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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大国游戏〉旷世奇才,绝代雄文——不可不读的好文章！（ZT） [打印本页]
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8-16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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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8-16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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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8-16 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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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8-17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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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8-17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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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olonel    时间: 2008-8-17 22:04
文章太长，得慢慢读。;)
作者: 2dian    时间: 2008-8-17 22:09
爱面子不好吗?
作者: 小阿土    时间: 2008-8-17 22:34
知道题目以后，上网搜一搜，抽空再慢慢读。
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8-18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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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8-21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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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8-22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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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我爱MONTREAL    时间: 2008-8-23 01:43
文章很好，见解很深，对策切中要害，很有诸葛亮隆中对的风格。

有瑕疵，但瑕不掩瑜。

瑕疵之一是：作者没有重视中国在科技上和西方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
Post by 铁马秋风塞北
务请大家多多转帖!!!
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8-23 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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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8-25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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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8-28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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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8-29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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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8-29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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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8-29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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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ophia12345    时间: 2008-8-30 20:06
标题: 确是好文章，帮你顶一下！
韩剧害了中国女人，日本A片害了中国男人（ZT）
一个没有自信心、无论干什么都崇洋媚外的民族是最可悲的民族！
　　
　  
　 比如现在许多80后女生特别的迷恋韩剧，那些极端完美、极端理想的爱情观念不知道害了多少纯真少女的心。它使人们生活在幻想里，不能自拔，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正常的生活。我们知道生活总是有挫折和缺憾的，至少目前中国的大环境是这样。但是韩剧给中国女人灌输的思想就是好的男人首先要帅、然后要有钱，这些还远远不够的，还要有责任心，要专一、要有爱心、当然更要事业有成、最好再有家庭背景，还要宠爱自己一辈子等等，这都是现实中极少出现的人物，女人们就在那里傻眼的等吧。还有日本的A片，现在的男人电脑里几乎都存放着一些日本A片，用于业余的调情。这也纯属正常，没有什么不妥，关键问题是日本的A片太夸大了，把某些东西描绘的美轮美奂的同时，又故意夸大男人的那方面能力。搞的中国男人太自卑了，甚至以为自己不正常，不够正常男人的标准。
　　
　　 首先，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兴衰成败的最关键因素。中华民族目前正处在复兴时期，能够正确、积极利用自身的文化传统显的非常迫切。先进的西方国家都有过无比崇拜东方文化的时期。博大精深、高明神秘的东方文化不知道折服了多少西方科学家，举一个例子，那个发明了解析几何学的西方科学家，曾经恳求康熙加入中国国籍，康熙问为什么，他回答：“我看了中国的周易才知道，我耗费了一生精力才研究透彻的解析几何，想不到几千年前的中国人早就更加深刻的掌握其中内涵，而且我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分支。我恳求加入中国国籍！”中国文化确实大有文章可做，然而，我们自己都没有完全利用和吸取到自家文化的精髓和内涵，从而产生巨大的力量。相反，一些旁门左道的外来文化的入侵却抽走许多国人的灵魂，变的麻木、无知。

　　 我们需要在现实面前的乐观、进取。现实总是有遗憾的，生活本身就是个缺陷。完美也少不了缺陷，关键就看你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还有韩国、台湾的一些恶俗、低级的综艺节目，毫无思想和教育意义。一群傻鸟就在那里闹吧，那些节目简直就是：一群猴在耍，一群猪在看。我们是需要娱乐，但不是‘愚乐’。堂堂中华民族，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史，文化源源流长，国民竟然用一些旁门左道的文化来充当精神粮食。还有国内的一些专门做给中学生看的杂志，文章风格全是韩流，灌输给我们的中学生都是些毫无用处的东西，使他们脱离现实轨道，对祖国和人民麻木，缺乏奋进精神，没有远大理想，并且促使他们早恋。真是可悲、可叹。究其原因，还是我们不够自信，崇洋媚外。

　　 为什么许多国民非常迷恋外来文化？我认为是中国那一百多年被屈辱和侵略的历史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自卑心理。并且一代代的往下延续，而现在，中国要想繁荣昌盛、要走向复兴，就一定要把这种自卑心理调整过来。尤其是奥运会成功的召开，国人应该感到骄傲，我们应当由此开始当树立自信、大国的心态。
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9-1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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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olonel    时间: 2008-9-1 11:55
标题: 顶贴《大国盛衰的历史经验》
　文章来源：《南风窗》 文章作者：袁伟时
17世纪以降，世界地图急剧变化。我们看到大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建立和灭亡；苏联崛起和覆没；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逐步瓦解直至灭亡；英国从一个偏处一隅的岛国膨胀为称霸世界的不列颠大帝国，又在20世纪缩回本国沦为二流强国。与此同时，美国用一百多年的时光从刚独立的前殖民地变为主宰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德国、日本一度成为20世纪的法西斯匪徒国家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无法磨灭的罪行，让人类付出几千万条生命才迫使他们回归正轨，后来却一跃成为经济大国；而亚非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则至今还在苦苦挣扎。如此等等的国家兴替特别是大国盛衰史给人们留下不少历史智慧。
　　在考察这个问题以前，必须首先明确盛衰的标准。17世纪以后，现代民族国家已经或正在形成，严格说来，称得上强盛的世界大国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 具有强大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制度。

　　2． 按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3． 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当时世界一流的。

　　4． 对世界事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四个条件互相关联，缺一不可。不过，这四百年是新旧交替走向全球化的过渡期，方生未死，错杂纷陈，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极为稀少，而兴起的艰辛和覆没、沉沦的痛苦却包含足为后人鉴戒的智慧。因此，我们的考察必须放宽视角，将一些大而不一定真正强盛的国家也列入其中。愚意以为以下几点是考量中不能忘记的：

　　第一． 人的自由度大小是国家盛衰的关键。

　　17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是三个大帝国的兴起：在西欧，1640年的英国革命，导致后来称霸世界的大不列颠帝国的建立。在东亚，1644年满州兵占领北京，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陆地疆域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帝国。俄国彼得大帝在这个世纪末叶开始执政（1689－1725），锐意革新和扩张，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这三个国家中，大清帝国和沙俄都没有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现代大国，并都在20世纪初灭亡。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自由。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争论，必须先说一点常识：人类社会与规则密不可分，从一定角度看，人类文明就是规则；我们说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受文明进展程度制约的。对现代公民而言，自由、公民权利、法治是三位一体的。

　　以大清帝国来说，除掉元朝，它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可是，它继承中国传统制度，以宗法专制为基本框架结合为一个大帝国，在17世纪建立之初从世界范围看已经是非常落后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这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足够的经济自由。清帝国继承的中国的制度文化或社会制度的致命伤，恰恰是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并缺乏经济自由。

　　传统中国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i如果说这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尚有变通的可能外，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鸦片战争后朝廷上下朝夕盼望富国强兵，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不惜投入巨资，从外国购进机器，开办各种工厂。可是，事与愿违，30年后，竟被一个东洋的“蕞尔小国”打的一败涂地！原因无他，就是剥夺了国民的经济自由，办个企业要官府层层批准，动辄禁止，处处制肘！与此同时，学术和思想自由也被剥夺，知识阶层只能以熟背所谓经典去谋取上进，有谁敢说句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比专制的大清帝国先进，立即视若汉奸、卖国贼！如此状况，现代经济和现代学术文化怎么能够发生和发展？

　　有些学者喜欢奢谈中国本土何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可以自行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其实，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假问题。学者们早已指出，要是就个别商业和制造企业而言，几千年前，在许多民族中已经屡见不鲜。这些所谓萌芽能不能发展壮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端赖国民活动的自由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制度性的保障。对中国人说来，实质不过是承认历史事实还是迷恋无根游谈。

　　俄罗斯的命运比中国稍好一点。彼得大帝冀图以开明专制的政治制度带领俄罗斯走出野蛮、落后状态。他从小与在莫斯科的英国等国的商人来往；在这些商人影响下，深深懂得：“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ii因而竭尽全力鼓励贸易，保护商人利益，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不但创办各种官办工业，也从税收、贷款和劳动力等方面提供极为优惠的条件，极力鼓励私人办企业，鼓励出口，向各国推销俄国产品。众所周知的开疆拓土，寻找出海口，为此甚至不惜一再发动战争，目的之一也是发展对外贸易。

　　此外，他没有像中国那样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心态，善待外国人，大量吸收外国人才。所有派驻西欧各国的使节都有招聘各种人才的任务。招聘国外人才数量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不但招聘技师和技工，发展工业，还敢于任命外国人为军官，组建海军，改造陆军。

　　他和他的继承者也不像中国统治阶层那样画地为牢，固守传统文化。他们学习西方，不但创办了许多技术学校，而且创办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改变了俄国的教育制度，树立起巍峨的丰碑。

　　在政府组织上他们也努力向西欧学习。特地组织力量研究西欧的政府组织，编译有关资料，据以改组自己的行政机关。后来的叶卡琳娜大帝甚至邀请法国著名思想家狄德罗到俄国主持法典的修改。

　　尽管后来发生了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激烈争论，至少在宫廷中却没有“西化”恐惧症，以讲外语和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为荣。这一切已远远超出17－19世纪的大清帝国，致使戊戌维新时期康、梁仍念念不忘以彼得大帝的改革为楷模。可是，他们没有像西欧那样完成人的解放和社会管理机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历史任务，又为后来的苦难埋下祸根。农奴没有人身自由，限制了经济发展。知识阶层没有言论自由，整个社会没有政治自由，堵塞了国家的安全阀。东正教本来倡导个人为教会和国家吞噬的集体主义，彼得大帝又取得牧首的任命权，使东正教变为沙皇手中的工具；加上他所建立的开明专制制度，致使“在彼得时代，为国家服役是唯一的晋升阶梯……同服役相比，财富本身算不了什么……结果国家与君主取得了控制等级社会的绝对权力”。在这样的制度下“新的‘官僚政治’开始有它自己的语言，如‘国家的需要’、‘国家利益’等等，尽管所指的实际上是君主个人的利益。”iii公民个人的独立自由无从保证，新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无法诞生。后来的苏联继承了这个传统并且变本加厉，终于逃脱不了崩溃的命运。

　　从疆域来说，英国本土很小，但它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然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这有力地证明，所谓大国不是以疆域大小区分，主要指标是制度和综合国力。只要制度领先，经济、军事、学术、文化等领域也能着着领先，形成雄厚的综合国力；即使国土不大，也能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国；与那些腐败的巨型国家相遇，势如摧枯拉朽。在17世纪兴起的三国中，只有领土最小的英国成了领一代风骚的世界大国。这是西方文化和制度变迁的产物。

　　1640年的英国革命，经历了内战、复辟等曲折历程，在1688－89年的光荣革命中建立了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逐步完善，形成了一个以保障公民“自古就有的自由”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法治、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这是18世纪的产业革命产生的制度基础；也创造了体现人类现代文明的新的社会模式。

　　英国扮演这样的脚色不是偶然的。在它的历史传统中蕴涵着好些推动它率先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因素。其中主要有：

　　（1）神权和王权分立，王权又和贵族、领主、臣属和佃农等等层层分割权利与义务，形成了契约社会的雏形，使各个群体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保障。

　　（2）城市自治，农庄自治，行会自治，大学自治……又给人们包括学术和思想在内的自由增添了一重屏障。

　　（3）领主法庭、王室法庭并存，互相牵制；教会和教士较早退出世俗的司法活动；以案例为基础演化出习惯法系统和陪审团制度；从而培育了司法独立的传统。这又给人们的权利（自由）增添了保障。

　　（4）以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为标志，议会制初见端倪；几经反复，经过光荣革命终于建立了现代议会民主制度。《大宪章》iv是在贵族兵临城下迫使国王颁布的宪章。在它的63条条文中明确规定：

　　1．宗教自由。

　　“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力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

　　2．城市自治与自由。

　　“伦敦城，无论水上或陆上，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其他城市、州、市镇、港口，余等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

　　3．保障全国臣民的自由。

　　“余等在上述敕令中所公布之一切习惯与自由，就属于余等之范围而言，应为全国臣民，无论僧俗，一律遵守。”

　　4．保障私有财产，不得肆意侵犯。

　　“余等之巡察吏或管家吏，除立即支付价款外，不得自任何人之处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但依出售者之意志允予延期付款者不在此限。”

　　5．居住、迁徙与营业自由。

　　“除战时与余等敌对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战时，敌国商人在我国者，在余等或余等之大法官获知我国商人在敌国所受之待遇前，应先行扣留，但不得损害彼等之身体与货物。如我国商人之在敌国者安全无恙，敌国商人在我国者亦将安全无恙。”

　　6．法治。

　　《大宪章》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

　　此外还规定：“除熟习本国法律而又志愿遵守着外，余等将不任何人为法官、巡查吏、执行吏或管家吏。”

　　论者一再指出，这个宪章惠及的是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自由人，农奴等下层民众不在其列。但是，且不说农奴不是毫无关系，重要的是它与东方社会不同的特点，为以后现代社会奠定基础的那些特点。例如，宪政和法治首要的一条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同时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之既不能侵犯公民的自由，又能有效地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为此，必须建立分权制约的政治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中世纪的西欧，包括英国在内，离这样的要求当然还很远，可是，以《大宪章》的签署为标志，基本要素已经具备，历史已经证明，假以时日，不断完善的宪政可以一步一步化为现实。

　　首先在英国形成的现代国家和社会模式日后被美国继承和发展，经过200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wto的规则和联合国的几个人权公约就是这个模式的国际化。这个模式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还有数不胜数的问题有待解决。一个让许多人困惑的问题是：南美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为什么他们的状况如此悲惨？

　　有人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有力的回答：“最近诺贝尔奖得主诺斯正在写一本书，他在书中比较南美与北美的差别，二者都是西方文化背景，西班牙甚至在中世纪前有比英国更发达的代议制。但是现在北美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而南美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诺斯认为造成差别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英国人治理北美实行地方自治，各殖民地由地方代议机关治理，而西班牙`葡萄牙直接治理南美多年，把殖民地当作榨取税收的来源；第二个是北美是个新教地区，由于英国传统受宗教革命影响，而南美是天主教统治。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别是，新教相信结社自由(free agency)，任何人可以不经过他人批准而自立教会(所以有成千上万不同的新教教会)，而天主教的每个分支成立都要经过上级教会批准认可。新教的自由结社意识形态，打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垄断，在意识形态和成立组织方面是完全竞争的，所以社会更有活力和更富有公正；最后，北美是普通法(不是政府立的法，而是老百姓自发形成的习惯法)，而南美是政府立的大陆法。费正清和mokyr 在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差别时也有类似的分析。mokyr在比较18世纪的法国与英国时也有同感。他最有所感的是，由于英国光荣革命后(1688年)有宪政秩序，所以有社会公正，人民缴的税率比法国高，但人民却更乐于缴税，人均收入也比法国高三分之一！”v

　　 可见，问题的症结仍在有没有自由和法治（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自由和法治是否足够与健全。难怪对英国文明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严复，面对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的惨不忍睹的祖国，大声疾呼“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富强与贫弱的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耳”！vi而过了一百年，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亚马蒂亚•森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话：“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vii

　　第二． 经济和文化、学术的全球化顺之者昌，拒之者衰亡。

　　以英国为开端的这个一切国家走向兴盛的模式，伴随着经济、文化、军事、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角逐。这个角逐的过程往往非常残忍，给许多后发展国家带来许多痛苦和灾难，与它在国内讲求人权和法治形成巨大反差。于是，不少人正确地从道义角度谴责这些残暴的同时，却忘记穿透现象的迷雾掌握其中不可抗拒的趋势，这是反全球化运动至今还不乏追随者的重要原因。应该提醒人们记住：

　　1．这些残暴后面蕴涵着新的现代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现代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以弱势群体和弱势国家的名义掀起反全球化运动值得同情，但它是与经济、文化、学术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的。

　　2．这些残暴是现代文明尚未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必要的规则和制度带来的恶果。经过几百年的博弈，尽管有待完善之处随处可见，以联合国、世界银行、wto、国际法院等组织和条约体系的建立和逐渐健全为标志，人类有可能在国际范围内也逐步摆脱野蛮，逐步告别残暴。

　　3．任何国家的盛衰决定性因素都是内因。世界上原生的现代化国家极其稀少，一批又一批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成功了，而相当大部分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还在苦苦挣扎。主要原因是愿不愿意向欺凌过自己的那些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勇敢地移植他们的制度，而不是拒绝学习或学习那些枝节的东西。

　　第三． 正确认识各国传统与普世性的现代文明、文化多元与世界一体化的关系。

　　有个流行甚广而欺世盗名的所谓理论是：文化是多元的；各种文化一律平等，无所谓高低，因此不存在谁向谁学习的问题！

　　说文化是多元的，这是毋庸争辩的常识。可是后面的推论却十分可疑了。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说源自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与宗法专制的等级观念没有高低之分，无非是说某些国家的公民永远不能享有国际公认的现代公民权利。如此诱导人们低眉顺眼当顺民，可谓欺人太甚！

　　文化的基本架构是思想、学术、知识以及其他信息的传播、传承和创造。说发达国家的传播系统、教育系统、研究和发展系统与落后国家没有高低之分，有谁愿意相信吗？

　　这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唯一的作用是可以满足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虚幻的心理满足，后果是引导他们回避改革，心安理得地拒绝学习现代文明。这是一颗用蜜糖裹着的砒霜！

　　这个谬误的一个认识误区是没有区分制度性的文化和非制度性的文化。关系经济、政治、法律、教育、传媒等制度性建构的文化，任何国家和民族除非不愿继续前进，都不能不学习普世性的现代文化。至于非制度性的文化，例如风俗习惯即文化学上说的小文化，以及某些文学艺术，确实没有高低之分或没有必要强分高低。应该尊重和保护的多元文化，主要就是这些非制度性的文化。至于制度性的文化，它关系国家兴亡，世界各国或迟或早总要大体趋同，而小有差别。

　　第四． 正确处理夺取政权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关系。

　　有些志士仁人看到自己国家的落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武装革命改变国家现状。可是，一再出现事与愿违的尴尬局面，专制政权推翻后冒出来的还是专制。

　　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种情况是他们过于关注政权的夺取，所谓革命理论成了夺取政权的战略策略。另一种情况是理论家们热衷于批判旧制度，而对自己憧憬的新世界只有模糊、笼统的影像。他们共同的失误是没有把焦点集中到制度建设和相应的文化准备上来。历史让我们铭记：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转移，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要把虚幻的人民权利转化为现实，必须致力于公民自由及相关的保障制度的建设。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才能真正把焦点集中到制度建设和相应的文化准备上来？关键在如何看待现代社会。

　　第五． 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思潮和片面的福利观念是国家发展的三大障碍。

　　回顾这四百年的国家兴替，无论现代化的先行者还是后发展国家，都走过不少弯路。总结历史经验，有三个观念一再导致有关国家走上歧途，是人类前进中必须克服的障碍。

　　1．片面的福利观念。曾经领导时代潮流的英国进入20世纪以后步履蹒跚，整个西欧发展也缓慢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片面的福利观念，致使政府和个人都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费用，从而使投资者裹足不前，经济活力受到严重损害。发达国家的公共开支，目前已经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一半，而在1913年只占大约13％。美国经济的活力比西欧各国和加拿大好得多，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公共开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近年英国经济活力有所恢复，得益于撒切尔夫人砍削福利，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工党也摆脱极端，向经济自由主义靠拢。但是，福利水平易上难下，在选票决定政治家命运的国家里，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问题的实质又一次回到如何看待自由以及自由和公平的关系？是不是自由度大就是不公平？

　　2．对后发展国家而言，他们面临的是另一类问题。受欺压的情绪，容易激发狭隘民族情绪，甚至走向拒绝学习先进国家的错误道路。急于改变现状的愿望，又容易把他们推向革命万能的极端思潮泥淖中去。在中国，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诸如此类的风波，就是极端思潮肆虐。一些少不更事的文人喜欢利用这两类题目播弄是非，人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作者: colonel    时间: 2008-9-5 20:32
标题: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
文章来源：香港中大中国研究中心 文章作者：李丹慧


　　中苏边界问题是长期存在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历史悬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定以及中苏同盟的建立，中国和苏联都一直不曾触及边界问题，两国边境地区的天空始终晴朗少云。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之间裂痕不断扩大，边界争端也即肇启，并且随两国关系的恶化，边界冲突不断升级。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缓和迹象，毛泽东愈益明确了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由此，他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两条统一战线和两个拳头出击的总体战略之后，又开始考虑继续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在苏联不断挑起边境流血事件，导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后，毛泽东将中苏边界问题也纳入其对外战略之中，作为松动对美关系、联合世界一切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斗争手段，进而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掌握对苏外交的主动权。1969年中国在中苏边界进行的自卫反击战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结果直接促成了毛泽东新的对外战略的建立。

　　一、中苏边界问题的由来

　中苏边界的划分始于17世纪。沙皇俄国于16世纪中叶向东扩张，至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与中国发生边界问题。1689年中俄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1727年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两国的中段边界；中俄西段边界当时无条约规定，中国的西部疆界大约在巴尔喀什湖北岸。这样，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俄两国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初步确定了两国边界的走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勾结，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边界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在中俄东段和西段边界，通过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中俄《伊犁条约》（1881年）及几个勘界议定书，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俄国版图；在中俄中段边界，19世纪末叶以来，沙俄政府除通过控制中东铁路，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展其势力范围外，还把当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看作是自己拥有特殊利益的地区，策动外蒙古与中国分离，并武装侵占了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1917年以后，中国历届政府曾就外蒙古问题与苏俄、苏联政府反复谈判、交涉，至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原中俄中段边界大部分成为蒙苏边界。至此，在沙俄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蚕食鲸吞之后，中俄之间7300余公里的边界基本确定下来。

　　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25日列宁的苏俄政府发表了对华政策纲领性文件“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中提出废除的中俄条约仅指19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夕沙皇政府单独与中国政府订立的中俄密约（1896年）、辛丑条约（1901年）和俄日签订的侵华条约，[1]并不包括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订立的不平等的中俄条约。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定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2]从字面上看，这一次清理中俄历史遗留问题的立场似乎较第一次宣言又前进了一步，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以后的中俄磋商和谈判中，苏方代表始终坚持维持旧的不平等的中俄界约的立场，只是在“不坚持江左64屯归俄国保有”上表现出唯一的一次让步。[3]1923年，苏联政府表示要以“完全承认中国在其领土上的主权”为重新签订条约的基础，但这里的“领土”指的只是中东铁路沿线地区及中国政府向旧俄政府提供的租界。[4]面对中方代表提出的“取消中国与旧俄帝政时代各约”的要求，苏方代表表示赞成，但其中有关中俄界务的应予除外。[5]1924年2—3月，中苏两国草签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时，在中方提案和苏方修正案中，有关废止中俄条约一项，都注明是“通商”条约、公约等等，不过是在正式签订的《协定草案》文本中删去了“通商”二字；关于边界一项仍同前议：将重行划定彼此疆界，未划定之前，维持现有疆界。[6]在1924年3月的中苏谈判中，北洋政府要求立时废弃旧约，而苏方拒绝。苏方代表认为，旧约对于两国疆界极有关系，若即废止，则疆界无所依据。提出：“数百年来中俄所订之条约何能一旦概行取消”？只是同意在新约未订以前，旧约中有违反1919、1920年两次宣言精神及有损中国主权的概不实行。致使中方代表在给北洋政府国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废弃中俄旧约问题，苏方代表“态度甚为强硬，甚至于决裂而不肯让步”。[7]这实际上即表明，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废除一切中俄旧约的声明并未超过第一次对华宣言所提出的条约范围，将中俄界约也纳入废止之列。1924年5月31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废止旧约与划定疆界两项均同于草案。此后至1926年，中苏双方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订立新约。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谈判无果而终。这样，两国疆界未能重新划定，两国平等新约未能签订，中苏边界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悬案保留下来，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再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但是，苏联政府却在19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间，乘中国国内混乱之机，又超越沙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700多个中国岛屿划去600多个，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中苏两国还在1929年由于中东铁路利益冲突的加剧，爆发过一次中东路战争。是年10月苏军攻陷中国边陲重地同江，11月又猛攻札兰诺尔和满洲里，中国军队连连败北。12月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几乎全部采纳了苏方的意见。其后中东铁路恢复原状，苏方停止了军事行动并撤军。中东路事件虽是此期中苏边境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但其缘起于中东铁路问题，还不是中苏双方由边界争端而导致的边界事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导致远东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1932年12月中苏恢复邦交。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的过程中，中苏双方虽在东北、外蒙、中东路等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但未涉及两国边界问题。在国民党败迹明朗化以后，苏联将对华政策的重点转向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华关系的转轨。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虽然中苏边界呈现中俄界约线、两国地图线、实际控制线交错并存的复杂状态，但是，边境形势尚属稳定。

　　二、中苏边界问题的重新提出与边界冲突的升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结成盟友，在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倚重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为中国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物质基础。特别是1954年至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础发生根本性转变，开始纠正斯大林在苏联与新中国关系中的某些错误做法，基本解决了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使中国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合作，中苏关系愈益密切，中苏边界问题自然也被搁置。尽管中苏边境地区在1950年代始终处于平静状态，但历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及两国边界问题毕竟还是悬而未决，边界争端的始因依旧存在，这即在两国关系中伏下了边界冲突的隐患。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及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等问题上与苏共产生分歧，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处理波匈事件中的“老子党”及大国主义作风表示不满。对于莫斯科的非斯大林化趋向，毛泽东也逐渐由对苏共新领导批判斯大林的大党、大国主义及独断专行等作风的赞同，转变为对赫鲁晓夫集团完全否定并改变斯大林的理论和路线的忧虑，从而增加了对苏联的戒心，开始改变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帮助的建设方针，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苏之间的不和谐因素由此愈益增多。至19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对外战略的方针政策上发生了全面的和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造成中苏在国家利益上的严重对立。赫鲁晓夫为迫使中国就范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极端措施，先行迈出了破坏国家关系的第一步。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历史的伤疤复又揭开。

　　1959年9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进行访华而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30页的绝密报告中谈到：“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齐米亚宁认为，“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的，即使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但他还是指出：“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8]这是目前发现的苏联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对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反映。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已趋向恶化，齐米亚宁对中国重提旧案也是满腹疑团，但还是客观地未将“右派言论”视为中国官方的态度。9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7小时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指责。周恩来则反驳说：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9]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归属问题尚待解决。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边界问题已经提到了中苏关系的议事日程上。

　　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4-5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中苏边境地区的平静和安宁从此不复存在。是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话，就中印边界冲突责备中国说：苏联完全不认为印度想同中国打仗，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10]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针对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指责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而与印度纠缠。[11]

　　为了回击苏联，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文章重申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按其内容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质问说：你们提出香港、澳门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此后，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12]

　　这以后，边界问题便正式提到中苏两国的外交谈判桌上。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在谈判中，中方要求苏联肯定俄国沙皇政府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苏方拒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双方立场对立，谈判因此未获结果。在此期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评1963年12月31日赫鲁晓夫就和平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信，认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新骗局”。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还指责这份文件是修正主义的、反马列主义的文件。[13]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提出：“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14]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重大反响。9月10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客人解释此事，说明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15]这即充分表明了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和目的。两个月后，苏联对此做出了反应。赫鲁晓夫在9月15日与日本议员的谈话中强调：“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破坏它，谁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击”。赫鲁晓夫还提出：“中国的历代皇帝是不次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他们“夺取了蒙古、西藏和新疆”。[16]10月毛泽东在分别会见崔庸健和巴卢库时又进一步提出了苏联违犯中俄不平等界约而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17]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各自利用同外宾谈话的机会，相互“放空炮”、“做文章”，都想争取在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放空炮”的同时，开始向中苏边界地区增兵，继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再度进驻蒙古之后，1966年1月苏蒙又进一步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由此将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的前哨推进到了距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这样就使中国感觉受到了直接的军事威胁。

　　随着苏联对中国军事压力的逐渐加强，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18]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8年1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到1968年末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19]中苏边界事件不断扩大，终于在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地区的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国军队通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有力地抗击了勃列日涅夫政府的霸权主义政策。

　　三、中苏边界冲突升级的缘起

　　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演化为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是两国关系日趋恶化在边界问题上的必然反映。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面对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特别是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制造的事端，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自1960年代中期起即开始考虑对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调整，并把中苏边界问题也放入其对外总体战略的思考当中，进而将边界问题作为对美关系缓和、联合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突破点，通过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完成对外战略目标的转移。

　　1960年代初，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改变了联苏抗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逐步把“苏联修正主义”也确定为中国反对的对象，提出了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在“反帝”和“反修”的力量分配上，毛泽东虽然仍将侧重点放在反帝统一战线上，明确提出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但是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看法已开始发生变化。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强的，也是最弱的，因为它“手伸得太长”，占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就如同“十个指头按十只跳蚤，结果是一个也抓不到”。[20]1961年5月美国对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以后，1962年毛泽东在对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分析形势时即曾指出，在东南亚进一步出兵，美国也没有出路，把中国、北越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都闹起来了，他吃不消。[21]“东京湾事件”发生，美国对越武装干涉升级之初，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对越南领导人黎笋分析美国攻打越南北方的问题时谈道：看来美国、越南和中国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并赞同越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采取巧妙办法，不去惹美国的决定。[22]在对美国是否会打中国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针对有人提出的“在短期内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长远看中国是其主要敌人”的说法指出：帝国主义是实用主义者，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太久了。美国要打中国就得拉日本等国，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23]

　　1965年3月美国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同时对中国云南、广西和沿海地区实施海空骚扰，在客观上构成了对中国的战争威胁。4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转达中国政府的四点立场：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说话是算数的，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要履行；中国是做好了准备的。中国的这些政策既是谨慎的，又是有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它将进得来，出不去。[24]对此，虽然由于美方推迟了阿尤布·汗的访问，中国未能直接从约翰逊处获得答复，但是约翰逊关于在越战升级中美国无意侵犯和轰炸中国，无意侵犯和推翻北越政权的意思，却通过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的美方代表明确地传达给了中国。[25]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要求弱化同中国对抗的舆论也愈益广泛，反战情绪不断高涨。在勃列日涅夫政权趁美国陷入越战困境之机加紧向外扩张，形成与美争霸的咄咄逼人的形势下，美国认识到苏联是对其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也开始考虑联华遏制苏联，从而对中国做出了种种松动国家关系的姿态。这些迹象都受到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的密切关注。

　　另一方面，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重点反对赫鲁晓夫集团的反修统一战线的分量不断加码。面对苏联构筑的对华战略包围以及中苏边界地区苏方的军事重压，毛泽东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策略的同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注意将中苏关系与国家安全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合到一起进行思考，着手在对两条战线的作战中将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一是反复强调赫鲁晓夫的苏联“有核武器，又是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和苏联，“他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而中国即使研制出原子弹，“同美苏比，还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也不到”；[26]一是不断提出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毛泽东还多次在会见外宾时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并表示对此“我们要准备”。[27]中共中央在1964年便针对越南战争升级做出了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重大决策。1965年9月2日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安排情况汇报提纲，9月18日至10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三五”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基本方针。[28]由此，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便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事实上，这种变化并非只是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其中已含有极大的对苏备战的成分。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与美国一样也是一只大纸老虎，吓唬不了人，中国“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29]毛泽东要与苏联抗争到底。（燕南，http://www.yannan.cn）

　　对于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的形势，毛泽东也做出了更为严峻的估计。他认为党内已经有了赫鲁晓夫的人，他们等待时机，总是想复辟，而全国想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已有3500万人。[30]随着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已经开始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并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1]于是，在对外战略的重点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毛泽东也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并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过程中，1968年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立即指出苏联已经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径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在他看来，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只是“放空炮”的问题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取代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位置，成为中国及全世界各国的头号敌人。这样，中国与美国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可以联手抗衡苏联的基础。此后不久，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制造的边界冲突自然就促使毛泽东在重新划分世界政治力量、对反帝反修战略策略思想进行重大调整时，把中苏边界问题也列入其中，并开始考虑如何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实际上，1964年在边界问题上“放空炮”，不过是毛泽东利用边界问题的紧张空气，在中苏外交谈判中争取主动权的策略。而至1960年代末，面对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频繁挑衅，边界冲突的不断升级，毛泽东提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问题，其考虑就更加深远了：就解决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言，有利于稳定混乱的局面；就国际斗争而言，则更有利于让全国人民认清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32]有利于引起世界各国对苏联的侵略性及中苏关系现状的关注，有利于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下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造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巨大声势。正是在这个时刻，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1969年春着手筹备召开“九大”。[33]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提出新的任务和方向，因此召开“九大”所选择的时机就显得特别重要。显然，毛泽东关于国内国际战略的调整方向已经确定，而且即将公诸于世了。如此看来，珍宝岛事件发生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即已说明这不是一次单纯的边界冲突事件，而是有着重要历史背景的。

　　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忍让、准备和反击的过程。反击是必定的，问题就在于时机的选择。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34]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做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直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才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公司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也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要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35]这样至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自卫反击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3月2日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终于爆发。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共给东欧党发出的内部情况通报反映出，苏方对中方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通报还说，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36]尽管苏联的这个通报不乏消除东欧各国在苏侵捷后产生的恐惧感的成分，但苏联军方对中国的反击缺乏准备还是事实。[37]然而，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在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毕竟，珍宝岛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作为历史研究的着眼点，关键问题在于这次事件选择的时机，在于一次小小的边界事件在中国和国际上引起的轰动效应，它表明中苏边界争端已成为中国对国际战略问题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策略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四、珍宝岛事件的后果

　　既然毛泽东已经把中苏的边境冲突纳入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的整体思路和策略安排，那么珍宝岛事件的后果也就直接促成了1970年代初毛泽东对外战略的调整。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还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事件的后果，在于中国对这次事件所做出的异乎寻常的反应。

　　第一，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3月4日至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38]

　　第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还说，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在代表中央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说：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这也就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此后，苏联继续扩大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并于8月13日在中国西部边境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带有报复性质的严重流血事件。面对中苏边境持续紧张的局势，中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

　　第三，毛泽东针对苏联的举动是做给美国看的。毛泽东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39]1969年2月毛泽东就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看一棵珍宝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提出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陈毅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40]

　　第四，1969年初以来，美国也开始向中国发出缓和关系的信号，中国对此不失时机地做出了积极反应；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中美华沙会谈翻开了新的一页；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让他站在自己身边一起检阅游行队伍，事实上向美国传递了缓和的信息。毛泽东做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

　　对于任何外交事件、边界事件都可以淡化，也可以渲染。中国对珍宝岛边界冲突的反应，一方面是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的角度出发，对苏联的大规模军事威胁及核威胁做出的必然而且必要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公开显示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双方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回，通过利用国家关系中最敏感的边界问题，打破国际上对中苏是否真正分裂、是否还会携手共同对敌的猜疑，公开表明中国与美国已具有了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此时仍将美苏两霸并提，实质上只是一个形式，一种策略、宣传上的需要，美帝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这即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做了充分的铺垫。

