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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2012/10/14 【蘆笛】「大國崛起」云乎哉? [打印本页]

作者: 260939791    时间: 2014-6-12 09:38
标题: 2012/10/14 【蘆笛】「大國崛起」云乎哉?
2012/10/14【蘆笛】「大國崛起」云乎哉?

一、何謂「崛起」?

我多次指出,國人的拿手好戲,是為一個模糊口號熱血沸騰。這「崛起」的口號喊了少說也有百年了,到底有些什麼內涵,到現在似乎也未界定。我的理解是,它是「富強」的同義語,或曰「富國強兵」,這是先賢從自強運動以來的百年追求,似乎也是一般國人理解的「崛起」,或起碼是可以落實的比較具體的內容。至於「在文化上引領全世界」則似乎是近年才追加的內容。之所以有這追加,是因為人們開始發現,光是「富強」還不夠。法國總統「中國若不能對外輸出價值觀,就不能稱為大國」的話語,似乎給咱們首先帶來了「軟實力」的概念,但這觀念還遠未在國人中普及。大多數國人理解的「崛起」,似乎仍只有「富強」的物質內容。

二、中國富強了麼?

當然。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在中國大地上發生了人類歷史上見所未見的規模最為巨大的經濟起飛,如今中國業已「坐二望一」,取代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在西方一片狼藉之際儼然成了國際大施主。新近胡錦濤才訪問了丹麥,給該國帶去了幾億美元的厚禮,為深陷淒風苦雨的該國帶來了一線生機。這是三十年前我輩根本不敢夢想、也絕不會相信的貨真價實的奇跡。

不僅如此,中國的起飛還與南美不同,財富雖然主要集中于權貴手中,但平民百姓也能分到一杯羹,而且那羹湯也未必那麼稀薄。上次我們去臺灣,就遇上大批大陸訪客,一個個土頭土腦,都是小城市里出來的。記得我在台南旅館裡攀談上的,是河南許昌來的遊客。在我印象中,河南在「解放」前出名的是「水旱蝗湯」,「解放」 後則是「信陽事件」。大串連時去該省,在省城鄭州唯一能買到的街頭小吃是烤白薯。路過蘭考時,但見黃沙白堿茫茫,讓我這當時還未去過沙漠的人想起岑參的詩:「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台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 」可如今那鬼地方的「古早」佬與「古早」婆們也能爽快掏出五六千塊來,到異國去旅遊了。

這其實也算不了什麼,前些天我才聽老婆子說,她的發小(或閨蜜)們才去什麼「歐洲深度游」回來。太太是童工出身,小學畢業就進了廠,發小都是沒文化的憨工人。當初下崗改制把廠送給私人,把他們一腳踢到大街上,從此生老病死,各安天命,與政府再無相干。前些年他們一直在水深火熱裡掙命,但前段補救了這惡政,規定所有失去工齡與公職的人在交了一定錢後,都能獲得國企退休工人待遇。她的發小們還打贏了官司,逼著那搶走工廠的前廠長退出點贓物來,對被他遣散的工人弟兄作了經濟賠償。於是那夥道道地地的普羅便歡歡喜喜地花了兩萬塊,去歐洲「深度」了一番,還買了大包小包提回國內。這是「只能吃飽肚子」麼?

所以,我完全同意某國內網友的看法,以城市居民的物質生活水準而言,發達國家也不過如此了,再沒有什麼值得國人羡慕的。

這是「民富」。 「國強」又如何? 「神九」就在那兒擺著。說實在的,它讓我既覺意外,又感自豪。意外者,我素知中國最差的就是材料工業與工藝水準,這不光是技術問題,更是國民的性格問題,然而航太工業最講究的就是材料與工藝。以國人好拆爛汙的傳統,居然能實現這壯舉,什麼事故都沒出,不能不令我跌碎眼鏡;自豪者,我畢竟一度忝為中國人,當然要為這全民成就心花怒放。

「強兵」又如何?據最近國外媒體報導,中國反潛巡邏機「高新6號」已研製成功。現代化的大型反潛巡邏機是集高技術于一身的產品,目前只有美國、俄羅斯、法國、英國能製造。該機研製成功,使中國成為能製造大型反潛巡邏機的第5個國家。不僅如此,該機無論在平臺設計、電子設備、偵察手段及現代化程度,均高於美軍的同類飛機P-3C。 「高新6號」可搭載超過10名乘員,包括駕駛員、雷達員、聲納員、搜潛員,以及技術分析、聲納吊放、武器操縱等人員,形成集偵察、分析、攻擊于一身的反潛體系。據說它可在20年內,使中國反潛技術領先周邊國家,監控範圍可覆蓋至美國的第二島鏈。

就算這報導中有諸多水分,那也不能否認,中國起碼是一個地區強國了。

所以,似乎可以說,「富國強兵」這一鴉片戰爭以來的全民目標,如今已基本實現,而且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實現的。這是討論問題的基本出發事實。若連它都不承認,那就沒有什麼獨立客觀可言了。所謂「憤青」與成年人的區別,我看似乎也就在於「是否能排除感情干擾,直面現實」這一點上。



三、幾家歡樂幾家愁?


以上當然不是說「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且越來越好」(這是我上中學時考「時事」必不可少的答詞)。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貪腐導致的貧富極度懸殊的制度性危機,這是連官方都承認的。

根據中文維琪百科全書,在2009年6月份舉行的中國政協十一屆常委會會議上,蔡繼明委員說:「中國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高於美國。”

據兩年前的新華社文章,發改委相關人士介紹,目前中國的基尼係數(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的指標)為0.47,已遠超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並逐年攀升。一些專家認為,當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制度不健全所導致的腐敗問題,包括大量「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目前中國的收入差距正呈現全範圍多層次的擴大趨勢。當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業之間職工工資差距也很明顯,最高的與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則指出:「從統計資料看,近幾年窮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長,但考慮到他們在消費支出上的差異,大量貧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漲價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現危險的窮降富升兩頭拉大趨勢。”

