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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劣质疫苗，举国刷屏。这一问题，与优质仿造药难以落地，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制度经济学如何解决监管俘获？
能够举国刷屏的案例，往往和孩子有关。 十年前的阜阳大头娃娃，过去的三鹿奶粉，再到雾霾，最近一次，则是和疫苗有关。 并不新鲜的疫苗问题 事件发酵，源自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一则信息披露。 7月15日，药监局根据举报线索，发现长生生物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 这不是长生生物的第一次违规。除了狂犬病疫苗之外，百白破疫苗也被发现问题，长春长生与武汉生物一起在2017年曾经被发现百白破不合格疫苗。 事发后，长春长生被责令停止狂犬疫苗的生产，药监局也表示此次飞行检查所有涉事批次产品尚未出厂和上市销售，但这一切不能打发公众担忧。 到了周末，随着一则《疫苗之王》的文章，这一事件更进一步发酵。 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极高，而百白破疫苗则是不少新生儿指定疫苗。事发之后，不少家长都在核对孩子疫苗本，一时之间，哀鸿满地。 其实，这一次暴露问题并不新鲜。问题疫苗带来的纠纷，一直见诸媒体，关于问题疫苗的报道，财新等传统媒体一直报道跟进，《疫苗之王》实际上处理得相对小心，基本是基于原有报道的整合。 即使如此，大众仍旧十分敏感。旧闻爆发，意味着问题一直存在而没有妥善解决，不仅反衬当下公共环境的变化，也意味着社会信任遭遇危机。 疫苗本来是用来救命的，如今变为间接害人甚至杀人的工具，何况受害者是无辜幼子，让原本脆弱的社会信任再次到了冰点。关乎孩子，反复发作，何能忍？又一次，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成为刷屏中产的内心不安。 西方药王vs中国疫苗之王 疫苗的新闻，不由得令人想起刚刚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 故事中，普通中年男子程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开创了做印度仿制药“代购”的新事业。西方正牌药厂药价高昂，印度药于是成为国内患者的生命线，也为主角带来法律的风险。 《我不是药神》电影改编自真实故事，原型是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代购抗癌药的事迹。小人物的悲喜，最触动人心。作为一部现实批判意味浓厚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奇迹，不在于其获得的亿万票房，而在于这部电影能够公开上映并引发广泛讨论。电影甚至引发国务院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 在社会底层，人心硬不过馒头。不过，如同对于疫苗的愤怒，《我不是药神》的感动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更多？ 《我不是药神》大热之下，尤其在贸易战背景下，引发对于西方药品企业专利的控诉。然而，是经济学角度看，天价药背后其实牵扯一串问题。单单药物专利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没有好的专利制度，其实没有办法保证好药品的持续研发。而专利保护之下，西方药物难逃价格高昂之弊端。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仿制药无疑是极为珍贵的口子，但对中国而言，苦涩的现实却是，印度仿制药大为成功，中国却举步维艰。 问题出在哪里？为何面对生老病死这样的大事，反而山寨不出救命药？我在公号《徐瑾经济人》转发社科院学者朱恒鹏的观点，他长期关注医疗，提出做仿制药并不是什么难事，但药企却没动力去做高质量仿制药——这背后其实也有制度经济学解释，一言以蔽之，“强势的公立医院更喜欢高价药。” 劣质疫苗问题不绝，与优质仿造药难以落地，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制度经济学如何解决？ 如何避免监管俘获 生老病死，人生大事，但关键时刻，中产唯剩无力感；面对危机，他们能够做的，是等待，除了等待还是等待，等待一个说法，一个解释，一个方案。 他们被一道“黑幕”，隔在无力感与真相之间。 这道黑幕，在经济学中叫信息不对称。按照经济学的定义，信息不对称，是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中，一些成员拥有其他成员无法拥有的信息。 这一概念，最早研究来自经济学大家阿罗。他正是受到医生病人关系启发，提出了信息不对称这一观念，开创了医疗经济学这一门类。一般而言，卖家总比买家知道更多，信息不对称是必然的，尤其在医疗领域，如果再加上人为造假以及刻意隐瞒，其结果将导致巨大的社会鸿沟。 信息是筹码，也是权力，更是权利。信息不对称的结果，将是逆向选择。即造假者可能名列富豪榜，疏职者可能备受重用，真正制造廉价优质疫苗的中外厂家可能反而被挤出市场甚至在破产边缘，而那些相信支持国产疫苗的家长，他们的无辜幼儿成为牺牲品。 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多向度信息是关键。经济学也告诉我们，上对下的单向度监督，必然滋生低效与腐败，这在经济学中常常以“监管俘获”概念来描述。经济学家斯蒂格勒等人的研究指出，监管者一旦被监管行业俘获，监管将围绕被监管者利益展开，最终将被监管者利益放在公共利益之上。 监管俘获现象十分普遍，在发达国家也难以绝迹，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家常便饭。对此，经济学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必须向相关者提供多向度的信息，在从上而下的监督之外，平行监督和由下而上监督都必须同时存在，才能真的形成监管合力。 具体到现实而言，这就意味着无论媒体报道还是公众的集体诉讼，都应该得到支持甚至鼓励。这也意味着，对出事行业的国有化建议，无疑与虎谋皮：国有化不能增加平行监督与由下而上监督的机会，不过是减少了事故被揭露与传播的机会。远的例子不说，不久前的某药酒岂非现成案例？ 中产的集体刷屏，首先是为了孩子，但本身也是一种自救——任何没有公共关怀的人，在现代社会本身也不是真正意义上成年人，所以一些装睡的人某种程度上也是“孩子”，其实很难一直假装岁月静好。 中产刷屏背后的情感，源自对这片故土的认同。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呼吁，关注意味着尚存希望，唯有希望这样的呼吁不被再次漠视。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亦为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近期出版《白银帝国》、《不迷路，不东京》，公号《徐瑾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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