　　苏联对于这次边界冲突，特别是中国在冲突后的举措也是颇值回味的。珍宝岛冲突硝烟初散后，苏联随震惊而来的是满腹疑团，开始怀疑中国的动机、目的何在。他们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指责中国试图与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等国进行政治调情。[41]可见，苏联对中美联手抗苏的趋向也是忧心忡忡的。故此，苏联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核威胁，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积极谋求缓和双方关系。而苏联的核威慑虽然吓不倒中国，但既然中国在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政治目的本就大于军事目的，珍宝岛事件的政治意义本就大于军事意义，那么，使两国处于战争边缘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并摸清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意向也对中国更有利。于是，毛泽东批准了柯西金提出的来京会谈的要求。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举行了“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42]会谈中柯西金还提出了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并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以及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议。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43]表露了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迫切心情。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柯西金即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国家间的专项协定。[44]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向中国做出了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正式保证。显然苏联试图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摆脱处于中美联合压力之下的被动局面。[45]

　　然而，苏联领导人的口头保证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更无法消除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的威胁，何况毛泽东也不可能仅凭与苏联的一纸协议就更改刚刚开始调整的对外战略方针，从而造成国内和国际间认识上的混乱。因此，1969年9月11日晚7时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做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不久，苏驻华使馆参赞叶利扎维金就此事向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缘由，乔向上一指，暗示没有最高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46]对于柯西金提出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全国对苏备战的紧张气氛依旧持续升温。10月中旬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军民更是剑拔弩张，不可能再谈及对苏缓和问题。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47]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中国认为苏方态度有所后退。此后至1978年6月，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立场上的分歧，谈判虽然持续未断，但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中苏双方在会谈、谈判上的交手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苏联担忧中美联合抗苏，从而在保证不会对中国发动进攻之后，想避开边界问题上的争执，谋求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一再强调缓和苏中关系符合两国利益及社会主义阵营利益，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及对越南等国人民的支持。[48]但是长期存在的苏联对中国的强大压力已经使毛泽东选择了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新战略，对于苏联方面的种种建议自然就不会、也无须再加以注意。毛泽东已经用边界问题在对苏政治斗争中做足了文章，使中国得以在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变动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动权。

　　1970年毛泽东打破了中美20年长期交恶的局面，1971年展开对美“乒乓外交攻势”，1972年2月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握手”。在中美联合抗衡苏联威胁的态势初步形成后，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49]最后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50]明确了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主旨，最终完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调整。毛泽东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以战略目光和策略技巧动一子而活全局，促动了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取得了中国外交的突破性进展。
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9-7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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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9-14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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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9-29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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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10-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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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10-7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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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10-7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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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10-9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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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10-10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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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10-12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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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10-19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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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11-11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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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11-16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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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11-16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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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11-19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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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12-20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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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nn    时间: 2008-12-20 13:43
Post by 铁马秋风塞北

在历史上，什叶派形成了包括大阿亚图拉、阿亚图拉和霍贾特伊斯兰在内的宗教学者等级制度，这在逊尼派里是没有的。什叶派规定信徒必须追随一位宗教学者，这使得高级宗教学者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以此来看什叶派更容易被忽悠！
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12-20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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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12-20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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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8-12-26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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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1-15 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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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1-17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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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2-3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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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2-18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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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2-28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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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3-4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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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3-15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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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3-27 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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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3-29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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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4-16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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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4-22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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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4-22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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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4-25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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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4-25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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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5-6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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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5-6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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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5-17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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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5-19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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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6-13 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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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6-26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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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7-9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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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7-24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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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8-19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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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rue word    时间: 2009-8-20 01:00
标题: 最后一篇有点危言耸听？
七大和四大，差别真不大，整合资源是根本目的。
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8-2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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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塞北    时间: 2009-8-29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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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09-12-13 22:14
标题: 2019年后的中国
润涛阎

12-12-09

上文提到中国最近三十年经历的三大浪潮同时并进的S 曲线，只提到了习近平要经历的平乱阶段，本文将探讨中国这次崛起后的结局到底是“ 中国威胁论” 还是“中国崩溃论” 或者是长期稳定的发达国家。

（一）“中国威胁论”--- 威胁世界和平的国家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纳闷：中国是一个不称霸的国家，中国的崛起是对世界和平有好处的，怎么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鼓噪“中国威胁论” 的人不是信口开河就是别有用心！

然而，润涛阎不那么轻易看待西方的这个“中国威胁论”。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经济发展有过S 曲线的国家，一个个数，也就是罗马帝国、工业化后的大英帝国、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够格。

一个国家，一旦发展速度像癌症一样，威猛地进入S 曲线的直线增长期，其结局无外乎三种。其中一种就是威胁世界和平。因为一旦碰上了非常精明的当权者，他们就会发现：只有对外扩张，才能避免经济发展的硬着陆。否则，立刻撞南墙的那一刻后果不堪设想。代表就是德国的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你细看第三帝国的发展史，你就会认同润涛阎这一论点了。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绝不是因为仇视犹太人那么简单，那只不过是一个出气口，用以调动德国人对富豪犹太人的仇视而凝聚在一起，而真正的原因是：聪明透顶的希特勒预感到了德国经济高速发展到了S 曲线的顶部，他如果不发动世界大战，他的如日中天的神话（解决了德国的失业难题）就会是昙花一现的泡沫。另一个就是经济威猛发展进入了S 曲线的日本。日本不仅发动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二战时还侵略中国和亚洲大大小小的诸国，甚至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与美国拼命。

中国的三十年经济威猛发展，已经进入S 曲线。如果中国步德国日本的后尘，发动对外战争便是S 曲线后期不得不采取的方式。所以，不是某个西方人因为仇视中国就可随便提出 “ 中国威胁论”的，即使出现一个疯子胡言乱语，如果没有历史的借鉴，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理论的，也就不可能一下子让“中国威胁论”风靡全球。即使中国人自己也有一句古谚：前有车后有辙。有德国和日本的例子，尤其是同属于亚洲的日本，跟西方接轨经济威猛发展进入了S 曲线后而发动了先后两次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有了这个前车，后面会不会有后辙？即使条件反射，也会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的。

（二）“中国崩溃论”--- 土崩瓦解

当你看完上面润涛阎的论证，你就该明白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经进入威猛发展S 曲线的国家还有还有另外一种结局，那就是崩溃。崩溃的方式有两种：土崩与瓦解。关于“土崩”与“瓦解”的两种形式，请看润涛阎旧作，在此不赘。

盛极而衰走向崩溃的代表有罗马帝国和前苏联。罗马帝国也走过了有三个阶段的S 曲线，虽然西方人把罗马帝国分为“前期罗马帝国”和“后期罗马帝国”。其实所谓的“前期罗马帝国”就是进入了S 曲线的第二阶段后高速发展的罗马帝国，而“后期罗马帝国”按照润涛阎的分法就是进入了S 曲线的第三阶段。进入第三阶段的罗马帝国虽然不是一下子分崩离析，但也是震荡不已，先后有十几次军人政变夺权，后来干脆把罗马帝国分裂成四大块。再后来当然都被拿破仑给灭了。如此强大的国家崩溃了，先瓦解后土崩，令人唏嘘不已，甚至难以相信。

就拿最近的前苏联来说，崩溃前别说核武库超过美国，军事强大到绝对不会有任何国家胆敢派兵去打苏联的地步。经济上，挤兑屁是美国的一半，苏联的人口比美国少，加上庞大的国家机器使得没有国家能送入大量间谍去谋杀苏共领导层，强大无比的洗脑政治宣传功能也绝不会让任何国家策反苏联人民起来推翻苏共，甚至连弱势群体抗争都没有。这样的铁幕下的“铜墙铁壁”竟然自己土崩瓦解，令人看得眼花缭乱。

中国是小弟，苏联是老大哥，这个，不是西方人杜撰的，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自己说的。中国的制度，甚至组织编制，都是仿效苏联的。苏共执政了70年，也在经济上创造过辉煌，甚至在航天等领域领先过世界。中共小弟弟到2019 年也走了70 年的历史，也在经济上创造过辉煌，甚至在贸易领域领先世界。前苏联的前车，是否会成为小弟的后辙？

所以，“中国崩溃论”的提出也是有其历史根据的。

（三）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预测

既然这次改革开放是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始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谈论他当年的预测。邓小平当年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只不过是改变一下太贫穷的现实，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他根本就没想到经济发展会进入 S 曲线、三十年后就可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他说的小康，经济规模仅是美国的几分之一。他当初根本就没做总体经济超过美国的梦，那个梦当初毛主席做过，即所谓的 “三年超英五年赶美”，成了地地道道的乌托邦，也为邓小平走改革开放另辟蹊径提供了依据。邓小平告诉大家的发展方式很简单：摸石头过河。这句话似乎什么都没说，但仔细分析，也觉得他说了点什么，那就是要摸“既不崩溃也不威胁世界和平”的石头。这个只是润涛阎的一厢情愿，因为上面已经说了，邓小平本人根本就没想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会进入 S 曲线。他没有预测到 S 曲线，也就是说他摸石头是继续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逐步改善一下人民生活，从政治斗争中走出来搞经济建设。但我们况且把他当成他的悼词里说的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把他摸石头的理论延伸到经济威猛发展 S 曲线后期应该采取的策略。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出来了：进入 S 曲线后的后期，那石头在哪里？有必要对此问题探讨一下。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把“中国威胁论” 和 “中国崩溃论” 的前景进行推敲。

（四）中国可能走的几条路

（ 1 ）“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可能性

先说“中国威胁论”的可能性。这要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探讨。先说内因，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特色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中国人从来都不想吞并别国，但利用阴柔的策略把入侵之敌同化的功夫极高。秦始皇厉害不？可他宁肯修长城，也不派兵把那时候弱小的北方匈奴来个种族灭绝。别说秦始皇心不够狠毒，他可是把曾经是他的半个祖国的赵国连孩子都活埋的残暴之人。所以，对外求和是中华民族的软肋，是刻在骨子里的传统。

所以，当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第五代核心）看到经济发展包括房地产要撞南墙的时候，他和他的团队不会想到去发动侵略战争的。 “中国威胁论”基本上可以排除。但如果此时遭遇外敌入侵，那就属于保家卫国的自卫战争了，性质不同。狼要吃羊说羊有威胁，那是强词夺理，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那么，“中国崩溃论”的可能性该有多大？中国是否会沿袭苏联老大哥的前车而走向崩溃，俺还是把其它所有的可能探讨完后再说这个可能性比较容易。

其实，除了这两种模式之外，还有历史上大英帝国的模式。这个模式之所以我没有论及，乃是因为这个模式不可复制。今天，谁要是梦想中国在 S 曲线的第三阶段会强大到能把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变成中国的殖民地，中国成为第二个日不落大中华帝国，那他不是吃错了药就是脑子里进了水。所以，大英帝国成功殖民的模式是不可复制的模式。

历史是可以创造的，所以，不排除历史上发动世界大战（德国日本）的模式和自己土崩瓦解（前苏联老大哥）的模式以及成功殖民（大英帝国）的模式都不符合中国的未来，因为历史可以创造，所以中国也可以创造历史而走出新的模式。

（ 3 ）胡锦涛的“科学持续发展观”不符合历史上进入S 型曲线发展国家

先把科学不科学放在一边，就说持续发展，凡是没有进入 S 型威猛发展曲线的国家，要么上千年徘徊不前，走走停停 （比如邓小平之前的中国和过去的印度以及很多中东国家和非洲大部分），要么就持续稳步发展（比如美国加拿大和工业化后欧洲的很多国家）。对于前者，不需要探讨。对于后者，只需要谈谈有代表性的美国。您不需要跟润涛阎抬杠说美国也曾经历过工业化文明甚至还是信息化文明的领头人就认为美国也有过 S 曲线的威猛经济发展历史。中国这次威猛的经济发展从时间上看会超过三十年，润涛阎以十年为标准把美国的经济发展历史来个滑动平均，发现美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经济过热到连续十年增长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都是在3-5% 之间徘徊。而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连续三十年了，估计还会有数年甚至接近十年的威猛高速发展。

像中国这样进入了 S 型威猛发展曲线的国家必然走到 S 曲线的第三阶段。要想不进入第三阶段，必须控制住不进入第二阶段的发疯，总体经济不能长期过热。因为所有进入 S 型发展曲线的国家，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产生了疯狂的价值观，要么是野心勃勃要主宰世界（罗马帝国、暴打全球的德国、亚洲共荣圈的日本和想把红旗插遍全球的前苏联），要么要彻底夺回世界第一的位子（目前的中国）。中国现在已经达到了“向钱看”的统一认识，人人发疯似的走上发财之路。到了这一步，要想停下来，除非撞到南墙。这里已经不是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了，而是人的思想层面的共识问题了。我回国问过不同层次的很多人：“你认为你头脑中最大的理想是什么？” 所有的答案竟然是惊人的一致：“发财” 。 “ 第二理想是什么？” 答案还是发财。再问第三理想，答案仍然是发财。我只好问：“除了发财外，你的理想是什么？” 答案也是惊人的一致：“当官”。 问他“为何当官？” 答案都是：“因为当官更容易发财。” 人人向钱看的共识一旦形成，个个以钱为上帝，想让经济发展慢下来难度之大远远超过政府的力量所能。所以，只有撞到南墙为止。

所以，美国才是最早认识到了经济一旦进入过热的威猛 S 型曲线发展期，其结局非常难以预料，不是不得不发动世界大战就是自己土崩瓦解。美国政府历来把总体经济过热看成比经济萎缩还糟糕的境地，一旦看到有过热的迹象，立刻着手减速，以达到胡锦涛所梦想的“持续稳定发展”。美国的早期战略家们甚至认为连续五年经济过热都要大难临头了，如临大敌般恐惧。中国连续高速发展长达三十多年甚至四十年，其实是因为中国一百多年来尤其是毛泽东把中国的经济领到了崩溃的边缘（这话是党的正式文件说的，润涛阎在此引用一下）后的能力释放，有其历史原因。这个巨大能力的释放在“黑猫白猫”的理论引导下产生了价值观的共识，再加上美国全球化的浪潮，几股合力就把经济发展引到了第二威猛发展阶段，S 曲线成型。

要知道，当年德国的威猛经济发展其结果也不过是追上了英国，比美国综合国力还差一些，毕竟国土面积比美国小太多了。日本当年也没有达到世界霸主的地位。他们也都在S 型曲线的第三阶段走向了发动对外战争的道路。但中国的内因（对外求和的传统）和当今的外部国际环境，不允许中国开打世界大战。所以，中国只有在“仿效前苏联老大哥的土崩瓦解”与“邓小平摸石头摸出新模式”二者之间选择。

那么，我们看看新石头都有哪些呢？

（1）主动化解两极分化的尖锐矛盾，就是党自己走出当年蒋介石面临的“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的死路。这个，需要把吞并国有资产的高干子女们的财富收为国有，然后再还给整个社会。尤其是以救济失业者的方式进行。这样，即使经济高速发展由于城市化的完成导致房地产下跌而引发的大规模失业，人民也不会发起风起云涌的群众事件。当年蒋介石的幕僚和笔杆子陈布雷当面告诉蒋介石，把四大家族的财富收为国有，用于解除灾民的苦难之用，共产党就没有发动农民的后备军了，国民党也就跨不了。蒋介石听后非常不高兴，这是陈布雷自杀之前的事。陈布雷的这个建议，仍然适合于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否则，大规模的失业必然导致大规模的群众事件。

（2）大量移民。在进入S曲线的第三阶段，大量失业构成了巨大的稳定威胁。在经济走向第三阶段之前就把至少两亿人移民到加拿大、俄国、以及凡是能接受移民的国家。这个难度很大，但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

上面的第1 条路是在 S 型经济威猛发展到第三阶段后防止土崩瓦解之路。要知道，突然的房地产暴跌加上全民都在做富贵梦的热梦之中，突然大规模失业，其爆炸力之大，可用山崩地裂形容。这绝不是润涛阎危言耸听。第2 条路是很难走但非常有效之路。国家要成立移民局，不是宣传的什么西方人五大洲的人纷纷申请中国移民绿卡，而是帮助中国各行各业的人大规模移民到海外，以解决经济撞南墙时大规模失业的问题。但这条路很难，而且移民走的大都是年轻人，这与中国将来的老年化社会难题更是火上浇油，即使走得通，该不该走这一步，尚是疑问。

那么，除了这两个石头之外，谁还能想出其它的石头？如何解决大规模失业的难题？

目前的问题在于：本来经济已经到了威猛 S 型发展的第三阶段的前期了，可舆论仍然在让全民处在“持续发展”的梦中洋洋自得。本来就该未雨绸缪，至少让人民知道十年后的房地产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以及房地产暴跌后导致的其它很多领域的萧条，由此而宣告的S 型经济威猛发展的第二阶段的结束和第三阶段的到来。

一个准备和你结婚的女人，突然听到你另有所爱，她不疯狂报复你她也要精神失常。你必须提前让她内心冷却一些，让她知道你有很多她没看到的缺点。如果是自私或目光短浅而不让她提前知道结局，最后酿成的悲剧大多时候是鱼死网破。

同理，政府有必要提前告诉人民: 经济发展一旦进入S 型威猛发展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稳定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S型威猛发展模式。胡锦涛和未来的习近平都应该告诉人民：根据润涛阎的观点，S型威猛发展模式就是癌细胞发展成癌症的过程，而不是把海外网站的博客封锁，让国内的人民看不到异议和不同的看法。别忘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把脑袋扎入沙子里，自己假装看不见，到头来害人害己。

（五）小结

综上所述，威猛的经济高速发展，一旦进入第三阶段，对于中国的现状来说，如果政府依然高枕无忧，甚至对高速发展推波助澜，等灾难到来时，这个“崛起”到头来很可能成为昙花一现（以土崩瓦解为结局）；或者用武力制止住了动乱，走了弯路后再继续摸石头，这个阶段的大乱子会一个接一个。

要想不出大乱子，关键的地方在于：要在进入第三阶段之前未雨绸缪，做好准备。比如，准备好资金，到时候给所有的失业者发放基本生活费用，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个公民都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还要给予没工作的人免费看病，让他们的孩子免费读书。以度过大量失业时期的难关。对于这一点，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思想认识问题。而这些思想认识的建立，需要从现在开始逐步实行。而这些，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在思想领域，要改变“钱是上帝、利益高于道德”的共识。这可不是靠假话大话空话的宣传来实现的，而是要从选拔干部方面大力改革。

过去的三十年来，提拔官员总是看政绩如何，这是发展是硬道理的国策决定的。现在，理应改为让那些不爱财的人当官，提拔在经济发展方面没有政绩，但在社会公平方面有所作为的官员。社会上这种人不多，但有。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才什么朝代都有。这些人当权，才会遏制贪官污吏和他们的子女疯狂掠夺人民财富的潮流。否则，撞南墙后的结局很难说不爆发革命。要知道，目前的共产党走到了这一步，恰恰是党的创始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预料到的“二次革命”的前夜，他的“二次革命论”所需要的共产革命就是国家达到了资本积累经济高速发展后，社会分配不公，一旦赶上大规模失业，此时发动第二次共产革命时机已经成熟。

要避免党的创始人的预言成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请看润涛阎《是哪两个人让毛主席玩命一生的？》一文，陈独秀、郑孝胥二人的高瞻远瞩能让毛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并玩命一生，岂能容得你不服？你没有危机感，那只能说明“无知者无畏”，而非未来的历史。关于中国经济进入S 曲线的论述，请看前文《胡锦涛的接班人将面对的难题》。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09-12-13 22:19
标题: 筒子们哪，咱不看大骗〈2012〉，看看老润这（2019）得了！
美国最大的金融危机将在 2019 年爆发

润涛阎

9-23-09


引言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表面上是房地产泡沫爆裂而导致信贷危机，从而引发金融危机，但从本质上说则是举债度日寅吃卯粮，按照金融学家的话说就是 “ 提前消费 ” 导致的。对于这个问题，润涛阎有旧作专门论及。虽然美国从上到下都对此本质根源装聋作哑，但我估计大家的内心里还是清楚的。危机发生后，政府和美联储不断加大马力救市，投入近四万亿美元。表面上看股市似乎在回升而且速度惊人，但这次金融危机的本质并没有消除，如此救市只是给下一次大的危机增加燃料。

正文（一） “ 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 的前提

美国打从成立美联储，就开始了举债度日的经济管理模式。到目前为止超过了 100 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虽然他们的理论五花八门，但前提只有一个：提前消费。美国的债务随着提前消费理论的普及和被所有国民的接受而越来越多，成加速趋势。这个跟中国的谚语 “ 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 吻合。人人认同了提前消费理念，寅吃卯粮成了生活的准则。但大家需要知道， “ 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 是有前提的。

记得当年润涛阎也是满身虱子的，那是挖河的时候民工住在工棚里，一旦有一个人有虱子，很快就爬到所有的被窝。一开始是很难受的，但时间久了，虱子也多， 也就适应了，感觉不到虱子咬了。我本人的经历表明这个谚语当真。但这里有个前提：身上的虱子每天喝掉的血必须少于身体造血的数量。如果你身上的虱子喝掉你的血量等于你身体造血的量，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减少虱子的个数，要么增加造血的速度，否则你这个生物体的惯性系就被打破了，你就寿终正寝了。

同理， “ 债多了不愁 ” 也是有前提的，就拿美国来说，美国政府的债务（这里不包括私人的债务）今天的数字是 11 万 8 千 3 百多亿，下个月到达 12 万亿。因为借债要付利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和美国国会的预算，到 2019 年，美国的债务所需要的利息高达一年 7 千 2 百多亿，而根据世界各国能借给美国的钱即使按照过去 10 年最高的数字一年也不到 7 千亿。现在美国政府能提前消费的钱就是能借到的钱减去偿还利息剩下的。

也就是说，当借到的钱刚好够偿还利息的时候，提前消费的路就走到头了。

（二）社会惯性系的统一规律
在这里，我借用物理学惯性系的术语来描述社会现象，用以阐释润涛阎第九定律：

任何一个社会惯性系一旦形成，它就必然走到终点。

我必须给予详细解释才能把话说清楚。先举例子。当年蒋介石开始了对共产党的大屠杀以后，这个仇恨是无法解开了，待到共产党拿起武器，蒋介石围剿共产党的惯性系便建立起来了。那么，按照润涛阎第九定律，这个惯性系一旦形成，它就必然走到终点。不论中间发生了什么，哪怕有美国赫尔利调停把毛泽东周恩来拉到重庆去谈判，照样改变不了蒋介石围剿共产党的惯性。直到最后撞南墙或达到目的为止。

再举一个例子，邓小平的私有化改革导致的腐败惯性系早已建立，那它一定要走到终点，别指望共产党在灭亡之前铲除腐败，因为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因为所有的官员都尝到了腐败的甜头了，一个惯性系已经建立起来了。您要问为何朱镕基要扛 100 口棺材反腐败，其原因就是他没有请润涛阎当他的军师，他不懂得润涛阎第九定律。他以为他有了权后就可以干他认为应该干的，所以，它才信誓旦旦告诉全国人民他反腐败的决心。

同理，胡锦涛上台伊始也提出了新三民主义，并要彻底铲除腐败。他干掉陈良宇不仅仅是显示他不怕江泽民的势力了，他也有杀猴儆鸡的意愿。今天，也许他还蒙在鼓里，继续他的反腐败梦想。

美国的寅吃卯粮、提前消费、借钱度日的惯性系早已形成，固若金汤，不到 2019 年撞南墙的那一天，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这个道理需要进一步展开谈。比如，当年蒋介石在辽沈战役后不认为他会彻底输，他不可能接受谈判以给予共产党残喘的机会。但等到解放军打过长江后，他想谈判，可共产党不跟他谈了，要谈可以，先惩办战犯，蒋介石是第一个战犯。现在的反腐败也是一样，私有化之前没法腐败，但私有化的过程由于没有民主法治制度的监督，腐败就跟随私有化而寄生。到了今天，私有化差不多了，腐败的深度已经把腐败惯性系建立起来了。所以，腐败必然跟随党的灭亡那一天。

美国今天的政客，比如奥巴马，是看到了必须 “ 改变 ” 了，但他真的要改变借钱度日的惯性系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必须等到这个惯性系撞南墙的时候，也就是 “ 当年借来的钱刚好够偿还利息 ” 那一刻。

那有人要问：既然到了 2019 年，美国的国债利息高达 7 千亿以上，别说本钱了，就是利息都还不起了，那些借的钱必然泡汤了，中国日本英国等各国为何还要把钱白白送给白眼狼？
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明明白白，因为在美国靠举债度日 “ 提前消费 ” 的惯性系还没有走到头的时候，谁要是带头抵制，谁就要承受美国的军事打击。
美国人不可能认同奥巴马提前 “ 改变 ” 这个惯性系的，明摆着这个便宜不占白不占，能借钱干嘛不借？到 2019 年以后再说！这个已经成为了习惯，也是共识。所以，中国也好，日本也罢，必须按照这个惯性系所建立的规则走下去，继续给美国送钱花，直到 2019 年这个惯性系撞南墙为止。当然，这个 2019 年只是个大概数字，不排除早一年晚一年的可能，但不会太离谱。年头并不是指标，而是到达 “ 借到的钱数等于偿还利息的钱数 ” 的南墙那个时刻。

（三）美国下一个金融危机的应对策略

综上所述，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而是加速了下一次金融危机到来的时间。因为按照上面的分析，这次救市的花费，导致国债威猛增加，也就加速了这个上百年来固若金汤的惯性系走到终点的时间。这就好比身上的虱子，虱子繁殖的速度太快了，每天喝的血总量即将接近造血的能力极限， “ 虱子多了不咬 ” 的前提就不存在了。
美国 100 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们的理论即将成为传说了。这好比假设自然科学家们按照太阳围绕地球转这个大前提下搞出了很多定律，一旦这个大前提错了，那些定律也就作废了。那么， 2019 年后，美国不能靠举债度日了，提前消费这个治国理念就要被淘汰了，也就是奥巴马说的 “ 改变 ” 的时刻真的到来了。

首先，美国必须跟所有债务国谈判，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当然，代价很可能是把美国的航母撤回本土，不再肩负国际警察的重任。美国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发展自己经济的老路上去，也不需要在海外驻军了。现在在海外驻军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美元的地位和美国国债能卖出去。
然后，美国必须搞贸易平衡，也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来取代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你买美国多少钱的产品，你就可以卖给美国多少钱的货物。这就是对等贸易。因为不这么做，没法解决贸易赤字，也就必须继续举债。

除了以上的办法外，就剩下打仗一途了。所以，润涛阎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能排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如果爆发，也就是在 2019 年左右。但到底是跟谁打，或者先跟谁打后跟谁打，那就要看那时各国的状态了。但不论用什么办法解决下一次金融危机，美国寅吃卯粮 “ 提前消费 ” 这个惯性系已经走到南墙了，必须 “ 改变 ” ，这与谁当总统没关系。
当然最直接的办法是大量印刷钞票，如同这次伯南克所为。但这次伯南克可以这么做，因为毕竟还有外国购买美国国债，印出的美元又被中国等作为储备。但到了 2019 年，美国不能发放国债了，因为过去国债的利息都还不起了。那时如果大量印钞票，等于自杀。即使不靠印钞票来解决危机，威猛的通货膨胀都无法避免。相比之下，中国的 2019 年就更糟糕。这个，要等下一篇专门论及。

（为了把美国2019年“寅吃卯粮、提前消费”的南墙解释清楚，这里再举个例子。假如我靠借你的钱为生，但我借你的钱要付给你利息，当然我是不会还给你本钱的，可是每年的利息必须给你。我每年借15000，利息5%，等到我借的钱总数达到30万，每年给你15000的利息。到那年，我借到的15000刚好够还你当年利息的。那年开始，我靠借你钱为生的路就走不动了。因为我借到的钱只够还利息的。这里有个前提，就是本息赖账了，但利息必须交。这就是美国目前的情况。）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09-12-25 18:08
标题: 非洲大湖區灾难背后的资源争夺战搬硬套 BY 俞力工
1994年，卢旺达发生近百万人口牺牲的大屠杀事件之后，国际上一直流行着如下观点，“卢旺达以胡图族为主体的前政府于1994年有计划地对少数民族图西族进行长达90日的屠杀。彼时，联合国见死不救，美国也由于前一年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受挫而拒绝干预。图西族成功夺取政权后，逃窜至刚果（金）东部的胡图族武装力量（ “解放卢旺达民主阵线”，FDLR  ）继续骚扰卢旺达，因此卢旺达新政府军队深入刚果（金）扫荡胡图流寇，而引发9个非洲国家介入的两场非洲世界大战。”



　　1994年卢旺达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当年4月6日，一架载有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布隆迪总统西普瑞安·恩塔里亚米拉（Cyprien Ntariyamira）和若干其他政要的专机，遭地对空导弹击落。此消息传出后，局势原就紧张的卢旺达顿然失控，演变为一场大规模滥杀行动。



联合国的反应与调查结果



　　该事件发生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随即委托颇具声望的美国政府非洲问题顾问格松尼（Robert Gersony）前往卢旺达进行调查。除此之外，安理会于同年11月将此事件定调为“种族灭绝”事件，同时决定成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CTR，以下简称“国际法庭”），以便对肇事人进行法律追究。



　　格松尼于1994年8、9月间抱着同情图西新政府的心态前往卢旺达，然而经过实地调查，却提出了出人意表的结论。格松尼举出，1990年至1994年之间，以图西族为主的叛军，即卢旺达爱国军（RPA），曾对卢旺达境内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进行屠杀。甚至在1994年夺得政权后，4个月之间，不断在境内大规模排除异己，杀害25000至40000人，其中绝大多数为胡图族难民。



　　该调查报告显然与上述“主流观点”南辕北辙。突然间，始作俑者似乎不是胡图族主导的卢旺达前政府，而是图西族叛军；至于1994年进行大屠杀或“种族灭绝”的凶手，至少也包括图西叛军和图西族新政府，而不是由胡图族或前政府承担全部责任。难民事务办事处接获此报告后，即暂时中止了将流亡刚果的胡图族难民遣返卢旺达原居地的计划。



　　继格松尼的调查报告提出后，陆续还出现过内容近似的德国著名非洲问题专家斯特里克（Helmut Stricke）的调查报告。然而，这一系列事体似乎均不能引起国际视听，更无法动摇上述“流行观点”于丝毫。



　　2008年12月18日，国际法庭经过长达13年的调查与审理做出裁决，即卢旺达前政府的军事首脑被告方并无预谋种族灭绝嫌疑；此外，1994年卢旺达事件被告方将领所采取的行动属于战争条件下的行动（大意）。同一裁决虽然给与若干前政府军事领导人刑期不等的惩处，但其主要罪责在于“疏于约束手下进行滥杀”，而不是亲自策划、从事犯罪。如此的判决，等于是给卢旺达前政府颁发了一张无罪证明。（注1)



众所周知，卢旺达国际法庭的设立，曾受到美国政府的一手推动，其庞大经费也长年靠美国资助，如今却做出与“美国定调”不合拍的结论，自然引起国际观察界的瞩目。更让美国政府难堪的是，国际法庭、联合国与美国国务院近年相继解密的资料，完全推翻 “主流观点”。



图西族一方的责任



　　那么，这些年究竟揭发了些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首先，时任“联合国维护和平业务部主任”的安南（后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刚成立的国际法庭，于接获格松尼报告后，便一方面把该文件归档为“机密文件”，同时还要求格松尼不再提及该调查报告的存在。（注2）除此之外，为使图西族所组的新政府能够安然执政， 1994年9月间，安南与美国外交官艾特沃德（Brian Atwood，美国国防发展委员会主任，）要求卢旺达外长纳吉吉马纳（J.M. Ndagijimana）予以配合，掩盖新政府、卢旺达爱国军以及其总统卡加梅（Paul Kagame）所犯下的罪行。纳吉吉马纳则认为，数月前发生的大灾难两大民族俱有牺牲，不能定性为“胡图族屠杀图西族的种族灭绝事件”，同时又无法容忍新政府继续滥杀无辜，而决定辞去外长职务流亡法国。（注3）数年后，即2007年，那位美国外交官艾特沃德也坦陈，虽然美国国务院并不知情，但国防部早在1990年之前便已开始支持卡加梅。



　　卡加梅于1961年3岁时随亲人流亡乌干达。年长就读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University of Dares Salaam）期间，与乌干达现任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结为同窗好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卡加梅即开始组织流亡乌干达的卢旺达图西族难民，协助穆塞韦尼发动游击战，试图推翻乌干达前政府。1979与1986年，穆塞韦尼又先后在图西族与坦桑尼亚政府协助之下军变成功。此后乌干达新政府便延聘已入籍乌干达的卡加梅担任乌干达情报局局长职。1980年代末，卡加梅与若干图西族叛军领袖一道，前往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接受军事训练。1990年却突然离开训练营（ U.S. Army War College at Fort Leavenworth， Kansas）奔赴乌干达，并率领以流亡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为主力的“卢旺达爱国军”（有2万人之众）向卢旺达发动进攻。当然，此次军事行动也获得拥有美国装备的“乌干达卫国军”的积极配合。



自1990年起，卡加梅不断对卢旺达进行军事攻击，且先后在所经之地肆意杀害胡图族人，以至于在1994年大屠杀发生之前，造成近百万流离失所的胡图族难民投奔首都基加利市。与此同时，即1993年10月，布隆迪的民选总统恩达达雅（Melchior Ndadaye，胡图族人）为当地图西族所控制的军队杀害。此事发生后引起内战，图西族军人在内战中占尽优势，又迫使近百万布隆迪的胡图族投奔卢旺达。不难理解，当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的座机遭击落时，卢旺达原已难以控制的乱局（失业率高达84%），一发不可收拾，导致军队、派系、族群、宗教团体间的互相滥杀行为。



另一桩鲜为人知的情节是，1993年2月卡加梅的部队曾一度逼近首都基加利市，最后还是在法国伞兵的干预下才遭击退。此后经过美、法、非洲统一组织的斡旋，于1993年8月4日签订了“阿鲁沙和平协议”（Arusha Accord，主张反叛军转型为政党）。会议期间，卡加梅在战争学院的同班同学马尔利少校（Major Anthony Marley）非常“凑巧”地参加了谈判，谈判中又取得了“撤消法国、比利时军事顾问，由安理会指派的权限极为有限的军事顾问取代之”的结果。次年，当卡加梅部队势如破竹地攻占全国时，卢旺达政府完全处于孤力无援状态。



　　卡加梅于1994年7月初成功夺取政权后，便以“受害人”自居，并在“主流观点”的护航下，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因之成为非洲新秩序的“新发言人”（名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笔下所讥讽的“新话语”，new speak，的发言人）。此后，凡其政府犯下的滔天罪行，似乎只要抬出“受害人”招牌，便能取得一切谅解。走笔至此，进一步介绍联合国与若干司法当局的态度之前，有必要详细论述1996年起，以扎伊尔为战场，所形成的冗长又残酷的两次“非洲世界大战”。