在這問題上,國內外的看法相當一致。 2008年,亞洲開發銀行發表了《減少不平等,中國需要具有包容性的增長》的電子報,並公佈了《亞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報告,在22個納入亞行研究範圍的國家和地區中,中國勇奪貧富差距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兩個常見指標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與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國是11倍,高出其它國家一大截;基尼係數,2004年中國的數值是0.4725,僅比尼泊爾的0.4730低微小,遠遠高於印度、韓國、臺灣。亞行指出,從1993到2004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從0.407擴大到0.473,己達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準,不得不讓人懷念 「公平的增長」的典範:韓國和臺灣。

根據去年官媒的介紹,世界銀行的最新報告披露,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據世界銀行的測算,歐洲與日本的基尼係數大多在0.24到0.36之間,而中國2009年的基尼係數高達0.47,在所公佈的135個國家中名列第36位。中國基尼係數從30年前改革開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繼續上升,這是社會利益共用機制發生嚴重斷裂的顯著信號。近10年來,我國地區、城鄉、行業、群體間的收入差距明顯加大,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導致社會財富向少數利益集團集中,尤其是向官僚利益集團和壟斷利益集團集中,由此帶來的諸多問題日益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行業之間工資差距日益明顯,最高與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

幾位網友都在給佳佳的跟帖中指出了這個問題,有的網友還說,以戶口劃分,有兩個中國存在。其實我早就說過了,有兩個中國,城市中國與農村中國,後者是前者的殖民地。當然,這些年來,農村也極大地變富了,沿海農村都是洋樓,與歐洲農村景觀並無區別。但在內地仍然較差。其實哪怕是在城市,也照樣有兩個中國。《聯合早報》兩年前發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說:

“把目光轉向中國社會的另一端,在廣州的一個典型城中村裡,街道狹窄、電線滿天掛、污水垃圾橫行霸道、各色人等雜亂、房子潮濕且缺乏光線,但很多外地來的農民工卻願意住在城中村裡;他們的房子裡大多空蕩蕩的,一般城市人家裡‘理所當然’擁有的洗衣機、冰箱、空調等,他們都沒有。

在中國各地,社會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的問題日趨嚴重。在廣州,問題更加突出,隔一條街,就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例如廣州大道中的東側是珠江新城——廣州的新中央商業區。這裡高樓林立、規劃完善,街道整潔等;廣州大道中西側則是另一個世界,那裡有個城中村叫楊箕村,這裡的房子外牆骯髒、毫無規劃、衛生條件簡陋......。”

這可不是灣仔們造謠誹謗,國內官媒也披露,就在「首善之區」的北京,據說仍有幾百萬居民居住在不見天日的地下室(多是當年「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挖出來的人防工事)裡,大家不妨去見識見識土撥鼠們的生活方式,這兒就是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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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景觀很可能就要不復存在了。北京市政府官員在年初表示:「北京市的地下空間尤其是社區內的地下人防空間,以前都是用於出租、經營,從2011年開始,市政府開始逐步騰退空間,租戶到期後不再續約,而是把這些地下人防空間交給街道社區,成為社區文藝活動場所。 」只是人並非厭光動物,住在人防工事裡不可能是主動選擇。政府把這些付不起地面房租的人趕出來,讓他們上哪兒去棲身呢?

所以,即使光從物質水準來看,中國的「崛起」也有點偏癱的意味,亦即以犧牲社會公平為沉重代價。這種「崛起」越猛,潛在的社會危機也就越深刻,其可持續性也就越成問題。

最令人擔憂的問題,小克已經指出了,那就是精英們的心態在我看來很反常,很不健康。社會達爾文主義如今似乎構成了大多數精英的人生哲學。其心聲已經由李銀河同志在其博文中抒發過了:窮人就是失敗者,就是盧瑟,貧窮本身就是原罪。社會決不能向弱者屈服,否則只會回到當年的一窮二白中去。

這與「解放」前的精英的心態可完全是兩回事。據國內歷史學者黃文治先生的調查,大革命時代前後,在農村鼓搗窮人造反的,都是那陣子的「官二代」與「富二代」,真正的窮棒子沒幾個。他的翔實調查與我本人的道聼塗説完全一致。其實中外都如此。我在西方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其實官二代、富二代乃是力薄儒(liberals)的生力軍。富家子弟非但不為富不仁,反而對財富具有濃厚的原罪感,對社會不公具有超敏感,極度同情弱勢集團。為美國黑人爭民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的甘迺迪兄弟出身豪門,而共和黨人的中堅則多來自于中產階級。將財富視為才能、成就與尊嚴,將貧窮視為無能、失敗與可恥,將貧富懸殊視為天理大義,乃是如今中國的富二代、官二代們獨有的心態,古今中外未之見也。

這種驕奢淫逸的心態會怎麼激化社會危機,我難以斷言。可以說的只是,不管是在什麼社會中,社會成員的能量分佈都很不均一。能量最大的就是精英階層,只有這批人才真正具有改變社會制度的能力。如果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大多數都認同「李銀河理論」,那這個社會的貧富懸殊的病態就絕無可能被消除。

另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暴富,總給人一種「虛」的感覺。上引新華社的文章指出,有關專家認為,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土地、資源、資本這3種生產要素髮揮了巨大的財富調整力量。房地產、礦產、證券等成為「最賺錢」的暴利行業,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間站到社會財富的頂端。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政府和少數商人壟斷了市場的買方與賣方,「資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劇了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  。

問題還在於,這種暴富根本就沒有可持續性。無論是房地產還是礦產,都是不可再生的資源(賣房子其實就是賣土地),靠這發家難乎為繼,而指望證券業來富國強國的美夢,已被冰島全國破產的現實無情打破。難以持續的暴富,伴隨著史無前例的社會不公,其中蘊藏著的兇險似乎不待智者而後知之。

所以,刻下中國的財富「崛起」,似乎只能看成是現在進行時。竭力預防它化為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曇花一現的「盛世」,就是中國精英們不容逃避的嚴峻責任。



四、富而不尊,富而不強


前面已經說過,國人心目中的所謂「崛起」,就是發家致富,並無其他內容。托毛澤東的福,「綱式思維」業已成了「國思」,也就是中國特有的思維方式。過去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如今則是以金錢為綱。據說只要抓住了這一「主要矛盾」,那就「綱舉目張」,「一切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只要發了家,其餘一切自會水到渠成,GDP搞上去了,民族尊嚴就會自動提升,國際形象會自動變好,國際威望會自動具備,國力也會自動增強,什麼都有了。

