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在纪念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年的日子, 有必要提及15名基督教传教士救护南京大屠杀中的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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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年的日子, 有必要提及15名基督教传教士救护南京大屠杀中的20多万中国人的事实。由于政治的关系,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没有宣传.
在浩繁且已泛黄的百十年前的手稿中，使笔者心灵受到巨大震颤的，是那些70年前关於南京大屠杀的传教士手稿、日记、信函及照片。他们毫无渲染的写实记述，把我拉回到70年前、中华民族史上那悲惨的一幕。我似乎被置於那血雨腥风之中，我好像听见地下数十万冤魂在呼喊。
那一组组从现场中偷拍、抢拍下来的黑白照片，触目惊心，令人心灵压抑得近乎窒息，直想转身掩面冲向室外，仰首悲声喊向长天。难怪在传教士的笔下，嗜血淫暴的日本兵，被形容为“人形野兽”（human beasts），难怪这些传教士说，他们经历了“人间地狱”。5
1937年12月13日，日寇攻陷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後，大肆烧、杀、抢、掠、淫，使整座城市变成一个人间地狱。眼目所及之处，断壁残垣瓦砾；城内城外，遍地尸体。三十万无辜平民和士兵惨遭杀害，八万妇女惨遭奸淫，几十万难民无家可归。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文多多，几乎无一例外地记述了那悲惨、黑暗、血腥的一页。确实，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似乎没有什麽亮点可写，似乎没有什麽事情可资歌颂或可以给人安慰的。然而，就有那麽二十几位善良
南京陷落时，共有27名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德国人、丹麦人、俄国人，留在南京城中。其中有15位是美国人，分别来自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基督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当日本军队一天天迫近南京城时，他们不顾美国大使馆的劝告，自愿留下来，计划成立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南京设立战时安全区。
他们这一设想及策划，并不为人所接受，不但遭到日本人拒绝，而且他们的亲戚朋友、西方官员，都强烈要求他们放弃这一计划，赶快逃命。
12月初，美国大使馆要求他们乘坐Panay号炮舰撤离南京，但这些传教士婉言谢绝了。经最後劝告无效後，炮舰於1937年12月9日离开南京。
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确定安全区的范围。而且这一范围，必须得到南京政府和日本军政当局双方面的认可，安全才可能有所保障。经过多次多方商讨，最後才大致确定了安全区范围，并且在这个区域的边界，插立旗帜作记号。旗帜上面印有红十字，及“难民区”三个大字。区内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还有许多政府的办公建筑。
南京政府方面很快同意了安全区的筹建计划，并予以配合。为了这一区域成为平民安全地带，中国军队和一切军事设施，按期从这一地区撤出，并保证以後军人一律不进入该区。但日本人却从未正式承认安全区，只是口头承诺∶如果没有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在里面，他们就不会向安全区发起进攻。安全区的计划就这样算通过了。
在战争爆发前，南京市政府拨给国际救援委员会八万美元、二万袋大米、一万袋面粉，和350袋食盐，以备难民需用。但实际上这些物资根本无法抵达安全区。因为这些粮食都储存在南京城外，而当时基本找不到卡车，因为卡车都被军队徵用了。
他们只好用自己的小汽车，尽快、尽可能地拖运粮食。在被炸得一片狼藉的城市中，冒著日机轰炸的危险运粮，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最後，只有九千多袋大米，被运到暂时充作仓库的金陵大学教堂里。此外，他们又设法从大同面粉厂，得到一千袋面粉。
安全区始建时，国际委员会的领袖们以为，他们的工作会很快完成──只要仗一打完，人们很快就可以回返家园，却万万没有预料到那将临的可怕灾难。随著日军进城後极其残暴疯狂的烧杀淫掠，使得这个占城区1/8面积的安全区，成为唯一可以提供保护的地方。
首先躲入安全区的，是那些在日机轰炸下失去家园的平民。当南京城陷後，二十多万难民涌入了安全区。这是安全区领袖们始料不及的。他们必须要为这些难民解决生活必须品，如食物、遮风挡雨之所，以及医疗救护，还要设法制止日本人闯入安全区，以保护难民的人身安全。
这二十几个外国人，俨然成了这二十几万身陷绝境之人的保护神。凭藉他们的不断抗议和拼死维护，才使得千千万万男人免遭杀害，妇女免遭日军强暴。
能够使二十几万人从地狱中生还，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要知道，这些外国人平素都是书生气十足、绅士派头的牧师、医生、教授和商人。这些过去看见死尸都心存不忍的人，现在却要面对血腥残忍的集体屠杀、集体强奸等场面。他们保护著中国人，在屠杀场、日寇枪口下把中国人抢救出来，在街头赶跑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妇女的日军，甚至要面对日寇冒烟的枪口和带血的刺刀。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有的险被射杀，有的被日军的军刀所伤。
威尔逊（Robert O. Wilson）
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O. Wilson），出生於南京一个卫理公会传教士之家，并在南京度过美好的童年。他的父亲是牧师，并在教会学校任教。创办金陵大学的约翰．福格森（John Furguson），是他的舅父。
威尔逊年少时，师从因撰写有关中国的著作而驰名世界、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他17岁入普林斯顿大学，并於1929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医学硕士。1936年，他偕新娘来到他的生身之地南京，服务於金陵大学医院。