充当美国打手的蒙博托与其下场



　　刚果（金），或称刚果民主共和国，1970年至1996年之间的国名为扎伊尔，1960年摆脱比利时殖民统治取得独立。该国的遭遇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刚取得独立的许多新国家大同小异，即部分资源丰富地区（如刚果南部的加丹加地区，Katanga），或关键企业、经济命脉，仍旧牢牢控制在前殖民当局或西方大企业的手中。为求主权完整，这些新独立国家向西方国家求助无门，转而争取东欧共产国家的支援。鉴于此，便给了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反共”、“反颠覆”的借口，积极向这些地区亲西方的军阀、独裁提供大力援助。第一任总理卢蒙巴（P. Lumumba）在位不及4个月，即在一场美国中情局与蒙博托（J. Mobutu）联合设计的政变中被俘，并随即送入加丹加叛军虎口而遭活活打死。



　　此后，蒙博托辗转主政，一方面冒充为“卢蒙巴精神”（独立自主）的后继人；一方面，透过独裁手段，敛取巨大国家财富于私囊（1980年代中期个人财富相当国家债务总合的40亿美元）；一方面，四下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对周边“亲共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如打击南非、安哥拉、罗得西亚的进步力量），直到1996年遭美国遗弃为止。美国势力的介入，取代了比利时的影响力，也同时意味着比利时的后台，即法国势力在非洲法语区的逐步退却。



　　殖民时代之前，刚果东部地区原就有一些图西族居民（自称为Banyamulenge，有别于来自卢旺达的图西族新移民Banyarwanda）。殖民主义时代，比利时当局为扩大开矿能力，曾将卢旺达地区的部分图西族人口转移至刚果地区。待卢旺达独立后，其境内又发生过许多次民族冲突事件，导致大批图西人口流亡扎伊尔。鉴于此，扎伊尔境内图西族的政治地位与国籍问题，一直是民粹派政客玩弄族群纠纷的话题。蒙博托执政时期，对图西族颇具反感，因此当1994年卢旺达的图西族取得政权后，他对前来投奔的卢旺达胡图族难民（与刚果的多数民族同属班图人）相当宽容。



　　此际，蒙博托万没料到的是，冷战业已结束，美国的非洲政策已从“反共”、“反颠覆”转向 “反恐”、“反伊斯兰”。其次，非洲大多国家已纷纷见风转舵向西方倾斜，因此，蒙博托的利用价值也相对降低。更何况，美国早已对他摇摆在美国与法国之间的投机倒把行为感到厌烦；再者，“争取中间地带”的传统战略也为“控制战略资源”所取代，而扎伊尔的丰富资源则成为大家觊觎的目标。



　　美国为了达成控制非洲大湖区的战略目标，为了围堵伊斯兰教国家，已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有计划地支持非洲基督教势力，而扶持图西族，正是该战略部署的切入点。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蒙博托流亡后，新领导人卡比拉改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虽然宗教上属于基督教文化圈，但该政府的反对图西族立场，自然成为美国战略部署的障碍，同时该国巨大矿产资源，也必须假手卢旺达、布隆迪以及乌干达的力量，来确保源源不断的供应。



“第一次非洲世界大战”与卡比拉



　　朗.卡比拉（Laurent Kabila，1939-2001）年轻时代为刚果国父卢蒙巴（P. Lumumba）的追随者。1965至1985年之间，数度对蒙博托政府发动政变均告失败。1977年曾就读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与同为校友的乌干达现任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卢旺达现任总统卡加梅、坦桑尼亚现任总统贾卡亚·基奎特（Jakaya Kikwete）、苏丹南部叛军领袖约翰·加朗（John Garang，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埃塞俄比亚现任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结为好友。



　　1990年代初，朗.卡比拉辗转奔赴乌干达，与1986年协助约韦里·穆塞韦尼夺取政权的图西族“卢旺达爱国军”（即卡加梅所领导的RPA）又结为同盟。1994年，图西族已在卢旺达建立新政权，但却与扎伊尔境内的胡图族武装力量（FDLR）冲突不断，因此早有进兵扎伊尔的打算。1996年11月，蒙博托推行民粹主义政策，突然发布“驱除图西族”命令，而引起境内图西族的武装反抗。此时，蒙博托丝毫没意识到，境内各个图西族组织早已通过外援，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卢旺达新政府依仗美国的支持，以“扫荡扎伊尔境内的胡图族流寇” 为借口，实际上却抱着“重划两国疆域，把扎伊尔境内图西族传统生活圈（东部地区）划进卢旺达领土”目的，与乌干达、布隆迪（该国的图西族居统治地位）、安哥拉和朗.卡比拉领导的刚果叛军一道，同组“解放刚果民主力量联盟”（ADFLC），向蒙博托政府军发动全面进攻。半年之后，蒙博托战败出走，不及数月便病死摩洛哥。 “第一次非洲世界大战”由此宣告结束。





朗.卡比拉的转向与“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战”



　　1997年5月19日，朗.卡比拉进驻首都金沙萨成立新政府，并改国号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然而，朗.卡比拉却必须为这场依靠外力，尤其是以图西族为主力的战争付出高昂代价。简言之，外籍兵团组成的胜利之师，除了在街头巷尾耀武扬威、胡作非为之外，新政府的许多要职也必须让与图西族人担任，诸如总司令、外交部长、国安局长，俱为图西人所囊括。更加严重的是，卢旺达、乌干达两国，非但不撤军，甚至还纠结地方势力，大肆掠夺占领区的贵重矿产。刚果（金）素来有“矿产博物馆”的称誉，盛产黄金、白金、钻石、钴、钽铁矿、铁、石膏、石灰石、磷酸盐、锰、石油、铜等等，水利资源也是举足轻重。据估计，其全国矿产总价值相当27兆美元。除此之外，这次战争卢旺达虽然提出的理由是歼灭胡图族流寇，但图西族士兵却一路上滥杀胡图族难民，使得卡比拉必须面对国际舆论压力。



1998年7、8月之间，朗.卡比拉决定解除政府内图西族高官的职务，同时也要求卢旺达、乌干达即刻撤军。该要求提出后，不到一星期，境内的图西族再度叛变，于是卢旺达、乌干达、布隆迪又组联军向刚果（金）展开进攻，并迅即占领该国的东部、西部、西南部与机场。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卢旺达的主力由其总司令卡巴雷伯（***** Kabarebe）率领。战争结束后，便逗留在刚果（金）担任国防部长。待1998年卡比拉撤其部长职务后，便担任联军总司令攻打卡比拉。第二次战争的和平协议签订后，即回返卢旺达继续担任总司令职至今。（注4）



卢旺达、乌干达与布隆迪的侵略行动顿时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数星期后便演变为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乍得、苏丹支持卡比拉一方，而卢旺达、乌干达、布隆迪结合为侵略方的“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战”。



　　2001年，朗.卡比拉于战争胶着期间为手下刺杀，其领导地位由曾在中国受过训的儿子约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 ）接替。小卡比拉执政后处境毫无改善，直到今日，缺少一个足以自卫的国防军始终是该国最大隐患。



　　令人感慨的是，1970年代，当许多非洲知识分子云集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时，多少算是受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理想主义青年。寻求国家独立过程中，他们互相间也的确相濡以沫、彼此支援。但是到了1990年代国际共产阵营分崩离析之机，许多“理想主义者”便逐步蜕变为“投机政客”，同志间非但反目相向，甚至卷入资源争夺战。



“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战“的后果与现况



这次战争，对战局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交战方，首推具有27年内战经验的安哥拉政府军。由于它的积极干预，才能把卢旺达与乌干达的侵略军驱赶至刚果（金）的东部与东北部。此外，各个侵略军与其刚果境内的“地方同盟”（蒙博托余党、各地军阀、若干少数民族与部落，包括一些匪盗集团），多志在夺取矿区的控制权，因此互相间拼斗的现象极为频繁。尤其是各方主力集中于刚果东部、东北部之后，摩擦冲突更是习以为常，甚至在图西族武装力量之间，卢旺达与乌干达部队之间（1999年夏），也数度发生交战事件。（注5）



此后，饱受战争摧残的刚果人民，越发对外国侵略者表示反感，部分图西族叛军也出于疲惫和厌战而投靠卡比拉政府，于是乎，这场于1998年开启的第二次战争，不得不于2003年通过和平谈判趋向缓和。尽管如此，和平条约签订后，无论是卢旺达一方，或乌干达，仍继续直接或间接维持局部地区的占领，也继续对各种矿产进行掠夺。2001年，联合国的专家调查小组便曾对该两国的掠夺资源行为提出谴责，并要求联合国予以制裁。2005年，国际法庭也作出“乌干达侵犯刚果（金）主权”的裁决。卡比拉政府据此向乌干达政府提出了1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



综合各方的调查与报道，两次战争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至少在500至800万之间。（注6）牺牲者绝大多数为难民或无辜百姓。例如，东北部的“刚果民主运动”，即乌干达与卢旺达支持的图西反叛军（RCD），几乎将当地俾格米土著（Pygmies）消灭殆尽。基于此，一些观察家指出，与1994年卢旺达事件相较，真正的种族灭绝事件其实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尽管西方媒体对如此大规模的伤亡事件尽量低调处理，毕竟战争期间曾有许多国际援助机构在各个地区活动，因此由中立机构提供的现场录像纪录和书面报告，在网络上仍可查阅得到。（注7）



除了滥杀之外，强奸妇女可说是大湖区战争的特色。据2004年的调查报告，当年强奸案例即达50000起。直到今日，即2009年，东部地区每3个月遭强奸的妇女仍有5000人之多。



　　难民也是这两次战争造成的严重问题。据调查，先后出现的难民人数即超过一千万。许多军事冲突虽然规模有限，交战方伤亡人数也不过百余人，但却可造成数十万的难民人数。原因是，大多参军士兵，包括政府军，多无薪饷可领，于是掠夺老百姓财产、逼迫老百姓充当矿奴，便成为最佳生财捷径。迟至2009年，东部地区动辄引起数十万居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事件还经常发生。



　　2003年和平条约签订后，尤属卢旺达军头洛朗·恩孔达（Laurent  Nkunda）部队（CNDP）在南、北基伍省的滥杀行为最激烈。2006年国际法庭即开始对他的一系列罪行进行调查。2008年，该部队还曾逼迫十所中学的男学生参军，女学生则成为部队的性奴隶。该年年底卡比拉政府军以“剪除胡图流寇（FDLR） ，消灭流窜在刚果东北部的乌干达圣灵抵抗军（LRA）”作为交换条件，促使卢旺达当局把恩孔达调遣回国。另据报道，卡比拉政府为求安宁，已与卢旺达签订秘密条约，在基伍省推行“联合管理”。这意味着，自1998年以来为维护主权完整所做的努力有了松动。起码，卢旺达今后将对基伍地区的军事与矿权拥有“合法”的支配权。所谓“刚果（金）东部”，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较确切的比拟是，卢旺达目前在该国东部所占领的领土相当本国15倍大；驻扎的兵力相当刚果政府军的4倍（注8）；此外，两地的经济也已结为一体。



　　目前基伍地区实际上仍处于混乱、无政府状态。以黄金开采为例，年产量应当高达数十吨，但政府能够征集的税收，只相当一公斤的市场售价。不仅仅是黄金，许多其他稀有金属均大同小异，要么是让一些国际开采公司独自经营，并通过贿赂税务官员的手段，交缴不及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注9）大多矿产则通过各种私下管道，经卢旺达、乌干达、肯尼亚，或空运，或海运出口。



　　就本年初刚果（金）与卢旺达、乌干达的联合“剿匪”军事行动而言，恩孔达领导下的6000名“卫民议会军” (CNDP），约有半数仍逗留在戈马市（Goma）东部的马西西（Masisi）森林地带，另有一部分加入刚果政府军的行动，对胡图流寇进行扫荡。



　　胡图族的“卢解阵线”（FDLR），兵力估计也在6000人左右。由于设在北基伍的根据地受到刚、卢联军的攻击（造成30多万难民），便流窜至南基伍，也因此使南基伍地区原有的6万多难民激增至60多万人。刚果政府虽然一年来频频发出捷报，实际上离“肃清”还路途遥远。据最近的报道，东部地区甚至还驻扎了一些安哥拉与乌干达军队。此外，还有消息传出，“卢解阵线”准备东山再起，正在布隆迪招兵买马。（注10）目前除了南、北基伍省之外，伊图利省（Ituri）东南部，加丹加的东部均属动乱地区。



不论如何，图西叛军的敌对行动的中止，以及恩孔达的遣返卢旺达，对安定局势起了很大作用。起码，刚果政府减轻了一个强大军事压力。据报道，本年3月下旬，图西叛军组织与刚果政府签订条约，取得了合法政党地位，政府则放弃对其成员进行报复和追究。



恩孔达自诩为传教士，与美国的新教组织“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 movement) 关系密切（该教派在南非有很大影响力）。近年来，视频上经常出现恩孔达及其军队的坦克车装备，其战斗力之强，的确让刚果政府束手无策。非洲大陆除少数国家外，根本不具备重武器生产能力，然而若干地区，如索马里、大湖区、苏丹等，竟如此经年累月地经受战争消耗，反映出这些资源丰富地区的军火来源不断，更反映出这些战争多具代理性质。



参战国家的考虑：卢旺达与布隆迪



　　卢旺达图西族新政府1994年取得政权时，大批参与屠杀的胡图族 “战友会”成员（Interahamwe）随着百万难民潜逃至扎伊尔，此后又不断在难民营招兵买马，兵力一度扩充为近万人之众的 “卢旺达解放阵线”（FDLR）。因此，1996年卢旺达政府军打着“剪除凶手”旗帜进兵扎伊尔时，其行动似乎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随着媒体开始报道卢旺达政府军与扎伊尔境内图西武装力量也同样地手段残酷、滥杀无辜，尤其是蒙博托政权崩溃之后，依然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非法占领，甚至大规模盗窃该国的宝贵资源，其合理性便广受质疑。



　　图西族于何年代由非洲北部南迁至大湖区，如今似无学术定论。然而殖民主义时代之前，图西族在卢旺达、布隆迪一带处于上层地位却是无可置疑。十九世纪，比利时殖民当局透过图西族对其他民族进行管理，一是利用图西族原属社会上层的方便，一是认为其“血统”与欧洲人较接近，于是乎，到了1958年左右，90%以上的高级行政职务均由图西人担任。



殖民时代之前，如按生活方式划分，图西族以畜牧、贸易居多，而胡图族多为农民。但是，两族间通婚一向极为频繁，无法单单从相貌、体态特征来区分其族群归属。再者，社会地位的不同也往往与社会分工相适应，不能视为一个是压迫民族，另一个为被压迫。因此所谓“民族意识”、“民族认同”，多系近百年形成的“新思维”。卢旺达境内山丘林立，有50万之多。传统上，人们只有家乡（即“来自何山丘”）观念，而不是强调归属哪个族群。这说明历史上卢旺达内部的民族隔阂与纠纷，远远不及西方媒体的夸大。该情况与苏丹，甚至阿富汗、伊拉克都极为相似，即本地人对教派、民族意识并非如此执着，即便偶有冲突，多能审时度势、适可而止。反倒是二十世纪以来，经外界挑拨、渲染、供应大量军火，才将矛盾扩大为毁灭性战争。尤其是比利时殖民当局的野蛮统治手段造成卢旺达上千万人口死亡，方使得胡图与图西两民族之间关系急剧恶化。



　　1960年代初卢旺达、布隆迪两地独立后，卢旺达转而由胡图族（多数民族）主政；而布隆迪的军权却一直掌握在图西族手中。基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卢旺达于1959、1962、1972年先后发生过几次严重民族冲突事件，导致60万左右的图西族人口的流离失所，其中，许多投奔乌干达而开始脱离法语文化，接受英语教育。至于布隆迪，每次冲突受害最烈者，多为胡图族。以1972年为例，胡图族牺牲人口便达10至30万之多。



　　耐人寻味的是，为何1980年代末，美国突然对扶持图西族表示兴趣？笔者以为，部分原因在于有意取代法国对大湖区的影响力，而扶持图西人可削弱法国与胡图人之间的联系（独立后，法国支持胡图政府）；其次，胡图族信奉天主教者较多（参见：注13），而图西族多为新教徒，于是，颇能调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新教组织的兴趣。此外，最为关键的是，卢旺达、布隆迪的矿产虽然不丰，但地理位置却像中亚的阿富汗一样极其重要，因此必须“打通”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诸管道，让刚果（金）的丰富矿产能够源源不断通过印度洋海岸出口。这方面，笔者在下文论及“美国的动机”时，会进一步加以说明。



自欧洲殖民主义者与大湖区有所接触以来，便观察到人口较少的图西族具有善做生意、文化程度较高的特点，于是冠之以“非洲犹太人”的称号。1994年，待卢旺达图西族取得政权后，该国便明显有转型为“非洲的以色列”的倾向。十多年来，非洲凡发生军事冲突地方，均可见到卢旺达军队的踪迹，而且与布隆迪、乌干达部队形影不离。



乌干达



　　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毫无疑问是目前最具争议性的非洲国家领导人。他年轻时代颇为左倾。然而1986年执政之后，冷战恰好接近尾声，便逐步为美国所拉拢，成为美国后冷战时期的非洲代理人。尽管穆塞韦尼屡屡为其所作所为提出“反独裁”的辩解，无法自圆其说的是，他的行动始终与美国利益吻合。同时，转运美国的军火与装备；援助苏丹南部分离主义势力以肢解该国；让本国领土成为图西族游击基地，并派兵干预卢旺达内政；围堵索马里的伊斯兰教势力；挑起刚果（金）境内民族冲突（支持刚果军阀本巴，Bemba），掠夺该国的宝贵资源（直接控制艾伯特湖西部的石油与金矿），并对其领土进行非法占领；纵容军队滥杀无辜。这一切，与“反独裁”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乌干达入侵刚果（金）的部队，由其同父异母兄弟萨林萨勒将军（Salim Saleh）率领。从这个侧面，也反映出穆塞韦尼关心之切、涉足之深。



安哥拉



　　安哥拉受葡萄牙殖民统治近500年。1975年取得独立前，已存在若干军事抗争组织。独立后，由于苏联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安运），美国、南非、中国支持 “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安盟）与“安哥拉人民解放阵线”（FNLA，安阵）。内战一直打到2002年“安盟”领袖萨文比（Jonas Sawimbi，曾在中国受过军训) 战死方结束。



　　1980年代中期，冷战趋于缓和，“安运”主导的安哥拉政府也开始向西方倾斜，形成安哥拉政府与美、中关系改善，而苏联势力撤退的局面。



　　安哥拉之卷入刚果（金）的动乱，主要原因在于扎伊尔时代蒙博托支持“安盟”与“安阵”（“安阵”领袖罗伯图，Holden Roberto为蒙博托的妹夫），且允许该两组织在扎伊尔自由活动，例如，靠贩卖安哥拉的钻石来添置军火。鉴于此，1996年安哥拉为了排除蒙博托而协助卡比拉夺权。1998年，安哥拉政府又见“安盟”出兵攻打刚果（金），担心一旦卡比拉失势，支持刚果图西叛军的“安盟”会再度把刚果（金）当作攻打安哥拉的游击基地，于是便决定参战。最近安哥拉与刚果（金）互相驱逐对方的侨民与难民，显示两国的盟友关系极为脆弱。



苏丹



　　1996年第一次战争爆发前，石油甚丰的苏丹南部早已发生基督教群体分离主义者（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争取独立的内战，且由于乌干达政府于1980年代后期起，与美国一道给与分离主义者军事援助，苏丹政府便以牙还牙，支持乌干达北部的叛军（圣灵抵抗军，LRA）。苏丹政府自然明了，所谓“独立运动”不过是掠夺该国石油资源的手段，也是“反伊斯兰势力”的战略部署之一，因此对石油资源丰富的南部地区不会轻易放手。“苏丹人民解放军”的首脑约翰·加朗（John Garang ，2005年7月30日飞机失事而死），曾是乌干达、卢旺达现任总统大学时代同窗好友，而且无独有偶，约翰·加朗与卢旺达的卡加梅均是“基督徒团结国际”（Christian Solidarity International）的支持对象。该组织受美国新教团体领导，带有原教旨主义倾向，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曾取消其顾问资格。因此，苏丹搅入刚果（金）的混战，目的与其说是帮助卡比拉，不如说是防止乌干达坐大，以免国内分离主义势力从彼处获得更多军援。



纳米比亚



　　纳米比亚参与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战引起不同揣测。许多论者指出纳米比亚若干家族及企业在刚果（金）进行投资，因而具有经济动机。其实，该国于1990年正式独立后，便对安哥拉南部发动过数次军事行动，原因是安哥拉南部的“安盟”势力一贯支持纳米比亚东北部（Caprivi）的分离主义运动。2000年2月“安盟”甚至有过直接攻击纳米比亚的不良记录。（注11）于是，当1998年刚果（金）战争爆发后，纳米比亚便决定与安哥拉一道打击“安盟”以及与“安盟”同流合污的图西族叛军。



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之参加战争，也多有“经济利益”的议论，其依据在于，津巴布韦曾给与卡比拉新政府若干贷款，同时也签订了一些采矿协定，因此担心一旦卡比拉垮台，所有投资将会落空。津巴布韦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应当还带些意识形态考虑，即不愿看到周边国家再次成为列强与其代理人瓜分的对象。津巴布韦的“人权”、“民主”、“治安”问题，并不比许多非洲国家更加严重，但却长期是西方的妖魔化和经济制裁对象。原因之一在于此国为改变1%白人地主占有70%可耕地的不合理现象，于2000年起推动土地改革，由此伤了一些欧美人的感情。至于南非与纳米比亚，尽管土地不均情况几乎同样严重，却因为其政府对白人地主宽容对待，而成为“非洲民主典范”。津巴布韦经济情况原就朝不保夕，参战后更是雪上加霜。



乍得



　　乍得参与此次战争似乎不具有迫切原因。据观察，由于其部队系由利比亚政府运送至刚果（金），因此不能排除受利比亚教唆的可能。另外，也有法国幕后指使一说，目的在于设法恢复1994年卢旺达事件后在大湖区失去的影响力。还有一种流行的推测是，卡比拉无国防能力，向周边国家求助时，做出了“以开矿权作为酬劳”的承诺。不论乍得是否受利诱而参战，其军队的痞子行为臭名昭著，很快就让一片骂声逼退回国。



以上不过是列举实际参战的国家，至于幕后操纵、提供军事培训与情报、协助运输士兵、补给军火与装备的国家，至少还有美国、法国、南非、坦桑尼亚、赞比亚。因此称呼这场战争为非洲世界大战并无夸大之处。



国际刑事法庭与联合国



　　通过对卢旺达事件与大湖区战争的介绍，讨论这两机制的作用才稍具意义。国际刑事法庭成立两年后，即1996年，其澳籍检察官胡利根（M. Hourigan）便根据卢旺达新政府滥杀的事实，提出起诉建议。然而该建议非但不受法庭采纳，其加拿大籍检察总长阿博尔（Louise Arbour）甚至要求胡利根放弃起诉，就“当作不曾有过这桩事”。胡利根因此愤然辞职，但离职时却促使调查资料列入法庭记录。（注12）



　　辗转到了2003年，曾主持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后来又接任阿博尔的瑞士籍检察总长德尔蓬特（Carla del Ponte），再次宣布要起诉卢旺达新政府首脑卡加梅，但随即受到美国国务院战争罪事务无任所大使普鲁斯波（Pierre Prosper，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at-Large for War Crimes Issues）的警告。德尔蓬特不从，3个月后便在英国政府建议下，假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之手，将德尔蓬特调职。普鲁斯波赴任大使前，曾在德尔蓬特手下担任过检察官，对整个案情应当是了如指掌。德尔蓬特离职后，雅罗（Hassan Aboubacar Jallow）接任检察总长职，但上任后便不受理起诉卡加梅案。就上文提及有关安南掩遮卢旺达图西族新政府的罪行一事，也是迟到2007年，当卢旺达前外长纳吉吉马纳对国际刑事法庭作出的口供对外披露之后才为外界所知悉。（注13）



　　国际刑事法庭除了隐藏格松尼的调查报告，掩饰卢旺达新政府的罪行外，对于引发1994年大悲剧的卢旺达总统乘机遭击落事件，也以“不属职权范围”为借口，不进行任何追究。依据当年安理会的决议，国际刑事法庭的责任在于审理1994年卢旺达发生的所有相关事件，而刑事法庭却把力量集中在种族灭绝问题上，最后即便否决了“种族灭绝”的指控，而裁定为“内战”，仍旧有替肇事者打掩护的嫌疑。

　　根据被告方辩护律师布列克（Christopher Black）向国际刑事法庭提供的情报，1994年4月6日总统乘机即将降落卢旺达首都机场之时，其两条跑道之一为联合国维和部队（UNAMIR）所关闭，使得该飞机轻易遭恐怖分子击落。此外，维和部队的将领达耶尔（Romeo Dallaire，加拿大籍）亦曾违反1993年“阿鲁沙和平协议”“允许600名卢旺达爱国军（RPA，即卡加梅的部队）驻扎在卢旺达首都”的规定，私下动用维和部队的车辆，将4000名左右的反叛军运送至首都。再者，内战爆发后，维和部队的人数突然由2500人减少至200人，而达耶尔将军竟决定随着区区200非洲士兵，逗留在卢旺达进行观望。所有这一切，均是有待澄清的疑点，然而国际法庭却置之不理。



　　正是因为国际刑事法庭避重就轻，同时外溢的资料越来越多，2006年法国的名法官布鲁基尔（Jean-Louis  Bruguiere）便根据本国的调查结果，对卢旺达十多名恐怖分子嫌犯（俱为“卢旺达爱国军”的成员）发出通缉令。卡加梅总统之不列入通缉名单，原因在于根据法国法律，他国首脑具有豁免权，不得对其进行司法追究。2008年，西班牙国家法院也依据自己的调查结果，指控卡加梅政府要对杀害312726平民负责，因此对40名卢旺达爱国军涉案嫌犯发出通缉令 。（注14）





法国



自非洲国家于1960年左右纷纷独立后，法国即为了维护经济利益，由戴高乐制定高压政策。其独特做法即是将特工人员潜伏于国营企业或民营大企业内，对不顺从国家进行颠覆、暗杀、收买活动。到了1990年代，这些企业与情报机构在国际上胡作非为，贿赂对象甚至跨越非洲，直达中亚与欧洲心脏地带，例如，以贿赂德国官员手段廉价收购德国东部地区的加油站。最后，则蜕变为拥护本国保守党而不择手段的死党。此时法国人民的信息量与道德性均远较过去为高，因此在社会党执政期间，尤其是在巴勒杜总理的努力下，改弦易辙，逐步从非洲淡出。1996年法国政府将ELF石油公司（该公司对外动用的贿赂金额高达数亿美元）改为民营的举措，更是标志了法国在非洲影响力的终结。(注15)



1994年，法国之前曾做过加强卢旺达胡图政府军备的努力，但在美国的摆布下，最后狼狈撤退之余还背上“支持刽子手”的黑锅。到了1996年大湖地区战争爆发，法国尽管支持的是卡比拉政府一方，主要手段却是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斡旋。上文提及的“鼓励乍得派兵干预”也只是未经证实的媒体报道。对比之下，英国则把传统利益与美国扩张结合一道，凡美国需要之处，也就是英国参与的落脚点。





美国的参与和动机



据2006年国际刑事法庭有关美国驻卢旺达大使（1991至1993年底）弗莱顿（Robert Flaten）的口供记录，该大使不认为卢旺达前政府有任何屠杀图西族人的预谋。他同时表示，当卡加梅率领卢旺达爱国军对卢旺达发动攻击时，他曾亲自警告过卡加梅与卢旺达总统不得破坏停火协议，否则一旦战事爆发，即可能发生类似布隆迪1993年10月出现过的大屠杀事件。此外，他还透露，卡加梅连续发动进攻的几年，正好是美国扩大给予乌干达军事援助的时刻。（注16）



从弗莱顿大使的陈述，可以观察到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包括中情局）之间的不协调。当国务院通过大使馆执行和平协议的条例时，国防部却透过中情局从事破坏和平活动。1994年4月1日美国驻卢旺达大使馆发出的电文，便表露卡加梅才是破坏和平协议与挑起战争的侵略者。这方面，从联合国派遣至卢旺达的维和部队将领达耶尔（Dallaire）的供词，也反映卢旺达前政府不但处于被动地位，其军队也根本不是反叛军的对手；而卡加梅正是因为处于优势，就不愿意放弃武力手段。（注17）



　　美国的非洲战略部署，除了上文述及的“反恐”、“反伊斯兰”需要之外，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利益。绝非偶然，美国的非洲政策的策划人往往就是利益集团的首脑。一个典型例子便是曾担任克林顿政府“国防部战略金属特殊部门”负责人，后又担任小布什政府国务卿助理的康斯坦纳（Walter Kansteiner）。他不只是富贾之后（父亲即是稀有金属的商人），本人目前仍担任Moto 金矿企业的总经理，和钛资源集团公司总经理。最关键的1996年时刻，他曾向美国政府提出将扎伊尔“巴尔干化”（意指“肢解”）的建议。（注18）



　　1884、1885年之交，西方列强为了瓜分非洲大陆，曾在柏林召开“刚果会议”（也称为“柏林会议”）。会上丝毫不顾非洲的人文历史、血缘地域关系，武断地在非洲地图上按经纬线切割各自的势力范围。冷战结束时，全球处于政治板块重新组合状态，西方某些国家又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考虑，掀起一阵重新安排势力范围的冲动，而巴尔干地区前南斯拉夫的肢解，正好就是打着“人权”旗帜，侵犯他国领土主权的典型例子。巴尔干肢解计划成功之后，苏丹、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便相继面对同一命运，而卢旺达之事实占领刚果（金）东部，以及维持一个刚果弱势政府，不过是全球战略部署的又一步骤。



就宏观角度，美国加强控制非洲大陆，实际上是势在必行。盖美国本身拥有的石油资源，不过是全球的3%，而其消耗量，却占25%上下。过去30年全球石油供应40%来自工业国家，但由于长期开采，资源几近耗竭，未来4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石油依赖程度将达90%。当前美国由西非进口的石油占其进口量的15%，估计5年后，便会上升至25%。鉴于此，单就近3年内，美国18家石油公司对非洲的投资便高达500亿美元。考虑到其他石油出口国，诸如俄罗斯、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伊朗均非易于对付，集中“火力”于非洲当是最佳选项。



综合上文所述的美国作为，不能不得出结论，即有关大湖区问题的“主流观点”无一是处。事实真相是，没有美国的干预，1994年的大悲剧不至发生，也不会引发大湖区战争，更不会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



迄今，“主流观点”已形成非洲新格局的不容侵犯的“新话语”（newspeak），大湖区更是需要“新发言人”来维护这“新话语”，因此卢旺达新政府除了动辄以暗杀手段排除国内外异己分子之外，还发出 了4万份通缉令。



至于国际范围，该“新话语”也逐步在国际法领域发酵。2005年3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正是依据卢旺达的“种族灭绝”事例，向联大会议提出《大自由：发展、安全和人权》报告，试图以“国际集体责任”（指“干预责任”）来修改《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不得侵犯任何国家的主权与内政”的基本原则（见拙作《从安南的改革建议谈主权问题》）。果真如此修改，今后任何内战、内乱，似乎都可成为国际干预的借口，由此产生的问题将远多于主权不容干涉原则。其实，卢旺达悲剧正是国际势力干预、国家主权受侵犯的结果，而当滥杀行为发生时，国际势力又视若无睹。这点，美国政府、安南、卡加梅应当是一清二楚。







新参加者 --- 中国



　　中国自1990年代起，已成为石油进口国，对非洲资源的依赖也与日俱增。苏丹、尼日利亚、安哥拉、赞比亚、纳米比亚、南非均是重点投资地区。以苏丹为例，其石油出口，单单中国就占了60%的份额。据外电报道，中国最近在刚果（金）也取得一项金额高达90亿美元的工程合同。此外，在加丹加地区，中国也早有数百家矿业公司参与开矿。



　　冷战时代，中国曾对非洲国家提供许多无偿或低息援助。直到今日，不止贷款条件远较发达国家为优，甚至还经常免除非洲困难户的债务，因此颇受非洲国家的好评。随着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不只是在资源开采领域成为发达国家的竞争劲敌，在基本设施方面（公路、桥梁等），也抢走了许多欧美国家的传统“垄断生意”。因此近年来再三受到主流媒体指控“要对非洲乱局负责” 。站在中立角度，非洲的灾难有些像濒于绝种的保护动物，滥杀无辜的始作俑者根本就是以狩猎取乐的西方国家，而中国不过是药材终端使用者。但是，漫天的骂声之下，就成了替罪羔羊。



　　2006年11月，中国曾大手笔邀请48个非洲国家参加高峰会议。会议结束数星期后，美国政府便宣布将在非洲设立非洲司令部（AFRICOM，2008年10月1日正式成立）。



同年，美国政府发表《2008年军队现代化战略报告》，强调“今后30至40年新、老强权为争夺日趋短少的资源，不免处于战争状态。美国为维护能源安全，必须对全球的冲突进行干预。”同一文件也指出，美国的“新军人”应当具备能力，积极涉入“多民族、多文化地区”，而办法之一便是建立人数百万、小而精的职业军人队伍，加之配备电脑化联系设备和遥控武器，以使该队伍永远处于“年轻”状态。（注19）



“非洲军事指挥部”的突然建立，反映出新兴国家不宜太过张扬，尤其不能为了振奋国人的精神而刺激外人的神经。日本于1980年代末期经济突飞猛进时，正是因为.大规模炒买欧美的艺术品与摩天大楼，而引起西方国家的集体修理，以至于直到今天依然低靡不振。



　　就最近中国商船运送武器至津巴布韦遭到国际社会集体阻挠，最后卸货无门、无功而返一事，也可观察到，虽然这是一起合乎法律又极为寻常的主权国家间的贸易行为，然而一旦为美国政府利用来打击中国声誉，周边国家如南非、安哥拉、莫桑比克，并不出面为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与津巴布韦伸张正义，而是一面倒向美国。这意味着，单纯地发展双边关系的传统外交手段缺少宏观视野，对各地的经济援助也往往不及要点，因此面临区域性大变革、甚至国际战略转型时刻，便对突发事件束手无策。



非洲的命运



　　十五世纪末欧洲发现非洲大陆之后，便致力于香料、木材、象牙、奴隶贸易。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十九世纪大机器的出现取代了对奴隶的依赖，便开始通过殖民地的占有，对其各种资源进行直接剥削。该过程不幸一直延续至今未见中断。就西方世界而言，支配其跨国行动的思维方式不外两种：一是工具理性，即人类具有支配自然界的绝对权利；一是主体思想，即受天主或圣灵青睐的族群具有优先、主导地位。



1995年在旧金山举办的“精英会议”上，美国战略家布热辛斯基为防止全球性的两极化发展对西方造成冲击而提出建议，要通过色情手段麻痹全球的80%边缘化人口，使其失去斗志。其实，这位民主党的智囊团领袖与共和党的战略思想家马歇尔（Andrew Marshall）比较之下 ，还绝对算得上文明。（注20）