這種思維方式也未必如有些網友推測的那樣,是過去窮急了形成的,它其實是中國生活方式形成的「普國價值觀」。在國內,金錢已經成了衡量世間一切事物的唯一價值標準,有錢就有了一切,喪失金錢就喪失了一切。如今國內已經不再是「笑貧不笑娼」,早就進到了「羨娼」的高級階段。有的青年女性在網上公開廣告,申請二奶位置,直接就把不勞而獲、不擇手段致富當成了榮耀。

在國人心目中,既然國內如此,國際上當然也會這樣。有錢就是大爺,沒錢就是孫子。就是在這種心態驅使下,央視主持人芮成鋼才會向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提問:「聽說你是坐經濟艙來的,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國欠中國的錢?」沒哪句話比它更能揭示暴發戶那鄙俗、無禮、猥瑣、齷齪的心地了。最絕的還是,這種散發著小人得志的惡俗銅臭的話,不但出自代表國家喉舌的「國嘴」,而且發話者竟然絲毫意識不到這話只能羞辱自己,羞辱自己代表的國家媒體,反而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自人類有史以來,這大概是最為宏偉壯麗的以恥為榮、以自辱為弘揚國威的壯舉吧。

可惜正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的那樣:「一個蛤蟆坐在井裡說:『天有一個井大。』這是不對的,因為天不止一個井大,如果說:『天的一部分有一個井大。』這是合乎事實的。」在國內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拿到國際上來就成了令人作嘔的傖俗了,因為並不是世上所有的人都是趨炎附勢的勢利眼。

於是中國人不能不無限懊喪地發現,中國確實有了錢,然而依舊沒有尊嚴,沒有光榮,沒有威望,沒有感召力,並未給她的公民贏得任何尊重與便利。中國的護照至今仍然是世上最沒用的護照,除了一般人根本沒聽說過名字的國家或亂邦危邦外,上哪兒去都要簽證。相比之下,中華民國雖然被中國不遺餘力地圍堵封殺,世界上卻有一百多個國家允許其公民免簽入境。就連彈丸之地的香港,給予其護照免簽優惠的也有145個國家,囊括了所有發達國家。

這就怪了:若說是鬼子搞種族歧視,則港臺兩地居民都是華人。若說人家嫌貧愛富,如今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的觀光客比中國遊客出手更大方?若說人家是嫉妒咱們,為何其他富國大如美國,中如日本,小如挪威、瑞士、奧地利、丹麥等等沒有類似困境?若說「帝國主義亡我之心未死」,是幾時起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成了帝國主義?而且,當年德國日本是整個文明世界的死敵,戰敗後為何非但沒有亡國滅種,還迅速迎來經濟起飛,不但先於英法等戰勝國進入繁榮,而且至今也比那兩國富?

處於許多國人視野之外的,是世界上並不只有金錢才是財富的文明常識。王朔的「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名言廣為國人傳誦,可惜沒有多少人知道,只有錢更是萬萬不能的。興許,最可怕可哀的貧窮,還是「窮得只剩下錢了」。有錢的野蠻人比貧窮的野蠻人具有更強大的排斥力。像芮成鋼那種「富措大」,在現實生活中絕對不會有哪個文明人願意與之來往。可悲的是,許多大陸人不懂這最粗淺的文明常識,因此非但無法理解香港人對大陸人的反感,還要由孔慶東帶頭,對港人惡語相加,於是就只能火上加油,越發促進香港的離心傾向。

據港大民研計畫中心近日發佈的民調結果,香港回歸15周年之際,市民對中國國民身份的自豪感,比去年同期下跌4個百分點,只有37%的香港人感到自豪,是2001年以來的新低;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跌至13年以來的新低,29歲或以下群組,更創歷年新低。其實也用不著什麼民調,光是「強國人」這一絕妙諷刺稱呼的發明與流行,就足以說明暴發的野蠻人的排斥力是何等強大了。連同文同種、據說是「血濃於水」的港人都這個態度,您還怎麼指望讓「非我族類」的洋鬼子傾慕咱們?

這說的是國民形象,作為一個大國與富國,中國的國際形象與國際威望又如何?甭說與二戰中躋身「四強」、二戰後一舉收回淪陷50年的臺灣、淪陷14年的東北、並廢除了與除蘇俄外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的不平等條約的中華民國相比,就連當年屢戰屢敗的積弱的大清都不如。

1909年10月11日,在經過緊張的外交談判與必要的武力顯示後,大清與日本簽訂了東沙問題條約,順利收回已被日人強佔的東沙群島。 1911年5月,墨西哥發生排華運動,當地暴民殺害搶劫華僑,排華運動並播散到古巴等拉美國家。清廷立即向墨西哥政府提出抗議,聘請國際調查員就屠殺慘案提出賠償要求,並立即電令正在北大西洋海域遊弋的重巡洋艦「海圻」號向排華最嚴重的幾個拉美國家進發,8月中旬,「海圻」號駛抵哈瓦那,古巴總統被迫拜謁艦長,簽訂討好華僑的城下之盟;清政府向墨西哥發出最後通牒,聲稱中國海軍即將進軍該國,迫使墨西哥政府就排華事件正式向清政府賠禮道歉,承諾償付受害僑民生命財產損失並緝捕暴民。

就連統治因辛亥自爆而碎片化的中國、政令不出北京的北洋政府,也曾在1918年4月16日派巡洋艦「海容」號駛抵海參威,武裝保護陷於俄國動亂中的僑民。北洋政府並緊急加派機車、商船,從陸海兩路撤僑。「海容」號巡洋艦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時,多次派兵登陸,前往保護被當地人包圍的華工。幾次三番武裝示威後,針對華人的暴力行為大為減少。北洋政府還於是年8月22日派出2個團共4000人的兵力,分6批陸續開進西伯利亞,確保符拉迪沃斯托克─雙城子─綏芬河的撤僑通道。在駐俄部隊的壯威下,在內戰最為激烈的伊爾庫茨克一線,中國外交官員不畏艱險,從莫斯科和哈爾濱聯繫調運火車,全程護送,僅1918到1919 年間就搶運出3 萬名被困華工。 1921年初,海蘭泡、伯力等地再度發生排華事件,北洋政府再度在6月份「派軍艦江亨赴黑河,利捷駐三江口,利綏、利川赴伯利」,「專備保護僑民之用」(引自雪珥博客)。