日军飞机的炸弹，打破了这对年轻夫妇诗情画意般的生活。威尔逊让其妻携婴儿乘炮舰离开，自己则坚持留在南京。60年後， 他妻子回忆说∶他把中国人民看作他自己的人民，把保护中国人民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於战局紧张，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离开了南京。到12月初，金陵大学医院只剩下三个医生。最後，偌大的医院就只剩下他一个医师了。由於日军的疯狂轰炸和屠城，受伤的平民和士兵，源源不断地送到医院。威尔逊在同事特莱默（C. S. Trimmer），海因兹（Iva Hynds），以及几个中国护士的帮助下，夜以继日拼命工作，抢救了无数伤病员的性命。许多幸存者至今记得他，怀著极大的崇敬之情提起他。
在马吉牧师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威尔逊大夫正在抢救一个被日军集体强奸且残伤的妇女。日本兵在这妇女身上刺了十刀， 一刀在脸上，一刀在手腕，四刀在後背，四刀在脖颈上，头几乎被砍掉。
一直到1938年6月，待其他人员补充上来时，威尔逊才得以脱身，离开南京到上海休息。这段炼狱般的经历，几乎使他整个人垮掉。他的家人评价说∶是他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和对中国的爱，给了他勇气和力量。他有许多书信，描述了日军暴行及南京惨状。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生於美国伊利诺州的西科尔。长大後在伊利诺大学主修教育，於191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她年轻时高挑而端庄，一头飘逸的黑发。但她拒绝了多人的追求，选择了独身。她受美国基督会所派，到安徽合肥的一所基督教女子学校，任校长七年。1916年，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时，她被调去作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
当日军迫近南京，绝大多数教职员离开南京，到上海或成都避难时，她则留守在金女大校园。在南京大屠杀中，她保护了千万个中国妇女免遭日本兵的强暴，被百姓尊称为“南京活观音”（The Living Goddess of Nanking）。那时她51岁。
安全区建立後，魏特琳成了金女大校园的实际负责人。她以其非凡的组织能力和胆识，对校园坚壁清野，同时四处张贴宣传标语，发放安全区臂章，并缝制了一面27英尺长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的草坪上，以防日机轰炸。同时她作好一切准备，接纳妇女、儿童和伤兵。
12月的第二个星期，金女大校园开始向妇女和儿童开放。当日军屠城时，越来越多惊恐万状的妇女涌入校园。到12月15日，校园中挤了三千人。许多妇女饥寒交迫，还有的把头发剪掉，把脸涂黑。在以後的几个月中，魏特琳成了金女大校园难民的唯一保护者。日本兵不断地来骚扰校园，或拉男人出去处死，或拉女人出去充作军妓。有许多次，魏特琳冒著生命危险，将拉走的人抢救下来。
就在这难以承受的压力和危险之下，她仍然以热情、饱满的精神，安慰他人，鼓舞大家的爱国情怀。一次，一老妪到厨房要稀饭吃，但已经没有了。魏特琳把自己正在吃的稀饭倒给她，并对她说∶“你们不要担心，日本终将失败，中国不会灭亡。”
当她看到一个男孩胳臂上戴了个日本太阳旗的袖章时，她愤怒地斥责他∶“你怎麽可以戴这种太阳旗的标？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这耻辱的日子，永远不要忘记。”
幸存者回忆∶“她整天从早忙到深夜，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她始终为那些妇女儿童担著心，一有日本人进来，她就冒险把他们推出去。或者到他们长官那里，央告他们不要在这些妇女儿童身上造孽。”许多人为她的性命担心，但她始终不渝地保护著那些无助的人。
南京大屠杀使魏特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极端恐怖，加上长期过度紧张的工作及劳累，她精神、身体，几近崩溃的边缘，只好於1940年4月回国休养。这位坚强的、救过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生命的女性，在离开南京一周年之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年仅55岁。
她所留下的526页的日记，涵盖了1937-1941年的事情，其中1/4的篇幅，翔实记载了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的南京大屠杀。据她所记，日军暴行直持续到193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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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吉（Rev. John Gillespie Magee）
马吉牧师，生於宾西法尼亚州的匹兹堡。1906年在耶鲁大学完成学士学位，1911年在麻萨诸塞州的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1912年被按立为牧师，随即被派往中国。在中国，他和英国内地会女传教士Faith E. Backhouse相遇并结婚，育有四子。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马吉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在难民区内设立难民医院，抢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是他冒险拍摄了南京大屠杀的许多场面，成为极为珍贵的可视资料。
在他的镜头里，可以看到恐怖的血肉模糊的人头；被日本人活活烧焦的人体；被日军集体强奸後，脖颈几被砍断的妇女等等，惨不忍睹。
在中国28年後，马吉于1938年夏，第一次回到美国。他到处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南京大屠杀真相。战後，他勇敢地到东京国际法庭作证。
马吉在他的日记里，不仅记载了日军的屠杀，还生动地记下∶“日本兵掏光了穷人身上的每一个铜板，剥光了他们身上每一片布。”我很难想像在当今现代世界上，还存在这等残忍的人。
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ls）
米尔斯，出生於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温斯伯罗（Winnsboro）。1910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12年从哥伦比亚神学院毕业後不久，来到中国参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33-1949年，受美国长老会宣教会所派，在南京做传教士。
1937年11月22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副主席。当主席拉贝於1938年2月离开南京後，他成为主席。为了安全区内25万人的安全和生存，他和同仁可谓倾尽全力，力撑到1938年5月末，国际委员会的资金、粮食告罄为止。