　　马歇尔坚信目前人类处于资源战争和人口战争时代，且由于全球人口膨胀问题将对美国造成威胁，因此必须对资源丰富的国家人口加以控制。为促成美国的统治地位，举凡第一次打击、反导弹系统、电子战、网络战等等，一切都在允许范围。值得关注的是，他明确地把资源与人口联系在一起，主张采取一石二鸟既减少人口，又占有资源的手段。环顾伊拉克、阿富汗、前南斯拉夫、刚果（金）、索马里的处境，以及对伊朗、苏丹施加的强大压力，尤其是频频使用后患无穷、伤天害理的贫铀弹、集束弹...，曝露其置人于死地的用心。



从非洲层面观察，暂且不提殖民主义时代的种种，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殖民地纷纷独立以来，经受的最大创伤，便是各种形式的代理战争将民族主义社会精英摧残殆尽。各个交战团体为了取得充分武装，不得不以出卖资源作为交换手段，于是一些社会精英即便抱着捍卫国家主权的初衷，却在交易过程中，无意间蜕变为外国势力的新代理人，而这些 “新发言人”积累的财富，又即刻改头换面流入西方国家。这就难怪，诸如南非、尼日利亚、安哥拉这几个非洲“最发达”国家的财富（3国出口量相当非洲整体的60%，远超过南撒哈拉51个国家的总和），集中在极少数人口的手中；每年由非洲流失至西方的资产（或称“洗钱”），更是相当债务与外援的总和。



　　近年来国际上出现 “血钻”概念，意指国际社会应当抵制购买“以钻养战”的钻石。严格说来，钻石并非唯一养战物资，以刚果（金）为例，几乎所有参战团体都是靠矿产来养战，而且外流的俱是国际市场抢手物资。就此意义，刚果（金）本身就是个“血钻”，国际社会该抵制的不是什么具体产品，而是侵略行为和代理战争。



虑及近数十年来非洲原料出口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产生50%的落价；通过自由贸易的挤压，大批小企业纷纷破产；背负债务超过借贷额的4倍多；外来经援自1990年迄今减少40%左右。再以美国为例，每年资助以色列45亿美元，而整个非洲只得6.8亿美元，其中还包括给与东非“反恐”用途的1亿美元，其境况之窘迫绝非难以想象。



非洲大陆与西方接触的苦难罄竹难书，西方社会不仅对其加诸了物质性的破坏，改变了他们生活方式与行为模式（如衣着、饮食习惯与物资追求）。这些南北冲撞的后果，便是形成对国际市场的片面依赖，人口的边缘化，生死线的模糊化。与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加以对比，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致命伤在于农业生产落后，因此任何动荡均会导致饥荒与大批人口死亡。面对如此特点，中国的非洲政策应当是本着人文关怀和长远考虑，致力于农耕基地建设，使其粮食生产自给自足。只要中国政府与企业意识到社会责任，同时拿出部分资金投入民生事业，以粮食基地取代军事基地，非洲人民迟早会理解，与中国合作是条活路。此后即便局部关系一时受损，最终的选择仍是中国。（完）2009/11/01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0-1-1 22:44
标题: 井底望天:新年政治经济展望：我看中国(之一)
俺是2008年5月才开始写这个博客的。在之前，不要说写博客，俺可是连发表意见都懒得做的。之所以一改初衷，大家都知道，是在于314事件。那个时候，通过俺认识的朋友，向国内有关单位，提供了俺的看法。当时大家都苦苦思索，如何应对西方的围剿，俺的看法之一，就是美国和西欧将陷入经济危机，中国应该做记帐派，等危机来了之后，俺们就根据这帮丫在奥运会之前的表现，对号入座。

前几天看了温总理接受新华社的采访，谈到政府在金融危机突然袭来的时候，是有颇大的压力的。这里可以看出，俺们政府的智囊机构的工作，显然很不到位。因为以俺自己的朋友圈子（很多是老外，不少是在金融一行刀头舔血）里面的共识，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确信，基本是从美联储2005年11月那次会议为危机信号。

在那次会议上，美联储的决定是从2006年3月开始，停止供应M3货币量的数字。俺不知道当时中国的经济界，有没有对这个新闻进行解读。M3货币主要是10万美元以上的定期存款、美国各大基金的资金平衡表、发债机构的债务责任、还有美国人在美国海外分行，以及英国和加拿大银行的美元账户等等。

当时大家的反应，就是会心大笑。该来的总是要来。美联储不敢公布的数字，自然不会好看到哪里。对全世界公众进行隐藏的原因，当然是希望经济危机爆发的时间可以推迟，看是不是能够在世界上找到大肥羊去转嫁危机而已。

当然在2006年的美联储换班，在朋友圈子里，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持有阴谋论者的朋友们，总是爱指出新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是美国经济学界里少数的“大萧条”专家。而当时在格林斯潘退休后，联储局副主席弗格森马上就辞职，而他的几次讲话里面，暗示意味颇为明显，俺们大家的一致意见是，哥们是在跳离沉船。

结果就是2006年夏天，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爆发。伯南克的新联储局一直是在救火，只不过公众一直被蒙在鼓里而已。

之所以在2010年的新年，提起这个旧话题，不是要证明俺有多么英明和预见性，因为当俺发出警告的2008年3月，已经是美国次贷危机如火如荼过了一年半之后。俺也不相信，中国的经济学界和智囊界，对此是没有正确的看法。

不过俺倒是相信，某些人扮演的是寻找大肥羊的角色，自然不好意思把美国的困境端出（也不排除自己已经被人脑子洗得白白的）。但俺更相信，大部分的人们，估计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会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程度，不是很了解。这也是为啥俺花了很多功夫，写了《梦幻泡影》一书，和在《四面楚歌》里，花费笔墨谈大萧条的原因。

因此从2010年起，俺会定期，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俺的看法，希望能够为公众提供另一种不同的思考方法和意见，可以为大家开启思维，认清形势。

在转入正题，谈谈俺对中国经济在2010年的展望之前，俺转一下笔锋，向大家介绍美国《新闻周刊》对2010年国际大事的预测。俺之所以重视《新闻周刊》，不是因为这个杂志有多么牛叉，而是因为这个杂志，通常扮演的是美国政策出台的媒体先行的角色，就是俺们说的政府政策的舆论风球。因此你要是把这些媒体，比如说美国的《新闻周刊》、《时代》、《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和CBS，以及英国的BBC、《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当成单纯的所谓自由媒体，俺只好用一句英文粗口送你：Free press my ass！

但是《新闻周刊》的这个全球10大预测，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俺们用纯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概括一下这些预测，基本上就是：

1.       美军阿富汗大捷！

2.       中国经济崩溃！

3.       巴基斯坦大乱！

4.       政变推翻委内瑞拉的查韦斯！

5.       欧洲穆斯林和反穆斯林对砍！

6.       伊朗会大乱！

7.       巴西是新中国！

8.       英国经济更加萧条！

9.       欧洲老倌们金融危机又来了！

10.   卡斯特罗死掉，古巴又是俺们的了！

听起来，不像是对2010年的预测，更像是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权力核心集团，对2010年的一份圣诞节梦幻礼物清单。但是俺们又不能简单地只是想着，这是份美国单纯的孩子们，幻想做圣诞老人从烟囱里，从天而降的礼物，因为这些预测，可不可以实现，是事在人为的。

你看一下，伊朗不就是正在大乱，符合这个“预测”吗？

因此，俺这个小人，更愿意把这个礼物清单，看做美国权力核心集团的一个行动纲领。

要了解这十个行动计划，就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把这些计划大致划分一个版图出来。

这个版图，就是中国、欧亚中心地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欧洲和南美（委内瑞拉、巴西和古巴）。

先看美国的后院南美洲，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个卡斯特罗-查韦斯-莫拉里斯领导的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反美联盟。而在这个联盟中的重中之重，自然就是查韦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做法，自然就是委内瑞拉政变，当然古巴如果颜色革命，也是利好消息。

而同时可以操作的，就是推举巴西的卢拉这个老左派，来应对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这个新左派，激发南美洲的南北争夺主导权的内斗，来达到美国渔翁得利的结局。基本上就是捧印度来制衡中国的美洲版。

于是新年来临那天，俺们就听到了查韦斯在他的新年讲话中，向美国核心权力集团人士的妈妈们问候了。
作者: 2dian    时间: 2010-1-1 23:05
7. 巴西是新中国！什么意思啊?

是指巴西申办奥运会成功吗?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0-1-2 21:09
标题: 也就是全面看好巴西的经济发展势头！
基本上就是捧印度来制衡中国的美洲版。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0-1-30 12:27
标题: dadahan: 射了！美国中国都射了！
射了！美国中国都射了！

2010年1月11日，新华社公布一条消息：中国进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实验，达到预期目的。这则短短的消息，立即被这个纷杂的世界里诸如海地地震，古狗发嗲，奥八大战华尔街，足协高官下大狱等等等等更加吸引眼球的噪杂所淹没。

何谓中段反导拦截？弹道导弹速度达到最大，运载火箭关机，导弹穿出大气层，以惯性在大气层外高速飞行这一段，称为中段。在大气层外，对弹道导弹飞行中段实施的拦截，称为中段反导拦截。导弹这玩意，说复杂也不复杂，如今只要兜里有两钱而且肯花，是人都能买几个二踢脚嘣着玩。这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军队都部署导弹，至少有几十家自己能生产导弹，可是说到玩导弹拦截，也就剩下几家了。而此前真正进行过实弹中段拦截的，只有美国一家，连老毛子都没玩过。中段拦截是非常NB的技术，或者干脆说是导弹领域军备竞赛现如今最NB的技术，涉及对来袭弹道导弹的预警跟踪弹道计算，对拦截弹的引导，姿态调整和变轨，动能击毁装置主动寻靶，末端加速等一整套复杂的尖端技术，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别的先不说，就说这项技术的精度吧：就算最牛的阻击手，设想过用自己的枪，拦截飞过来的子弹么？想都不敢想，因为太快了。而一般的步枪，子弹出膛的速度快的也就是每秒1000米上下吧，相当于每小时3600公里。而弹道导弹，在穿出大气层，助推火箭关机时达到最大速度，应该在每秒7000米，或者每小时25000公里左右。对位于200多公里高的太空的，这样一个高速运行的目标实行拦截碰撞，实在是超出平常人想象的事情。

一些媒体，比如一家澳洲媒体的所谓专家猜测，这次中国的导弹拦截是使用红旗9地空导弹系统实现的，所以没什么新鲜的。这肯定是胡扯蛋了。红旗9是中国的第一种区域防空系统，和美国的爱国者系列，老毛子的S-X00系列同级别的区域防空系统，虽然射程据称能有1，2百公里，但射高只有3，40公里。这类区域防空系统，对弹道导弹的末段，凑合拦截一下是可能的。由于拦截距离近，如果来袭导弹是个核弹头或者生物弹头或者化学弹头，就算拦上了，也相当于屎盆子还是扣自己脑袋上了，基本仍然是万劫不复啊。区域防空系统搞中段拦截，想都别想，首先你家伙就不够长，射了都够不着啊。中段是在大气层外，起码200公里高度以上。所以中段拦截是比末段拦截层次更高的拦截技术。中国这次玩的比较花哨，已经得到了老美的证实。美国五角大楼消息大意是：我们监测到了中国从两个不同地点发射的导弹和一次外大气层空间撞击。国防部正在向中国有关方面查询，要求进一步说明。美国NB啊，人家有红外预警卫星，已经发展到第三代了，现在还要升级到第4代。别说你在大气层外玩俩弹道导弹碰撞这么大动静，就是地球上随便哪个犄角旮旯一农民家里头煤气罐子给点爆了，他恨不能都要把信号输回老家的信号处理中心分析一下，看看够不构成威胁，确实牛，不服不行。其实五角大楼也没啥好查询的，无非就是心里头纳闷：哥们，跟我玩花的哈？BSO啊！钱烧的吧？老大我还正在摸索着射，还不敢说能指哪射哪，你怎么就敢也射了？还射一炮带响的？你这不成心跟我叫粪么？再说了，你丫一直强烈反对我射，说是威胁世界和平，怎么自己也偷偷射呢？伤RP啊！

这反导的故事话就长了。当年老美老毛子对掐的时候，都练成了绝世武功，就是都有一套眼花缭乱的组合拳上去，立马把对方拍死他10遍8遍的功力。练着练着，双方都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啊，光杀人的绝活牛B还不够，还要防身啊！于是不约而同的就有了反导的初步设想。比如当时双方都琢磨过往太空射一巨大核大炮，太空方圆多少多少公里一大片范围内，管你是卫星，是来袭导弹，还是UFO，外星人。。。一切全灭。又对练了一阵子，还是觉得不行，于是说咱哥俩还是谈谈吧。老毛子就说了，我知道你丫牛B，一铁砂掌下来能拍我一脑浆迸裂。老美说，你丫也不含糊啊，一个撩阴腿能踢我一断子绝孙。咱哥俩全都武功盖世，谁也不敢先动手。这样挺好，正好携手奴役世界人民，共享和谐。咱干脆就光练杀人的功夫，别练什么金钟罩铁布衫这类防身的功夫了。这样咱哥俩都知道自己能随意宰杀蹂躏对方好几百次，文绉绉一点说叫“双方确保相互摧毁”的能力，咱哥俩也就都踏实了，都消停老实了，也就相互和谐了。所以，1972年，老美老毛子签署美苏反导条约，全称是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条约规定双方除在各自的首都周围和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地下发射井周围建立有限度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外，保证不研制、试验或部署以海洋、空中、空间为基地的以及陆基机动反弹道导弹系统及其组成部分。

时过境迁，到了90年代后，当年凶猛无比的俄国熊已经变体鳞伤。老美已经不尿俄国佬那一壶了，为了追求核战略上的巨大优势，老美开始公开的搞起了弹道导弹拦截试验，第一次试验大约是99年。老毛子闻讯大怒，骂上门来：你丫忒不够意思，当年咱哥俩反导条约是擦屁股纸么？老美这时候牛啊：你丫一边玩蛋去吧，瞧你丫那叫花子样，老子想玩就玩，想射就射，你丫有脾气？老毛子没脾气，人家老美在家里自己射自己老毛子确实没脾气。老毛子当时穷疯了，饭都吃不饱，还能有脾气？其实以俄罗斯的技术，他们应该是能搞中段反导的，但到现在也没什么动静，这东西就是砸白花花的银子啊。另外可能是艺高人胆大，老毛子的路基机动部署的白杨M战略核导弹据称极度牛B。这样，老美就轰轰烈烈的射了起来，一发不可收拾。到2001年底，小布什干脆就宣布退出美苏反导条约。老美对本土的反导防卫，叫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英文字母缩写是NMD，中文音译俗称“你妈的”。据公开报道，为了这个你妈的，老美已经搞了十几次试验，其中路基反导试验占多数，多数是从加州的范登堡基地向太平洋方向射一枚弹道导弹为靶弹，约20分钟后，从中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基地射一枚拦截弹，约10分钟后在大约220多公里高空实现拦截。当然还有一些海基拦截试验，所以并不是所有拦截试验都是大气层外中段拦截。总而言之，大约有一半多的拦截试验成功。政界新闻界科学界对这个你妈的，也算毁誉掺拌。无论如何吧，你妈的现在在阿拉斯加已经实战部署，这就是你妈的的现状。而中国搞的这个，其实从技术级别来说，和老美的路基中段反导技术可能差不多（当然一般说法是中国现在没有红外预警卫星，这是最大短板。究竟有没有，不知道），所以可以算作中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一个雏形吧或起步吧，英文缩写对照老美的NMD就应该叫CNMD了，中文音译当然俗称就是“靠你妈的”。这个靠你妈的，因为靶弹和拦截弹应该都在中国境内发射，距离短，预警跟踪时间应该非常短，所以靠你妈的的技术，起点还是很高的。有老美你妈的在先，中国来个靠你妈的，老美自然也就不便太发作了。

老美对中国发展靠你妈的，大概也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三年前的同一天，2007年1月11日，中国曾击落一枚自己的报废卫星。据报道，报废的风云一号C气象卫星，运行在860公里以上的高空，是一个大约1个多立方米见方的物体。因为高度的关系，速度应该比第一宇宙速度的每秒7.9公里稍低，和弹道导弹火箭关机，进入中段大气层外飞行的速度区别不是太大。射中这样一个高空高速的小东西，老美当然知道中国的射功也不软，和他也有一拼。这要求有高超的拦截火箭入轨精度和姿态调整能力，动能击毁装置的精确引导，和末端冲刺加速能力。所不同的是，卫星轨道以知，射前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射来袭导弹，那属于见着马上就得射，连一点调动情绪的时间都没有，没有炉火纯青的射功是没戏的。有意思的是，老美看中国不打招呼突然偷偷射了，顿时也按捺不住，跟着也射掉一颗自己的卫星。当然老美就很开化了，完全没有丝毫的扭捏和羞涩，公开向全世界宣布，老子将在某年某月某时某分要射。。。美国击毁的也是一颗报废的卫星，据说已经挂不住了，正在慢慢往下掉，所以被一炮干掉。这颗卫星200多公里高，大约是一个卡车车厢大小，显然比中国那颗卫星要丰满肥硕。但是人家老美是用海基的标准III导弹射的。中国只能在自己家里关上门射，老美在船上随便想射就射，船开到哪射到哪，当然功夫高多了。

美国中国都射了。老美的你妈的，据说接近甚至已经实战部署，中国的靠你妈的，还仅仅是个雏。这次亮相，显然BSO成分更大。其实就是老美已经试验发展了很多年的你妈的，实战意义究竟有多大，美国国内很多人仍然是怀疑的。这也难怪，试验么，都是试验自己射自己。射来射去，跟左手摸右手也差得不多，不够刺激，不够激动， 也就是指望找找感觉而已。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0-1-30 12:43
标题: 在新浪上没发出去的博文——美国：敌人还是朋友？(zt)
美国：敌人还是朋友？
    最近，由对台军售和谷歌宣称考虑退出中国及希拉里就网络自由发表讲话引起的，国内外部分华人对美国的仇恨剧增。在网络中凡是反共的往往都被骂为“美狗”。鄙人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就是“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可是让鄙人惊讶和不解的是，1971年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宣布基辛格访华，并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次年5月前访华。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世界震惊，中美这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怎么握手言和了呢？！其实，毛泽东早在1957年就预言中美将在18年后建交。中国开放后，中美领导人多次互访，更有数不清的中国人，通过合法的、非法的渠道，甚至不惜丢了性命，跑到美国去。
那么，美国是敌人，还是朋友？
美国当然是敌人，首先是敌人。
1900年5月31日，336名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开始了一场几乎没怎么打仗的侵华战争，慈禧太后的清政府闻风而逃，八国联军在北京无仗可打，于是掠夺了皇宫和颐和园的金银财宝，凯旋而归。给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永久的耻辱和伤痛。八国联军中有美国，虽然当时还只是一个配角。
中美的另一次直接交战是50年后的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在斯大林的默许下，金日成指挥以中国第四野战军的三个师为主力的十五万精锐大军，瞒过毛泽东，一举越过38线，势如破竹，转眼就攻占了几乎全部的的南方。毛泽东闻讯后判断美国必会插手，因为金日成越过的三八线不是朝鲜半岛南北的边界，而是东方与西方的边界。果然，年已七旬的麦克阿瑟重披战袍，率领由17国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发誓要把大韩民国“从共产主义的魔爪下拯救出来”。联合国军釜山登陆，与韩军南北夹击，几天就把金日成的部队赶回到38线以北，金日成向毛泽东求救，于是志愿军很不自愿地参战了。这场金日成挑起的战争，打了几年，最后以双方伤亡200多万议和。交战双方都说自己胜利了，其实双方都回到了起点。这次交战现在看来，可以说麦克阿瑟率领的是“联合国维和部队”，打的是北韩并不是中国；中国仓促决定赴朝参战，韩国人至今还认为是对他们的侵略。金日成挑起的这场战争使中国无限期地失去了统一的机会，唯一得到好处的是蒋介石，他不仅保住了台湾，而且使台湾成为军需后勤基地，直接带动了台湾的经济复苏。
屈指算来，可以说中美没有发生过因为两国间的矛盾而引发的战争，既没有霸占过香港、澳门，也没有在上海圈占过租界，更没有像后来对日本那样把刚刚研制出来的2颗小胖孩扔到了广岛和长崎，造成30多万人的死亡。那么，为什么中美之间还那么敌对？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美国和中国在价值观上、政治信仰和政治制度上是敌对的。美国一直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以武力打击的敌人，第一是法西斯主义，第二是共产主义，第三是恐怖主义。1973年2月17日深夜，毛主席对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说：“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共产党’！我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有时我们要说这类话”。豪放的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可能并不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有多么严重，但美国人是较真的。2007年12日，美国还在华盛顿修建了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小布什在揭幕仪式上讲话将共产主义比作恐怖主义，称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世纪。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纪里夺走一亿人性命，光是在中国就有数千万受难者。2009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讲中说：“回顾过去，几代人在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依靠的不仅仅是导弹和坦克，更是牢固的联盟和不渝的信念。”（这段话在中国转播时被删去）尽管中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但是只要还是共产党专制统治，美国就会把中国视为另类和敌人，一切掣肘、摩擦甚至颠覆行动就是顺理成章的。一个思想观念与你截然相反的国家怎么会真心诚意地对你好呢！一个认为你还处于蒙昧甚是野蛮时代的国家怎么会对你高看一眼呢！除非某一天，有一方认同了另一方。
    但是，美国也是中国的朋友。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只有美国是对中国帮助最大的国家。一个叫李蜀皖的中国民工曾写过《美国对中国10大恩情》。而鄙人觉得中国人不应忘记的起码有三件事：
1、1909年到1924年6月，美国主动退给中国庚子赔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用于培养赴美留学生，并建立了清华大学。1949年掌管这笔基金的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在美国的带动下，其他国家也纷纷退款。

2、1932年到1945年，在中国又一次处在亡国的关键时刻，是美国，在美日交战前就派飞虎队穿中国军服直接与日本作战，将大量战争物资和急需贷款运到中国，不但自己对日本禁运，而且号召其他国家对日本禁运，在和日本的谈判中，将日本在中国立刻无条件撤军当作不可谈判的必要条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全力支持中国抗日。强大的美军是战胜日本的决定力量，没有美国支持和帮助，中国即使不亡国，也会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3、1969年3月，基于中苏公开分裂、长期摩擦，在珍宝岛发生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吃了大亏受了大屈的苏联领导人，派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美国经过慎重研究表示反对（这当然有他们的战略平衡考虑），并故意把这个对中国至关重要的消息透露给《华盛顿明星报》公开揭露苏联要核炸中国，以期引起中国的警惕（当是中美之间仇恨很深没有直接联系）。这样，我们的头号敌人美国，使中国避免了巨大的损失，避免了东欧“布拉格之春”和“匈牙利事件”在中国上演。20年后，美国又成功地和平瓦解了苏联，解除了中国最大的威胁和隐患。
    中华民族是一个知道感恩的民族，“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我门的传统。但是这么多年我们给美国什么了呢？不能说没有，有大量的物美价廉的日用品，大量的培养的差不多了的科技人才，大量的移民和真假难民。而让美国人念念不忘的却是150年前的一块石碑。1840年代，美国政府决定建造华盛顿纪念碑，向全世界广征纪念物。中国实在没有什么与华盛顿有关的文物，于是让对西方颇有研究的福建巡抚徐继畬用上等石料造汉字碑一座。碑文如下：“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这座碑漂洋过海于1853年送达美国，赠予美国华盛顿纪念馆。1998年6月2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我国。6月29日，他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说：“从我在华盛顿特区住所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上有一个小石碑，上面刻着赞颂美利坚的话语：美利坚不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中国政府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这块汉字碑是150年前美中两国关系沟通交往的见証。”
    而那位代表中国政府赠碑给美国的福建巡抚徐继畬，则被扣上了“称颂夷人，献媚夷酋”的大帽子，官被罢，书被禁。
    中美恩恩怨怨，世界沧海桑田。审视我们内心的情感，对美国，除了意识形态的对立，除了它总是怕我们强大，还有没有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而被无端指责的愤怒？有没有亚军对冠军的羡妒？有没有热脸总是贴在冷屁股上羞恼？有没有100步笑50步的不服？如果有，这些都是不利于自己的进步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中国，中国人，应该如何对待美国呢？

作者：吾往矣
2010年1月28日

http://bbs.51.ca/thread-229593-1-1.html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0-2-3 21:25
标题: 世界笑柄:中国战略失误,有王牌也不敢打
中国战略上的一再失误，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家核心利益受损，国家意志得不到伸张，只能是被动挨打，却除了软软的叫喊几句，毫无办法。

此次美国对台军售，叫喊声一片，五音杂陈，忍不住也说说自己的看法！

一、 对台售武 美国的战略和国家意志使然

在我看来，美国此次对台售武，首先是由美国的战略和国家意志决定的。因此，不管你是“抗议”还是“交涉”，结果都是不变的，你抗你的议，我售我的武，强弱之分，不言自明。

美国的战略是什么？简单说，就是维护它的全球霸主地位。为了这个战略，美国就要不遗余力地维护它的军事霸权、经济与金融霸权、话语霸权，等等，决不容许任何一个对手挑战。

奥巴马最近的宣言“决不接受美国成为第二”，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也正如此，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也好，对台军售也好，都是其战略树干下的一个枝叶，是必然显现的一个结果。

事实上，自从二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为超级大国，美国就一直在为这个战略布局，期间，最明显的就是成立北约、与日本建立安保同盟、以及后来的与我国建交等等。简述这个过程，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为了取得霸权地位，美国可以不择手段，包括摒弃意识形态的不同。

那时候，世界分为东西两个阵营，意识形态问题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秉承的核心杀手锏，但为了应对和消弱苏联这个对手，实现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美国同样可以弃之不顾。苏联解体、东欧变色后，中国逐渐成为挑战美国霸权的最大对手，于是，美国的矛头又对准了中国。

在对付中国的问题上，美国从来也没消停过，而且也是无所不用其极。试分析下：

一是和平演变。尽管没有成功，但却一直没有放弃，现在更有变本加厉之嫌。

谷歌事件就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尽管美国打出了“信息自由”的旗号，但旗号背后的用意，应该还是不难看出的。我以为，美国如此上心地“关心”谷歌事件，就是想借助谷歌这个平台，进一步演化中国（尽管我不否认，中国的互联网的确受到言论管制，但这改变不了美国支持谷歌的背后用意）。

二是四处点火。

这个不用细说了，不断地强化散布“中国威胁论”，煽动日本、印度、越南、中国南海周边国家闹事，借助达赖、热比娅等分裂分子扰乱国家安宁，等等，都是美国在背后放的鬼火，这是不言而喻的。近来的香港局势，恐怕背后也有美国的黑手。

三是套紧绳索。

加强日美安保条约、在中国家门口部署核潜艇、核动力航母、f22战机、增兵阿富汗、加强美印军事关系、挺进东南亚、拉拢缅甸，等等，无非就是要扎紧笼子、拉紧拴在中国身上的绳索！这其中，对台售武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且，这一环，是拴在中国睾丸上的，只要一动，中国就疼。从这一点说，美国对台售武绝不会顾及中国的声音，而且，今后很可能会“常态化”，目的，就是在中国前行的路上，不得不时常地弯一下腰，甚至停下自己的脚步。

四是高调捧杀。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沆瀣一气，又是“G2”、又是“第二经济体”，等等，目的非常简单，忽悠中国自我陶醉，然后为金融危机买单，说到底还是为了消弱中国，别无他意。

至于“反倾销制裁”、“贸易保护主义”等等手段，就更不必说了。

列举这一切，就是想说明，美国的战略定位始终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是一一贯之的，不管是奥巴马上台，还是奥巴驴上台，谁也改变不了这个战略，因为，这个战略已经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意志，任何党派、任何人上台，都必须推行这个意志，实行这个意志。这就是美国战略的刚性所在，国家意志的刚性所在。涉及到中国身上，就是要千方百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遏制中国的崛起，让中国老老实实当一只“笼中之虎”、“被缚肥龙”。从这一点上说，此次的对台军售，是任何“抗议”和“交涉”都无法改变的结果，中国吞也得吞，不吞也得吞。

中午的央视，孟祥青分析说，奥巴马对台售武是为了转移国内视线，这明显就是自欺欺人之说。事实上，这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最新打出的组合拳之其中一拳，因为，64亿的军售款，改变不了美国什么，充其量就是军火企业捞几个钱而已。

二、 无力反击 中国存在众多战略失误

中国的战略，其实也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埋头发展经济，千方百计实现现代化进程，从而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战略是对头的，但在推进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却存在许多不容辩解的失误。试说下:

1.经济捆绑政策失效。

毋庸讳言，中国实行外向型经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与美国经济相互融合，意图非常明确，就是在发展中国经济的同时，与美国形成利益捆绑，从而达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其要达到的战略效果，就是让美国投鼠忌器，不敢随意对中国下手。这其中，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就是这个战略出发点的核心。

结果呢，在美国忽悠中国为其金融危机买单失败后，该出手时还是出手了，譬如与西方列强抱团强迫中国升值人民币、接二连三地对中国产品实行反倾销制裁，等等，根本不在乎你中国手中有多少美国国债。

反观中国呢，本来就是以把持美国国债为杀手锏，关键时刻却不敢出手，反制裁不敢，抛国债不敢，一定意义上就是纵容了美国，使得美国更加为所欲为。更加不可忽视的是，美国正在千方百计让中国所持的美国国债化为乌有，逼迫中国升值人民币就是这种最险恶的用心。

关键时候祭不出杀手锏，手中王牌再大，也只能成为笑柄。

2.三国游戏玩出了纰漏。

仅凭中国自身的力量，抗衡美国还为时过早，这一点中国高层是明白的，背后与俄罗斯拉拉扯扯，就是为了集二人之力，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可是，在这三国游戏中，中国明显出现了失误。本是想左右逢源、相互牵制的，但没想到，看走了眼，俄罗斯也不是傻子，现在却和美国眉来眼去，悄悄躲进了幕后，大有“坐山观虎斗”的意味，乐得美国和中国杀得不可开交。

这就不能不说，中国的三国游戏还没玩精，远远没有达到“战略伙伴”的目的。这也不能不说是美国可以肆意对台售武的原因之一。

3.作茧自缚。

为了营造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除了让外交部一遍一遍背书外，剩下的就是躲避、淡化，从来不敢迎头痛击。结果，外交部的舌头即使伸出一万米，也终究是软肉一块，以至于所有的外交辞令都成为别人的笑料，甚至是自身的耻辱。某外交官“将心比心”的论调，就是这种外交窘境的生动写照。

岂不知，一只绵羊在走路的时候，即使你再隐忍、再躲避，鞭子要抽你还是要照样抽，想让你从“现代化进程”中停步或回头，你还得照做。怎么办呢？加快脚步，甩开鞭子，中国明显做不到，因为还得靠着牧羊人往前走；其次呢，就是亮出你的牙齿，摆出你的羊角，对甩鞭子的人来上几下，让甩鞭子的人感受到痛，这才能达到效果。在这一点上，中国还是能做到的！但是没有做。这也助长了挥鞭人的傲气和嚣张。

4.话语被动。从东、西方对立时期，话语权的制高点便一直掌控在美国为首的西方人手里。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中国应该早就意识到了，可惜的是，多少年过去了，这种境况一直没有改观。不说远的，单说在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的过程中、在与达赖喇嘛、热比娅的角力中、在世界贸易失衡的论战中、在对台军售中，明明是美国以及西方世界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但却总是能摆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中国也总是在被动应战，几乎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结果，别的不说，对台售武就变成了“维护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就成了“维护两岸和平”，等等，而中国，仍旧是发不出自己的声音，难道不是极大地失误吗？

凡此种种，中国战略上的一再失误，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家核心利益受损，国家意志得不到伸张，只能是被动挨打，却除了软软的叫喊几句，毫无办法。

三、 玩真太极 正义凛然伸张国家意志

往大处说，如何改变中国的这种战略困境？往小处说，如何阻止美国对台售武？办法还是有的！

1.最痛快的办法，当然是毫不犹豫，武力解放台湾。

但这不现实，就目前情形看，一旦开打，美国和日本必定全力以赴，周边某些国家也会趁机发难，原因很简单，这是消弱、甚至是灭亡中国的最后良机，他们巴不得中国开打，也好趁机发难。有人说，大不了扔原子弹，这是毫无意义的，换言之，即使仍，也扔不过美国，因此不是时机。(别说俄罗斯，那是一个不怀好意的话题，嘿嘿。)

2.抛美国国债。这是可取的。你卖台湾64亿，我抛

100亿。储备黄金不行吗？总比握着一堆废纸强吧？再度贬值人民币也是一个办法，总之要让美国吃到一斤肉，起码得掉下一斤半来。

3.挑动美国的敏感话题。朝核、伊核等，包括阿富汗

方向等，点上一把火，让美国也急一急，不行再售点武器等等，别说我惹你，我是被逼急了，你以为兔子不咬人吗？

4.最主要，我觉得，就是必须摒弃外交上的侥幸心理，以为委屈退让，别人就会放过你，以为阿谀讨好，别人就会对你好，等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要开展强势外交，响亮地申明国家意志，决不能再整天装孙子。

不多说了，还是看政府的举动吧。总之，要阻止美国对台售武，没有强硬的国家意志是做不到的！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0-2-20 12:07
标题: 官员从西方考察回来，最大共同感受竟是这个
朋友从美国访学回来，说加利福尼亚许多地方，是中国官员**的居所。此乃道听途说，自然说不出更细致的资料。不过，当家人定居海外、官员在大陆裸官的情况已经引起高等管理层相当的重视、追捕在逃中国贪GUAN被提上日常国际合作日程时，以上道听途说便不再是空穴来风；当“我国近30年

外逃官员达4000人，人均卷走1亿元”昭然于媒体时，所有的猜想和道听途说，便都有了事实价值。
中国需要学习西方，这不是过头了，而是远远不够。虽然愤青和民族主义者指斥这种说法是洋奴，是汉奸，但他们显然搞错了一个概念，那就是高层和领导们并没有认为学习西方不对，每年出国学习考察的，官员远远多于学者，也多于在文字中崇洋媚外的“奴才”。更有甚者，官员学西方的力度在不断加大，范围也在日益拓展，不然，在出国费用降低的情况下，公费出国的金额为何在节节攀升？不仅如此，学习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不仅学发达国家，还要去非洲大草原看动物界有没有可以汲取的先进经验？大沙漠和土著那里有没有建设现代化需要的可资之处？临近退休，还往往让再去学习一遍，或许是让学习西方老人的先进退休生活方式吧，总之，就差上穷碧落下黄泉学习另一个世界的管理方式了。

    中国官员还有没有必要到外国去学习考察？说句外行话，我觉得没有了。原因有三: 所有的考察者回来都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西方那套行不通。既然行不通，那还出去学啥？既然中国标榜不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官员也就没有了出去推销中国模式的义务，更说明不用去了，搞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行了。考察回来的成果不见在理论和实践中践行。比如人家实行市场经济，中国是日益严重的官进民退或国进民退。既然我们要自行其是，那又何必去考察学习？

    众多事实表明，许多出国考察过多遍的，知识面之窄，考查问题之愚鲁腐臭，远逊于从未出过国门的一些人。在这个时代，一小时的间接知识汲取远超于好几天的实地考察效果，已经是很幼稚的常识。当今中国处级以上的干部，很难找到没出国考察过的；但处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能力之低下，接近了中国开放以来最低下的水平。

    不过，官员出国考察回来有一个差不多的共识却非常明显，那就是一句：准备条件把孩子送美国去。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0-3-22 20:28
标题: 中国就这样被骗了：美国的犹太人们笑惨了
　以色列现在的伊朗政策，基本上就是希望可以在3月份达致对伊朗的严厉经济制裁。这个制裁，不是原来美国政府想的，就是有目标和针对性的，对伊朗现政府官员和共和国卫队的将军们，进行的各类制裁。

　　而是以美国海军作为主要的平台，把伊朗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出口断绝，和把伊朗的汽油进口给卡断。其实就是一种近似于战争手段的经济封锁方式，一方面给伊朗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切断伊朗向 中国的能源输出。
     
     美国国会因为犹太人势力比较强大，估计会比较快的把这个法案落实。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走马换将，在日本人天野于2009年11月上任之后，非常积极地把伊朗核子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希望能够把事端激化。

　　而美国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要想实施对伊朗的军事封锁行动，除了要说服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其他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巴西、土耳其、黎巴嫩和尼日利亚等等，也需要争取。也许这个时候，理解美国国会针对土耳其的种族灭绝法案，算是一个围棋的造劫材的手法。

　　要知道美国如果成功开始对伊朗施行军事封锁，不排除会出现摩擦而导致情况升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局势，也会出现失控。但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可不可以负担起这一场新的战争。

　　如果出现像伊拉克那样差强人意的后果，那么犹太人作为把美国拖入一系列中东战争的始作俑者，成为美国民粹主义发泄仇恨的替罪羔羊，不是没有可能的。

　　那么上一次美国打了一场很痛苦的战争，是什么时候?那就是当年的越南战争。

　　俺在这里提到犹太人在美国，尤其是金融界的影响力，主要是希望中国人在未来的发展中，会越来越多与犹太人接触，因此知己知彼，才可以少交学费。

　　其实从历史上来讲，中国人是大概唯一没有迫害过犹太人的民族。不论是历史上的开封犹太人的经历，还是后来从俄罗斯逃亡哈尔滨，比如前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的家人，或者从欧洲跑到上海的犹太人，都受到了中国人的友好对待。

　　但是在现在的美国，虽然不乏对中国友好的人士，如基辛格和加州参议员范因斯坦，却有不少试中国为仇敌的人士。比如说纽约州参议员舒默就是一位著名的反华人士。而在奥运会之前，搞得轰轰烈烈的苏丹达尔富尔运动，就是由美国的两个犹太组织作为背后推手，以打击中国全球利益为目的。

　　当年在美国国防部的一帮新保守派人士，也是主要的反华力量。在奥运会之后，曾出现犹太人组织以中国银行作为主要目标，企图定位中国银行为全球恐怖主义支持者。

　　对这些针对中国的行为，在舆论上中国需要把这些所谓个人行为，和整个犹太族群挂上钩，好好的进行记帐。这种行为将会迫使犹太人对自己内部进行整顿，防止在将来中国强大之后，对犹太人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内部约束这些反华势力不要过于嚣张。

　　当然中国自己的商界和学界，也要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晰的思维。犹太人希望中国人成为朋友，还是敌人，可以在今天做出选择。而中国自己的所谓专家们，比如说中国社科院中东研究所的学者，不要出来发表一个文章，让俺们还以为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研究报告呢。

　　回过头来讲当年美国在打越南战争的时候，当时的国际贸易还是在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之下。就是说美国人可以大量印刷美元，但是当外国人手上拿了美元之后，人家是可以通过外国中央银行，拿到美国来根据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来交换的。

　　就是说美国政府在印钞票的时候，是有限制的。虽然金本位制度早已经放弃，但是美国政府在考虑财政支出的时候，是不得不考虑到自己国库里的黄金是有限量，不是无止境的。

　　因此在尼克松当总统的时候，美国出现了一个很要命的情况，那就是美国欠外国人，主要是欧洲人和日本人的债太多，大概是750亿美元。这些债务的主要来源，就是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支出，和越战的战争费用。

　　在越战的战争支出，当然就很快到了法国人控制的印度支那的金融体系里面，就回流到法国去了。而法国拿着这些多出来的美金，每个月就跑到联储局换黄金。然后把这个便宜的黄金，很爽快地拿到市场上高价出售。

　　这样干的除了法国人，就是德国人。唯一不同的是，德国的美元主要是靠工业品出口美国换来的，不像法国人那样吃了美国佬的军费支出。另一个不同的就是，法国人是吹喇叭和敲锣打鼓地换黄金，而德国人是偷偷摸摸，脸上蒙着面纱悄悄干的。

　　这个发生在1971年的国际贸易危机，和发生在1933年的时候颇为相似。不过在1933年的时候，美国是大债主，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因为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借了美国的债务，被美国人掐着脖子来还债。

　　而在1971年的时候，角色调换，欧洲人成了大债主，美国人是负债人了。怎么办?