這些壯舉,「新」中國政府幾時做出來過?自1949年以來,全世界排華事件此起彼伏,不絕如縷,印尼、緬甸、越南、柬埔寨、俄羅斯......炎黃子孫一次又一次被搶劫、被強姦、被屠殺,而偉大的祖國卻視若無睹,甚至把越南僑民稱為「越南難民」,聽任他們在70年代飄滿南太平洋。那時的口號是「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然而它們卻絕對不是本國僑民的堅強後盾與可靠後方。偉大祖國為他們安排的命運,就是走投無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只能默默喪命異國。

如果說那時中國還一窮二白,需要「韜光養晦」,那麼「撅起」之後又何如?

2009年2月14日,中國貨船「新星號」在俄羅斯納霍德卡港外遭到俄邊防軍「海岸」號軍艦炮擊。在返港途中,貨輪因遭受重創而沉沒,7名中國船員失蹤。外國軍艦擊沉中國貨輪,中國政府卻甘之如飴,無隻言片語譴責俄方放肆踐踏國際公法的罪行,遑論要求懲辦禍首並對受害人及其家屬作出謝罪與賠償。連道歉賠償的要求都是租賃該船的香港吉瑞祥船塢有限公司提出的,堪稱開創了世界外交史上之光輝先例。

2009年6月18日,俄羅斯政府宣佈將集中銷毀價值高達20億美元的中國「走私」商品,並要求莫斯科市儘快關閉切爾基佐沃市場。俄羅斯中國浙江同鄉會會長倪吉祥對《國際先驅導報》記者表示,此舉對中國公民造成的損失根本不止20億元,總損失估計在30億~60億元之間。華商跳樓的跳樓,自殺的自殺。然而中國派出的代表團卻表示「支援俄方強力打擊不法經營的做法」!

近年來,俄羅斯排華活動越來越猖獗、越來越頻繁與慘烈,華僑們一次又一次地被欺壓、淩辱、毒打,而中方媒體卻把這些事實隱瞞得嚴嚴實實,大力宣揚兩國人民相互友好信任、俄羅斯中國年、中國俄羅斯年如何成功等等。就連被俄媒體公開報導的華人遭到遣返和不公對待的消息,也被中國當局視為「不合主流、唱反調」。哪怕是在華工因不堪俄國保安欺壓而奮起抗暴之後,中國政府仍要僑民要以中俄兩國友好大局為重,支援俄羅斯權力機關的執法行為!(詳見顏昌海博客)

俄羅斯還可以說是惹不起的大國強國,中國不得不「韜光養晦」。可奇怪的是,就連歷來懾服於「天朝」的周邊小國弱國,如今也居然會競相肆無忌憚地羞辱天朝,而天朝也就默默忍辱。這可是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咄咄怪事,就連國力最弱的大清、北洋時代也未見過,絕對是共產黨領導下才出現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獨特風景線。

用凱迪網友的話來說就是:「不佔領幾處中國的領土或島礁,不抓幾個中國的邊民或漁民,不從中國搞幾十百把億的無償援助,你都不好意思說是中國的鄰國。」強佔中國領土的日本、越南、菲律賓不必說,就連據說是「鮮血凝成的友誼盟邦」朝鮮,也敢派巡邏艇大搖大擺地駛入中國領海,綁架搶劫中國漁民。羞辱中國似乎成了一種時尚,一種競賽。與賽者似乎都心領神會:方今之世,不爬到中國人頭上去拉泡屎就不算好漢(「不到長城非好漢」的今解)。這麼做毫無風險可言,絕對不會受到中國政府的懲罰。就連虛假的抗議姿態,中國政府都未必會做出來。

於是我們便看到了一個非常奇特的悖論:毫無疑問,如今是中國有史以來國力最強大的時期,然而對外(不包括對台)關係卻處於最屈辱卑微的時期,堪稱「毫無國威的強國大國」。這就是中式撅起:極大增強了的綜合國力有如冥幣,根本就無處兌現。

五、中國國際形象為何如此糟糕?

中國的國際形象如此糟糕,主要是因為中國是碩果僅存的共產黨大國。國內(中國)網友不知道,在文明世界,「共產黨」這名稱非常之臭,與「魔鬼」「邪惡」這類詞幾乎等價。一般人想到共產黨國家,猶如想到當年的納粹國家一樣,覺得那完全是反人類、反文明的邪惡政權。

昨天在國內網上看見,有人非常驚奇地通知大眾,諾爾曼•白求恩在他的老家加拿大原來非常之臭,以致他家的人都把他當成了不可外揚的家醜。只是冷戰結束後,隨著中加關係的改善,白求恩才開始被本國人當成救死扶傷的人道志士紀念。這則新聞本身,就暴露了國人壓根兒不知道,在文明社會中,「共產黨」這三個字是何等的臭不可聞。

由這種邪惡組織統治的國家,想在國際社會上有好印象,其可得乎?幾年前CNN的記者 Jack Cafferty在電視述評中說:「They are basically the same bunch of goons and thugs as they were in the past 50 years.」引起愛國憤青大嘩,以為那是對全體中國人的嚴重侮辱,迫使CNN作了道歉。但卡夫提不過是說出了一般人的心裏話罷了。那兒的they,說的是「the Chinese commies」,並不是泛指所有的中國人。

要說這看法完全是偏見倒也未必。有過1989年那場大屠殺後,要改變西方人對中國的印象就難了。至今猶記,1989年年底,所在國的電視臺回顧過去一年的新聞,在放出坦克隆隆駛入長安街的鏡頭時,解說道:「這是一場入侵,一支軍隊攻佔了自己的首都。這是一場戰爭,一個政府瘋狂地屠殺自己的人民。」這話有如說是悲憤或沉痛,莫如說是無限的震驚與厭惡。一個國家的軍隊和政府竟會對自家國民幹出這種事來,完全超出了鬼子的理解力與想像力。

