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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zt) [打印本页]

作者: billiu 时间: 2004-10-28 17:15
标题: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zt)
人的精神文化改造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作者:李芳芳

２０世纪，马克斯·韦伯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历史主义思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笔者想谈谈自己对此书粗浅的理解和甚为有限的读书心得，试图简单概括此书的思想主旨。

韦伯在此书中力求论证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笔者认为新教伦理成功地对人进行了精神文化的改造，这一人的转变，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影响。加尔文新教伦理所改造的清教徒有着严谨的工作习惯?熏对财富的追求和规避生活本能享受的禁欲主义，从而带来了以理性的生产和交换为标志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

韦伯在开篇就不容置疑地谈到，“对财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到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它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而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在表面看来似乎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对现代科学的依赖似乎尤为突出。虽然科学的起源同样一直存在于非西方地区，并且不是取决于资本主义利益。但科学知识的应用则只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得以实现，它的确曾出于经济的考虑。但对这种经济的考虑的推动力又是什么呢？而对资本主义发展同样重要的使资本主义利益得以保障的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机构的建立又为何只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合法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呢？这显然也不是资本主义利益单独促成的。韦伯认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而“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所形成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则成功地改造了人的精神气质，孕育为一种资本主义精神，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所必不可缺的推动力。

而各种不同的宗教派别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则是大相径庭的。一般来说，“屈从于一个统治者集团的少数民族或少数派宗教，由于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影响之外，一般都会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介入经济行为”。而新教徒无论在何种情势和条件下，“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天主教徒则无论在何种处境下都不能达到此程度。“我们就必须在其宗教信仰的永恒的内在特征中，而不是在其暂时的外在政治历史处境中，来寻求对这一差异的主要解释。”

那么，新教又有何种特殊的力量来促使经济理性主义的形成呢？

首先，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最为基本的前提——劳动的观念的转变。人为了生存必须努力工作，但并不表明人天生会努力工作，人要努力工作必须要精神上的支柱，而新教则为人类勤奋地从事劳动提供了热情和精神动力。新教关于职业的理解含有“上帝安排的任务”之意。 “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世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的服从上帝的圣戒，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而服务的职业中的劳动，也含有这一特性。＂这种为“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天职观”使得劳动本身具有了神圣的非人格化的特征和道德特征。“在生活中，一个人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不过，最重要的乃是更进一步把劳动本身作为人生的目的，这是上帝的圣训。圣·保罗的‘不劳动者不得食＇无条件地适用于每一个人，厌恶劳动本属堕落的表征。”

其次，对财富和利润的理性追求是神圣、合法的，本身成为一种目的。韦伯认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宣扬的时间观念、守时、信用、节俭、勤奋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的确，富兰克林所宣扬的，不单是发迹的方法，他宣扬的是一种奇特的理论。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而不是愚蠢的表现。这就是它的实质。它不仅仅是从商的精明（精明是世间再普遍不过的事），它是一种精神气质。”资本主义精神与前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并不在于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在这里，获利不再从属于个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而是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这一转变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完成的。加尔文的“预定论＂说，上帝从创世纪以来，就把世人分成“选民”和“弃民”，前者注定得救，后者注定沉沦。“我是不是上帝的选民”，“我如何确知自己处于恩宠状态”，这些疑问引起人们内心的焦虑，使人们在行为上按上帝的选民来表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勤奋地工作。人在现世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就成为“选民”和“弃民”的标志。一种职业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他为社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一切生活现象皆是由上帝设定的，而如果他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缘，那么他必定抱有某种目的，所以虔信的基督徒理应服膺上帝的召唤，要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获利本身成为神圣、合法的，把赚钱看作是人人必须追求的目的，看成是一项“天职”。
最后伴随着“尽可能的多挣钱”而来的不是“纵情声色”，而是“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的禁欲主义。“大量财富积聚了起来，这些财富并没有用来贷款从而赚取利息，而总是用于商业投资。从前那种闲适自在的生活状态让位于一种冷酷无情的节俭，一些人在商业活动中就是通过节俭而发家致富的。这些人并不想消费而只想赚取。”在无法预知自己是否为“选民＂的情况下，信徒必须以现世的某种成就来显示自己受到上帝的恩宠，清教徒把经济上的成就视为上帝赐予的恩宠和永恒幸福的标志，“虔诚”和“富有”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连接了起来。资本积累可表明成功，却并未赋予挥霍的权力。“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他必须像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待。因此，仅仅为了个人自己的享受而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花费这笔财产的任何一部分至少也是非常危险的。”并非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是为人服务的“闲谈 ”、“奢侈品”、“自负的炫耀”都成为清教徒所不能容忍的。

从以上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新教的“天职观”使人们辛勤的工作、劳动。“预定论”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并且把它看作是上帝的直接意愿，而由其产生的“新教禁欲主义”又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当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在宗教热情下拼命工作赚钱，在宗教伦理制约下积累资本，这二者结合就构成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了长久以来被忽视的精神文化因素，他试图从精神气质，文化伦理观念的视角来探析资本主义方式的起源问题，他这一独特的思考切入点至今仍有很强的讨论意义。书中所提到的新教伦理对人的精神文化改造：毫无倦怠地辛勤工作，拒绝奢侈浪费，惜时守信负责，仍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深思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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