　　从美国政府在这两次经济危机中，采取的不同姿态，就看出来你有没有犹太人的头脑，应对的方法是大不相同的。这也是犹太人在美国的境遇，和当年在欧洲不同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欧洲，犹太人的主要功能，是帮助统治者在小民身上吸血。在美国，却是帮助美国人设计了一个完美的系统，去洗劫外国人。

　　这个系统，就是尼克松政府毅然决然将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将美国国债变成一个新的挂钩系统。

　　在这个系统之下，美国开始采取了一个与历史上任何国家都不相同的政策，那就是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在这个政策下，美国政府将进行大规模的赤字计划，就是大幅度减税(尼克松时代的富人税率是70%，今天是大概33%)，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保证美国有足够的就业率，保证美国的经济有快速的增长，而且最好就是能够把通胀率压下去。

　　有人会问，哪里有这么美妙的事情?又要高增长率，高就业率，还要低通胀，真是想得美啊。不过真的是事在人为，美国那个时候，有两位犹太人的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坐镇，还真给美国设计出来一个靠白吃白喝，依赖于吸欧洲和日本血液的国际经济体制。

　　当然这个体制，现在在做的，和想继续维持下去的，就是要靠吸中国人的血。如果吸了三十年，像日本和欧洲那样把中国吸干了之后，不要紧，那就轮到印度了。

　　这个体制让美国人在这过去的40年，基本上就是悠闲地每天吃免费午餐，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则是汗流浃背，仅得温饱。

　　而这个体制的最关键一点，就是那些向美国出口而存储大量美元的国家，要很乐意地购买美国国债，当然最好就是长期国债。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美国的好日子就可以继续下去。

　　这个时候，如果有中国中央银行的官员出来对你说，中国应该继续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因为这是对中美两国双赢的事情，俺就听到身后面一阵狂笑之声。回头一看，原来是美国的犹太人们笑得满地上打滚呢。

　　只要外国中央银行继续购买美国国债，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双赢，只有单赢，就是美国永远在赢。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0-3-28 20:08
标题: YST 虎年新春看天下大势：中美博弈（上）
在论述经济问题之后，我们进入虎年新春论政最重要的话题，那就是「中美博弈」。


经济问题是核心也是一切问题的诱因，中美博弈则是所有诱发问题中最重要也是最现实的政治表象。


如果你还不能体会到「中美博弈」的重要性的话，那么 YST就把话说得白一点：


「中美博弈」将导致世界政治从单极进入多极。


所谓「多极」绝不是止只有中美二极，而是中、美、欧、俄、巴西、印度．．．的多极世界。


如果你仍然不能感觉到本主题的重要性、认为与自己无关的话，那我们就说得更白一点：


「中美博弈」必定会导致这个世界财富的重新分配。


这并不奇怪，「中美博弈」的起因是经济，最后导致的结果当然也是经济，中间的过程不过是手段而已。



「中美博弈」将改变未来政治的游戏规则和经济的结构秩序，它的范围是全球性的，它的影响将触及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


台湾吵翻天的ECFA与统独问题不过是「中美博弈」惊涛骇浪中的一个小涟漪，属于典型的「茶壶?的风暴」。


（一）美国一超独霸的力量基础


美国是当前世上唯一全方位、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力量无远弗届，即使没有控制到也渗透和辐射到全球每一个地方。就影响力而论，在人类的历史上美国的霸权是空前的，超过罗马帝国，也超过汉唐时期的中华帝国，更超过嗜杀的、没有文化的蒙古帝国。


我们不禁要问：美国独霸全球的力量基础是什么？


答案是：作为唯一世界货币的美元。


本市的市民Newyorker对美元有非常精致的论述，他指出美元是创建在四个支柱上：军事力量、科学技术、核心价值、与民主制度。


YST 认为后两项是软实力，软实力的效果并不具有很大的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软实力都是依附在硬实力上的，并不真正构成美元的基础。譬如美国一旦战败，它的核心价值就会受到质疑；譬如美国经济在全球竞争中一旦落后，它的民主制度立刻就站不住脚。后者正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西方国家最大的忧虑。美式的民主制度效率低下，庞大的律师团阻挠科技的进步，庞大的游说团阻挠社会福利的公平分配。美式民主的效率性、公平性与合理性已经受到深深的质疑。


所以严格说来，真正构成美元基础的是军事力量与科学技术。我们也可以把大美国帝国看成是创建在美元、军事力量与科学技术这三个柱子上。这其中美元是最粗的一根，军事力量与科学技术其实是靠雄厚的美元财力发展出来的。


要知道依照美国占世界22％的GDP，而且其中只有三成是实体经济，这个经济规模不可能建设出独霸全球的军事力量与科学技术。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能够达到一超独霸的境地全靠美元是唯一主宰性的（dominant）世界货币。基本上，唯一的世界货币使美元几乎可以无限量地发行而由全球来承担，这是何等力量！


所以如果美元在世界货币的霸权一倒，那么什么霸权基础都倒了，美国就必须退回到与它的实际生产力相配的地位，那就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


美国的霸权是强撑住的。事实上，美国的一超独霸是站在借来的时间。


（二）「美消中长」已成定局


甲. 2008年的政治分水岭


去年新春 YST写了三个系行文章，其中最后一个系行


「牛年新春谈世界大局：中美的消长」（2009/03/03~2009/03/08）


最为重要。


这个系行由于篇幅的关系在张贴过程中被分为五部：


甲部论述西方实质体系的崩溃；


乙部论述西方价值体系的崩溃；


丙部论述美国实力的消退；


丁部论述中国崛起之势不可挡；


戊部论述未来的变化与结论。


整个系行有两万五千七百多字，其中乙部占了一万字，因为YST认为西方价值体系的崩溃最为重要、影响最为深远。


上面这个系行是我所知道所有媒体中最早论述「美消中长」的政治评论，几个月后才出现大批此类论述，到了2010年「美消中长」已成共识。所以2008年的金融风暴就是「美消中长」的分水岭，这个走势太明显了。

去年的「中美的消长」系行给【天下纵横谈】带来大量的读者，从2009/03/11起一连三天的访客人数每天都超过三万，并且创造了本市34,933单日访问量的最高纪录。YST非常高兴看到这一切，不仅是为了破纪录的访问量，更是因为「美消中长」这个非常关键的政治走势很清楚地被传播出去。是的，多极世界即将到来。


2009年的政治发展正如我们所预料，「美消中长」这个划时代的政治现象进一步被证实，政治中心逐渐向亚洲大陆转移，美国已经进入desperate的阶段。YST的估计美国的霸权无法维持到2020年。


乙. 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


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埋葬了西方的自由经济和资本主义，就好像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埋葬了共产主义。


最令西方国家难堪的是，一个前所未见的中国经济体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屹立不摇，只不过受到短暂的挫折但是仍然继续维持正成长，而且调整一年后，中国在全球经济一片萧条中率先恢复正常的经济运作。西方国家自封的经济导师面子挂不住了，这才是西方国家遭受的最大的打击。

丙. 美国的挣扎


即使西方匆匆颁发了诺贝尔经济奖给美国犹太人克鲁曼也无法解释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脆弱与荒谬，它同样也无法挽回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竞争中的失败。诺贝尔经济奖的含金量很小，它就跟诺贝尔和平奖一样，是西方人抢夺话语权的工具而已，基本上一文不值。事实上，克鲁曼说话的水平和达赖喇嘛差不多，他们都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即使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把中国行为「汇率操纵国」并施压人民币升值也无法挽回美国经济的滑坡，因为问题的本身出在美国的不知储蓄与过度消费，根本与人民币的汇率无关。


想想看，经济本来就是一个软科学，谁都可以朝自己有利的方向胡乱说。不知检讨自己和一昧指责别人是美国国会的老把戏，其实美国自己滥印美元并且配合对欧亚国家进行各种金融狙击才是最大的「汇率操纵国」。美国有什么资格扮演世界裁判？


事实上，美国可以压迫日圆升值，因为日本是美国附庸；中国人爱面子又有实力较劲，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肯定会踢到铁板，压力越高越不可能成功。


读者必须明了，每次美国财政部（Treasury Department）拍卖不出去的政府公债（Treasury Bill，简称 T-Bill）就由美国联储会来购买，其实就是由美联储印钞票补上。也就是说，美国政府花钱能借就借，借不到就自己印。呵呵呵，天下的好事都被美国占尽了！


美国经济已经进入靠借贷和印刷钞票来维持，这是不可能持久的，美国衰落的征兆非常明显。


丁. 经济崛起必然带动中国的科技与军事发展


经济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基础。想想看，只要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凭着中华民族的聪明与勤劳，什么科学技术发展不出来？什么先进武器研发不出来？


我们要明白，直到明朝，中国的科学技术是长时期领先世界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只不过回到几千年来中国在世界上应有的位置而已。


中国的发展是全方位的，美国赢不了这场经济战。


从经济的观点出发，「美消中长」已成定局，唯一可能的变数是战争。


是的，一个更健康的多极世界即将到来，全球财富将会得到更合理的分配。


（三）美国政治操作的精髓

美国的政治操作是承袭英国的帝国主义，但是手法更加精致与细腻。


甲. 英国的外交国策


让我们回想一下，英国是个领土只有24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大约是广东省加海南岛的面积），人口不过六千一百万（2009年的统计），但是英国曾经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殖民地，面积和人口都超过本身领土和人口的数倍而且遍布全球，是真真实实的「日不落国」。英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单凭武力是不够的，必须有策略。


我们不禁要问：英国在全世界殖民的策略是什么呢？


回答是：尽量在全世界制造纠纷和冲突使自己有插手干预和出面调停的机会。


英国这个扩张和控制殖民地的策略是非常聪明的，靠着分化与挑拨就可以控制远比自己辽阔的土地和远比自己众多的人口，靠着调停就可以获取庞大的利益。


乙. 检验英国的外交国策


让我们用历史检验英国的作为：


a. 1893年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划分国界的时候，英国人使坏，故意把一部分普什图族（Pashtun，阿富汗的主要民族）居住的地方划归巴基斯坦，这就是有名的“杜兰线”（Durand Line）。“杜兰线”造成巴基斯坦西北省严重的分裂倾向和巴阿两国的心结。


b. 1914年英国外交部长麦克马宏（Henry McMahon）不顾中国的反对强行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约把大片藏人居住之地划归印度，这就是恶名昭彰的“麦克马宏线”（McMahon Line）。“麦克马宏线”直接造成1962年的中印战争和中印之间六万平方公里的长期边距纠纷。


c. 1947年，英国最后一任印度总督蒙巴顿（L. Louis Mountbatten）正式公布了印巴分治方案，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蒙巴顿方案」。「蒙巴顿方案」的核心是按宗教，而不是按语言、文化和民族的区别来划分自治领域。这个方案立刻造成无穷的后患，尤其是使查莫和喀什米尔的归属成为悬案，造成印度与巴基斯坦在独立后立刻围绕喀什米尔问题兵戎相见。


d. 英国统治马来西亚期间让华人经商、让马来人当兵，马来西亚独立时英国没有给予充份的调整时间，造成华人有钱、马来人有枪的局面。傻瓜也知道会发生什么。


e. 英国眼看中国收回香港之势已成定局就立刻在香港进行“民主运动”（政治地雷）和超大规模的工程建设（金钱掠夺），刻意放宽银行贷款使香港已经价格过高的房地产攀升到了疯狂的顶价，表面上制造英国人统治香港的繁荣，暗地?为回归后的香港埋下经济泡沫的地雷，真可谓一举两得。还记得西方媒体在回归前集体唱衰香港、预测香港末日的交响乐大合唱吗？


丙. 左宗棠怒斥英国使者


YST 再说一个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发生在清朝末年的历史故事。


1870年，中亚浩罕王国的军事强人阿古柏已经侵占新疆的大部分的土地并自立为王，俄国侵占新疆省的伊犁地区，日本派兵窥视台湾。西北的边防和东南沿海的海防同时告急，于是在清廷内部引发了「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认为二者不能兼顾，主张放弃塞防，把省下来的钱来加强海防。左宗棠坚决反对，认为西北领土在国防上非常重要，如果“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将更加招致英、俄的渗透。


1875年（光绪元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深刻了解补给问题对战争的重要性，尤其新疆的补给线特别长，于是提出了“缓进速战”的作战方针。在准备任务尚未完成时，不宜速进；在做好一切准备后，就要速战速决。


1876年，在完成后勤保障的任务后，左宗棠出兵伐寇，大军进驻肃州（今甘肃酒泉）。新疆地形北广南狭，因此“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左宗棠根据这个特点定下了“先北后南”的作战方针。左宗棠的大军先进军北疆，攻克乌鲁木齐之后，再分兵两路南下，越天山，收复吐鲁番，打开了通往南疆的门户。阿古柏逃到库尔勒，服毒自杀。


英国看到中国军队即将收复南疆，于是出面“调停”，要求清廷允许阿古柏的残部在喀什创建独立王国。左宗棠驳斥道：英人要为他们立国，可以割英国的土地给他们，凭什么拿我们的沃土作人情！


左宗棠大将军说得好，中国打了胜仗反而要割让土地给败军立国，天下有这种“调停”吗？


想想看，浩罕王国的残兵在喀什繁衍，新疆此后还能有安宁吗？


英国人居心的阴毒在这种外交“调停”中再明显也不过了。


英国在国外到处种下动乱的种子，这是英国外交的基本国策。


英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道理就在有动乱，英国才有机会出面“调停”。


丁. 美国接手英国的帝国主义


美国是英国帝国主义的继承者，不但深得英国的真传，更把手法发扬光大。当然，无论财力或军力美国的本钱都比英国大得多，因此美国能用的手段自然多得多，但是基本策略和操作精神是一样的。


美国的高明处是她的格局比英国大得多。我们举两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例子来帮助。


第一个例子是亚洲战场。


中国对日抗战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开端了，但是美国添加对日战争是1941年。如果没有「珍珠港事变」，美国是不会参加对日战争的。不但不会参加，美国在1931~1941这年中还贩卖战略物资给日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铁和石油。美国不但发战争财，而且在等待时机。


你一定会问：美国在等什么？


答案是：美国在等中国的战败和投降，然后她可以出面调停。


美国绝不会主动出兵帮助中国，但是也绝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后者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美国只要等到中国投降或完全失去抵抗力，她就可以出面调停，不费一兵一卒地分到一杯羹。美国分这一杯羹是拿稳的。想想看，以美国的实力要分一杯羹，日本不敢不给，而中国已经亡了，根本没有说话的力量，只能听天由命。


美国等待出面调停是一个稳赚不赔的无本生意，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这个现实之所以没有兑现是因为中国作出拼死的抵抗，奇迹式地居然没有倒下。这才打破了日本的野心和美国的精明盘算。


第二个例子是欧洲战场。


二战后期当联军准备反攻时，罗斯福考虑从诺曼底登陆，斯大林也赞成从诺曼底登陆，但是邱吉尔建议从巴尔干半岛登陆。罗邱史三个人都是了不起的战略家，他们非常清楚登陆点不同的选择所导致的后果。如果登陆点是巴尔干半岛，那么二战后东欧就纳入联军的势力范围；如果登陆点是诺曼底，那么二战后东欧就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英国在二战时差一点亡国，靠着强大的海军才避免了步法国的后尘，所以说话的力量不足。外交是凭实力说话的，最后的决定当然是诺曼底。


斯大林的选择容易又自然，因为他是直接获利者。


那么，罗斯福为什么要选择诺曼底，把东欧送给斯大林呢？


答案是：只有把东欧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欧才离不开美国的保护。


罗斯福是一个真正高瞻远瞩的战略家。他非常清楚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战后的欧洲一定会形成东西两个阵营。如果单凭苏联的实力是敌不过整个欧洲的，那时候美国就变得多余了，没有可能主导欧洲的事务。如果苏联拥有东欧，那么西欧单独对抗苏联领导的东欧集团是不可能的，必须仰赖远隔重洋的美国。


看到没有？


隐藏在罗斯福战略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制造全球的动荡、不安与恐惧，如此这般美国才能成为世界的平衡者和领导者。


美国这个战略的基本精神其实和英国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格局要大很多。


（四）岛国的悲哀


甲. 传统意义上的岛国


YST 记得大约三年前吕秀莲大谈台湾的海洋文化，不断夸耀台湾的地理环境和海洋立国的优越性。


吕秀莲是一个没有见识又多嘴的政客，成天胡说八道，自以为有国际观和外交上的天才，其实连最基本的地缘政治都不懂。


在二一世纪的今天，任何岛国是完全没有前途的，这是岛国的悲哀。


未来主宰世界的，不论是全球强权或者区域强权一定都是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大陆国家，譬如中国和印度。


你一定会问：为什么？


这个答案实在太简单了。任何岛国，不论是英国还是日本，大陆国只要派出一个舰队就困死你。岛国是不经打的，岛国的海军一旦被消灭，全国人民无处可逃。


你一定会再问：岛国也可以创建强大的舰队呀！


答案是：岛国的资源都很差，要比建设海军是比不过对岸的大国的。战争一久就进入消耗战（war of attrition），岛国必败无疑。


乙. 非传统意义上的岛国


地球最大的陆地板块就是欧亚大陆，不但面积大，而且人口众多，后者尤其重要。与欧亚大陆这个巨无霸的块头相比，其他像北美洲这样的陆地都是“岛”，一个非传统意义上的岛。因此我们可以把美国看成一个很大的岛国，一个非传统意义上的岛国。


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化中心都在欧亚大陆，因为地广人多。美国的崛起不过是最近六年的事，而且是战争下的偶然，这就像香港因战争而偶然发迹一样，不会长久的。世界的中心必定会转换到欧亚大陆，就好像亚洲的金融中心必定从香港回到上海。


从全球的观点来看，美国这片土地与欧亚大陆相比不过是比英伦三岛大很多的岛国而已，这种形势和英国与日本都非常相似。


美国的人口也不比传统的岛国日本多了多少，人口是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全球化后的经济更是如此。


丙. 美国成为世界中心是违反历史规律的


美国被两个大洋隔开，本身是孤立的，一个三亿人口的孤立小世界不足以成为世界中心。美国必须在欧亚大陆不停地制造意识形态的对立、各种战乱、各种恐惧、各种不安、周期性的金融动荡．．．．等等，然后美国派出强大的海军舰队、陆战队士兵和金融专家把这些问题摆平，这就把势力范围伸延到欧亚大陆了，不但获取丰厚的利益，而且调停的身份使地处偏远的美国成为全球中心。


在全球制造矛盾和冲突是美国霸权必须施展的生存之道。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天的美国成为世界中心是违反历史规律的，就好像香港在冷战期间成为金融中心违反历史规律是同样的道理，这些都是战争造成的偶发事件，是不可能持续的（unsustainable）。


这种「不可持续性」正考验着美国。美国在中东和中亚的战争、对亚洲和欧洲的金融袭击、在欧亚大陆处处点火和制造对立、占全球军费一半的国防预算、研发各种非常先进武器、推销各种牵强附会的人权论述与民主论述．．．．，这些都是「先制造问题、再“调停”问题」所必需的具有的手段与能力。


摆在眼前的是，60年下来美国已经力不从心了。


在第二节我们说，美国现在处于 desperate 的阶段，她必须赌一把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譬如发动伊朗战争。但是如果这一把赌输了，美国就必须做出战略收缩，譬如考虑放弃在欧亚大陆的势力范围。


读者不要对美国的强大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现在的一超独霸是天经地义。当前的政治形势正在酝酿着剧变，美国的霸权其实非常脆弱。


YST 把话说白了。孤立在北美洲的美国要辐射她的全球影响力全靠海军，中国只要创建六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就可以保证把美国势力逼退到夏威夷。什么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除了台湾，都是没有后勤保障能力、非常小的孤岛，有些甚至是无人居住的礁石，在中国航空母舰战斗群的威慑巡弋下它们都是纸糊的篱笆。


中国拥有六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不是梦想，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为什么？


回答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很轻松地（不需要节衣缩食）就可以支持每年增长10％的军事预算。六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算什么？


想想看，如果美国的势力范围收缩到夏威夷，美国就真的成了边缘国了。美国能不着急吗？
作者: montreal1999    时间: 2010-3-28 21:17
好文.顶.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0-3-30 20:41
标题: 中国为什么不敢报复美国？除了台/新/藏外，另外的睾丸（高干纨绔子弟）？
巴西报复美国措手不及，看中国与美摩擦绝地出击 环球风云

最近，由于美国此前几日单方面的对巴西采取贸易保护的措施，致使巴西大光其火，迅速于开展了对美国的报复措施，一下子列出了102种商品，并对着些商品大幅提高关税，有的甚至达到了百分之百，在这一轮的贸易争端中，我们逐渐看到，几个问题。下面，我们将对这些问题做一下简单的分析。

第一个巴西贸易报复，美国措手不及——报复范围比较广

此次巴西如同一个敏捷的猎豹一样在美国宣布对巴西制裁的几乎同时对美国进行了贸易的制裁。而且这次巴西制裁的有三个特点，第一制裁美国的范围比较广；第二反应快，让美国措手不及；第三个是高调，力图让美国每一相关的企业和人都知道，一旦美国政府作出出格的事情，巴西可能会加大制裁的力度；并不惜扩大制裁的范围，从而达到威慑美国的目的。

而巴西卢拉也出人意料的出现在镜头上，对美国的这次经济制裁进行说明，并且对美国的制裁发出了反制裁的言论。

美国过去未曾遇到这样的反抗，一时间，有些懵了！

第二个美国希拉里，迅速软化 。

美国的迅速软化，也出乎了人们的意料！这是美国吗？对巴西的如此强硬，美国现实了一贯的心虚的态度，一时间，为了缓和和拉丁美洲做出了快速的妥协。

第三个为何巴西敢于挑战美国

美国和巴西之间的贸易额大概有400亿美元，对美国来说不是最多的一个。可是为什么巴西却敢于向美国发起挑战和进攻呢？这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巴西是南美洲的大国，一直以来都在寻求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次巴西对美国高调的进行反制裁，在拉丁美洲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并为自己积累了统领南美洲的政治资本。

2、美国还是害怕失去拉丁美洲。拉美最近向左转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美国的衰落，一些反美国家的兴起，都在刺激着美国，到底怎么对待这一片自认为是自己后院的土地。其实美国是害怕自己失去这片曾经自豪的地缘政治利益的。



3、阿根廷在先，防止变成第二个阿根廷。阿根廷和英国争夺马岛的事件，还没有完，美国就逼上来了，作为南美洲的大国，就要有个大国的样子，至少也能做做样子。这次巴西怒目相向美国，完全是做到了一个负责人大国的应该做的事情。

这样看来，巴西将在以后的岁月当中，担当起统领南美的任务。而且作为金砖四国中，俄罗斯和美国在某些方面平起平坐，印度成了美国潜在的战略盟友，巴西又举起了反抗美国的大旗，看来世界风云变化，已经开始酝酿一场暴风骤雨了。

第四个这次美巴贸易冲突，带给中国什么启示

这次美巴贸易战，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呢？巴西不惜将制裁的贸易范围扩大，其根本是想在美国制造更大的影响和激起更多的人的利益，从而对美国政府施压，现在看，这些目的达到了。美国在一些敏感的方面是承受不起，巴西的高额的关税的。因此美国软了下来。

纵观中国这一年以来和美国打交道的做法，却过于站在美国立场上，看待问题。一直将中美关系作为国家外交和利益的核心，对于美国的一再贸易壁垒采取回避或者避重就轻的态度，试想如果中国采取巴西一样的措施，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早就软了下来。

所以巴西这次动作依然让中国明白，美国还是纸老虎。只要敢于在涉及自己利益的问题上斗争。

第五个中国现在是否可以联合盟友，绝地出击

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越来越深，而美国可以制裁和操纵的国家越来越少，算下来，只剩下中国和日本了，就连沙特，美国也有些控制不住了。所以，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将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和中国无休止的经济贸易战。

现在情况已经非常的明朗了，即便中国在目前的所有问题上，退一步，甚至是做出原则性的让步，美国也不会轻易的放过中国的。他依然会向中国发起一波一波的攻击，而美国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拿走中国积累的资金，连同中国曾经的荣耀和国家的完整。

靠着回避和忍让，是不会换来美国的尊重的；甚至是轻蔑！

第六个对美国是釜底抽薪，还是继续养虎为患

现在美国好像是吃定中国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涉及一些敏感人的问题，是不是自己先暴露出来，打掉美国攥住中的小辫子。所以，在处理现在比较急迫的中美关系时，首先要做到自己身体硬朗，然后逐渐的端掉美国对中国的控制，之后才能对美国开展制裁。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釜底抽薪，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继续的养虎为患。

第七个中国也要宣布制裁美国措施，敲山震虎

在世界范围内，反美的浪潮一次次的扩大，到底谁可以成为这次世界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主要的领导者？那么中国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宣布开始制裁美国，从而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还有待观察。

第八个美国找到软柿子，中国应积极准备战争，

而在应对美国制裁中国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美国的惯用手段就是：老太太买柿子——专挑软的捏。因此，美国是有备而来的。那么中国是不是继续这样韬光养晦下去，还是积极准备，哪怕是战争呢？

总之，企图通过讲道理，感化美国是不现实的了。因此，要么进行贸易报复，要么就是准备战争。寄希望于我们低调的处理中美冲突，到头来即丢人，又丢分，恐怕还要丢掉国土和尊严。