六四之後又如何?中國總是隔三差五地爆出人權醜聞。劉曉波不過寫了幾篇沒人看的文章,就被判了重刑。更別說新疆西藏反復發生的騷亂了。最令鬼子無法忍耐的是,連一個盲人,中國政府都有本事去迫害之。這種醜聞只可能不斷強化鬼子的惡感。

另一方面,中國的外交官員(也就是被某個小白無限熱愛無限崇拜無限敬仰無限忠誠尊稱為「洋共」的人渣們)因為缺乏起碼的文明常識與業務能力,專門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地在國際舞臺上丟中國的臉。那位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世界幾百年也不會出一個的前外長李大牙就別提了,中國政府的重大外交決策也威力無窮。 1999年,中國因為馬其頓同台灣建交,投票否決了聯合國向馬其頓續派維和部隊。當時外國傳媒都對此噁心到了極點,認為中國政府什麼道義感、什麼原則都沒有,只是為了泄私憤,竟然不惜濫用大國權力,否決了一個純粹的人道主義救援行動。

個人覺得,事實確實如此,毫無原則就是「負責任的大國」政府的獨家商標,在這點上,中國連老大哥都不如──當年中蘇雖然成了敵國,人家在聯合國討論驅逐中華民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議案時,可從來是投贊成票的。被中國政府無端干涉內政、辱駡了幾十年的南斯拉夫也如此。

最能敗壞中國國際形象的,恐怕還是中國實行的「全世界獨裁者,聯合起來!」的外交政策。凡是敢於並善於屠殺本國人民的第三世界爛汙獨裁國家政府,必定是中國的友邦,而雙手沾滿國民鮮血的大屠夫們,必定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對這些暴君,中共總是懷著「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深厚「階級感情」;對那些國家發生的推翻暴君的人民革命總是懷著入骨的恐懼與敵視,一無例外地把它們譴責為萬惡美帝的大陰謀;而對倒臺的暴君們總是懷著「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深刻同情。這種與文明與人道背道而馳的外交定向,當然要引來文明世界的一致反感。

不幸的是,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從上世紀初就成了中國的國症,至今毫無痊癒模樣。中國人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外界承認自己的成就,更需要他人的尊重,卻又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以為尊嚴是可以靠金錢買來的。於是不但斥钜資興辦奧運會,而且無比慷慨地實行銀彈外交。可惜大多數國人不知道,一個不知道尊重自己的人民的政權,只會讓文明世界深懷厭惡,絕無可能贏得尊重,卻相信了官媒以及瘋子郎咸平的瘋話,把西方普通人對中國政府的厭惡,看成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國際大陰謀。他們不知道,其實西方的政客與資本家都是「親華」的,討厭中國的是普通人尤其是知識份子。這是一種本能反射,與一般人對骯髒的厭惡心理差不多。

當然,鬼子也並不是完全不知道後毛共與毛共社會的重大區別。但這對中國國際形象反而不利。在暗無天日的毛時代,中國在西方反而有許多同情者,那就是在西方媒體中很有影響的力薄儒們(liberals),這些人多是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此語跟中國的「知識份子」涵義不同,大致相當於中國的「高知」吧。因為此語有政治上不正確之嫌,如今已不大用了,改為academics),亦即大學教授、名記者、作家等等。他們把對物質社會的幻滅逆反心理先投射到蘇聯,後投射到中國,幻想出一個「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東方香格里拉」,報以無限單相思。我作博士後時的系主任與同事,在60年代都是死硬的毛分子,不但頗能背誦毛語錄,甚至還看過電影《紅旗渠》。但自中國和平演變為權貴資本主義社會後,就連這批左派的好感也喪失了——他們的「隔河柳色更綠」的幻覺,不可能不被「舉國盡是曼哈頓」的山寨美國圖景打破。

除了社會制度引來的文明世界的天然反感外,低下的國民素質也能引起大眾的惡感。如今西方的觀光點特地針對中國遊客,立起了中文告示,特別強調「請勿大聲喧嘩」、「請勿隨地吐痰」,讓我看了臉上熱辣辣的。國人說話聲音之大,似乎遠超其他地方的華人。我在《台灣一瞥》中就講過,在台中夜市,我們與一位大陸訪客發生了輕微爭論,周圍的人卻都嚇呆了,人家似乎從未見過這壯麗景象。大陸人說話就跟吵架一樣,似乎音量不到一定程度就沒有表達能力。而西方大概只有義大利人與西班牙人有此愛好,但也遠沒到中國人的程度。

這些都是小事,更嚴重的問題是,國人似乎有一種引人厭憎的特殊本領。第一是喜歡犯法占小便宜,認為這麼做才是聰明伶俐,不這麼幹就是豬頭。第二是喜歡撒謊欺騙搗鬼。第三是極端勢利,有點錢就耀武揚威,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第四是粗魯無禮。這些毛病結合在一起,很容易讓中國人成為極不受歡迎的族群,走到哪兒都讓人側目而視。我想,港人對「強國人」的排斥與反感,多半是這些原因。連本族人都無法容忍,遑論異族?中國的鄰國沒有一個不將中國恨之入骨,這恐怕不完全是政府造成的。

外蒙的例子最能說明這一點。它先後當過中國和俄國的殖民地。論在那兒作的孽,中國人根本就算不了什麼。外蒙是在大清時才首次進入中國版圖的,但歷來由蒙古王公統治,辦事大臣也多是滿人,漢族根本就不得往那兒移民,只是到了晚清新政搞改土歸流,才鼓勵漢族商人上那兒去,但沒多久大清就垮臺了。老毛子進去以後,扶植傀儡政權,在那兒忠實複製蘇維埃暴政,據不完全統計,光是喇嘛就屠殺了十萬人,而當時整個外蒙也就只有70萬人。饒是如此,外蒙人卻並不痛恨俄國人,卻把中國人恨進了骨子裡去。華商華工猶如過街老鼠,動輒被當地人暴打。您說這是咋回事?我看跟中國人的貪婪、怯懦、粗俗、勢利分不開。最討人厭憎的恐怕還是勢利,就憑漢族對所謂「文化落後」的窮國流露出來的那種赤裸裸的鄙視,走到哪兒都只會變成過街老鼠。

