻重缓急。独立技术移民，商业经济类等支持加拿大经济的移民类别当然是重点，我深切感受家庭团聚移民等待时间过长给人带来的煎熬，但公平而言，加拿大仍然是发达移民国家中接受父母亲、祖父母移民最为慷慨的国家，远远超过澳洲、英国、美国等，虽然我很抱歉说，希望大家多一点忍耐。

加拿大多元文化模式很成功

人物周刊：我们来谈一下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和美国的大熔炉政策，你认为到底哪个更好一些？

康尼：我认为加拿大多元文化模式很成功，但不应该高枕无忧。多元文化尊重不同种族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但加拿大不应该生活在彼此隔离的“自我堡垒 ”中，尤其是第二代的孩子们，在承继父母一辈的文化语言的的同时，更应该掌握加拿大的英法官方语言，融入到各族裔都认同的“加拿大”这个大家庭当中，第一代移民比较难以融入其他族裔其他文化，这没有关系，但大家都自觉让孩子们成为“百分之百”的加拿大人。我常常鼓励华裔家长让孩子们参加童军等加拿大的传统组织，自己也当义工，这样就会找到融入的感觉。

美国虽然讲“大熔炉”政策，但你走进每一个美国城市，依据族裔文化而群居的社区比比皆是，但是，他们都强调“ 我是美国人”的自我定位，这不是坏事。

我很乐意看到，华裔年轻一代参加警察、消防队等社区服务，来回馈社会，融入社区，这样，加拿大才能在多元化中维护其国家定位、价值定位，才能永续发展。

人物周刊：那么，你的下一步是什么？会不会朝着总理的目标迈进？《多伦多星报》说，你是哈帕总理之后，最有可能挑战党魁的政治家之一。

康尼：那个岗位至少目前还没有空出来。我觉得总理哈帕做得很好，加拿大应该给他继续领导这个国家的机会，加拿大需要稳定的发展，至于我自己，在目前的工作岗位上做得很充实。

人物周刊：大选以后，如果保守党继续执政，你会不会换一个位置，比如做外交部长？

康尼：这要看我的“老板”，总理哈帕怎样安排。我不会感到奇怪，总理如果继续要我担任移民部长，推动改革。当然，如果总理要我做其他的、与多元文化移民问题全然无关的工作，我也只有一个答案：听从调遣，不会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