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他尽了最大努力，试图促成停火协议，以便让中国军队和平撤离南京。在唐生智将军的同意下，他和贝德士教授到美国Panay炮舰上，面见美国大使J. Hall Paxton，请求他向日方转达停火谈判的信息。此行记载在1938年1月24日他写给妻子的信上。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
贝德士，生於美国俄亥俄州的纽沃克，父亲是牧师。1916年，贝德士在希兰学院毕业後，就读於牛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美索布达米亚服务於基督教青年会，之後又回到牛津读书。
1920年，他成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被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1923年，和在金陵女大任教的加拿大姑娘罗宾丝（Lilliath Robbins）结婚。1934年回国，先後就读於哈佛和耶鲁两所大学，1935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作为安全区负责人之一，贝德士教授和其他成员，一起经历了死荫的幽谷。为保护中国人不受伤害，他曾被日本兵用手枪顶住恐吓。为了打听被日军绑走的金陵附中学生的下落，他以无畏的勇气找到日军宪兵总部，被日本宪兵粗暴地推倒在楼梯上。他还先後两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为表彰他面对日本人所表现出的勇气，及对南京人民的贡献，1938年1月13日，他被任命为金陵大学副校长。从1937-1941年期间，贝德士都在南京。战後，他到东京国际法庭出庭作证，有200多页的证词留予後世。
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
费奇生於中国苏州，是长老会传教士之子。他先入沃斯特学院（Wooster College）完成学士学位後，又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909年被按立为牧师，然後返回中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任职。
南京大屠杀时，他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的南京大屠杀日记最早被带出南京，在上海广为油印、散发，向外界披露日寇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也是他，冒著生命危险，把马吉牧师拍摄的电影胶片，偷带出南京。那是1938年1月19日，费奇获准离开南京，乘日本军列车去上海。他混在三等车厢、臭气醺天的大兵们中间。在他的骆驼毛大衣里面，缝有8卷16毫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胶片。他後来告诉家人∶如果当时他被日本人发现藏有胶片，必死无疑。
庆幸的是，他终於把胶片平安带到上海，并在柯达公司冲印出四套。一套他留给了拉贝，另三套带到美国。他和其他传教士回到美国後，到各地去演讲，在宗教和政治集会上放映影片，让美国和世界人民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他的日记也被各主要报刊一版再版。
1938年，他又重返中国。除在青年会任职外，还服务於联合国救援机构。
斯密特（Lewis S.C. Smythe）
斯密特，从芝加哥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後，於1934年，被基督会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1937年，他让妻子带两个孩子去江西，自己却苹身留在南京，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长。
从1937年12月14日到1938年2月19日期间，他共计给日本大使馆写了69封信，抗议日军的暴行。其中有些信件有安全区主席拉贝的签名，但大多数信件都是他自己具名。
1938年春，在国际救灾委员会的赞助下，斯密特带著20几个学生，对南京地区的损失情况作了调查。不久，出版了调查报告《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由於战争给南京地区带来的损失》（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此外，他还撰写了《南京现状报告》（Note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Nanking， March 21，1938），历数了十几种日军暴行。直到1938年9月，斯密特才和家人一起，离开南京赴四川成都，在当时已迁校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
麦克伦（James H. McCallum）
麦克伦，生於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1917年毕业於俄勒冈大学，1912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神学院完成硕士学位後，又到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1921年，他在费城和爱娃．安德森（Eva Anderson）结婚後不久，即双双来到中国。接下来的30年，他作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服务於安徽及江西教会。
南京大屠杀时，他留在南京主管金陵大学医院和难民救济工作。超负荷的劳累使他病倒。但他想到那麽多的中国人需要他去抢救，便告诉自己，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去。於是他不顾一切，头上敷条冷毛巾，开著破旧的救护车，到废墟瓦砾、险象环生的南京街头，四处收送病人。有一次他和特莱默，为了抢救将遭杀戮的中国人时，遭到日军步枪射击，所幸没被打中。
战後，他的日记和给他家人的信函，出示在东京审判法庭上，作为控诉战争罪犯的证据。他的一册日记，於1995年在上海发现，并被译为中文。
1937年後，麦克伦负责南京基督会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并於1946年担任基督会宣教会的总干事，直到1951年在中国的工作结束後回美国。
福斯特（Ernest H. Forster）
福斯特，生於费城。1917年毕业於普林斯顿大学。在巴尔迪摩圣保罗学院做了两年院长助理後，作为圣公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在扬州马汉（Mahan）学校任教。1936年，他在波士顿和一位著名律师的女儿Clarissa Townsend结婚，不久他们一同回到扬州。