儘管如此,我仍然認為,文明世界極大地誤解了中國。就連中國人自己,也至今弄不清中國的「國家」與西方的「國家」根本不是一回事。西方其實是按蘇聯的模式來擬想中國,卻不知道中國與蘇聯內政或許一模一樣,外交則有本質不同。其最本質的差別是,蘇聯是個對外擴張欲永無止境的邪惡的民族國家,而中國則是個內向的官僚階級鎮壓本國平民的機器。



六、「國家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工具」
此話大陸人個個倒背如流,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對「國家機器」的理解,也是中南海制訂一切國策的出發點。 13億人中,我只見過一位青年對此問題作了思索,他在《凱迪》問:國家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工具,現在中國有什麼階級?只有兩個,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國家就是權貴資產階級鎮壓廣大勞動人民的工具。這話入木三分,道破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質,它不是西式民族國家,而是官僚階級鎮壓本國平民的機器。

這種國家機器的實質,是它完全是內向的,其要素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機器的硬體:軍隊、員警、法庭與監獄完全是為鎮壓人民,維護官僚特權階級設置的,官僚階級靠它們來實現其統治的self-perpetuating。而國家機器的軟體——法律,則是官僚階級意志的單向體現。軍隊不是國防軍而是「党防軍」,或曰「防民軍」,不是對外捍衛本國人民的利益,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支柱」,完全是為了鎮壓本國人民、維護統治而設,其對外功能僅在於震懾外國對政權的干涉與威脅,與維護國家領土完整與本國國民利益毫無關系。

而所謂「主權」也就是「執政黨任意統治本國人民的永久權力」的同義語,毫無對外內容。舉凡中國政府提到這兩個字,必然是覺得外國政府(或甚至是NGO)干涉了執政黨這一權力,與捍衛中國人民在國際上的權益(領土、資源、政治經濟利益等等)毫不相干。於是每逢中國政府抱怨西方干涉內政之日,便是它爆出醜聞之時,其最新笑話,就是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抗議美國領事館發佈空氣品質監測結果,打破了中國政府對百姓知情權的壟斷。

在我黨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人,對這種特殊的國家機器的功能與目的早已熟視無睹,見慣不驚,居之不疑,還以為全世界的國家都是這樣的。可惜正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的那樣:「一個蛤蟆坐在井裡說:‘天有一個井大。 ’這是不對的,因為天不止一個井大,如果說:‘天的一部分有一個井大。 ’這是合乎事實的。 」國人不知道,不但西方的國家不是這樣,就連晚清與民國的國家也不是這樣的,只是在1949年後,才按照馬列的「國家定義」,把中國改造成了階級鎮壓的工具。

在未完成稿《中印邊界衝突史話》中,我系統論述了東西方國家的本質區別。西方的國家是nation,也就是民族國家,它主要是為了保護本國人民的基本權益而設置的。其主權分為對內與對外兩部分。對內是政府經人民授權而獲得的統治全國的法律權利,其主要目的是對內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不被強者侵犯,對外則是捍衛本國人民的國際權益,包括領土、資源、政治經濟利益等等。它確如馬克思所說,是私有制的產物,是家庭私有制放大到了國家規模;而所謂「主權」,也就是公民權利放大到了國家規模。因此,它在國際上是一個爭利機構,其產權意識與利益意識都非常明確,不但邊界劃分得清清楚楚,不容他人染指,而且不惜動用武力或其他強硬手段,捍衛本國國民在國外的經濟利益。一言以蔽之,政府的職能,就是保障國民的基本權益不受國內外強者的侵犯。

傳統中國則只能稱為country,不能稱為nation,其主要的特點,就是它並非私有制在國家規模的放大。因為缺乏「權利」觀念,朝野當然也就沒有由它衍生出來的「主權」觀念。因此,這種國家毫無對外主權意識,缺乏產權和利益意識,不但邊界模糊不清,而且毫無國際平等觀念,以為自家是「四夷賓服」的「天朝」 ,因而恥于與「藩屬」爭利,更將海外僑民視為叛逆,這才會在海禁初開時將關稅自主權與領事裁判權拱手送人。對內,各級官員只有對上級的責任,毫無保障子民的權利不被強者侵犯的責任。而且,它的國家建構非常原始,缺乏控制各地區以及子民的一系列硬體設施諸如國軍、員警等等。除了內地18行省之外,周邊藩屬地區如西藏、新疆、蒙古、滿洲等地的主權不明,朝廷只享有模糊的宗主權。

這種原始的國家結構在與西方的民族國家狹路相逢後,其弊病便暴露無遺,構成了近代史上中外衝突的「內因」。在挨了一個甲子的反復痛打後,朝野才開始「悟今是而昨非」,幡然變計,學著搭建西式民族國家。朝廷不但建立了明確的主權意識,而且著手強化對內與對外主權,對內實行將西藏、蒙古、東北、新疆變為由中央政府派官統治的行省的「改土歸流」運動,對外則開始在國際舞臺上捍衛中國的領土與僑民的利益,這才有了上述收回東沙群島,對墨西哥實行 「炮艦外交」等壯舉。

可惜這由「天朝」向「西式民族國家」的進化過程被辛亥蠢動腰斬了。 1911年後的中國,從晚清的「已經具有明確主權意識,並自覺強化對內對外主權的正在成形的民族國家」,墮落為「具有明確主權意識,但因喪失對內主權而毫無國防能力,因而無法實施對外主權的癱瘓的民族國家」。而在1949年之後,中國則大幅度向傳統「天朝」回歸,墮落成了「具有空前強大的統治能力,但毫無對外主權意識的內向型鎮壓機器 」。之所以發生後一背時轉化,是馬列的「國家學說」與傳統的「天朝心態」綜合作用的結果。

