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庄遗事（15）
    吕孟申
       有人说：“人生最大的喜悦，就是遇见一盏灯，它点亮你的梦想，激活你的能量，照亮你的前程，指引你走过黑暗的旅途。”在我的生命里，无疑家乡万庄就是点亮我人生的那盏灯。
        我记得，我是1958年的夏天走进漯周路小学开始上学的。那年的夏天雨水特别大，万庄前街的水淹过膝盖，久久不退，这可乐坏了喜欢游泳的孩子，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赤着光肚儿、骑个四腿朝上的长板凳在水里和伙伴们打水仗 ，正高兴的时候，母亲把我叫回家穿上衣服 ，带我到二里地之外的学校报名入学。
       漯周路小学在漯周路上与207军工厂斜对门，校园不大，但很干净整洁，我的二哥、姐姐也都是在这里读书毕业的。在这里我受到了最初的启蒙教育。至今我还回忆起在校的情景；我是天生的左撇子，开始用铅笔写字也是左手，老师硬是强迫我纠正了过来改为右手写字。除了右手写字，其他使用剪子干活什么的一概是左手。
      教我们语文的王浩然老师总是眯缝着眼睛微微含笑，还有年轻充满朝气的曹顺言老师，短短的寸发，白净脸庞明亮的大眼睛，嗓门洪亮且有磁性。更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女音乐老师张玉珍，一双忽灵的的大眼透露出柔和的光芒，白里透红的脸上总是挂着温馨的笑意。那时的她也就二十来岁，一边弹着琴，一边领唱着歌曲，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张老师不仅人长得俊美，更有一颗博大的爱心，她的嗓音透出柔美亲切的音质。她教会了我们《南泥湾》、《洪湖水》、《绣金匾》，《一条大河波浪宽》等歌曲。
       学校当时校长是张国宪，矮矮的个儿，赤红脸，一双微微凸出的眼，不苟言笑。他的儿子张敏杰长得也是小巧玲珑肉嘟嘟的总是爱笑，学习还不错，座位也总是分在前排。班上不少同学是207军工厂的子弟，放学后我们会跟着他们到厂家属区去他们家里玩，这些来自上海、武汉的技术工人的家庭，生活习惯仍就是原来的样子，衣服洗得特别勤，棉衣也会放到水里洗，大木盆洗衣用脚踩，喜欢吃大米，喜欢吃鱼。到他们家那时觉得大开眼界，铮亮的家具，豪华的床柜，落地穿衣镜，大座钟，地面还用拖把拖，总之一切觉得新奇。我们把那些来自武汉、上海一代的人家，他们彼此说话我们听不懂，把他们统称为“蛮子”。
       由于没上学之前都爱看小人书，又经常听说书，特别喜欢上语文课，更喜欢写作文，觉得作文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抒发自己的情怀。记得二年级一次上语文课，市教育局来班上听课，老师课堂提问：“谁会用无可奈何造句的同学请举手！”
我手举得最高，老师示意我发言，我脱口而出：“豹子头林冲无可奈何雪夜夜奔梁山。”下课后教育局听课的老师来到我面前，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小同学知道得不少哇，伸出了大拇指，我心里乐开了花。在小学我一直是语文课代表，学习委员。
      1964年夏，小学毕业我考入了漯河四中，直到1968年离开这个学校。四中和漯周路小学相距不远，同在漯周路上。五六十年代的漯周路是漯河通往周口唯一一条大道，一年四季都是车水马龙，没有片刻的安宁。漯周路两旁栽的是小叶杨，这种树是速生树种，树形笔直挺拔树叶茂密，像忠诚的卫士护卫着这条通衢大道。夏天烈日当头，路两旁的杨树洒下的浓荫几乎遮盖了整个路面，为人们送来阵阵凉风，冬日，杨树脱去了一身绿装，那高大的树干枝杈交错像身着盔甲的战士手挽手抵挡风雪严寒，更像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护佑着这条生命线。那时的漯周路上更多的是如水汹涌架子车的洪流。要知道周口基本上是农业区，农民的粮食、红薯、红薯干等农产品通过这条大路运到漯河销售，回去时他们总要到平顶山、漯河装满煤炭运走。这些拉架子车的农民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艰难行进在路上，吃住在路上。一个小锅，支起三块砖头煮点白菜萝卜、啃点干馍就是一顿饭。晚上就睡在车底下，任蚊虫叮咬，更要命的是遇上下雨天，就只好铺上干草躺在湿漉漉的地上了。不是亲眼所见无法体味行进在这条路上农民弟兄生活的艰辛。
       漯河四中上学的路上，我遇上上坡的架子车总要帮助推过坡，遇上车胎扎破的农民那乞求无助的目光，我总会递上块二八角，不等人家感谢便转身离去，有时带给他们热馍，这样的好事做了好多好多从不声张，我觉得别人遇上难处自己遇上了不帮助有一种负罪感，良心上过不去。
      我在 漯河四中的四年，无论在学业上还是人生成长的道路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我受益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