南京陷落前一个月，他们被调至南京圣保罗堂事奉。1937年11月，他的妻子不得不撤离到汉口，他则同另一位圣公会牧师马吉留在南京，一同度过了那血雨腥风的岁月。
他关於南京大屠杀的详细报告，连同他给妻子的信函及照片，都保存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拉贝（John Rabe）
除了这些美国传教士外，中国人民不应忘记的、另一位富於传奇性的人物，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是南京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被称为“南京的活菩萨”。但对日本人来说，他是个不可理喻的怪人，因为他不仅是日本盟国德国的国民，而且是德国在南京纳粹党的一个头目。
拉贝生於德国汉堡。1908年来到中国，受雇於西门子公司。1935年他由北京转至南京，经营电话和电讯器材。不久，由於他在南京德侨中颇负盛望，且他是一个德国纳粹主义的支持者，因此成了南京纳粹党的头目。
当他的德国侨胞相继撤离南京时，拉贝却顶著日本军政当局的强大压力，留了下来。当日本人责问他时，他回答∶“我在中国生活三十几年了，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事业也很成功。中国人民一向对我很好，即便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三十几年，日本人民也同样待我好，你们一定会看到我在紧要关头，留在日本人民一边的。”
当然，拉贝留下来也有他个人的考虑。如果他离开，他所负责的那些公司设备，以及中国雇员的身家性命，就都难保了。
但当南京陷落後，拉贝不再顾及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全身心投入到安全区的建立与工作上。
12月13日晨，拉贝出去查看，见街上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许多是无辜平民，都是从背後被射杀的。在中山路外交部红十字医院，屋里屋外、楼道、门口，到处都是尸体。
拉贝每天在街上，都看到日本兵奸淫掳掠的暴行。他亲见一个佛教慈善团体，从一个池塘里就拉出120具尸体。在後来的报告中，拉贝指出，南京的许多池塘都不见了，因为里边都填满了尸体。
拉贝以其纳粹党领袖和安全区主席的身分，写信给日本占领军司令，请求他按照国际战争法，人道地对待那些已经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但日本军政当局却任其士兵，惨无人道地将中国士兵和平民残杀。拉贝被日军的种种暴行激怒，一封封给日本大使馆写信，措辞一次比一次激烈。为此，他多次受到日本人的恐吓。拉贝把自己的生死置於度外，甚至多次写信给希特勒，报告他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
拉贝借助於他纳粹党的特殊身分，以其纳粹党徽为护身符，作了许多保护中国人民的事情。为尽可能地多救助一些人，他把自己的家、办公室，都让出来给难民居住。在他家後院草棚里，就保护了几百名中国妇女。有些生孩子的妇女，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将生的男孩，取名为“拉贝”，若是女孩，就取他妻子“朵拉”的名字。
有一次他走访安全区，上千妇女跪倒在他面前，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後人称拉贝为“中国的辛德勒”。
拉贝留下南京大屠杀的2000多页日记，详细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中所发生的事。
二、树碑立传不为过
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3月，这3个月中，安全区内共收容了20-30万难民，差不多是南京城内人口的一半。另一半人都被屠杀了，而且屠杀的手段极其残忍，包括砍头、活埋、火烧、供新兵练刺刀、集体强奸後再杀掉等等。
1938年1月末，日军当局迫使难民回家，或者进入自治会所提供的难民营。安全区内难民营逐渐减少，直到1938年5月末，最後6个难民营关闭。
南京大屠杀过後，日本人费尽心机，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世界舆论。他们阻挠西方记者进入南京城，四处张贴宣传画，粉饰“大日本皇军”是何等的纪律严明，对中国人民是何等的亲善。
战後，日本政府更是歪曲事实，百般抵赖。日本杀人犯自然因种种因素三缄其口，而中国幸存者的见证，又难以引起世界的重视。但日本政府低估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领袖们的能力，殊不知这些传教士都是训练有素、能言善写的人。他们大都毕业於欧美最好的大学，多年来写出过无数的论文、讲章和报告，甚至著书立说、传与後世。而且他们也深深懂得如何同新闻媒体打交道，他们的日记、文章，在美英主要报章、杂，如《纽约时报》、《读者文摘》、《远东》、《曼彻斯特卫报》等上面发表，向全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以及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
这些诚实、无畏、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传教士，成了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有力见证人。如果没有他们在法庭内外的见证，如果没有他们为後世留下大量的、无可争议的文字、图片和影视资料，恐怕这一千古奇冤，将湮没於漫漫历史长河中。
我们中华民族具有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这些传教士是中国人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忘恩！六十多年来，他们从未向中国人要求过回报，就像当年他们传福音给中国人，把自己满腔的爱倾倒给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人，却不求回报，甚至後来更要背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帮凶”等骂名。
如今他们大都已谢世，但他们活著时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值得我们永远记念与传颂。在“南京大屠杀记念馆”里，应设立专馆纪念他们，即使为他们树碑立传，也绝不为过。
作为一个南京市民，我对他们深表谢意和敬意的同时，还怀有深深的歉意。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为这些美国基督徒前辈，感到骄傲。
本文资料来源∶
1.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南京大屠杀”有关资料，包括日记、报告、书信以及图片等。
2. 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Basic Books, 1997.