我在舊作中反復指出,毛的知識儲備除了傳統文化糟粕之外,便只有膚淺的馬列「階級與階級鬥爭」學說。馬列否認國家的民族性,否認民族利益的存在,代之以所謂「階級利益」與「階級性」,把國家看成是階級鎮壓的工具。毛接受了這一膚淺謬說,再加上「君臨萬國」的癡夢,便對內「以小民為敵國」,實行史無前例的殘暴鎮壓,把變著法兒收拾百姓當成了政府的專業;對外實行「國際統戰」,把「階級仇恨」與傳統帝王心態奇特地結合在一起,對「國際統戰物件」效法裂土封侯的周天子,「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棄領土資源如敝屐,不但向周邊幾乎所有鄰國包括小國弱國諸如尼泊爾、巴基斯坦、緬甸等拱手相讓萬里河山,而且效法明朝以厚幣收買「藩屬」,向亞非拉國家傾倒民脂民膏,還要洋洋自得地自誇:「非洲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而對「國際階級敵人」則罔顧國家安危輸出革命,蓄意製造緊張局勢,不斷地在周邊國家包括臺灣海峽「搞搞震」,不但使中國淪為文明世界公敵,被關在聯合國外長達22年之久,開創了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跡,而且幾次把全國推到了核毀滅邊緣。在中國歷史上還從未見過這種白癡皇帝,連晉惠帝都自歎弗如遠甚。

後毛時代與毛的最大區別,在於遵循老鄧「不要扛大旗,我們扛不動」的教誨,放棄了充當「世界革命中心」、「國際共運領袖」的癡夢。習近平已經在三年前把這基本國策改變說得清清楚楚了:「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因此,相對於毛時代,後毛時代的國際外交戰略確實發生了重大改變,不再是對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脅了。但就內政而言,卡夫提那話說得很正確:「They   are   basically   the   same   bunch   of   goons   and   thugs   as   they   were   in   the   past   50   years.」這一脈相承之處,就是無論是毛社會還是後毛社會,本質上都是官僚階級壟斷了一切資源與權力的官僚社會,區別只在於信仰的有無。官僚階級在喪失信仰後便唯利是圖,一切行動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依歸,從毛時代的奴隸監工,迅速蛻變為世襲的政治經濟貴族,而國家機器也就相應成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工具 」。政府雖不再如毛時代那樣,以無端迫害、虐待、殘殺百姓為其專業,但為了確保自己的政治經濟特權能一代代傳下去,就不能不將監控百姓的異動當成重中之重,其「內向鎮壓型」的特點愈發得到強化。 「維穩」預算超過了國防預算,比什麼都能更直觀地表明瞭這一點。

因此,中國的所謂「國防能力」或許空前強大,但國人不知道,那是貼在門上的門神,也就是「秦叔寶尉遲恭在此,諸邪不得入內」,其功能是嚇阻外國干涉我黨的統治的,並不是為了維護中國領土完整與國民的海外利益的。只要不覺得自己的統治受到國外武力威脅,就絕不會動用。

不幸的是,不但鬼子不懂這一點,就連國人也窺不破這玄機,以致以為中國真會為南海或東海的領土爭端動武,令人啼笑皆非。至於個別白癡奢談什麼「地緣政治」,重複中共「強調周邊的和平環境」的屁話,就更是令人恥于在網上論政了。



論國際孤立,如今的中國難道比得上過去唯一的共党國家蘇聯?論綜合國力之強大,今日中國又豈是40年代初才基本實現工業化的蘇聯可比的?可蘇聯自成立以來,就從未停止過避實擊虛,吞併侵佔鄰國領土,在西線斬獲無數:侵佔了波羅的海三國,以及芬蘭、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的大片領土;在東線也同樣斬獲無數:侵佔了唐努烏梁海、千島群島、日本北方四島,化外蒙為殖民地,就連新疆也一度淪為蘇聯殖民地。萬惡美帝或其他強國為這些弱小國家打抱不平過沒有?莫非拱手相讓萬里河山,竟是「地緣政治」不成?

這就是西方對中國的最大誤解:把中國當成了前蘇聯,卻不知道俄羅斯的沙文傳統永不變,史達林的「國際主義」不過是改頭換面的俄羅斯沙文主義,其要旨就一句話:「蘇聯的國家利益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 」所謂「世界革命」成了蘇聯擴張帝國的絕妙藉口。而中國過去由一個懷著「當上全球教主兼共主」之夢的瘋子統治,現在則由歷史上最大的貪官集團把持。據說連最清廉的官僚家族在國外的資產都高達29億美元之多,遑論他人?這種貪官統治的國家,念茲在茲的只會是維護既得利益格局不變,豈還會顧得上國家利益,遑論為捍衛國家利益對外用武,為自家統治帶來不必要的風險?

正因為這種根深蒂固的誤解,BBC才會以己度人,用當年大英帝國的發家史類推中國,拍出那騰笑萬方的The  Chinese   Are   Coming的鬧劇醜劇笑劇來。我當然不認為海外華人個個是天使,相反,上文已經強調指出,許多國人的脾氣很爛,某些毛病諸如動輒撒謊、欺騙、犯法占小便宜等等,不能不讓異族深惡痛絕。但若把他們當成當年的西方殖民者,則完全是指鹿為馬,過分恭維了中國以及中國人。

過去我與其他網友討論時,曾指出近代帝國主義與古典帝國主義的一個重大區別:古典帝國主義諸如亞歷山大帝國、凱撒帝國、拿破崙帝國是統帥個人的冒險事業,而近代帝國主義則是全民的冒險事業。大英帝國的建立就是這種「百姓推著政府走」的全民冒險的結果,並不是由某個野心勃勃的領袖發動一系列侵略戰爭建立起來的。

眾所周知,毋庸置疑,大英帝國的建立非常骯髒血腥,黑奴買賣比起其他犯罪行為來還算是小菜一碟了。早在伊莉莎白一世時代,英國就鮮明地表現出了以搶劫立國的海盜國家的特點(大概是他們的維京[Vikings]血統使然吧)。其時的風云人物弗蘭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就是由伊莉莎白一世授予爵位的臭名昭著的海盜。也是女王政府,此前曾授予這位海盜以「私掠許可證」(   Letter   of   Marque   and   Reprisal)。

