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卑诗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博士的抗疫 政策，称赞者众多，批评者少。偶尔有批评，也被有些人指责是“外行评论内行”。其实，最外行的不是评论家，而是政客。看特朗普谈疫情，有点像看“真人秀”，连白宫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契都感到累。撇开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言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为疫情、为连任、为美国如此搏命操劳，也是难能可贵的，也算是爱国主义者。纵观加拿大，还真的找不出这样搏命的政客。

问题是，在美国的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出特朗普与福契的不同，前一个是总统，是政客，后一个是科学家，看问题的角度截然不同。在病毒问题上，福契是内行，特朗普是外行，但在援助计划、重启经济等方面，特朗普是决策者，福契是“敲钟者”，提供专业建议。回到加拿大，情况好像很不同，杜鲁多与国家首席卫生官谭咏诗博士是“一个调”，卑诗省卫生厅长狄德安与首席卫生官亨利博士也是一个调，好像政治与科学是“一体的”。所以我常常困惑，如此高度的一致，那到底是政府听首席卫生官的，还是首席卫生官只是政府的“道具”？更让我困惑的是，在疫情肆虐的时候，英文媒体的“批评性”和“监督意识”大幅度下降，有时候竟然变成了政客和首席卫生官的“追星族”，一片赞扬之声充斥在媒体上。难道说，媒体在“流行病毒”这个高度专业的议题上，已经没有“外行”置喙的余地？

其实，批评评论家不能谈疫情，是借“专业”的招牌来遏制舆论监督，是不可行的。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各国的抗疫情况和专家评论，都是可以取得的，都是可以成为评论标准的，因为病毒没有国界，也没有省界，也没有族裔的区隔。那些早期认为新冠病毒是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的病毒，近不了非亚裔人的身，显然是一种西方的“义和团”思维方式。同样道理，认为戴口罩无用，是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文化，其实也是“洋义和团”思路。

当别人“崇拜”亨利博士的时候（对谭咏诗博士也是如此），我是一直持质疑态度的。并非是“外行”的质疑，而是在收集全球抗疫资讯后进行比较，对亨利博士进行质疑的。其中两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检测数量范围的重要性和戴口罩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我质疑亨利博士一直走在病毒的后面，而不是前面，且一直在变化。

举例而言，当亨利博士在上周举出卑诗省模型，大谈曲线平缓下降、并可能在下个月局部“解禁”的时候，我质疑她没有谈到大规模测试的前提条件。这不是我的外行评论，而是目前全球抗疫中的共识：要跨出第一阶段（比如居家令、停工停产）进入抗疫的第二阶段，扩大测试是必要条件。可喜的是，到了这周一，亨利博士终于改变了测试的方针，扩大测试的范围。显然，在没有特殊情况之下，全球各地的抗疫经验，是可以互相成为标准的，因为“地球是平的”。

至于口罩议题，应该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