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s）里，保存著大量自19世纪以来，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手稿、日记、信函以及图片等珍贵史料。其中近一半的资料，是记载西方基督教宣教机构和传教士在中国的事业和活动，是西方对华宣教历史的真实记录。
在浩繁且已泛黄的百十年前的手稿中，使笔者心灵受到巨大震颤的，是那些70年前关於南京大屠杀的传教士手稿、日记、信函及照片。他们毫无渲染的写实记述，把我拉回到70年前、中华民族史上那悲惨的一幕。我似乎被置於那血雨腥风之中，我好像听见地下数十万冤魂在呼喊。
那一组组从现场中偷拍、抢拍下来的黑白照片，触目惊心，令人心灵压抑得近乎窒息，直想转身掩面冲向室外，仰首悲声喊向长天。难怪在传教士的笔下，嗜血淫暴的日本兵，被形容为“人形野兽”（human beasts），难怪这些传教士说，他们经历了“人间地狱”。5
1937年12月13日，日寇攻陷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後，大肆烧、杀、抢、掠、淫，使整座城市变成一个人间地狱。眼目所及之处，断壁残垣瓦砾；城内城外，遍地尸体。三十万无辜平民和士兵惨遭杀害，八万妇女惨遭奸淫，几十万难民无家可归。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文多多，几乎无一例外地记述了那悲惨、黑暗、血腥的一页。确实，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似乎没有什麽亮点可写，似乎没有什麽事情可资歌颂或可以给人安慰的。然而，就有那麽二十几位善良
南京陷落时，共有27名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德国人、丹麦人、俄国人，留在南京城中。其中有15位是美国人，分别来自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基督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当日本军队一天天迫近南京城时，他们不顾美国大使馆的劝告，自愿留下来，计划成立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南京设立战时安全区。
他们这一设想及策划，并不为人所接受，不但遭到日本人拒绝，而且他们的亲戚朋友、西方官员，都强烈要求他们放弃这一计划，赶快逃命。
12月初，美国大使馆要求他们乘坐Panay号炮舰撤离南京，但这些传教士婉言谢绝了。经最後劝告无效後，炮舰於1937年12月9日离开南京。
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确定安全区的范围。而且这一范围，必须得到南京政府和日本军政当局双方面的认可，安全才可能有所保障。经过多次多方商讨，最後才大致确定了安全区范围，并且在这个区域的边界，插立旗帜作记号。旗帜上面印有红十字，及“难民区”三个大字。区内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还有许多政府的办公建筑。
南京政府方面很快同意了安全区的筹建计划，并予以配合。为了这一区域成为平民安全地带，中国军队和一切军事设施，按期从这一地区撤出，并保证以後军人一律不进入该区。但日本人却从未正式承认安全区，只是口头承诺∶如果没有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在里面，他们就不会向安全区发起进攻。安全区的计划就这样算通过了。
在战争爆发前，南京市政府拨给国际救援委员会八万美元、二万袋大米、一万袋面粉，和350袋食盐，以备难民需用。但实际上这些物资根本无法抵达安全区。因为这些粮食都储存在南京城外，而当时基本找不到卡车，因为卡车都被军队徵用了。
他们只好用自己的小汽车，尽快、尽可能地拖运粮食。在被炸得一片狼藉的城市中，冒著日机轰炸的危险运粮，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最後，只有九千多袋大米，被运到暂时充作仓库的金陵大学教堂里。此外，他们又设法从大同面粉厂，得到一千袋面粉。
安全区始建时，国际委员会的领袖们以为，他们的工作会很快完成──只要仗一打完，人们很快就可以回返家园，却万万没有预料到那将临的可怕灾难。随著日军进城後极其残暴疯狂的烧杀淫掠，使得这个占城区1/8面积的安全区，成为唯一可以提供保护的地方。
首先躲入安全区的，是那些在日机轰炸下失去家园的平民。当南京城陷後，二十多万难民涌入了安全区。这是安全区领袖们始料不及的。他们必须要为这些难民解决生活必须品，如食物、遮风挡雨之所，以及医疗救护，还要设法制止日本人闯入安全区，以保护难民的人身安全。
这二十几个外国人，俨然成了这二十几万身陷绝境之人的保护神。凭藉他们的不断抗议和拼死维护，才使得千千万万男人免遭杀害，妇女免遭日军强暴。
能够使二十几万人从地狱中生还，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要知道，这些外国人平素都是书生气十足、绅士派头的牧师、医生、教授和商人。这些过去看见死尸都心存不忍的人，现在却要面对血腥残忍的集体屠杀、集体强奸等场面。他们保护著中国人，在屠杀场、日寇枪口下把中国人抢救出来，在街头赶跑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妇女的日军，甚至要面对日寇冒烟的枪口和带血的刺刀。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有的险被射杀，有的被日军的军刀所伤。
威尔逊（Robert O. Wilson）
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O. Wilson），出生於南京一个卫理公会传教士之家，并在南京度过美好的童年。他的父亲是牧师，并在教会学校任教。创办金陵大学的约翰．福格森（John Furguson），是他的舅父。
威尔逊年少时，师从因撰写有关中国的著作而驰名世界、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他17岁入普林斯顿大学，并於1929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医学硕士。1936年，他偕新娘来到他的生身之地南京，服务於金陵大学医院。
日军飞机的炸弹，打破了这对年轻夫妇诗情画意般的生活。威尔逊让其妻携婴儿乘炮舰离开，自己则坚持留在南京。60年後， 他妻子回忆说∶他把中国人民看作他自己的人民，把保护中国人民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於战局紧张，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离开了南京。到12月初，金陵大学医院只剩下三个医生。最後，偌大的医院就只剩下他一个医师了。由於日军的疯狂轰炸和屠城，受伤的平民和士兵，源源不断地送到医院。威尔逊在同事特莱默（C. S. Trimmer），海因兹（Iva Hynds），以及几个中国护士的帮助下，夜以继日拼命工作，抢救了无数伤病员的性命。许多幸存者至今记得他，怀著极大的崇敬之情提起他。