根據英文維琪百科的解釋:「私掠許可證批准一個人(稱為‘私掠者’)攻擊並俘獲敵人的船隻,將他們帶回(本國的)海事法庭受懲並出售。帶著私掠許可證在海上為獲利而巡航,被看成是一種將愛國主義與利潤結合在一起的光榮的召喚,這與未獲執照的海盜行為截然不同,後者受到普遍的咒駡。”

所以,是大英發明了這種「將海盜合法化」的齷齪勾當,政府成了與海盜分贓的窩家與後盾。在政府的批准與鼓勵之下,德瑞克多次成功襲擊了西班牙船隻以及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搶劫了無量金銀財寶、黑奴等等(重要更正:我曾在舊作中說,黑奴買賣是西方商人長途販運從非洲酋長那兒買來的貨,這不完全正確。德瑞克就是個綁架並販運西非黑人的奴隸販子)。 1580年,當德瑞克完成了環球旅行回到普利茅斯之後,他如約將搶來的金銀財寶的一半交給了英國政府,其價值竟然超過了王室的歲入。為此,他成了英國人世世感戴的民族英雄。英國人不但在他的家鄉立起了雕像,而且還在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把他吹成了愛國主義的象徵。英國甚至有個民謠《德瑞克的鼓》:

Take my drum to England,
hang et by the shore,
Strike et when your powder’s runnin’ low;
If the Dons sight Devon,
I’ll quit the port o’ Heaven,
An’ drum them up the Channel
as we drummed them long ago.


硬譯如下(若有誤譯,歡迎指正):

“把我的鼓拿到英格蘭,
掛在海邊,
當你們的火藥快用完時就敲它。
如果強盜出現在德文郡(位於英格蘭西南部),
我就會離開天堂的港口,
敲著鼓把他們趕過海峽,
就像我們多年前幹的那樣。”


由此可見,這個具有官方執照的「海盜爵爺」完全成了激勵英國民氣的象徵。而且這精神感召力還遠達大洋彼岸。美國加州有若干地方、街道與學校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直到2009年,美國還拍攝公映了一部電視影片《德瑞克船長不朽的航行》(The   Immortal   Voyage   of   Captain   Drake)(請參看英文維琪百科有關介紹)。

在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之後不久,伊莉莎白一世批准了英國商人向印度挺近,於是由渴望發財的平民先在海外開疆拓土,建立殖民地,再由政府接管的近代帝國主義實踐由此開場。印度次大陸基本上是由東印度公司征服的。這家私人公司有自己的軍隊,以武力征服了印度形形色色的土邦,再以自己的行政機構代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海外殖民地由一家私人企業統治的奇觀。東印度公司不但獲得母國政府的特許證,全面壟斷了印度次大陸的貿易,而且還向中國大量出口鴉片。東印度公司擁有的鐵甲艦「涅墨西斯號」(希臘神話中的復仇女神)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大顯神威,擊沉了中國的大批戰船以及林則徐向美國人購買的商船「堪布裡奇號」。直到該公司的胡作非為激起了1857年的所謂「印度叛亂」之後,迫于國內輿論的憤怒抨擊,英國國會才立法剝奪了該公司享有的一切行政權力,以及在印度的財產包括其武裝力量,由女王政府派出的官員接管(請參看英文維琪百科的有關介紹)。

當然,我也曾在舊作中區分過「文明帝國主義」與「野蠻帝國主義」,前者指的是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其主要侵略的是沒有明確國家歸屬的土地。我還特地指出,直到近代,所謂「印度」不過是個地理名詞,非但不是nation,就連country都不能算,非洲和美洲殖民地就更不用說了。而且,文明帝國主義還講究信譽,其海外侵略行徑在國內受到一定的民意束縛。相比之下,野蠻帝國主義如蘇聯、日本、德國則是無所畏懼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什麼獸行都幹得出來,什麼榮譽感都沒有,簽訂了條約就是為了撕毀之。國人不知道區分這兩種帝國主義,將所有的外國甚至從來不是帝國主義國家的美國捆在一起罵,完全是無知的表現。

但儘管有這些重大區別,文明帝國主義國家的發家史仍然充滿了骯髒、血腥與罪惡。把中國類比于前蘇聯那樣不斷擴張的邪惡帝國固然大謬,將中國類比于大英帝國也照樣荒唐。請問華商、華工們建立起了什麼殖民地?何時得到過政府以武力為後盾的支援?又獲得了哪個國家的貿易壟斷權?正如中國駐俄使館對華商宣稱的:使館是為國家服務的,不是為僑民服務的。他沒有說的只是,中國人所謂「國家」,就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歧視迫害僑民,將之視為叛逆,歷來是天朝的傳統,到了毛時代,僑民就成了「特務」與「階級敵人」的同義語,此所以毛共政權要笑看紅色高棉將華僑屠殺罄盡。如今「負責任的大國」雖然再不敢公開視僑民為階級異己分子,但仍然毫無「政府必須為海內外人民負責」的起碼觀念。秦暉教授在近作中就指出了,中國政府乃是世界上權力最大、責任最小的政府,連在國內都如此,而況國外乎?而沒有政府作後盾,「殖民主義」還怎麼可能搞得起來?


八、結語
本文不是鼓吹中國走西方列強的老路向外擴張,也不是糾纏歷史舊恨,主張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想澄清一個最明確無誤、連盲人都不該錯過的事實:中國根本不是西式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內向型鎮壓機器,統治者的著眼點永遠向內,關心的是死死霸住那財滾滾的「聚寶盆」(或阿拉伯神話中的魔術桌布),子子孫孫永寶用,世世代代傳下去,絕不許任何人打破現存利益分割方式與格局。因此,除非當局感到政權有被外力推翻的危險,就絕對不會對外用武。所謂「解放軍」不是捍衛國家利益的工具,而是「無產階級專政柱石」,是為了確保中共政權不被國內外「 階級敵人」顛覆而設置的。這就是「兵者,兇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的現代詮釋。

明乎此,則不難立即看出,所謂「皇漢子孫」等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者」,完全是哭錯了墳頭。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連民族國家都不是,「民族主義」往哪兒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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