得不偿失啊！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0-4-18 14:53
殉难的华沙 狂欢的巴黎
本文摘自《书屋》杂志2004年第10期 作者：肖雪慧
1944年8月，华沙和巴黎先后爆发了反对德国占领军的人民起义。六十年过去了，但两场起义在起因、过程和结局等诸多方面都有耐人寻味的可比性。
一、华沙起义
（一）华沙罹难于纳粹德国行将总崩溃时
1944年6月盟军诺曼底登陆后，不断由西向东推进。7月下旬，苏联地面部队从东面逼近已经沦陷近五年的华沙，空军开始在靠近华沙的机场起飞轰炸驻扎华沙的德军。横行欧洲数年的纳粹德国已作困兽之斗。
整个二战中，波兰承受了最深重的民族苦难，但不屈的人民在纳粹铁蹄下一直进行着有组织的地下抵抗。随着战局进展，解放的曙光已然露出，起义准备在进行之中。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授权波兰地下军领导人适时举行总起义，阻止德军在波兰境内特别是在首都华沙死守作战。长时间以来，苏联电台也一直敦促波兰人发动总起义，并承诺提供军事援助。7月29日，莫斯科电台播放呼吁，要求华沙地下组织举行反德国占领军暴动，加速最终解放进程。呼吁指出德军设置防守据点进行抵抗的计划会给城市造成破坏。整个呼吁以“不积极奋起自救，一切将化为乌有”的警告结束。31日傍晚，苏军坦克在华沙东面突入德军防线，德军已开始从华沙撤退。从德国军用无线电台得知这一消息的波兰地下军司令部决定于次日下午五点举行起义。
8月1日，也就是莫斯科电台播放呼吁之后第三天，华沙起义爆发了。起义者从下午五点开始进攻占领军，不到十五分钟，全城百万居民都卷入了战斗，三天内控制了大部分地区。但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对起义的华沙人具压倒优势的德军从各个据点进行疯狂反扑，起义者吁请近在咫尺的苏军支援。如果此时得到援助，起义前景仍然光明。然而一直敦促波兰人发动总起义的苏联电台沉默了，先前承诺的军事支援不仅拒绝兑现，苏军还停止了对驻华沙德军的空中轰炸和地面进攻，而且后撤了一段距离。在一场灭顶之灾和大屠杀即将降临华沙的紧急情况下，从8月初到8月中旬，丘吉尔和罗斯福一再致电斯大林敦请采取支援行动未果，不得已，只好努力从一条远得不能再远的空中航线向华沙抵抗战士空投军火和食品，但执行任务的英国或美国飞机空投后需要就近在苏联领土着陆加油。然而就连这一请求也遭断然拒绝，理由是“苏联政府不希望直接或间接跟华沙的冒险发生瓜葛”〔1〕。鉴于华沙情况危机，20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再次致电斯大林：“如果华沙的反纳粹分子事实上被弃置不顾，世界舆论会说些什么。我们深信我们三人都应竭力从那里拯救尽可能多的爱国者。我们希望你们向华沙的波兰爱国者空投救济补给品和弹药，不然，你们能否同意帮助我们的飞机来迅速进行空投。我们希望你会赞同。时间因素是极端重要的。”斯大林在两天后的回电中干脆把起义说成“罪犯集团旨在夺权而在华沙发动冒险事件”〔2〕。——战后，由于斯大林这一断语以及清除异己的需要，曾长期坚持抗德斗争并在华沙起义中流血牺牲的波兰抵抗战士，死者蒙污，幸存者入狱，直到1956年才恢复名誉。
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华沙人几乎赤手空拳地进行着无望的斗争。一位华沙妇女致教皇的信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最尊敬的圣父……三周以来，我们固守着我们的要塞，缺食少药，华沙已成废墟。德军残杀各医院中的伤员。他们驱使妇孺走在他们前面，以保护他们的坦克。关于孩子们用汽油瓶跟坦克战斗并烧毁坦克的报道毫无夸张之处。我们母亲眼看着儿子们为祖国和自由而牺牲……现在没有人援助我们。俄国军队在华沙的大门口已经三周了，但寸步不前。来自英国的援助不足。世界无视我们的战斗，只有上帝和我们在一起。”〔3〕
德军从空中和地面狂轰滥炸了六十三天。10月2日，这个英雄城市投降了。在投降前的最后几次广播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是地地道道的老实话。我们遭受的待遇比希特勒的仆从国还要坏，比意大利、罗马尼亚、芬兰更坏。公正的上帝，对波兰民族所承受的可怕的不公正作出裁决吧，希望他因之惩治那些犯罪者。”〔4〕
三个半月后的1月17日，苏军作为华沙的“解放者”入城时，华沙已是一座尸横遍地、到处瓦砾和废墟的空城。莫斯科电台“7.29”呼吁的最后一句话是“不积极奋起自救，一切将化为乌有”，华沙人民英勇奋起了，苏军坐视起义者溃败和遭屠杀，华沙真正“化为乌有”了。
（二）不是第一次罹难
波兰有上千年悠久历史，人民资质聪明、气度恢宏、宗教信仰深厚，却命运多舛。
在欧洲民族国家大多作为专制君主国家崛起的十五六世纪，波兰走的另一条路：国王由全体贵族选举产生，只有议会才能制定法律。这是一个有国王的共和国，与英国政体颇为形似。但她没有英国的富有和四面环海的天然屏障，也没有山脉构成的屏障和确定的边界，而邻国是与她敌对并虎视眈眈觊觎着她领土的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这三个大君主国。关于波兰的状况和处境，史学家Ｈ·Ｇ·威尔斯是这样说的：“一个贫穷的、天主教的、内陆的不列颠，完全被敌人而不是海洋包围着。”
1772年，波兰第一次被俄、普、奥三国瓜分。经过十几年斗争，通过了有波兰在欧洲国家中的贵族特许状之称的1791年宪法，处境有所改善。但俄、普、奥随即在1793年进行了第二次瓜分。次年爆发科斯丘什科领导的全民起义。俄军镇压了起义，并对起义者和平民进行了大屠杀，波兰的领袖人物被监禁、流放。随之而来的1795年第三次瓜分，把这个共和国从现成国家中一笔勾销。波兰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但她仍然在波兰人心中，人民为重获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从未停息。1831年，波兰人为摆脱俄国统治举行大规模起义，遭到更残酷镇压。数以百计起义领袖被枪杀或流放西伯利亚。从此波兰作为一个被征服的省份接受沙皇统治，并当成危险民族被强制俄罗斯化。波兰固有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人们被强制信奉东正教、被禁止使用自己的语言。俄罗斯化的残酷，从以下事实便可见一斑：十九世纪的波兰有着辉煌的流亡文学，但波兰人要了解自己的文学却只能通过俄文译文来实现。
自1795年第三次被瓜分，历经一百二十三年无望的斗争、等待，直到一战后，被三个专制的世袭王朝合谋灭掉的波兰才又重新作为独立国家站立起来。但东西两面分别暴露在苏俄和德国的敌视和觊觎下。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苏德条约为德国进攻波兰开了绿灯。希特勒在东面有苏联的纵容，又以为西方国家不会援救波兰。9月1日，也就是苏德条约签字一周后，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波兰军队的英勇顽强令德国大为吃惊，但终不敌强大的德军，不到三周就溃灭了，政府被迫流亡。9月17日，与波兰有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派兵从东面入侵，18日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与德军会合。面对大国侵略，发生在首都华沙的最后抵抗伟大而悲壮，血战到9月28日才被德军攻陷。29日，苏德瓜分波兰的条约正式签字，波兰作为一个国家再次被消灭。〔5〕苦难深重的波兰民族要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黑暗、恐怖时期。
（三）死于黎明前夕的波兰抵抗运动
波兰沦陷了，但她很快就组织起一个地下政府。地下政府不仅领导了一个坚强、团结、受绝大多数人民支持的抵抗运动，而且有法院，发行公债，甚至有一个初步的教育制度，还与伦敦的流亡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斯大林既与希特勒合谋瓜分，又趁火打劫，在战争初期毫不费力就攫取了大片领土，之后则听任德国挨个占领欧洲各国，包括与苏联利害攸关的巴尔干国家。但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大举进攻。苏联在为了生存必须与纳粹德国殊死斗争之时，才跟波兰流亡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1944年7月，苏军以解放者身份越过波兰边界，身份与五年前作为希特勒的合谋入侵者和瓜分者越过波兰边界时不同了。但苏军一进入波兰，斯大林立即撇开一直领导着波兰抵抗运动的流亡政府和地下政府，23日设立了一个后来被称作卢布林委员会的傀儡政权。卢布林政权的人与国内抵抗运动没什么关系，当地下组织团结人民进行抵抗时，他们在莫斯科受训；当纳粹德国面临盟军东西夹击已显崩溃之势时，他们被红军运送回波兰；当德军以血腥屠城报复华沙起义时，他们没有为拯救华沙人和华沙城做任何努力。这个听从莫斯科命令的小圈子在波兰毫无代表性、毫无民众基础。但斯大林的既定目标是把卢布林政权强加给波兰以使波兰苏维埃化。华沙起义后，斯大林背信弃义拒绝援助，又设置障碍使英美对华沙的支援难以进行，把正在遭受屠城之难的华沙置于孤立无援境地。他借行将覆灭的纳粹之手除掉了波兰独立抵抗力量，为没有民众基础的卢布林政权清除了竞争对手。
起义的华沙在英勇抵抗六十三天后投降，标志着波兰的独立抵抗运动彻底终结。此时，西欧、中欧国家正纷纷获得解放。
二、巴黎起义〔6〕
（一）一场要避免而未能避免的起义
巴黎起义是在华沙起义之后半个多月举行的。从盟军的全盘战略考虑来说，这是一场必须避免的起义。
巴黎无论对德国方面还是对盟国都极其重要，解放巴黎，无疑会极大地鼓舞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然而，以下原因使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决定推迟解放巴黎。一是过早进攻巴黎势必与决心死守巴黎的德国人发生激烈巷战，这既使横扫法国本土的兵力陷入消耗极大的城市争夺战，又将冒毁灭这座世界名城的危险；二是过早攻占巴黎后盟军要承担的民政责任对部队作战能力造成严重限制，并且为了供应巴黎两百万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要耗费掉部队大量油源，必使进军莱茵河的压倒性目标严重受挫。而巴黎的毁灭、部队作战能力的受限和拖延向莱茵河进军，都是决不允许发生的。最高统帅部拟定了一个可以避免在巴黎打一场破坏性巷战、可以把军队推进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坦克地带、可以节约宝贵汽油的解放巴黎计划。这一从南北方向对巴黎作钳形包围的计划至少要到9月中旬才能完成部署。但如果巴黎发生起义，整个部署将被打乱。为避免出现这种意外，艾森豪威尔向总部在伦敦的抵抗运动各派武装的联合组织“法国国内部队”首脑柯尼希将军发出“坚定指示”，在他发出命令之前，“巴黎或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得发生任何武装行动”，“不能让巴黎发生任何事情改变我们的计划”。
可巴黎人早已急不可耐要摆脱德国占领。尽管华沙烧成一片火海的消息震惊了巴黎，但当美国军队于8月15日在法国南部里维埃拉登陆后，巴黎人要采取行动洗刷四年被占领屈辱的冲动已经不可遏止。当推迟解放巴黎的指令送达国内抵抗组织时，起义准备已经就绪。抵抗组织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使情况陡然间复杂起来。
法国同波兰一样有相当活跃的抵抗运动，但不同于波兰抵抗运动的团结和统一，而是存在多个派别。虽然有“法国国内部队”这一抵抗运动各派武装的联合组织在伦敦协调关系，但各派自成体系，有自己不受联合组织控制和约束的组织结构、隶属关系，协调工作极其困难。其中，戴高乐派和法国共产党是抵抗运动中拥有最强武装力量也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两个派别。戴高乐创立的自由法国是法国最早的抵抗组织。1940年6月贝当投降，7月在维希成立与德国合作的伪政权。维希政权还未成立，戴高乐就在伦敦发表了著名的“6.18”广播讲话，号召法国人民抵抗，并创立了“自由法国运动”，从伦敦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使法国刚被占领，有组织的国内抵抗运动就出现了。此时，作为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法共没有参加反对德国的斗争。直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法共才加入反对德国人的抵抗运动。共产党极强的组织纪律性给抵抗运动带来了最有战斗力的队伍，经过三年努力，法共影响迅速扩大。两大派别除了在反对德国占领上是共同的，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基础，政治目标上更是相互敌对，而法共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联系并接受莫斯科指示也加深了对立。由对付德国占领所掩盖的双方矛盾，在法国临近解放之际便尖锐起来。
双方都希望及早解放巴黎，都想通过解放巴黎这一政治行动确立自己对未来法国的领导权，都清楚没有盟军力量配合的起义代价惨重。戴高乐要求盟军最高统帅部改变计划提前进攻巴黎的努力没有结果，命令国内代表务必防止在盟军兵临城下前举行起义。而巴黎的共产党已经得到上级领导机构命令，决心不计代价——用起义策动者的话说，“巴黎值得死二十万人”——造成共产党领导起义的既成事实。危机一触即发。8月18日，戴高乐派地下组织法国总部发往伦敦的电报叙述了巴黎的紧张局势：“任何抵抗组织稍有不耐所引起的局部事件都足以导致严重麻烦，德军似已决定并集中必要手段进行血腥报复……您有必要向盟军交涉，要求迅速攻占巴黎。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以最尖锐最明确语言正式警告居民避免华沙事件重演。”就在这一天，在一个受法共控制的秘密会议上强行通过决议，决定第二天举行起义。整个起义计划中重要的一点是把戴高乐派领导人蒙在鼓里，使其无法制止起义。
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的情况下，法共巴黎小组和已获知起义即将发生的戴高乐派在8月19日清晨先后举事，这场必须避免的起义终于未能避免。
（二）巴黎危机
起义开头似乎进展顺利，很快蔓延全城。然而巴黎是希特勒不计代价要保卫的。在与德军坦克发生遭遇战后，起义行动当天就陷于困境。受命死守、守不住就把巴黎夷为平地的巴黎城防司令冯·肖尔铁茨已经决定次日天明时对起义实施空中和地面打击。一旦实施这一不可挽回的步骤，巴黎毁灭在即！
然而，这座世界城市的命运对于当事或不当事的各方，都是一个格外沉重的问题。就连一贯奉命行事的德国将军冯·肖尔铁茨也变得犹豫不决。瑞典总领事的严肃警告——“夷平巴黎，会犯下一桩历史永远不会宽恕的罪行”，使他不得不考虑自己承不承担得起毁灭巴黎的罪责。他接受了总领事提议，实行暂时停火，如果停火生效，可以推迟原定的进攻。由德军主动提出的停火对于戴高乐派来说是一个拯救巴黎、控制他们无法防止的起义的意外机会。他们竭尽全力争取在全市实行停火。巴黎起义和停火消息传到伦敦总部，柯尼希将军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巴黎人民发出警告：“对于巴黎市来说，没有比居民听从起义的号召造成更大的危险了。”
但不惜代价发动起义的一方谴责停火是叛国行为，采取一切措施破坏停火，在全城恢复起义势头——虽然这一政治行动的代价可能是二十万条性命和一个世界名城的毁灭。
尽管这样，停火还是在不断发生战斗的情况下勉强维持了两天。这两天给各方都提供了避免最不幸局面出现的时间。国内部队戴高乐派和冯·肖尔铁茨利用这个喘息机会接触、周旋，想要避免或拖延不可挽回的冲突。与此同时，抵抗运动各派都在向盟军呼吁援助。戴高乐派呼吁盟军火速开进巴黎；法共也呼吁盟军支援，但不是要盟军支援兵力而是要盟军在全城大规模空投武器。
这段时间，希特勒派来埋设地雷和炸药的爆破专家已经到了巴黎；冯·肖尔铁茨收到的一个比一个疯狂的希特勒命令也已经到了无法再拖延执行的地步；来向巴黎实行无情惩罚的德军增援部队即将开赴巴黎……
一封21日发给戴高乐的紧急电报中描述了巴黎的危局：“起义星期六发动，靠停火抑制两天……但无法再拖过今晚。似乎可以肯定，明天巴黎将发生战斗，双方力量悬殊，后果悲惨。”

（三）巴黎得救
巴黎已经很难逃脱华沙命运，得救的惟一希望是盟军立即进攻巴黎。
戴高乐亲自出马要求艾森豪威尔向巴黎进军，他失败了。艾森豪威尔关心的是作战进度，拒绝为适应戴高乐的政治需要改变计划。
奉法共上司指派前往盟军总部要武器的使者知道武器救不了巴黎，也呼吁盟军进军巴黎，可是在巴顿将军那里就碰了壁。这位职业军人答复很干脆：盟军是在“歼灭德军，不是收复首都”，抵抗运动未接命令擅自发动起义，现在“得承担后果”。
但使者仍在努力，法国部队驻美军联络官也在努力，并写了个人呼吁：“如果美国军队眼见巴黎发生起义而坐视不救，这将是法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掉的过失。”22日，在可怕命运就要落到巴黎和巴黎人民头上之际，艾森豪威尔不容更改的军事计划更改了。执行进军巴黎任务的是美国第十二集团军下属的法军第二装甲师。集团军首脑布雷德莱将军不容许因战事使巴黎遭受严重损坏，对装甲师师长提出“巴黎决不许有任何重大战斗”的要求。这个美国军人在他的第二十一号战地命令中更明确规定：“向巴黎进军决不能用重大战斗来完成。我们只要能避免，不希望在该市进行任何轰炸或炮击。”第二装甲师的直接上级则在派美军第四步兵师支援装甲师的同时，抽掉了装甲师两营炮兵，为的是“我不希望他们以为一遇上一支机枪挡道就可以用迫击炮还击，而毁掉巴黎”〔7〕。
23日一早双方战斗全面恢复。如果军队一两天内赶不到巴黎，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在所难免。就在起义者弹尽粮绝、毫无希望之时，第二装甲师已经于头天晚上日夜兼程向巴黎进发，二十四小时后第四步兵师在倾盆大雨中向巴黎挺进。24日，当几个执行报复的党卫军师正赶赴巴黎时，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四步兵师先后到了巴黎。
巴黎得救了。
8月25日，狂欢的巴黎沸腾了。此时，在先于巴黎十八天起义的华沙，孤立无援的起义者正在做无望的战斗。
三、两场起义不同命运背后
华沙起义和巴黎起义的不同结局令人深思。
从抵抗运动内部情况看，以华沙为领导中心的波兰抵抗运动团结、统一，不似法国派系重重、互相争斗和牵制。在时间选择上，华沙起义说得上适时：一方面有援助的承诺；另一方面，再三呼吁华沙总起义并承诺援助的苏联，其军队已经兵临城下，不致在该进行援助时鞭长莫及。巴黎起义则不仅没有外部力量不断催促，反而是盟军采取措施要坚决防止的，对这要防止发生的起义，盟军当然不会作援助承诺。
如果对两场起义作预测，华沙起义因抵抗运动内部的团结统一和起义时机选在可以履行驰援承诺的军队已近在眼前，它应是一场胜券在握的起义——事实上，起义一开始就显示了胜利势头。德国将军冯·梅林津后来承认，华沙起义对德军构成很大威胁。他以为是俄军没能与起义者接上头，才使德军面临的“紧张形势有所缓和”。缺乏这两大条件，在既定政治目标支配下一意孤行发动的巴黎起义，其逻辑结局如果不是惨败，至少也是必将付出不可承受之重代价的“惨胜”。然而，实际的结局恰恰相反。华沙罹难了，巴黎解放了。
华沙血战了六十三天，遇难的地下军战士和平民达二十余万之多，独立抵抗运动就此被彻底消灭，城市则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巴黎从起事到解放，总共六天，中间还有两三天不稳定停火，城市基本完好无损，没有大的人员伤亡。从双方全面恢复交火到25日晨德军最后一个据点投降，其间四十八小时战斗中，约两万德军被俘，伤亡三千二百人。第二装甲师在赶到巴黎投入战斗的一天中，死四十二人，伤七十七人；平民死一百二十七人，伤七百一十四人。虽然每一伤亡对承受它的个体都是不可挽回的不幸，但对于一场准备付出死二十万人代价的起义来说，能以不大的人员伤亡实现解放，又实在太幸运。
华沙蒙难于斯大林的背信弃义。背信弃义背后，是这个大国首脑控制整个东欧的计划。要想对任何国家进行有效控制，关键是一个完全受其操纵的政权。关于二战后东欧除南斯拉夫之外各国政权的性质，有人说它们是红军用行李车运送给各国的，此话大致不错。但运送来的政权在波兰是难以立足的。历史上，沙俄屡次瓜分波兰并且曾把她作为一个省来统治，沙俄统治者深知波兰的反抗传统。苏俄领导人斯大林也清楚了解这一点，而且目睹了整个二战期间波兰抵抗运动的有组织性和团结统一，以及抵抗力量在人民中的声望和号召力。此外还有关键的一点：作为抵抗运动中坚的地下军忠于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且对苏联与德国合谋入侵和残害波兰记忆犹新，有着强烈的反苏情绪。他很清楚，他们日后必将对苏联的控制构成最严重的挑战。可以说，起义者落入了借德军力量为苏式政权清扫障碍、为今后一劳永逸地消除反对派的算计之中。不仅借刀杀人，据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克格勃全史》，起义被德国军队镇压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立即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去扫除地下军残余。
而对于预测一场起义的结局来说，背信弃义、阴谋诡计以及老谋深算的背后目标（通过扶持傀儡政权对一个国家进行牢固控制），它们不在正常思维之内。
巴黎起义是一意孤行的产物。巴黎得免于难，有赖于多种与导致华沙蒙难结局相反的非预测性因素。
在美英苏三大国结成反法西斯联盟期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深刻分歧使美英与苏联之间既合作又防范，双方都有基于地缘政治目的的考虑，都极力要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在这些方面，双方没有多少区别。基于反对法西斯危险的共同需要，美英给成为盟国的苏联提供了大量武器和其他物质援助，但又警惕着共产主义向西方国家蔓延，所以在给欧洲各沦陷国家的抵抗运动空投武器时，武器尽可能不投往抵抗运动由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然而，欧美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和对自由的珍视使这些国家的民选领袖在精神和行为方式上，毕竟与受专制传统浸润、经由“秘密活动＋暴力”的公式和途径获得最高权力的终身领袖判然有别。在这方面，丘吉尔很有代表性。希特勒进攻英国遭挫败后，转而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悍然进攻苏联。正如他进攻波兰之前作了一个错误判断，以为西方国家不会对这个小国履行援救义务，这次又作了错误判断：指望对共产党苏联的进攻会得到美英资本家和右翼的同情。然而，强烈反共的丘吉尔的态度是：“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倒希特勒……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尽管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条约和秘密协定，对二战的爆发难辞其咎，之后又坐视一个个欧洲国家沦陷，对孤军作战的英国似乎将面临的毁灭幸灾乐祸，对德国每打一个胜仗都给以祝贺，并源源不断把大批重要原料送到德国。但希特勒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丘吉尔当晚就发表广播讲话：“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我眼前看到的是，俄国的士兵们站在他们故乡的门旁……捍卫着他们的家园，母亲和妻子们在家乡祈祷……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8〕整个苏德战争期间，英国不断给苏联以武器援助，其中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质是把美国援助英国的调拨给了苏联。美国更是给了最多的援助〔9〕。
当巴黎起义引发危机后，解决危机所寄望的盟军总部作的抉择与丘吉尔颇为类似。盟军最高统帅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但一个古老城市和这个城市两百万居民的安全重于意识形态考虑。所以，戴高乐强调的尽快进军以防止共产党控制法国的理由没有说动不喜欢共产主义的艾森豪威尔改变计划，但巴黎和巴黎人即将遭遇的灭顶之灾迫使他改变了计划。无论是他还是最高统帅部其他人都不能因为巴黎人不听劝阻举行起义而心安理得任由其承担后果，不能为了已拟定的战略计划而置巴黎于不顾。对作战计划所作的不情愿改变乃巴黎得救的决定性因素。
当伦敦收到共产党要求空投武器的无线电呼吁后，法国国内部队首脑柯尼希在决定是否空投武器时也作过同样性质的抉择。他是竭力要防止这场起义的人。当起义已经发生且惟一拯救巴黎的停火机会又被彻底破坏，使艾森豪威尔改变计划提前进军巴黎似乎也不可能，而且这位实际上是戴高乐派的将军知道空投的武器大多会落到法共手中。但他不能眼看同胞用手枪和老式步枪同德国坦克作战，宁可不顾使共产党人得到武器和控制政权的政治后果，决定向巴黎空投武器。只是由于最高统帅部终于决定进军巴黎，武器空投计划才未付诸实施。
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派往盟军总部的代表违背其法共上级要武器不要士兵的命令，自行决定说服盟军出兵，并且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戴高乐也未能实现的目标。二是驻守巴黎的那位德国将军面对毁灭巴黎这一疯狂任务时有对历史罪责的顾忌，所以要竭力避免与起义者全面交火，甚至希望美国军队赶在增援的德军之前到达巴黎。
巴黎最大的幸运在于：它求救的对象在作重大决定时有道义上的考量。如果求救对象除了政治功利的考虑而不在乎别的，巴黎就只有充当政治棋盘上一颗棋子的份，存亡莫卜；如果求救对象道义上无所遵循无所顾忌，正好不必承担责任而让一意孤行发动起义的派别自食其果，哪怕会有很多平民为此陪葬。这种精神素质与制度安排相互凭借和支持，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灾难。相反，极权制在本性上就无节制无道德顾忌，而它的权力斗争规律也与此相应：最有机会胜出的是在选择手段上最无顾忌的人。体制性的无节制与最高权力的无顾忌，使得为了既定目的而不惮于放手制造任何灾难，同样具规律性。六十年前两场起义的不同际遇为此提供了最鲜明的对照，这种对照在之后的六十年间更是不断以不同方式或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殉难的华沙 狂欢的巴黎
本文摘自《书屋》杂志2004年第10期 作者：肖雪慧
1944年8月，华沙和巴黎先后爆发了反对德国占领军的人民起义。六十年过去了，但两场起义在起因、过程和结局等诸多方面都有耐人寻味的可比性。
一、华沙起义
（一）华沙罹难于纳粹德国行将总崩溃时
1944年6月盟军诺曼底登陆后，不断由西向东推进。7月下旬，苏联地面部队从东面逼近已经沦陷近五年的华沙，空军开始在靠近华沙的机场起飞轰炸驻扎华沙的德军。横行欧洲数年的纳粹德国已作困兽之斗。
整个二战中，波兰承受了最深重的民族苦难，但不屈的人民在纳粹铁蹄下一直进行着有组织的地下抵抗。随着战局进展，解放的曙光已然露出，起义准备在进行之中。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授权波兰地下军领导人适时举行总起义，阻止德军在波兰境内特别是在首都华沙死守作战。长时间以来，苏联电台也一直敦促波兰人发动总起义，并承诺提供军事援助。7月29日，莫斯科电台播放呼吁，要求华沙地下组织举行反德国占领军暴动，加速最终解放进程。呼吁指出德军设置防守据点进行抵抗的计划会给城市造成破坏。整个呼吁以“不积极奋起自救，一切将化为乌有”的警告结束。31日傍晚，苏军坦克在华沙东面突入德军防线，德军已开始从华沙撤退。从德国军用无线电台得知这一消息的波兰地下军司令部决定于次日下午五点举行起义。
8月1日，也就是莫斯科电台播放呼吁之后第三天，华沙起义爆发了。起义者从下午五点开始进攻占领军，不到十五分钟，全城百万居民都卷入了战斗，三天内控制了大部分地区。但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对起义的华沙人具压倒优势的德军从各个据点进行疯狂反扑，起义者吁请近在咫尺的苏军支援。如果此时得到援助，起义前景仍然光明。然而一直敦促波兰人发动总起义的苏联电台沉默了，先前承诺的军事支援不仅拒绝兑现，苏军还停止了对驻华沙德军的空中轰炸和地面进攻，而且后撤了一段距离。在一场灭顶之灾和大屠杀即将降临华沙的紧急情况下，从8月初到8月中旬，丘吉尔和罗斯福一再致电斯大林敦请采取支援行动未果，不得已，只好努力从一条远得不能再远的空中航线向华沙抵抗战士空投军火和食品，但执行任务的英国或美国飞机空投后需要就近在苏联领土着陆加油。然而就连这一请求也遭断然拒绝，理由是“苏联政府不希望直接或间接跟华沙的冒险发生瓜葛”〔1〕。鉴于华沙情况危机，20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再次致电斯大林：“如果华沙的反纳粹分子事实上被弃置不顾，世界舆论会说些什么。我们深信我们三人都应竭力从那里拯救尽可能多的爱国者。我们希望你们向华沙的波兰爱国者空投救济补给品和弹药，不然，你们能否同意帮助我们的飞机来迅速进行空投。我们希望你会赞同。时间因素是极端重要的。”斯大林在两天后的回电中干脆把起义说成“罪犯集团旨在夺权而在华沙发动冒险事件”〔2〕。——战后，由于斯大林这一断语以及清除异己的需要，曾长期坚持抗德斗争并在华沙起义中流血牺牲的波兰抵抗战士，死者蒙污，幸存者入狱，直到1956年才恢复名誉。
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华沙人几乎赤手空拳地进行着无望的斗争。一位华沙妇女致教皇的信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最尊敬的圣父……三周以来，我们固守着我们的要塞，缺食少药，华沙已成废墟。德军残杀各医院中的伤员。他们驱使妇孺走在他们前面，以保护他们的坦克。关于孩子们用汽油瓶跟坦克战斗并烧毁坦克的报道毫无夸张之处。我们母亲眼看着儿子们为祖国和自由而牺牲……现在没有人援助我们。俄国军队在华沙的大门口已经三周了，但寸步不前。来自英国的援助不足。世界无视我们的战斗，只有上帝和我们在一起。”〔3〕
德军从空中和地面狂轰滥炸了六十三天。10月2日，这个英雄城市投降了。在投降前的最后几次广播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是地地道道的老实话。我们遭受的待遇比希特勒的仆从国还要坏，比意大利、罗马尼亚、芬兰更坏。公正的上帝，对波兰民族所承受的可怕的不公正作出裁决吧，希望他因之惩治那些犯罪者。”〔4〕
三个半月后的1月17日，苏军作为华沙的“解放者”入城时，华沙已是一座尸横遍地、到处瓦砾和废墟的空城。莫斯科电台“7.29”呼吁的最后一句话是“不积极奋起自救，一切将化为乌有”，华沙人民英勇奋起了，苏军坐视起义者溃败和遭屠杀，华沙真正“化为乌有”了。
（二）不是第一次罹难
波兰有上千年悠久历史，人民资质聪明、气度恢宏、宗教信仰深厚，却命运多舛。
在欧洲民族国家大多作为专制君主国家崛起的十五六世纪，波兰走的另一条路：国王由全体贵族选举产生，只有议会才能制定法律。这是一个有国王的共和国，与英国政体颇为形似。但她没有英国的富有和四面环海的天然屏障，也没有山脉构成的屏障和确定的边界，而邻国是与她敌对并虎视眈眈觊觎着她领土的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这三个大君主国。关于波兰的状况和处境，史学家Ｈ·Ｇ·威尔斯是这样说的：“一个贫穷的、天主教的、内陆的不列颠，完全被敌人而不是海洋包围着。”
1772年，波兰第一次被俄、普、奥三国瓜分。经过十几年斗争，通过了有波兰在欧洲国家中的贵族特许状之称的1791年宪法，处境有所改善。但俄、普、奥随即在1793年进行了第二次瓜分。次年爆发科斯丘什科领导的全民起义。俄军镇压了起义，并对起义者和平民进行了大屠杀，波兰的领袖人物被监禁、流放。随之而来的1795年第三次瓜分，把这个共和国从现成国家中一笔勾销。波兰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但她仍然在波兰人心中，人民为重获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从未停息。1831年，波兰人为摆脱俄国统治举行大规模起义，遭到更残酷镇压。数以百计起义领袖被枪杀或流放西伯利亚。从此波兰作为一个被征服的省份接受沙皇统治，并当成危险民族被强制俄罗斯化。波兰固有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人们被强制信奉东正教、被禁止使用自己的语言。俄罗斯化的残酷，从以下事实便可见一斑：十九世纪的波兰有着辉煌的流亡文学，但波兰人要了解自己的文学却只能通过俄文译文来实现。
自1795年第三次被瓜分，历经一百二十三年无望的斗争、等待，直到一战后，被三个专制的世袭王朝合谋灭掉的波兰才又重新作为独立国家站立起来。但东西两面分别暴露在苏俄和德国的敌视和觊觎下。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苏德条约为德国进攻波兰开了绿灯。希特勒在东面有苏联的纵容，又以为西方国家不会援救波兰。9月1日，也就是苏德条约签字一周后，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波兰军队的英勇顽强令德国大为吃惊，但终不敌强大的德军，不到三周就溃灭了，政府被迫流亡。9月17日，与波兰有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派兵从东面入侵，18日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与德军会合。面对大国侵略，发生在首都华沙的最后抵抗伟大而悲壮，血战到9月28日才被德军攻陷。29日，苏德瓜分波兰的条约正式签字，波兰作为一个国家再次被消灭。〔5〕苦难深重的波兰民族要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黑暗、恐怖时期。
（三）死于黎明前夕的波兰抵抗运动
波兰沦陷了，但她很快就组织起一个地下政府。地下政府不仅领导了一个坚强、团结、受绝大多数人民支持的抵抗运动，而且有法院，发行公债，甚至有一个初步的教育制度，还与伦敦的流亡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斯大林既与希特勒合谋瓜分，又趁火打劫，在战争初期毫不费力就攫取了大片领土，之后则听任德国挨个占领欧洲各国，包括与苏联利害攸关的巴尔干国家。但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大举进攻。苏联在为了生存必须与纳粹德国殊死斗争之时，才跟波兰流亡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1944年7月，苏军以解放者身份越过波兰边界，身份与五年前作为希特勒的合谋入侵者和瓜分者越过波兰边界时不同了。但苏军一进入波兰，斯大林立即撇开一直领导着波兰抵抗运动的流亡政府和地下政府，23日设立了一个后来被称作卢布林委员会的傀儡政权。卢布林政权的人与国内抵抗运动没什么关系，当地下组织团结人民进行抵抗时，他们在莫斯科受训；当纳粹德国面临盟军东西夹击已显崩溃之势时，他们被红军运送回波兰；当德军以血腥屠城报复华沙起义时，他们没有为拯救华沙人和华沙城做任何努力。这个听从莫斯科命令的小圈子在波兰毫无代表性、毫无民众基础。但斯大林的既定目标是把卢布林政权强加给波兰以使波兰苏维埃化。华沙起义后，斯大林背信弃义拒绝援助，又设置障碍使英美对华沙的支援难以进行，把正在遭受屠城之难的华沙置于孤立无援境地。他借行将覆灭的纳粹之手除掉了波兰独立抵抗力量，为没有民众基础的卢布林政权清除了竞争对手。
起义的华沙在英勇抵抗六十三天后投降，标志着波兰的独立抵抗运动彻底终结。此时，西欧、中欧国家正纷纷获得解放。
二、巴黎起义〔6〕
（一）一场要避免而未能避免的起义
巴黎起义是在华沙起义之后半个多月举行的。从盟军的全盘战略考虑来说，这是一场必须避免的起义。
巴黎无论对德国方面还是对盟国都极其重要，解放巴黎，无疑会极大地鼓舞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然而，以下原因使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决定推迟解放巴黎。一是过早进攻巴黎势必与决心死守巴黎的德国人发生激烈巷战，这既使横扫法国本土的兵力陷入消耗极大的城市争夺战，又将冒毁灭这座世界名城的危险；二是过早攻占巴黎后盟军要承担的民政责任对部队作战能力造成严重限制，并且为了供应巴黎两百万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要耗费掉部队大量油源，必使进军莱茵河的压倒性目标严重受挫。而巴黎的毁灭、部队作战能力的受限和拖延向莱茵河进军，都是决不允许发生的。最高统帅部拟定了一个可以避免在巴黎打一场破坏性巷战、可以把军队推进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坦克地带、可以节约宝贵汽油的解放巴黎计划。这一从南北方向对巴黎作钳形包围的计划至少要到9月中旬才能完成部署。但如果巴黎发生起义，整个部署将被打乱。为避免出现这种意外，艾森豪威尔向总部在伦敦的抵抗运动各派武装的联合组织“法国国内部队”首脑柯尼希将军发出“坚定指示”，在他发出命令之前，“巴黎或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得发生任何武装行动”，“不能让巴黎发生任何事情改变我们的计划”。
可巴黎人早已急不可耐要摆脱德国占领。尽管华沙烧成一片火海的消息震惊了巴黎，但当美国军队于8月15日在法国南部里维埃拉登陆后，巴黎人要采取行动洗刷四年被占领屈辱的冲动已经不可遏止。当推迟解放巴黎的指令送达国内抵抗组织时，起义准备已经就绪。抵抗组织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使情况陡然间复杂起来。
法国同波兰一样有相当活跃的抵抗运动，但不同于波兰抵抗运动的团结和统一，而是存在多个派别。虽然有“法国国内部队”这一抵抗运动各派武装的联合组织在伦敦协调关系，但各派自成体系，有自己不受联合组织控制和约束的组织结构、隶属关系，协调工作极其困难。其中，戴高乐派和法国共产党是抵抗运动中拥有最强武装力量也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两个派别。戴高乐创立的自由法国是法国最早的抵抗组织。1940年6月贝当投降，7月在维希成立与德国合作的伪政权。维希政权还未成立，戴高乐就在伦敦发表了著名的“6.18”广播讲话，号召法国人民抵抗，并创立了“自由法国运动”，从伦敦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使法国刚被占领，有组织的国内抵抗运动就出现了。此时，作为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法共没有参加反对德国的斗争。直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法共才加入反对德国人的抵抗运动。共产党极强的组织纪律性给抵抗运动带来了最有战斗力的队伍，经过三年努力，法共影响迅速扩大。两大派别除了在反对德国占领上是共同的，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基础，政治目标上更是相互敌对，而法共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联系并接受莫斯科指示也加深了对立。由对付德国占领所掩盖的双方矛盾，在法国临近解放之际便尖锐起来。
双方都希望及早解放巴黎，都想通过解放巴黎这一政治行动确立自己对未来法国的领导权，都清楚没有盟军力量配合的起义代价惨重。戴高乐要求盟军最高统帅部改变计划提前进攻巴黎的努力没有结果，命令国内代表务必防止在盟军兵临城下前举行起义。而巴黎的共产党已经得到上级领导机构命令，决心不计代价——用起义策动者的话说，“巴黎值得死二十万人”——造成共产党领导起义的既成事实。危机一触即发。8月18日，戴高乐派地下组织法国总部发往伦敦的电报叙述了巴黎的紧张局势：“任何抵抗组织稍有不耐所引起的局部事件都足以导致严重麻烦，德军似已决定并集中必要手段进行血腥报复……您有必要向盟军交涉，要求迅速攻占巴黎。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以最尖锐最明确语言正式警告居民避免华沙事件重演。”就在这一天，在一个受法共控制的秘密会议上强行通过决议，决定第二天举行起义。整个起义计划中重要的一点是把戴高乐派领导人蒙在鼓里，使其无法制止起义。
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的情况下，法共巴黎小组和已获知起义即将发生的戴高乐派在8月19日清晨先后举事，这场必须避免的起义终于未能避免。
（二）巴黎危机
起义开头似乎进展顺利，很快蔓延全城。然而巴黎是希特勒不计代价要保卫的。在与德军坦克发生遭遇战后，起义行动当天就陷于困境。受命死守、守不住就把巴黎夷为平地的巴黎城防司令冯·肖尔铁茨已经决定次日天明时对起义实施空中和地面打击。一旦实施这一不可挽回的步骤，巴黎毁灭在即！
然而，这座世界城市的命运对于当事或不当事的各方，都是一个格外沉重的问题。就连一贯奉命行事的德国将军冯·肖尔铁茨也变得犹豫不决。瑞典总领事的严肃警告——“夷平巴黎，会犯下一桩历史永远不会宽恕的罪行”，使他不得不考虑自己承不承担得起毁灭巴黎的罪责。他接受了总领事提议，实行暂时停火，如果停火生效，可以推迟原定的进攻。由德军主动提出的停火对于戴高乐派来说是一个拯救巴黎、控制他们无法防止的起义的意外机会。他们竭尽全力争取在全市实行停火。巴黎起义和停火消息传到伦敦总部，柯尼希将军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巴黎人民发出警告：“对于巴黎市来说，没有比居民听从起义的号召造成更大的危险了。”
但不惜代价发动起义的一方谴责停火是叛国行为，采取一切措施破坏停火，在全城恢复起义势头——虽然这一政治行动的代价可能是二十万条性命和一个世界名城的毁灭。
尽管这样，停火还是在不断发生战斗的情况下勉强维持了两天。这两天给各方都提供了避免最不幸局面出现的时间。国内部队戴高乐派和冯·肖尔铁茨利用这个喘息机会接触、周旋，想要避免或拖延不可挽回的冲突。与此同时，抵抗运动各派都在向盟军呼吁援助。戴高乐派呼吁盟军火速开进巴黎；法共也呼吁盟军支援，但不是要盟军支援兵力而是要盟军在全城大规模空投武器。
这段时间，希特勒派来埋设地雷和炸药的爆破专家已经到了巴黎；冯·肖尔铁茨收到的一个比一个疯狂的希特勒命令也已经到了无法再拖延执行的地步；来向巴黎实行无情惩罚的德军增援部队即将开赴巴黎……
一封21日发给戴高乐的紧急电报中描述了巴黎的危局：“起义星期六发动，靠停火抑制两天……但无法再拖过今晚。似乎可以肯定，明天巴黎将发生战斗，双方力量悬殊，后果悲惨。”