在马吉牧师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威尔逊大夫正在抢救一个被日军集体强奸且残伤的妇女。日本兵在这妇女身上刺了十刀， 一刀在脸上，一刀在手腕，四刀在後背，四刀在脖颈上，头几乎被砍掉。
一直到1938年6月，待其他人员补充上来时，威尔逊才得以脱身，离开南京到上海休息。这段炼狱般的经历，几乎使他整个人垮掉。他的家人评价说∶是他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和对中国的爱，给了他勇气和力量。他有许多书信，描述了日军暴行及南京惨状。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生於美国伊利诺州的西科尔。长大後在伊利诺大学主修教育，於191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她年轻时高挑而端庄，一头飘逸的黑发。但她拒绝了多人的追求，选择了独身。她受美国基督会所派，到安徽合肥的一所基督教女子学校，任校长七年。1916年，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时，她被调去作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
当日军迫近南京，绝大多数教职员离开南京，到上海或成都避难时，她则留守在金女大校园。在南京大屠杀中，她保护了千万个中国妇女免遭日本兵的强暴，被百姓尊称为“南京活观音”（The Living Goddess of Nanking）。那时她51岁。
安全区建立後，魏特琳成了金女大校园的实际负责人。她以其非凡的组织能力和胆识，对校园坚壁清野，同时四处张贴宣传标语，发放安全区臂章，并缝制了一面27英尺长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的草坪上，以防日机轰炸。同时她作好一切准备，接纳妇女、儿童和伤兵。
12月的第二个星期，金女大校园开始向妇女和儿童开放。当日军屠城时，越来越多惊恐万状的妇女涌入校园。到12月15日，校园中挤了三千人。许多妇女饥寒交迫，还有的把头发剪掉，把脸涂黑。在以後的几个月中，魏特琳成了金女大校园难民的唯一保护者。日本兵不断地来骚扰校园，或拉男人出去处死，或拉女人出去充作军妓。有许多次，魏特琳冒著生命危险，将拉走的人抢救下来。
就在这难以承受的压力和危险之下，她仍然以热情、饱满的精神，安慰他人，鼓舞大家的爱国情怀。一次，一老妪到厨房要稀饭吃，但已经没有了。魏特琳把自己正在吃的稀饭倒给她，并对她说∶“你们不要担心，日本终将失败，中国不会灭亡。”
当她看到一个男孩胳臂上戴了个日本太阳旗的袖章时，她愤怒地斥责他∶“你怎麽可以戴这种太阳旗的标？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这耻辱的日子，永远不要忘记。”
幸存者回忆∶“她整天从早忙到深夜，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她始终为那些妇女儿童担著心，一有日本人进来，她就冒险把他们推出去。或者到他们长官那里，央告他们不要在这些妇女儿童身上造孽。”许多人为她的性命担心，但她始终不渝地保护著那些无助的人。
南京大屠杀使魏特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极端恐怖，加上长期过度紧张的工作及劳累，她精神、身体，几近崩溃的边缘，只好於1940年4月回国休养。这位坚强的、救过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生命的女性，在离开南京一周年之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年仅55岁。
她所留下的526页的日记，涵盖了1937-1941年的事情，其中1/4的篇幅，翔实记载了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的南京大屠杀。据她所记，日军暴行直持续到193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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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吉（Rev. John Gillespie Magee）
马吉牧师，生於宾西法尼亚州的匹兹堡。1906年在耶鲁大学完成学士学位，1911年在麻萨诸塞州的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1912年被按立为牧师，随即被派往中国。在中国，他和英国内地会女传教士Faith E. Backhouse相遇并结婚，育有四子。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马吉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在难民区内设立难民医院，抢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是他冒险拍摄了南京大屠杀的许多场面，成为极为珍贵的可视资料。
在他的镜头里，可以看到恐怖的血肉模糊的人头；被日本人活活烧焦的人体；被日军集体强奸後，脖颈几被砍断的妇女等等，惨不忍睹。
在中国28年後，马吉于1938年夏，第一次回到美国。他到处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南京大屠杀真相。战後，他勇敢地到东京国际法庭作证。
马吉在他的日记里，不仅记载了日军的屠杀，还生动地记下∶“日本兵掏光了穷人身上的每一个铜板，剥光了他们身上每一片布。”我很难想像在当今现代世界上，还存在这等残忍的人。
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ls）
米尔斯，出生於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温斯伯罗（Winnsboro）。1910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12年从哥伦比亚神学院毕业後不久，来到中国参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33-1949年，受美国长老会宣教会所派，在南京做传教士。
1937年11月22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副主席。当主席拉贝於1938年2月离开南京後，他成为主席。为了安全区内25万人的安全和生存，他和同仁可谓倾尽全力，力撑到1938年5月末，国际委员会的资金、粮食告罄为止。
