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秋天,英国姑娘扶霞·邓洛普在一家港式餐馆里,与两瓣笼罩着硫磺色光晕的皮蛋相遇。 碍于礼貌,她夹了一块放在嘴里,三观俱裂——对她来说,这一坨脏兮兮、黑黢黢、绿幽幽、黏糊糊的东西,“如同闯入噩梦的魔鬼之眼,幽深黑暗,闪着威胁的光”。 从小就见识过土耳其、苏丹、伊朗、日本等各种“全球化”味道与绿色炒鸡蛋、紫色土豆泥等“超现实主义”菜肴,扶霞绝不是那种看见桌上端来蜗牛和腰子就吓昏过去的女孩。但是1992年秋天,她第一次来中国,面前这道“千年老蛋”还是让她猝不及防,全身发麻。 此时,离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写中国人嗜吃狗肉和蛇肉已经过去了7个世纪,可面对着市场上一麻袋一麻袋晒干的蛇、蜥蜴、蝎子和苍蝇,扶霞不由得想起英国老乡、外科医生古德·唐宁100多年前的忠告:在广州吃饭一定得小心翼翼,“免得不知不觉就吃了条蚯蚓,或者啃着猫儿小小的骨头”。 即使在英国也点过油炸丸子、蛋炒饭之类的中餐外卖,但那种“东方主义”式的猎奇与偏见,总是匍匐在阴影中,给她的大脑亮出警示信号。 英伦舌头与中国胃,中间隔着多远? 一年后,坐在成都一家餐馆桌前大快朵颐的扶霞找到了答案:一盘鱼香茄子。 几个月后,她申请了一个少数民族研究计划,填着表格上一栏栏的项目,编出一串串的理由,心里想的却是鱼香茄子、豆瓣酱红烧鱼、火爆腰花的香味。 1994年,扶霞成了四川大学的一名留学生(专题),一头扎进了成都生活的喧哗与骚动。她和朋友们成了各种“苍蝇小馆”的常客,在街边摇摇晃晃的桌子边,狼吞虎咽地吃下一碗刺激火爆的“担担儿”;在夏夜的梧桐树下,大口喝啤酒,小口啃猪耳朵,咬一口脆生生的藕片,把新鲜的煮毛豆从豆荚里“噗”地挤出来…… 成都的温暖和慵懒,能融化任何英国式的刻板僵硬。在牛津长大、剑桥上学、伦敦工作的扶霞,在成都流动着豆瓣酱与茉莉花茶的空气里,萌生了做厨子的志愿。 为此,她跑到烹饪学校学艺,对着一截腰花,练习切、片、斩、捶刀法,用泡椒和豆瓣调出“鱼香味”;还跑到饭店后厨偷师,记下各种食材和菜谱。 学业结束,她登机回到牛津老家,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包,里头是郫县豆瓣、永川豆豉、新繁泡菜、汉源花椒,甚至还塞进了一个腌菜坛子…… 在新作《鱼翅与花椒》中,她将这些奇妙的中国菜冒险之旅一一呈现,从四川热闹的市场到甘肃北部荒僻的风景,从福建的深山到迷人的扬州古城。 对她来说,中国成就了她的事业——作为美食作家,她曾4次将有着“饮食世界奥斯卡”之称的詹姆斯·比尔德烹饪写作大奖收入囊中,她的饮食习惯也被永远改变了——那个曾经为皮蛋心惊肉跳的英国淑女,如今吃起鸭肠、脑花来津津有味。 有一次,她在肯特郡的一个小镇散步,路遇一大群鹅,想到的不是美妙的英格兰田园风光,而是一锅用豆瓣酱和花椒炖煮的鹅肉,在煤气炉上咕嘟咕嘟冒泡。 最终,她果真长出了一个中国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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