（三）巴黎得救
巴黎已经很难逃脱华沙命运，得救的惟一希望是盟军立即进攻巴黎。
戴高乐亲自出马要求艾森豪威尔向巴黎进军，他失败了。艾森豪威尔关心的是作战进度，拒绝为适应戴高乐的政治需要改变计划。
奉法共上司指派前往盟军总部要武器的使者知道武器救不了巴黎，也呼吁盟军进军巴黎，可是在巴顿将军那里就碰了壁。这位职业军人答复很干脆：盟军是在“歼灭德军，不是收复首都”，抵抗运动未接命令擅自发动起义，现在“得承担后果”。
但使者仍在努力，法国部队驻美军联络官也在努力，并写了个人呼吁：“如果美国军队眼见巴黎发生起义而坐视不救，这将是法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掉的过失。”22日，在可怕命运就要落到巴黎和巴黎人民头上之际，艾森豪威尔不容更改的军事计划更改了。执行进军巴黎任务的是美国第十二集团军下属的法军第二装甲师。集团军首脑布雷德莱将军不容许因战事使巴黎遭受严重损坏，对装甲师师长提出“巴黎决不许有任何重大战斗”的要求。这个美国军人在他的第二十一号战地命令中更明确规定：“向巴黎进军决不能用重大战斗来完成。我们只要能避免，不希望在该市进行任何轰炸或炮击。”第二装甲师的直接上级则在派美军第四步兵师支援装甲师的同时，抽掉了装甲师两营炮兵，为的是“我不希望他们以为一遇上一支机枪挡道就可以用迫击炮还击，而毁掉巴黎”〔7〕。
23日一早双方战斗全面恢复。如果军队一两天内赶不到巴黎，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在所难免。就在起义者弹尽粮绝、毫无希望之时，第二装甲师已经于头天晚上日夜兼程向巴黎进发，二十四小时后第四步兵师在倾盆大雨中向巴黎挺进。24日，当几个执行报复的党卫军师正赶赴巴黎时，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四步兵师先后到了巴黎。
巴黎得救了。
8月25日，狂欢的巴黎沸腾了。此时，在先于巴黎十八天起义的华沙，孤立无援的起义者正在做无望的战斗。
三、两场起义不同命运背后
华沙起义和巴黎起义的不同结局令人深思。
从抵抗运动内部情况看，以华沙为领导中心的波兰抵抗运动团结、统一，不似法国派系重重、互相争斗和牵制。在时间选择上，华沙起义说得上适时：一方面有援助的承诺；另一方面，再三呼吁华沙总起义并承诺援助的苏联，其军队已经兵临城下，不致在该进行援助时鞭长莫及。巴黎起义则不仅没有外部力量不断催促，反而是盟军采取措施要坚决防止的，对这要防止发生的起义，盟军当然不会作援助承诺。
如果对两场起义作预测，华沙起义因抵抗运动内部的团结统一和起义时机选在可以履行驰援承诺的军队已近在眼前，它应是一场胜券在握的起义——事实上，起义一开始就显示了胜利势头。德国将军冯·梅林津后来承认，华沙起义对德军构成很大威胁。他以为是俄军没能与起义者接上头，才使德军面临的“紧张形势有所缓和”。缺乏这两大条件，在既定政治目标支配下一意孤行发动的巴黎起义，其逻辑结局如果不是惨败，至少也是必将付出不可承受之重代价的“惨胜”。然而，实际的结局恰恰相反。华沙罹难了，巴黎解放了。
华沙血战了六十三天，遇难的地下军战士和平民达二十余万之多，独立抵抗运动就此被彻底消灭，城市则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巴黎从起事到解放，总共六天，中间还有两三天不稳定停火，城市基本完好无损，没有大的人员伤亡。从双方全面恢复交火到25日晨德军最后一个据点投降，其间四十八小时战斗中，约两万德军被俘，伤亡三千二百人。第二装甲师在赶到巴黎投入战斗的一天中，死四十二人，伤七十七人；平民死一百二十七人，伤七百一十四人。虽然每一伤亡对承受它的个体都是不可挽回的不幸，但对于一场准备付出死二十万人代价的起义来说，能以不大的人员伤亡实现解放，又实在太幸运。
华沙蒙难于斯大林的背信弃义。背信弃义背后，是这个大国首脑控制整个东欧的计划。要想对任何国家进行有效控制，关键是一个完全受其操纵的政权。关于二战后东欧除南斯拉夫之外各国政权的性质，有人说它们是红军用行李车运送给各国的，此话大致不错。但运送来的政权在波兰是难以立足的。历史上，沙俄屡次瓜分波兰并且曾把她作为一个省来统治，沙俄统治者深知波兰的反抗传统。苏俄领导人斯大林也清楚了解这一点，而且目睹了整个二战期间波兰抵抗运动的有组织性和团结统一，以及抵抗力量在人民中的声望和号召力。此外还有关键的一点：作为抵抗运动中坚的地下军忠于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且对苏联与德国合谋入侵和残害波兰记忆犹新，有着强烈的反苏情绪。他很清楚，他们日后必将对苏联的控制构成最严重的挑战。可以说，起义者落入了借德军力量为苏式政权清扫障碍、为今后一劳永逸地消除反对派的算计之中。不仅借刀杀人，据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克格勃全史》，起义被德国军队镇压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立即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去扫除地下军残余。
而对于预测一场起义的结局来说，背信弃义、阴谋诡计以及老谋深算的背后目标（通过扶持傀儡政权对一个国家进行牢固控制），它们不在正常思维之内。
巴黎起义是一意孤行的产物。巴黎得免于难，有赖于多种与导致华沙蒙难结局相反的非预测性因素。
在美英苏三大国结成反法西斯联盟期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深刻分歧使美英与苏联之间既合作又防范，双方都有基于地缘政治目的的考虑，都极力要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在这些方面，双方没有多少区别。基于反对法西斯危险的共同需要，美英给成为盟国的苏联提供了大量武器和其他物质援助，但又警惕着共产主义向西方国家蔓延，所以在给欧洲各沦陷国家的抵抗运动空投武器时，武器尽可能不投往抵抗运动由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然而，欧美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和对自由的珍视使这些国家的民选领袖在精神和行为方式上，毕竟与受专制传统浸润、经由“秘密活动＋暴力”的公式和途径获得最高权力的终身领袖判然有别。在这方面，丘吉尔很有代表性。希特勒进攻英国遭挫败后，转而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悍然进攻苏联。正如他进攻波兰之前作了一个错误判断，以为西方国家不会对这个小国履行援救义务，这次又作了错误判断：指望对共产党苏联的进攻会得到美英资本家和右翼的同情。然而，强烈反共的丘吉尔的态度是：“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倒希特勒……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尽管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条约和秘密协定，对二战的爆发难辞其咎，之后又坐视一个个欧洲国家沦陷，对孤军作战的英国似乎将面临的毁灭幸灾乐祸，对德国每打一个胜仗都给以祝贺，并源源不断把大批重要原料送到德国。但希特勒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丘吉尔当晚就发表广播讲话：“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我眼前看到的是，俄国的士兵们站在他们故乡的门旁……捍卫着他们的家园，母亲和妻子们在家乡祈祷……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8〕整个苏德战争期间，英国不断给苏联以武器援助，其中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质是把美国援助英国的调拨给了苏联。美国更是给了最多的援助〔9〕。
当巴黎起义引发危机后，解决危机所寄望的盟军总部作的抉择与丘吉尔颇为类似。盟军最高统帅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但一个古老城市和这个城市两百万居民的安全重于意识形态考虑。所以，戴高乐强调的尽快进军以防止共产党控制法国的理由没有说动不喜欢共产主义的艾森豪威尔改变计划，但巴黎和巴黎人即将遭遇的灭顶之灾迫使他改变了计划。无论是他还是最高统帅部其他人都不能因为巴黎人不听劝阻举行起义而心安理得任由其承担后果，不能为了已拟定的战略计划而置巴黎于不顾。对作战计划所作的不情愿改变乃巴黎得救的决定性因素。
当伦敦收到共产党要求空投武器的无线电呼吁后，法国国内部队首脑柯尼希在决定是否空投武器时也作过同样性质的抉择。他是竭力要防止这场起义的人。当起义已经发生且惟一拯救巴黎的停火机会又被彻底破坏，使艾森豪威尔改变计划提前进军巴黎似乎也不可能，而且这位实际上是戴高乐派的将军知道空投的武器大多会落到法共手中。但他不能眼看同胞用手枪和老式步枪同德国坦克作战，宁可不顾使共产党人得到武器和控制政权的政治后果，决定向巴黎空投武器。只是由于最高统帅部终于决定进军巴黎，武器空投计划才未付诸实施。
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派往盟军总部的代表违背其法共上级要武器不要士兵的命令，自行决定说服盟军出兵，并且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戴高乐也未能实现的目标。二是驻守巴黎的那位德国将军面对毁灭巴黎这一疯狂任务时有对历史罪责的顾忌，所以要竭力避免与起义者全面交火，甚至希望美国军队赶在增援的德军之前到达巴黎。
巴黎最大的幸运在于：它求救的对象在作重大决定时有道义上的考量。如果求救对象除了政治功利的考虑而不在乎别的，巴黎就只有充当政治棋盘上一颗棋子的份，存亡莫卜；如果求救对象道义上无所遵循无所顾忌，正好不必承担责任而让一意孤行发动起义的派别自食其果，哪怕会有很多平民为此陪葬。这种精神素质与制度安排相互凭借和支持，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灾难。相反，极权制在本性上就无节制无道德顾忌，而它的权力斗争规律也与此相应：最有机会胜出的是在选择手段上最无顾忌的人。体制性的无节制与最高权力的无顾忌，使得为了既定目的而不惮于放手制造任何灾难，同样具规律性。六十年前两场起义的不同际遇为此提供了最鲜明的对照，这种对照在之后的六十年间更是不断以不同方式或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0-4-24 22:19
标题: 中国鹰派曝俄罗斯惊人内幕 中国大感震惊!
不言而喻，自近世迄今的国际力量结构大体保持不变是这些规律成立的前提。所谓“大体不变”是指几个主体国家(如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版图不发生被大规模改观的情况。在比如美国未崛起前，俄罗斯的战略极限可伸至阿拉斯加，但当美国崛起后，它被迫只能收缩到白令海峡以西;当日本崛起后，俄罗斯又进一步向西面和北面收缩。版图是国家战略能力的物质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政治遵循合力原则。那么，俄罗斯国家兴衰都有哪些规律可循呢?本文从地缘政治与历史分析的视角试图能找出其中的些许规律。

　　一、俄罗斯国家力量的三级底线及其分布规律

　　俄罗斯民族从蒙古人那里汲取了巨大的扩张能量并因此赢得了世界最大的国家版图，这个版图曾从波罗地海沿岸直抵阿拉斯加，横跨东经20度到西经145 度之间。但也正是由于这过于巨大的国家版图使俄罗斯人在历史上不堪重负，以至从19世纪60年代后开始一次次后退收缩。收缩总是较多地发生在离其政治中心 ——莫斯科——较远的远东部分。俄罗斯比较自觉的因而也是和平的收缩发生在1867年3月30日，俄罗斯和美国以720万美元成交正式签订了向美国出售阿拉斯加的协议。

　　在当时的俄罗斯看来，出售阿拉斯加既赚了些钱，又赢得了与美国基于共同反英立场的友谊。在此之后，俄国便出现了被迫因而也是流血的收缩。先是 1905年败于日本并被迫在与日本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中让出其在朝鲜和中国的特权，并将北纬50度以南的库页岛割让日本。

　　1917年沙俄帝国解体，从1918年初至1920年底，苏维埃俄国在国内出现了分裂以及有外国武装势力支持的割据叛乱：南方有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的叛乱，在西北有尤登尼奇的叛乱，同时德国军队继续盘踞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一带，东线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从1919年始，协约国又先后组织了三次以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为代理人，从东、南、西三面对苏俄中心莫斯科进攻的大规模武装干涉。

　　结果这些叛乱和干涉均被苏维埃政权领导的苏联红军所击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对这次持续两年的大规模叛乱和干涉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显示并证明了俄罗斯国家力量有其可以保得住且极难撼动的“基线(baseline)”，即其范围大体就是从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以东到乌拉尔山以西，南至高加索以北。具体说就是东经28度至60度，北纬40以北的范围。笔者把这个基线称做一级底线。俄罗斯国家的扩张只是在这个基线上的伸展，其战略收缩的终极底线则不会低于这个基线。这部分是其国家不可撼动的主权底线，也是国家政治的生存基础。

　　1920年4月6日，在列宁的倡议下，苏俄政府在贝加尔湖以东成立了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这说明当时的俄罗斯国家力量已不足以对贝加湖以东形成绝对控制。但是，“国破山河在”，对俄罗斯人来说，只要能保住乌拉尔以西的战略基线(即一级底线)，其国家力量就可能伸展到中西伯利亚地区，继而就能威慑并由此守住东西伯利亚。换言之，俄国版图中的东西伯利亚，由于其与位于欧洲部分的经济政治中心太远，与原子核最外围的电子一样，属最不稳定的部分，因而它的稳定是靠俄国的威慑力量而存在的。

　　如果我们将这部分称做俄罗斯国家力量的三级底线，那么，在乌拉尔以东，东西伯利亚以西的区域(即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则属于俄罗斯国家力量能守得住的二级底线。历史上的俄国衰落总是从边缘的三级底线——远东表现出来;而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地区则是靠欧洲部分的国家实力辐射作用而保存的—— 这与西藏、新疆之于中国东部中心地带的联系特点十分相似。这就是说，与俄国欧洲部分的特点正好相反，俄国国家战略能力在远东部分并不具有可持续的攻势，这正如1962年中国在西南地区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中不具备可持续的攻势因而必须速战速决的道理一样。

　　历史研究表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是整个国家的基础;失去这部分，俄罗斯国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但同时也要看到，正是俄罗斯拥有中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的广阔空间，这使其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反而增加了俄国人的反攻力量并抵消了敌国(比如拿破仑法国、希特勒德国以及二战前的日本)从西东两面击垮俄罗斯的难度。

　　另一方面，我们对俄罗斯人所拥有的这个“战略纵深”的意义也不可夸大。斯大林明白这一点：当希特勒大兵压至莫斯科时，斯大林曾考虑的“避难”地点并不是像亚历山大一世那样选在远东，而是选在印度。 因为他知道，他所处的时代已与19世纪初反拿破仑时的亚历山大一世所面临的形势不同，20世纪的苏联如果失去欧洲，且在日本已经崛起的情况下，他也就不可能不失去远东。这也大概是他不可能在对德战争中仿效库图佐夫用大踏步后退赢得战争，而是必须在莫斯科至斯大林格勒一线坚持抵抗到底的原因所在。

　　二、俄罗斯的扩张极限伸展规律

　　俄罗斯国家的扩张能力基本为其巨大的版图所销蚀，其国家扩张能力的极限大体与其国家版图一致。从表面上看，俄罗斯人在16～19世纪初由西向东的扩张，这几乎是蒙古人由东向西扩张的反弹和复制，但蒙古人扩张的方向和区域是农业文明发达且人口密集的地区，而俄罗斯人的向东扩张则地区基本是人烟稀少的地区，因此俄国人在这个东进的过程中也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并由此迅速完成了对这些地区的兼并。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俄国人完成了位于东经90度的叶尼塞河至位于西经150度的阿拉斯加基奈半岛的兼并。

　　但在这一时期，俄罗斯人所扩张的版图与支撑这个版图的人口数量却极不匹配：尽管在19世纪初，俄国沙皇将乌拉尔以东的共计划1 200万平方公里的整个西伯利亚地区人口提升到了100万，但与同期中国东北及蒙古地区人口达660多万相比，其数量明显不足。 人口数量的不足大大削弱了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控制力，致使19世纪的俄罗斯成为在当时世界大国中唯一的其扩张极限在版图内收缩的国家，有时这种收缩还如此急迫以致需要用行贿的方式来出让俄国的领土，例如，1867年俄国人主动贿赂美国人让其以720万美元购买了属于俄国的阿拉斯加。

　　此后，俄国人(不管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的版图)基本就在我们目前看到的版图边界内外徘徊，其目标都是为了获得暖港出海口。但不管其如何冲撞，几百年来，俄国的领土范围迄今也没有在向西方向走出过波罗的海，向南方向走出黑海和阿富汗，向东方向也未伸入西太平洋的东海，尽管俄罗斯人在这些通往大海的道路上曾与自己的对手国家有过多次大规模的绞肉战式的反复拉锯和争斗。

　　斯大林明白这一点，当丘吉尔在“百分比协议” 中向他提出在希腊有90%的控制权时，斯大林则满口答应，因为他明白，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根本就没有冲出过黑海海峡，而就在此前两年即1942年5至6 月，苏军还在黑海北岸遭到德军的攻，损失惨重，迫使苏军实行战略撤退。

　　因而，斯大林明白，黑海以南——遑论希腊——是他力所不及的地方。希特勒和罗斯福曾将印度丢给斯大林， 他则笑而不接。因为斯大林也明白，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冲出过阿富汗，因而印度对他而言更是一道可望不可及的“天边彩虹”。一些史书将斯大林描写为世界扩张主义者，而对这一观点做出具有源头意义“贡献”的则是1946年3月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1947年7月凯南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的那篇导致半个世纪冷战的着名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 笔者认为，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其实是一位少有的谨慎之人。在整个二战期间，他使用武力的范围始终不出苏联国境线太远。事实上，整个二战中，他只是对入侵者德国真正用兵(笔者认为1945年的对日作战算不上真正的战争)。

　　二战结束后，他对出海口的诉求也只是希望通过南斯拉夫和中国分别在地中海和太平洋间接地获得出海口。尽管没有达到目的，但他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他也始终回避由苏联直接出兵去实现俄国获取出海口的战略目标。分析俄罗斯人自彼得大帝之后为出海口搏杀的历史，斯大林知道，出海口虽事关俄罗斯的命运，但它是处于俄国战略能力极限之外因而是只能看得着却是摸不着的。尽管没有实现进入地中海和太平洋出海口的目标，但在其治下的苏联却得到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相反，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却将手越伸越远：为了牵制拉美，赫鲁晓夫曾将手伸向古巴——这与2008年美国总统小布什越洋介入格鲁吉亚并遭俄罗斯反击的表现相似——即遭挫折后迅速收回。当时苏联尽管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失去了“面子”，但它没有失去“里子”;正是这份古巴的经验又使赫鲁晓夫对越南问题采取了谨慎的不直接介入政策。为了进入印度洋，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将越南、印度及北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国家拉入“社会主义大家庭”后，终于在1979年直接出兵阿富汗，并试图以此敲开通往印度洋之门。其结果是，即使在家门口动手，勃列日涅夫苏联在阿富汗并没有得到任何便宜，阿富汗战场似乎演成另外一场 “越战”，这又最终使苏联国力透支并由此于1991年底全面解体。至此，俄罗斯人再次失去曾由彼得大帝和斯大林为俄罗斯争取到的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是俄罗斯人的扩张之手在历史上伸得最远的时期。但它不像赫鲁晓夫那样没有章法，勃列日涅夫为突入印度洋做了极为充分的长期准备：他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印度洋两侧，目的是为其最后一击(即打通印度洋之路)做好铺垫。他用间接即培养“代理人”的方式与美国展开全球争霸，但其重点却是印度洋。例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支持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1972年印度肢解东巴基斯坦(即孟加拉)的行动。当这些工作铺展开来以后，勃列日列夫便在阿富汗开始了俄罗斯人梦寐以求的打通印度洋之途的战争。这是除出兵即可斯洛伐克以外，苏联在自家门口发动的一场针对美国——当然还有中国——的战争，即使做了这么多准备，即使战争地点也不远，但由于其背后的对手是美国和中国，因而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便成了苏联的“滑铁卢”。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1856年)、俄国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战争的失败(1905年)、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失算、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退让、勃列日涅夫在阿富汗的失败以及这些失败给俄罗斯人带来的苏联解体等后果，均证明这样一个与西方“马太效应” 不符，而与东方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哲理相合的规律，即俄罗斯的扩张能力基本为其巨大的版图所销蚀，其国家扩张能力的极限大体与其国家版图相吻合。在这个规律下，俄罗斯国家版图与其扩张能力正好成负相关的关系，即俄罗斯的扩张因其巨大的国家版图而不堪一击，而大版图又使俄罗斯人的自卫即守土能力坚如磐石。

　　通过阅读历史，我们不能不注意俄罗斯人的所有扩张攻势几乎都是尝试性的，一旦决心实战，其结果要么是俄罗斯人的退缩，要么是俄罗斯国家的灾难：沙皇帝国崩溃的引线点燃于1905年的对马海峡，引爆于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帝国的崩溃的引线点燃于1953年的朝鲜半岛，引爆于1979年的阿富汗战场。勃列日涅夫时期对阿富汗的入侵是俄罗斯国家扩张历史中力度最大的一次，其结果也是最惨的一次。如果说，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的惨败可以在对空旷的远东的征服中得以补偿，并使俄国得以延续半个世纪，那么在中国开始崛起，苏联因此在远东没有任何扩张余地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入侵阿富汗则使其在此后只延续了十多年便轰然解体。

　　三、俄罗斯国家的绝对目标及其悖论

　　俄罗斯人似乎是当年蒙古人的再造。不同的只是俄罗斯民族国家诞生的地方正是蒙古帝国结束即蒙古人扩张极限的地方。由于西面对手的强大，俄国诞生的起点即底线(基线)也不幸地成为了俄罗斯向西继续扩张的极限，这似乎是对俄罗斯在蒙古统治下所经历的苦难的有意补偿，蒙古人衰落后在东方留下的巨大的几乎没有对手的政治真空地带，又为俄罗斯折头向东的国家扩张运动提供了现成且无需太多苦战就可得到的巨大空间。

　　然而，俄罗斯民族毕竟不是中世纪的蒙古部族，它是与欧洲工业文明同步成长起来的近代民族。彼得大帝在俄国最接近进入波罗的海的地方建起了彼得堡，这意味着俄罗斯人决意不走蒙古人的陆上帝国的道路，而要走英法式的海上帝国道路。

　　与明治大帝给后来的日本戴上一顶看似“正确”却让日本人顶不起的以“大东亚”为目标的帽子的后果一样，彼得大帝这一目标选择也在俄罗斯人面前降下一块无力推开且必须终生顶着的巨石，并使他身后的俄罗斯人陷入终不能解脱的“西绪福斯”悖论之中。

　　行百里而半九十，功亏一篑，是西绪福斯的天定命运，这似乎也是俄罗斯人的天定命运。俄罗斯的版图如此深远地嵌入内陆以至每当俄罗斯人接近其海洋目标时，他们也就耗尽了力量。

　　俄罗斯在诞生之初就面对着一个空旷的东方，而彼得大帝给俄罗斯又定下了一个必须进入大海的目标。这与美国诞生之初的形势既相似又不相似：美国独立之初就面临着一个空旷的西部地区，但美国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完成西部扩张之后，尤其是完成了南北统一之后，美国也就获得了在北美洲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位势。

　　也就是说，此后的北美洲大陆没有一个能与美国构成同级别对称较量的国家。面对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漫长海岸线又使美国天然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俄罗斯国家在打通西进大西洋和南进地中海、印度洋的道路上受到了英法等强国强有力的拦截，这迫使俄罗斯国家向着太平洋奋力扩张并由此形成过于巨大的陆上版图。由于俄国陆地版图过于巨大，以至它必须应付的对手过多，战线过长且地域分布广泛，这就反倒对俄罗斯容易形成巨大的且广泛的力量牵制，并使俄罗斯与西绪福斯一样，有了越扩张就越脆弱的特征。特别是扩张至其极限的俄罗斯最易受到来自边缘地带的强国攻击。

　　对于俄罗斯国家来说，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悖论：为了弥补其本身的脆弱并避免外来攻击，俄罗斯国家只能尽力扩张其版图，而越扩张其对手就越多，因此产生的力量消耗也就越大。

　　俄罗斯面临的欧亚大陆与美国面临的北美大陆不同，欧亚大陆对俄罗斯来说几乎是无限大因而也是不可能完全控制得了的大陆。马汉说：“在俄国境内，只有距离本身以及自然环境带来的阻碍可以限制力量运动的自由与充分程度。” 过大的版图——与过胖的道理一样——恰恰成了俄国自由调动自身力量的包袱。为了弥补其地缘政治上以“有限对无限”的天然缺陷，俄罗斯国家只有用帝国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培养代理人的方式，辅之以均势的方法实现其战略意图。

　　但帝国体制也有其不可克服的“西绪福斯”缺陷，即不能让属国坐大，因为属国坐大意味着霸主国家将对其失去控制;但属国不强大，霸主国家又不能实现自己的扩张目标——这与美国要称霸世界面临的既要控制世界又无力控制世界的尴尬处境一样，这样便出现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现象，即欧亚大陆国家的大小与距离俄罗斯中心远近成反比：离俄罗斯国家中心的距离越远的国家版图就越大并对俄罗斯越具离心倾向，比如西面的法国、西南面的土耳其、南斯拉夫(甚至阿尔巴尼亚)以及东南面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正是上述近乎天体物理力学的规律，致使俄罗斯从彼得大帝以来迄今面对近在眼前的出海口，只能徒唤无奈。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俄罗斯人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太多的土地，那它便不可能从上帝那要到太多的海洋。

　　俄罗斯人注定与大海无缘。在此，需要提前预警的是，鉴于“北极冰盖在最近30年以每年15%～20%的速度缩减”以及“北极冰盖迅速变薄缩小，日益减少的海冰增加了北极航运和资源开采的可行性”等现实变化， 作为“北极航道”主体并横亘于漫长的俄罗斯北方边境的“北方海航道” 将在世界物流运输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2004年11月，第四届北极理事会推出《北极气候影响评估》报告指出，北极冰盖在最近30年来以每年 15%～20%的速度缩减，在中心区甚至达到40%。报告估计到21世纪末，北极夏季将出现无冰现象。

　　如果这一预计成为事实，那么，这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北美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发现曾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样，将再次动摇现有的世界地缘政治的力学结构并对俄罗斯地缘政治特点及建立其上的国家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压力。与澳大利亚南方没有工业大国存在的地缘政治条件不同，沿北极航线的均是欧美工业大国，因而北极气候变暖在使俄罗斯直通大洋的暖港数量增加的同时，也必然引起英美国家与俄罗斯在北极航线控制权及沿线资源开采权上的冲突增多。

　　正如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必然引起英法国家与俄罗斯在地中海的争夺与冲突一样，北极航线的解冻将使俄罗斯在历史上破天荒地不得不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安全压力并因此大大改变俄罗斯的国防结构，这与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中国安全“后院起火”及中国海军由此出现的情形非常相似。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速度过于缓慢以及北方边境的过于漫长，这种新产生安全压力对未来俄罗斯来说——与中国相比——将是难以承受的。鉴于这些变化目前尚属未来学意义上的推算，因此，笔者在此只是提出上述问题，并没有将这些问题纳入本文的研究主题。

　　四、俄罗斯兴衰的地缘政治路线图

　　俄罗斯国家历史迄今经历了沙皇俄国时代和苏联时代的两次从崛起、到帝国形成，再到帝国解体的过程。这两次从崛起到解体大体遵循着同一路径。

　　具体说来就是俄罗斯的命运为海而兴也为海而衰。为了进入大海，彼得大帝在距波罗的海出海口最近的地方建立了彼得堡，为此，波罗的海东岸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命运就成了俄罗斯国家命运的一部分。为了进入波罗的海，俄罗斯人就必须征服和控制芬兰湾南北两岸的芬兰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1721年，俄国占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1815年，俄国借拿破仑战败之机兼并立陶宛;1809年，俄国吞并芬兰，这种征服的完成也使俄罗斯人具有了初步崛起的条件。

　　但是，仅波罗的海还不足以使俄国自由地进入大西洋，因为大西洋是世界海上强国——英国的势力范围。北面过于寒冻因而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北冰洋使俄罗斯向南扩张中没有后顾之忧，这是俄国地缘政治的特点和优点，但这一优点又带来因版图过大而使俄罗斯国家对外扩张能力过小的缺点。与征服波罗的海三国的结局一样，从彼得大帝之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发动的十多次为夺取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地区的“俄土战争” 的失败证明，征服黑海北岸后的俄罗斯国家扩张力已释放殆尽，并无力进一步打破英法的围堵而自由地进入地中海。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俄罗斯人为打通地中海通道所做的几乎是国家总体战规模的尝试。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使俄国真正明白了黑海海峡是位于俄国国力极限之外即力所不及的地方。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人的入海目标进一步由地中海向印度洋转移。

　　从1846年到1907年间，俄国和英国的折冲战场从地中海北岸转移到印度洋北岸——这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中亚政策相似。从克里米亚战败后，沙俄在其他方向采取战略收缩——为此曾于1867年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的同时，俄国在中亚地区与英国的争夺由守势转入攻势。

　　1838年，英国入侵阿富汗。同年8月英军攻陷喀布尔。在俄国的暗中支持下，阿富汗人展开游击战争，迫使英国于1841年12月签订撤军条约;1842年英军复克喀布尔，再遭重创后彻底退出阿富汗。1873年，沙皇大举进攻并占领希瓦汗国。

　　英国则立即跟近，于1878年11月，第二次出兵阿富汗。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支持塔利班反对苏联入侵的情形相似，在俄国暗中支持下，阿富汗人民起义并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英军于1881年退出阿富汗。俄国针锋相对，于1884年占领阿富汗边境很近的莫夫，1885年占领旁吉德村，与阿富汗发生军事冲突，俄英战争一触即发。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向议会提出拨款1 100万英镑的要求，并计划由黑海进攻俄国。俄国政府闻讯迅速做出反应并获得了德奥及法国的支持，迫使英国妥协。

　　1885年5月，英国占领朝鲜巨文岛，准备一旦俄国向印度洋突进并由此引发英俄在中亚的冲突，英国就在远东地区牵制俄国——这一策略后来为1902 年1月30日英国和日本签订的同盟条约所代替。1885年9月，俄国和英国妥协，双方签订《伦敦议定书》，在牺牲阿富汗的基础上达成了划分阿富汗边界的原则。1887年俄国与阿富汗签订条约，确定俄国和阿富汗的边界，暂时缓和了英俄两国在中亚的矛盾——大概也是由于对这半个世纪的历史教训的熟知，当希特勒和罗斯福将印度放在斯大林面前时，斯大林才没有动容。

　　中亚冲刺受挫后，俄国加速向远东进军，试图从太平洋打开入海出口。俄国决定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全长9 000多公里，东达俄罗斯远东日本海之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从1891年起，俄国从东西两端同时开工，于1905年建成通车，但是，当年俄国却在俄日战争中败北。

　　远东的碰壁又使俄国回头向西借第一次大战再次向巴尔干进军。但此时的俄国国力已严重透支。1905年，俄国国内发生了带有暴力对抗性质的工人游行，1917年国内发生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随之而来的是沙俄帝国的大解体。以往被兼并的民族和国家纷纷独立。似乎是上帝的有意安排，沙俄帝国从哪里来的又回到了那里去：沙俄帝国崛起的起点是波罗的海三国，现在又成了沙俄帝国命运结束的终点。1918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宣布独立，由此便拉开了沙俄帝国大解体的序幕。同年，苏维埃俄国的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这标志着此时的俄国已失去了冲击海洋的能力和愿望。而失去了海洋意愿的俄国，也就失去了建立帝国的动力。历史表明：波罗的海对俄罗斯来说，这是其向外进行海洋扩张时所能够获得的所有的海。

　　如果俄国以彼得大帝1721年兼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为崛起起点，到1905年俄国在远东对日战争失败——这标志着沙俄帝国的松动，其间有184 年;然而，从1905年到1918年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开始的帝国解体，其间只有13年的时间。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第一次兴衰轮回的路线图：彼得大帝俄国从波罗的海崛起，沿东欧向南欧、中亚划半弧直到远东;此后，沙俄帝国便在日俄战争后发生了松动，再从远东返回至南欧，俄国随即回到它崛起的起点波罗的海三国并在此解体。 在波罗的海西岸，俄罗斯人完成了经典的起点和终点的合二而一。

　　此后，俄罗斯国家以“苏联”的名义开始了第二次命运的轮回，再次沿着同一路径经历了重生与毁灭的过程。

　　1918年1月23日，全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随即而来的是从1917年开始的三年国内外武装破坏和干涉。1922年苏联成立。苏联在建立的过程中，有些国家是自愿与苏俄联盟的，也有些国家是由于战时需要被苏联强力兼并入盟的。苏联从联盟国家形态向帝国形态的国家转变，而其中的关键点就是1940 年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与彼得大帝不同的只是这次兼并还包括了波兹南以东的波兰领土。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解放了东欧诸国的同时，也就实现了对东欧及东南欧国家的控制。1944年10月，英国首相丘吉尔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签订的“百分比协议”使苏联在英俄历史上首次在谈判桌上实现了比“克里米亚战争”前后得到的更多的利益，但仍没能获得进入地中海的通道。