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他尽了最大努力，试图促成停火协议，以便让中国军队和平撤离南京。在唐生智将军的同意下，他和贝德士教授到美国Panay炮舰上，面见美国大使J. Hall Paxton，请求他向日方转达停火谈判的信息。此行记载在1938年1月24日他写给妻子的信上。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
贝德士，生於美国俄亥俄州的纽沃克，父亲是牧师。1916年，贝德士在希兰学院毕业後，就读於牛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美索布达米亚服务於基督教青年会，之後又回到牛津读书。
1920年，他成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被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1923年，和在金陵女大任教的加拿大姑娘罗宾丝（Lilliath Robbins）结婚。1934年回国，先後就读於哈佛和耶鲁两所大学，1935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作为安全区负责人之一，贝德士教授和其他成员，一起经历了死荫的幽谷。为保护中国人不受伤害，他曾被日本兵用手枪顶住恐吓。为了打听被日军绑走的金陵附中学生的下落，他以无畏的勇气找到日军宪兵总部，被日本宪兵粗暴地推倒在楼梯上。他还先後两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为表彰他面对日本人所表现出的勇气，及对南京人民的贡献，1938年1月13日，他被任命为金陵大学副校长。从1937-1941年期间，贝德士都在南京。战後，他到东京国际法庭出庭作证，有200多页的证词留予後世。
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
费奇生於中国苏州，是长老会传教士之子。他先入沃斯特学院（Wooster College）完成学士学位後，又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909年被按立为牧师，然後返回中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任职。
南京大屠杀时，他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的南京大屠杀日记最早被带出南京，在上海广为油印、散发，向外界披露日寇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也是他，冒著生命危险，把马吉牧师拍摄的电影胶片，偷带出南京。那是1938年1月19日，费奇获准离开南京，乘日本军列车去上海。他混在三等车厢、臭气醺天的大兵们中间。在他的骆驼毛大衣里面，缝有8卷16毫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胶片。他後来告诉家人∶如果当时他被日本人发现藏有胶片，必死无疑。
庆幸的是，他终於把胶片平安带到上海，并在柯达公司冲印出四套。一套他留给了拉贝，另三套带到美国。他和其他传教士回到美国後，到各地去演讲，在宗教和政治集会上放映影片，让美国和世界人民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他的日记也被各主要报刊一版再版。
1938年，他又重返中国。除在青年会任职外，还服务於联合国救援机构。
斯密特（Lewis S.C. Smythe）
斯密特，从芝加哥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後，於1934年，被基督会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1937年，他让妻子带两个孩子去江西，自己却苹身留在南京，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长。
从1937年12月14日到1938年2月19日期间，他共计给日本大使馆写了69封信，抗议日军的暴行。其中有些信件有安全区主席拉贝的签名，但大多数信件都是他自己具名。
1938年春，在国际救灾委员会的赞助下，斯密特带著20几个学生，对南京地区的损失情况作了调查。不久，出版了调查报告《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由於战争给南京地区带来的损失》（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此外，他还撰写了《南京现状报告》（Note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Nanking， March 21，1938），历数了十几种日军暴行。直到1938年9月，斯密特才和家人一起，离开南京赴四川成都，在当时已迁校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
麦克伦（James H. McCallum）
麦克伦，生於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1917年毕业於俄勒冈大学，1912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神学院完成硕士学位後，又到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1921年，他在费城和爱娃．安德森（Eva Anderson）结婚後不久，即双双来到中国。接下来的30年，他作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服务於安徽及江西教会。
南京大屠杀时，他留在南京主管金陵大学医院和难民救济工作。超负荷的劳累使他病倒。但他想到那麽多的中国人需要他去抢救，便告诉自己，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去。於是他不顾一切，头上敷条冷毛巾，开著破旧的救护车，到废墟瓦砾、险象环生的南京街头，四处收送病人。有一次他和特莱默，为了抢救将遭杀戮的中国人时，遭到日军步枪射击，所幸没被打中。
战後，他的日记和给他家人的信函，出示在东京审判法庭上，作为控诉战争罪犯的证据。他的一册日记，於1995年在上海发现，并被译为中文。
1937年後，麦克伦负责南京基督会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并於1946年担任基督会宣教会的总干事，直到1951年在中国的工作结束後回美国。
福斯特（Ernest H. Forster）
福斯特，生於费城。1917年毕业於普林斯顿大学。在巴尔迪摩圣保罗学院做了两年院长助理後，作为圣公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在扬州马汉（Mahan）学校任教。1936年，他在波士顿和一位著名律师的女儿Clarissa Townsend结婚，不久他们一同回到扬州。
南京陷落前一个月，他们被调至南京圣保罗堂事奉。1937年11月，他的妻子不得不撤离到汉口，他则同另一位圣公会牧师马吉留在南京，一同度过了那血雨腥风的岁月。
他关於南京大屠杀的详细报告，连同他给妻子的信函及照片，都保存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拉贝（John Rabe）
除了这些美国传教士外，中国人民不应忘记的、另一位富於传奇性的人物，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是南京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被称为“南京的活菩萨”。但对日本人来说，他是个不可理喻的怪人，因为他不仅是日本盟国德国的国民，而且是德国在南京纳粹党的一个头目。
拉贝生於德国汉堡。1908年来到中国，受雇於西门子公司。1935年他由北京转至南京，经营电话和电讯器材。不久，由於他在南京德侨中颇负盛望，且他是一个德国纳粹主义的支持者，因此成了南京纳粹党的头目。
当他的德国侨胞相继撤离南京时，拉贝却顶著日本军政当局的强大压力，留了下来。当日本人责问他时，他回答∶“我在中国生活三十几年了，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事业也很成功。中国人民一向对我很好，即便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三十几年，日本人民也同样待我好，你们一定会看到我在紧要关头，留在日本人民一边的。”
当然，拉贝留下来也有他个人的考虑。如果他离开，他所负责的那些公司设备，以及中国雇员的身家性命，就都难保了。
但当南京陷落後，拉贝不再顾及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全身心投入到安全区的建立与工作上。
12月13日晨，拉贝出去查看，见街上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许多是无辜平民，都是从背後被射杀的。在中山路外交部红十字医院，屋里屋外、楼道、门口，到处都是尸体。
拉贝每天在街上，都看到日本兵奸淫掳掠的暴行。他亲见一个佛教慈善团体，从一个池塘里就拉出120具尸体。在後来的报告中，拉贝指出，南京的许多池塘都不见了，因为里边都填满了尸体。
拉贝以其纳粹党领袖和安全区主席的身分，写信给日本占领军司令，请求他按照国际战争法，人道地对待那些已经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但日本军政当局却任其士兵，惨无人道地将中国士兵和平民残杀。拉贝被日军的种种暴行激怒，一封封给日本大使馆写信，措辞一次比一次激烈。为此，他多次受到日本人的恐吓。拉贝把自己的生死置於度外，甚至多次写信给希特勒，报告他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
拉贝借助於他纳粹党的特殊身分，以其纳粹党徽为护身符，作了许多保护中国人民的事情。为尽可能地多救助一些人，他把自己的家、办公室，都让出来给难民居住。在他家後院草棚里，就保护了几百名中国妇女。有些生孩子的妇女，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将生的男孩，取名为“拉贝”，若是女孩，就取他妻子“朵拉”的名字。
有一次他走访安全区，上千妇女跪倒在他面前，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後人称拉贝为“中国的辛德勒”。
拉贝留下南京大屠杀的2000多页日记，详细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中所发生的事。
二、树碑立传不为过
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3月，这3个月中，安全区内共收容了20-30万难民，差不多是南京城内人口的一半。另一半人都被屠杀了，而且屠杀的手段极其残忍，包括砍头、活埋、火烧、供新兵练刺刀、集体强奸後再杀掉等等。
1938年1月末，日军当局迫使难民回家，或者进入自治会所提供的难民营。安全区内难民营逐渐减少，直到1938年5月末，最後6个难民营关闭。
南京大屠杀过後，日本人费尽心机，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世界舆论。他们阻挠西方记者进入南京城，四处张贴宣传画，粉饰“大日本皇军”是何等的纪律严明，对中国人民是何等的亲善。
战後，日本政府更是歪曲事实，百般抵赖。日本杀人犯自然因种种因素三缄其口，而中国幸存者的见证，又难以引起世界的重视。但日本政府低估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领袖们的能力，殊不知这些传教士都是训练有素、能言善写的人。他们大都毕业於欧美最好的大学，多年来写出过无数的论文、讲章和报告，甚至著书立说、传与後世。而且他们也深深懂得如何同新闻媒体打交道，他们的日记、文章，在美英主要报章、杂，如《纽约时报》、《读者文摘》、《远东》、《曼彻斯特卫报》等上面发表，向全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以及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
这些诚实、无畏、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传教士，成了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有力见证人。如果没有他们在法庭内外的见证，如果没有他们为後世留下大量的、无可争议的文字、图片和影视资料，恐怕这一千古奇冤，将湮没於漫漫历史长河中。
我们中华民族具有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这些传教士是中国人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忘恩！六十多年来，他们从未向中国人要求过回报，就像当年他们传福音给中国人，把自己满腔的爱倾倒给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人，却不求回报，甚至後来更要背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帮凶”等骂名。
如今他们大都已谢世，但他们活著时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值得我们永远记念与传颂。在“南京大屠杀记念馆”里，应设立专馆纪念他们，即使为他们树碑立传，也绝不为过。
作为一个南京市民，我对他们深表谢意和敬意的同时，还怀有深深的歉意。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为这些美国基督徒前辈，感到骄傲。
本文资料来源∶
1.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南京大屠杀”有关资料，包括日记、报告、书信以及图片等。
2. 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Basic Books,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