　　与沙皇俄国追逐大海的路径相同，“百分比协议”和苏南冲突后，苏联认识到进入地中海无望，便将其进攻的目标转向中亚。1945年12月15～16 日，苏联支持在伊朗的库尔德人建立“库尔德人民政府”，在伊朗苏占区成立了“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并阻止前去镇压的伊朗政府军。美英两国以苏联违背 1942年美、英、苏为保护其战略交通线派军进驻伊朗时所达成的战后6个月撤出伊朗的承诺，对苏联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并迫使苏联于1946年4月4日与伊朗达成协定并被迫撤军，伊朗政府军队于1946年年底迅速镇压了这两场在苏联支持下的独立运动。 斯大林的这次行动只不过是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国家为进入印度洋而分别与英国和美国在阿富汗较量的试探，不同的只是斯大林在中亚的这次试探步子更小、更为谨慎罢了。

　　与沙俄时期一样，中亚的失败使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再次将出海目标锁定在远东。此时与苏联出海口有关系的中国和朝鲜正处于内战之中。苏联经过美国、英国及蒋介石政府认可后获得了在中国辽东半岛的旅顺港驻军的权利， 蒋介石政府的随后倒台以及新中国对苏联在中长铁路 管理和旅顺港驻军等权利的收回，迫使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再次重复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但比尼古拉二世更为谨慎——的进军朝鲜半岛的路径，即支持朝鲜北方政权的统一战争。不料战争双方在朝鲜半岛三八线附近停战的结果，又使斯大林从朝鲜半岛借中朝之手获得出海口的目标化为泡影。好在不是苏联直接参战，但这次发生在朝鲜半岛的近三年的战争尽管没有伤着苏联的元气，却伤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底气，苏联从此失去了对中国东三省的实际控制力，这使苏联通过蒙古独立而获得的对华地缘战略优势大为贬值。

　　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远东失败后又调头南欧巴尔干的路径一样，苏联在朝鲜半岛“失手”后又调头转向南欧，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政府在与南斯拉夫和解后又于1956年出兵平息了波兰和匈牙利试图摆脱苏联的运动。勃列日涅夫政府上台后，于1968年直接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那里的“自由化”运动。随之而来的是在美国深陷越南期间，勃列日列夫政府向美国的世界霸权“叫板”，为冲刺印度洋而全面布阵。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并随之深陷其泥潭，并由此一蹶不振。1985年，戈尔巴乔夫政府上台，但这时的苏联已处于山雨欲来的前夕，尽管戈尔巴乔夫试图收缩已被勃列日涅夫绷得很紧且远超出极限的国力“皮筋”，但因操作过急，直接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经济上的“休克”计划、“百天”改革计划一个比一个激进，最终导致了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解体的起始起点恰好又回归到波罗的海三国。有意思的是，与沙皇帝国从1905年远东战败到1918年解体的时间一样，从阿富汗战争到苏联解体，相距时间也是13 年。这如果不是历史的巧合，那就是规律的显现。

　　望洋兴叹，似乎就是俄罗斯国家的命运。苏联为了打通海上目标而开展的上述“波罗的海三国→中东欧→巴尔干→中亚→东北亚→巴尔干→中东欧→波罗的海三国”折冲路径，与沙皇时代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它们始终都没有实现打通出海口的目的;不同的是：沙皇用了近200年的时间以流血战争的方式走完了兴衰周期，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它更多地是在谈判桌上完成的。 不管形式如何不同，但两次帝国兴衰的路径却是有规律可循，甚至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也正好说明这条不变的弧线(从波罗的海东岸经中东欧南到巴尔干、中亚，再东驰东北亚)，同时也是俄罗斯国家扩张能力极限所在，而在这条线上的任何一个节点，都是俄罗斯国家的“命门”所在。

　　五、俄罗斯国家的兴衰规律对中国的影响

　　俄罗斯国家与中国的真正关系缘起于俄国自17世纪以来的三百多年间的向远东扩张。其特点是由西向南继而向东扩张，其所受到的阻力依次递减。向远东扩张面临的阻力是最小的，因而其速度也最快。这是由于西伯利亚地区不宜于农耕的自然条件使这一地区空旷人稀，加之北冰洋的不利于人生存的高寒条件，又使俄罗斯避免了其他国家——比如、法国、中国、美国等都不得不面对的南北夹击的安全压力;如果考虑当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衰落这一因素，已进入工业文明的俄罗斯人的扩张在远东获得了远比欧洲英法扩张更为广阔的陆地空间：俄罗斯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内成为了世界上陆地版图最大的国家，这与已进入工业文明的英国人向东方扩张使其成为世界海上领土最多国家的道理一样。

　　受这种世纪性的东方征服影响最大的是农业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几个东方大国。大概由于中国处于欧亚大陆东方尽头的缘故，再加上中国人特殊的哲学天赋，中华帝国有幸成为这种农业文明衰落进程中继埃及、印度之后最后倒下因而也是持续时间最久的文明古国。与埃及、印度不同的是，这次倒下的农业文明大国中，只有中国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保住了作为大国的基本版图。黑格尔注意到这一点，他在对四大文明古国比较后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安全环境也曾有过相当不错的记录。当人类处于没有蒸汽动力因而还不能征服大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并无南顾之忧。但当人类历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并因此征服了大海之后，曾经让中国人最放心的南方反成了其领导者最忧心的地方，沙俄东进来到远东后，中国就开始面临着南北夹击的安全形势，这种形势迫使中国不能全力以赴应对来自北陆俄国和来自南方海上(西方国家主要在海上进军远东)对中国的威胁。这从南北两个方向都给中国带来安全的压力，甚至在19世纪末 以及20世纪40年代末曾险些造成中国以长江为界的南北分裂，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才使这些分裂中国的图谋没有得逞。但中国毕竟遇到了更为强大的国家从南北两向施加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与俄罗斯人的命运相似，中国人保住了自己的基本国土，但同时也失去了曾经含括东亚大陆的中华大帝国。

　　中华帝国在西方列强南北冲击下的解体使中国南北两面被剥离出大片破碎小国。在南方就是从缅甸到越南的那些位于中南半岛的国家脱离中华帝国转而落入西方海上殖民帝国主义列强之手;在北方除大片中国领土为俄国直接占领外，还出现了包括外蒙古在内的一系列小国独立。蒙古的独立是对中国安全负面影响最大的一着：它从中国正北方部位深深切入，俄国人直进可直逼中国首都北京，通过中长铁路可直插辽东半岛，控制旅顺基地。考虑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苏联在中国新疆和东北已有相当的控制力，在此条件下，从蒙古侧击两翼则随时可促成中国东北和新疆从“民族区域自治”滑向变相“独立”。斯大林肯定明白，要想得到中国的旅顺基地，就必须保证西伯利亚铁路的安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控制中国塞北或长江以北，而蒙古独立则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关键步骤。

　　然而，在逻辑与力量间建立合适的比例关系，即使是对斯大林这样的大政治家来说也是一个极难把握的问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府促使中国参战，而参战的结果却使曾搬起“雅尔塔”石头砸向中国的苏联与美国一道遭到了中国胜利的反弹：战争结束后，美国退到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苏联也由此失去了对中国东北的实际控制。斯大林去世后，中国东北地区也彻底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如果再考虑到兰州至新疆的铁路线建成后中国对新疆控制力的加深这一因素，由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府促成的蒙古的独立对中国造成的上述负面影响已大为弱化。

　　“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的实际控制力全面北进直达黑龙江，这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地缘政治条件及由此形成的安全环境。这一成就使得中国力量自20世纪 20年代北伐战争之后再次大幅扩展。但是值得说明的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不仅有赖于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高超的战略谋划，还有赖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同时，在地缘政治上，也有日本衰落后中国东北地区离苏联的欧洲中心过于遥远，又离美国海上战略利益线遥远，因而美国不愿投入过多力量等多种原因。如果联系起20世纪30～40年代初日本成功将苏联逼退东北亚、1939年日本在蒙古边界诺门坎对苏联作战的惨败以及1969年3月中国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的胜利和1969年8月中国军队在新疆铁列克堤的失利，我们又可以发现，苏联在远东地区，具体说就是西伯利亚地区的控制力是由西向东逐步递减的。但苏联这种由西向东逐次递减并表现出(在远东)的脆弱性，又由中国从东到西控制力逐次递减(直至中国的新疆地区)的特性得到了补偿。斯大林认识到这一点，并因此选择蒙古而不是东北达到了从中国北方蒙古独立的目的。这一近乎物理力学的原因使得历史上的俄罗斯国家宁可让其重心在东部的中国控制新疆?——比如支持中国清朝时期的左宗棠消灭为患十年阿古柏伪政权——也不能让伊斯兰地方势力集团在此地区结成政治板块。这也就是历史上“藏独”、“疆独”等分裂中国的势力从来没有在中国境内成功过的重要原因。

　　最后，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俄罗斯国家与中国这种东西两极力量对应性递减的势能在中间地带会有一定的中和。也就是说，在俄罗斯国家力量强势时，这一地区的中间力量(比如蒙古等)就会对其南方的中国形成一定的压力;相反，在俄罗斯国家力量衰落后，这些中间力量为了自己的安全，它即使没有也会自己主动退出中间地带，使之成为与远东大国的缓冲地带。比如，1920年4月6日，苏俄在中西伯利亚成立的“远东共和国”就是主动与远东暂时隔离的防御性措施。在中苏友好期间以及苏联解体后，不仅蒙古，而且目前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中亚五国都是俄罗斯在衰落的时期主动在俄中两国间推出的缓冲地带。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0-4-29 21:53
标题: 冼岩来稿：胡攻江守，大势几定
万维网友冼岩来稿：任期制为中国政治带来新的课题，那就是怎么处理两代以上“核心”共存的难题？后权威时代江、胡两代“核心”的共处并存，为此提供了初步的研究资料。

之所以说是初步，而非全面，是因为江胡关系具有特殊性：胡的继位，是由太上邓隔代指定，并非其前任江一手选定、培养；江胡之隔阂，至少是不能同心，由此已种因由。如果这种“隔代指定”模式可一直延续，则“江胡模型”具有标本示范意义。但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很可能变动。

胡上任之初，显然江强胡弱。胡虽提出了自己的执政思路，但在大的利益问题上，必须服从江的意志。胡通过早期顺从，赢得了积累力量的时间和空间。守稳后才反攻，这是胡的风格。胡反攻的标志是陈良宇案。陈落马，固然有恃宠而骄，树敌过多，被胡联手同僚加以整治的因素，但也深刻体现了“在不在位”的重大差别。江不在位，不能事事躬亲，只有在事态上升到“重大”时，才有理由介入；而“重大”都是由细微构成，在“重大”前，胡可从容布局，做好各种铺垫，使江最后难“说话”，只能接受某种安排。除非江把胡架空。显然，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江虽事先有所布局，但还达不到架空胡的程度。撇开必要性不说，仅就可能性而言，如果江有能力架空胡，也就有能力“换储”----与其架空，何如换储？

由此可见，在权力拉锯战中，在位一方具有重大优势。除非不在位一方拥有邓那种绝对权威，否则，在位一方初时虽势弱，必可凭这种重大优势步步走高，变弱为强。所谓“绝对权威”有两个含义：一是对军队的绝对掌控力，二是撤换前台的能力。邓在时，可于幕后轻易撤换胡（耀邦）、赵，而人们很难想象江有能力撤换胡（锦涛）。既然没有这种煞手可恃，胡与江对抗，风险已降至可接受程度；对抗既已成可选项，又有“在位”的优势加持，胡强江弱的转化已不可避免，只争早晚而已。

当然，陈良宇案毕竟是胡首发反攻之声，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合理猜测是，此时胡再次向江表达了“甘居第二”之意；江得到确认后，才放手陈良宇案----毕竟，有陈希同案在先，此举也可视为对前台的必要支持。此时，江的主要心思在布局十七大、效法邓隔代指定“储君”。胡做出的软姿态，有利于江布局。

因此，十七大江是最大胜利者，也是其权力最后巅峰时刻，此后盛极而衰。江多年积蓄的力量，在十七大定储问题上一举用尽，又面对一个有“在位”优势加持，势力不断增强的对手，强弱转换势难避免。即使在江大胜的十七大上，胡的意志也凸显；李克强入常，就是胡不屈、不服的表征。

邓曾经公开秘诀，称“一个核心”是中共能够在危机、风险中保持统一、稳定和高效率的关键。邓将这一原则，尽可能地贯彻到了他能够笼罩的身后。江、胡都是按此标准培养的。邓为江，不惜拿下护翼多年、既有功劳又有苦劳的“杨家将”；对胡的栽培，更使他在资历上一枝独秀、鹤立鸡群。现在习、李同时入常，显然使邓“一个核心”铁则面临危险。但是，这种破局并没有产生多少震撼。因为江、胡两代“核心”并存，实际上已使中国进入“双核”时代，“一个核心”早已名存实亡。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必要还顾忌于形式、抱残守缺呢？

“一个核心”原则的破坏，邓本人其实是始作俑者。既掌权又居幕后，为后来者开先河；隔代定储，更使后二代易生隔隙。二代不能同心，不但“一个核心”沦为空谈，权力拉锯也使体制的效率优势被虚耗。邓种种做法，在当时必有其理由；但从长期而言，有碍制度建设。当然，在既定体制下的可选项本来不多；相较于“终身最高”，邓的做法已是“次优”。

“一个核心”原则在胡时代名存实亡，但后果似乎并没有邓警示的那么恐怖。中共的执政地位依然稳固，国家也日益强大。虽然体制效率明显降低，虽然借助了邓时代的种种积累，但毕竟面对更复杂的内外情势，胡时代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其实并不弱于邓时代。可见，邓的预言受限于经验，只是一个时代的原则。在战争年代、改革年代或特殊危机时刻，“一个核心”优势明显；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尤其是当自然形成的政治权威已经不再时，与其东施效颦，人为地强行培植权威，不如不要权威，变“单核”为“多头”，多头之间，以规则程序为权威。正如一些观察家指出的，胡时代的政治决策和权力分配，具有明显的规则化趋向。这种规则化，是失去“一个核心”之唯一仲裁者后的必然。初期，可能是前任对现任的限制与制衡，势弱的现任也借此保护自己；后期，则成为一种权力分割定式。这种具有西方“贵族民主”影子的变化，颇令一些人欣喜，因为其中确有可能滋生民主化、法治化的萌芽。但是，在中国具体情境下，此中也暗含了一种更大的危险。

日渐强大的胡，当然不会甘心接受十七大定下的未来权力分配方案。毕竟，实力是一切政治游戏的基础；当力量对比已发生变化时，利益格局必然要作出反映。胡实力和态度的趋强，最终凝固为去年中央全会上习不能如期进军委，令接班平生变数。现在情势是，李风头日高，行情看涨，在胡的看护下，俨然有在十八上总理位置的基础上只须虑进、无须虑退的局面；而习则步步有险，四面皆危。最近，江的曝光率骤然升高，不甘之意明显。但这种频频出镜，并非如海外媒体所说的是进击，而只是试图维护十七大成果而已。形势比人强，在胡强江弱、胡攻江守的大势下，习顺利接班的可能性已小于四成；江到时很可能只能交换其他利益。毕竟，储君一说不但不见于明文，作为规则也尚未稳固，只存在于潜规则层面的默契中；而潜规则的总规则是“力强者说了算”。

江的曝光骤多及其连锁反应，说明江既非全无还手之力（否则不会多此一举，都是老江湖了），也非甘于淡泊、没有还手之意。围绕储君的较量，仍将纠缠几个回合。虽然结局多半还是“换储”，但在另一方不愿放弃的情况下，换上来的也未必是李。李已站在台前，目标太大，已成另一方的主要狙击点，胡操作的难度和成本都高。不管储君最后花落谁家，胡无疑都是最有决定权的人。因此，在十八大鹘点最终揭开之前，各路诸侯竞相“科学发展”的演绎将不绝。

最能说明当下权力格局的案例，是最近发生在新疆、湖南的地方权力更替。本来只是调整新疆的治理环境，但在胡主导下，不但团派大将周强轻松上位，抵定了至少是十八大政治局的席位（这一点只要算算十八大时，政治局有多少人年龄到点必须退下，又有多少人具接任资历即知），而且让李小鹏迟早发生的“转正”加速浮出水面。这种布局，并不像海外媒体所说的是团派与太子党两大体系间进行权力分配，而更像胡李之间的交易。作为第三代领导班子的第二号人物，李鹏的积累可想而知。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李与江不同，没有也不可能有操纵十八大的雄心。李的主要心思，都在其家族后代，所以可做交易。通过交易，胡可极大分化江方资源，为十八大尤其是“变储”奠定更多胜算。而“李小鹏主湘”消息提早见诸网络，或许也是出于不乐见此者的巧妙运筹。

就在很多人期盼中国开动这样那样改革时，殊不知当国者的心思主要在几年后的权力更替。这不奇怪，因为那是他们的最大利益所在。也因此，至少在2013年以前，中国不可能启动实质性改革，尤其是那种有损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都在争相拉来为己助力，没有谁会在此关键时刻得罪人，把资源推向另一方。从这个角度看，胡立意“换储”，或许也有“建功立业”方面的考量：他自己深受隔代指定之苦，10年任期基本陷在权力拉锯中，难有大的动作，更不用说对特殊利益集团伤筋动骨；真正建树的机会，或许只能是交班以后，前提是交给合意的接班人，两相同心，自己全力支持他，干一番事业。

不管胡心中是否作此想，但这确实是有效制衡特殊利益集团的唯一机会，也是决定这个体制能否持续的关键性机会。否则，十八大后前任和现任（甚至可能加上前前任）再次陷入拉锯，特殊利益集团势必趁机坐大，他们将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直至无人能制。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但可攫取更多利益，而且可能成为党内游戏规则的操纵者，通过规则程序，左右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而执政者则沦为傀儡。

这，也是自胡时代开始的政治游戏规则化之最大危险所在。
作者: 周浪峰    时间: 2010-8-9 11:54
标题: 为应对中国威胁 东南亚国家纷纷出手
近年来，东南亚各国纷纷加强自己的军事建设，以创纪录的速度购买潜艇、喷气式战斗机等军事设备，并不断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据美国媒体报道，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并对抗中国关于对南海拥有主权的说法。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年发布的数据，东南亚国家在2005至2009年间购买武器的数量相较于之前的5年几乎翻了一番，并且这股购买潮还有延续的趋势。越南、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近期纷纷表示将会购买更多的武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维泽曼说：“东南亚国家中的部分国家是出于对该地区可能有的威胁考虑才购买武器的，中国正是威胁所在。”
　　文章称，多年以来，一直有国外专家预测称随着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及经济的增长，中国将会有实力控制东南亚地区。2009年，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起了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者多数认为在东南亚地区最有威胁的国家不是朝鲜，而是中国。
　　美国专家一致认为，在东南亚各国中，越南的军事建设对中国的制衡力量最强，“因为越南的各项军事建设看起来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此前美国与越南已经签署了一份核能合作协议，可能为美国公司帮助越南建造核电站铺平道路。
作者: 周浪峰    时间: 2010-8-19 21:00
标题: 天朝六十编年简史 zz
高人之作,其名不详

高祖武帝开国元年 49
二月，王师入京，吏民欣喜。北土悉平。帝遣六军征南朝，号百万。
四月，六军涉江，灭南朝。迁九鼎于京。江南诸道初定。
十月，帝登基于天安门。入太庙，誓，立政，改元“开国”。周文正王相。封六辅政亲王。王曰：“华夏诸民今日立也！”
十一月，大将军刘明昭，西路招抚使邓希贤统王师六十万入蜀，前朝残兵败将九十万望风披靡，蜀、滇、黔传徼而定。邓平公封西南节度使，坐镇西南以图吐蕃。
十二月，南朝思帝蒋氏遁，入海，据澎湖夷洲以抗圣化。
是年，西戎美利坚使归国述职；帝下《别了，司徒雷登》等三诏赐之。史称“三诏去西戎”。

高祖武帝开国二年 50
二月，北狄苏联遣使来朝，盟，世世代代约为兄弟之邦。
三月，大将军陈赓侯入越，指挥北越兵大破西戎法兰西。
五月，定南大将军林平定琼州，前朝残兵望海而逃。前朝思帝令弃守舟山定海。
六月，高丽内乱。帝诏命停战，不听。同月，西戎美利坚犯澎湖夷洲，助前朝以抗王师。
七月，西戎美利坚纠合西戎十数番国侵朝鲜，号“联合国军”。
八月，高丽北朝困南朝于海滨孤城。
九月，美番麦帅督师登陆于仁川，高丽北朝溃。
十月，王师破吐蕃军于康西，偏师深入吐蕃。同月，美番之师次于鸭绿江。帝封平西大将军彭桓公为东征抚远大将军，太子岸英为行军教授，统精锐二十万入高丽，战于长津、临津，历时三月，美番败绩，精锐铁骑覆灭，遗尸数万，山林溪涧边，虏血几洒遍。彭桓公大悦，通令加先锋军为“万岁军”。
惜太子阵亡。
是年，征西上将军王震统兵入西域，设西域都护府，立生产建设兵团。西域归王化。
同岁，前朝余孽二百六十余万作乱。帝怒，下诏平乱。

高祖武帝开国三年 51
十一月，行“三反”。
是年，王师美番战于朝鲜。美番惧，求和；庶几再作乱。吐蕃归王化。
自是，海内几一统。

高祖武帝开国四年 52
一月，行“五反”。
八月，帝下“削藩令”，令东北节度使高岗王（开国辅政六亲王之一），华东节度使饶石公，西南节度使邓平公，中南节度使邓恢公，西北节度使习勋公进京。时人谓之：“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是年，王师美番再战于朝鲜。王师据上甘岭，敌纠兵数万以攻，终败。

高祖武帝开国五年 53
一月，行“新三反”，“一五计划”开始。
三月，苏狄沙皇斯大林殁。（注：狄王殁不曰崩。）
五月，与俄狄再立盟约。
六月，始料民，口六亿又一百九十又三万八千又三十又五。为前所未有之盛世。
七月，彭桓公迫美番乞和于高丽。高丽中分，北为朝鲜，南为韩国。

高祖武帝开国六年 54
帝使周文正王使日内瓦，越南中分。
五月，故东北节度使高岗王自杀于北京，天下震惊。谥“幽”，“动祭乱常曰幽”。
八月，江淮大水，平地汹涌不见寸土。
九月，行布票。天下币制革新由是而始。
十二月，御史劾故东北王高，华东王饶怀不臣之心阴谋乱上。帝谕有司查办。
是年，立宪。

高祖武帝开国七年 55
五月，帝使周文正王盟诸王于万隆。
七月，行“肃反”。帝下《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诏。北越来朝，赐贝八亿朋。
十月，帝下《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阶级斗争》诏。
是年，帝大封开国诸将，计元帅十，大将十，上将若干。满朝文武，人才济济。

高祖武帝开国八年 56
五月，帝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右党扰乱朝纲自是起。
七月，帝曰：“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
是年，大会群臣于京，天齐亲王刘、首相周亲王、太子太师元帅朱万岁王、右相陈国公、元帅林国公、邓平公皆封亲王、御前重臣，邓平王加太子太傅。
同岁，埃及来宾，匈奴来盟。八方万国，皆慕我中华圣化。

高祖武帝开国九年 高祖反右元年 57
五月，帝逐右党。改元：反右。
十月，帝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十一月，帝西巡苏狄，曰：“东风压倒西风。”

高祖武帝反右二年 58
二月，诰告天下，命灭“四害”。“四害”者，蚊、蝇、鼠、雀也。
六月，左丞相薄作《两年超过英国》上疏，帝大悦，嘉之。
七月，苏狄沙皇赫鲁晓夫来朝。
八月，美番阴谋夷洲裂土分疆；高祖谕令万炮轰金门；前朝思帝闻讯大悦。
九月，桂人来告田可亩产十三万余斤者。
十月，高祖下诏《告台湾同胞书》，劝化夷洲臣民及前朝君臣降服。谕令福建提督单日炮击；若美番舟师来金门，乱炮轰之。
十一月，滇民有饥色。
是年“大跃进”，万民炼钢，“卫星”纷飞。东征大军自高丽还。

高祖武帝反右三年 59
一月，帝下《“反瞒产私分”》诏，令天下百姓不得隐瞒粮食。
二月，诸侯朝王于郑。
三月，吐蕃叛，帝命征之。王师势如破竹，吐蕃大和尚逃往天竺。吐蕃乃定。
七月，帝大会诸侯于庐山。彭桓公上《万言书》，以军人干政事。帝怒。
八月，革彭桓公太子太保之职，降为武英殿大学士；革军机大臣大将军黄诚侯、御史大夫张闻侯、湖南巡抚周，尽逐右党。野有“功高震主，鸟尽弓藏”之议。
十月，苏狄沙皇赫鲁晓夫来朝，不欢而散。
是年，民有饥色。

高祖武帝反右四年 60
民大饥，赤地千里，野有饿殍，豫桂尤甚。赈饥民。
四月，帝命周文正王巡信阳。帝不食肉。
六月，帝至沪上。
七月，苏狄背盟。
十一月，诏令九军将士“两忆三查”。“两忆三查”者，“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
场、查斗志、查工作”也。

高祖武帝反右五年 61
大饥。赈饥民。帝以“天道不常”传位于刘哀宗。哀宗始摄政，未改元。
是年，高祖再会诸侯于庐山。

哀宗反右六年 62
民饥。
四月，伊犁饥民乱；苏狄用间，使饥民逃国。
六月，彭桓公谏以《八万言书》；帝怒，不形于色。
七月，诸侯朝高祖于北戴河，高祖曰：“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是年，天竺再犯吐蕃，炽愈甚。十月，王师伐天竺，大败之。天朝声威远播。

哀宗反右七年 63
二月，在京。高祖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三月，高祖大诰天下曰：“向雷锋同志学习”。
九月，锡兰来宾。
十二月，周文正王出巡亚非拉十四国。天下万国，竞相慕我中华上国之风采。
是年，天朝石油自给。

哀宗反右八年 64
五月，《高祖语录》始颁行。
六月，行“样板戏”。京津沪，民有奇装异服者。
十月，原子弹爆。
十二月，行“四清”。
是年，加开国元帅贺公为太子太尉，赐剑履上殿，传令九军习武，嘉“郭兴福教学法”。美番兴兵入南越。

哀宗反右九年 65
一月，高祖颁《二十三条》。
七月，前朝代宗李宗仁自海外归降。高祖携帝慰之。
十月，高祖曰：“不要怕造反。”
九月，结晶牛胰岛素成。
十一月，翰林姚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初始。
十二月，革京兆尹彭、军机大臣大将军罗侯、御史中丞陆、中书令杨尚侯。
是年，王师密入北越。

哀宗反右十年 高祖文革元年 66
改元：文革。
三月，邢台地震。
五月，“文革”始行。罢科举。
七月，高祖泅水于江，遂至于京师。
八月，百万红卫兵朝王于天安门。天下始大乱。
是年，太子太保元帅林庄王请高祖加尊号。同年，罢黜贺公；“三五计划”夭折。

高祖武帝文革二年 67
一月，高祖废哀宗；哀宗请骸骨，帝不许。高祖重秉政，颁《公安六条》《六军支左》。
二月，“二月逆流”。
三月，黜左丞相薄。
五月，天下始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语录歌”、“语录操”。
八月，英夷使馆火。
是年，颁《高祖语录》八千六百余万。

高祖武帝文革三年 68
黜哀宗刘、太傅邓平王、军机大臣杨成侯、空军监军余、九门提督傅。
是年，吐蕃，西域革委会成立。

高祖武帝文革四年 69
林庄公赞曰：“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要靠毛泽东思想！”
三月，王师败苏狄于黑水珍宝岛。
四月，九大，封林庄王为九千岁并肩亲王，加九锡，赐天子旌旗仪仗，出入免跪拜。
十一月，哀宗殁于开封禁所。其卒不赴告。
是年，贺公于圈禁中病殁于诊所。同岁，诏令红卫兵屯田九边。

高祖武帝文革五年 70
四月，卫星上天，红旗未落地。
八月，高祖会诸侯于庐山。林庄亲王欲上帝尊号，高祖不悦。
十二月，高祖会夷人斯诺。周文正王主持修建葛洲坝。

高祖武帝文革六年 71
八月，帝南巡。
九月，林庄亲王叛。欲弑帝；帝觉；林庄亲王乃北奔，死于漠北。谥“庄”，谥法曰：“死于原野曰庄”。臣而作乱，贬爵号为伯，厥死不言薨。

高祖武帝文革七年 72
一月，陈懿公薨，帝往悼之，曰：“陈毅是位好同志。”加封王，谥“懿”，法曰：“温柔贤善曰懿”。
美番，倭夷来盟。

高祖武帝文革八年 73
一月，美番撤出南越。
三月，重起用邓平王为右丞相军机大臣，加太子太尉。
七月，皇侄松江督护远新封张铁生“白卷英雄”。
十二月，帝令九军八大都督对调。

高祖武帝文革九年 74
二月。赞比亚国王来朝。帝提出三个世界之划分。
十一月，元帅彭桓公薨。谥“桓”，谥法曰：“辟土服远曰桓。”。
是年，发秦始皇陵。

高祖武帝文革十年 75
是年，前朝思帝殁于东海夷洲。谥法曰：“追悔前过曰思”。王而失国，厥死不言崩。
四月，北越灭南越。
五月，暹逻易帜，美番败走中南半岛。

高祖武帝文革十一年 76
帝病，道扬末命于公子华，曰：“你办事，我放心。”，公子华嗣训。
一月，周文正王薨。谥法曰：“慈惠爱民曰文”，“刚直不阿曰正”。国人悲之，执手泣别。
四月，国人益悲，集于天安门。同月，革邓平王。
七月，开国元帅、太子太师朱武万岁王薨。谥法曰：“刚强直理曰武”。
是月，唐山地大震，死伤无数，丧丁二十八万余口，帝惊。
九月，帝崩。天崩地坼，万民震恸，如丧考妣。谥武。谥法曰：“克定祸乱曰武”。公子华立，是为惠帝。惠帝命“两个凡是”，改元：凡是。
十月，江贵太妃、军政督师张、太子少傅少保王、翰林御史姚四凶作乱，叶定公与锦衣
卫使汪执四
凶。

惠帝凡是元年 77
八月，“文革”罢，天下初定。重开科举取士。南斯拉夫王铁托来朝。
是年，邓平王复出。惠帝畏之。

惠帝凡是二年 78
一月，越南背盟。
十一月，废弃两个凡是，改元改革；邓平王加摄政亲王。
十二月，摄政邓亲王游美番。
是年，拨乱反正。

惠帝改革元年 79
二月，越南犯境，摄政邓亲王命六师伐之。
三月，镇南诸师班师。
四月，摄政邓亲王始行“一胎化计划生育”。

惠帝改革二年80
五月，葬刘哀帝。谥法曰：“恭仁短折曰哀”。摄政邓亲王悼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永垂不朽。”
十一月，摄政邓亲王与诸大臣共废惠帝；胡德公亲政；邓王加为皇父王。
是年，诸将帅会于京西，大将军冠军侯粟坚辞陈请变革军制。

皇父摄政改革三年 81
五月，开国女亲王宋薨。
是年，维新立王，率巡大卞，用变和天下。
同岁，大理寺判决四凶，搋夺尊号，囚于秦城。
同年秋，皇父摄政王邓会禁军都督狩猎于张北，军威大振。

皇父摄政改革四年 德宗耀邦元年82
七月，料民，口十亿。
是年，胡德公立，是为德宗。同岁，再立宪法，四川巡抚、川藏监军赵封王拜相。

德宗耀邦二年 83
是年，设六师行署于京师。

德宗耀邦三年 84
王师肆伐越南。是年，美番单于里根来朝。

德宗耀邦四年 85
是年，裁甲士四分一。

德宗耀邦五年 86
叶定公薨。谥法曰：“安民大虑曰定”。
十二月，众翰林、国子监生上书斥污吏。

德宗耀邦六年 仁宗紫阳元年87
一月，众御史参德宗，以为德亲王。立郡王首相赵，是为仁宗。改元：紫阳。
是年，加皇父摄政王邓为太上皇。

仁宗紫阳二年 88
是年，物价飞涨。王舟破越南于南海。新军衔制颁行。

仁宗紫阳三年 整顿元年89
二月，美番来宾。
三月，吐蕃乱。
四月，德亲王耀邦薨，谥法曰：“绥柔士民曰德”。京师大乱，暴民起于萧墙，波及天下。唯两江总督江治沪上，安民伐乱，一时东南平定，万民悦服。
五月，苏狄沙皇锅巴轿夫来朝。两江总督江入京。
六月乙酉，国人暴动，李丞相奉上皇旨平京师乱，废仁宗。壬辰，立两江总督江为帝，
改元：整顿。
九月，太上始退而不朝。
是年，东欧剧变。

孝帝整顿二年 90
九月，亚运会于京师，越南元帅武氏来朝。
是年，改革军衔，设立警衔。

孝帝整顿三年 91
春，京师解严。
八月，苏狄内乱。
十二月，苏狄解体，沙皇锅巴轿夫逊位；叶利钦即俄狄沙皇位。

孝帝整顿四年 市场元年92
二月，太上舜巡，百越南海诸民迎之，吏民欢欣，太上喜，下南巡旨，乃改元：市场。

孝帝市场二年 93
是年，南疆扫雷。

孝帝市场三年 94
是年，改革国营，工匠多有下岗者。同岁，料民约十三亿口。

孝帝市场四年 95
革京兆尹陈，副郡守王，王自缢以谢罪，陈交部议处。天下万民喜而奔走。

孝帝市场五年 96
帝观兵于台湾海峡。百万将士山呼万岁，足为一时之观。有西戎兵临东海窥之，帝镇定不为动，密遣水师出洋，戎乃去。

孝帝市场六年 97
二月，太上崩，天下举哀七日，谥号宣帝。谥法曰：“圣善周闻曰宣”。
七月，逐英夷于九龙香港。

孝帝市场七年 98
三月，以熔基为丞相。是年夏，洪甚，湖广，两江受其害，嘉鱼平地水深一丈。广州，金陵，济南各府均出兵数万解万民于倒悬。军民鱼水，堪为千古佳话。各地大开官仓赈灾。上诏免灾地三年钱粮。
是年，仓廪实，民生无碍。

孝帝市场八年 99
元月，帝登京师世纪坛。
五月，美番炸我驻南使馆。帝斥之；美番惶恐，献布帛钱粮若干。太学生群起于宫门。
帝诏曰：不为己甚。
十二月，逐葡夷于澳门。自是逐尽洋夷。唯前朝余孽尚据澎湖夷洲以抗圣化；另有夷洲乱臣贼子勾结倭夷，谋叛国自立。
是年，再裁甲士50万。

孝帝市场九年  三个代表元年 00
二月，帝巡幸高州，始行“三个代表”，乃改元“三个代表”四月，有邪教FLG造乱于宫门。
七月，帝下诏除之。
是年，帝锐意吏治，诛广西巡抚、加大学士成克杰，江西布政使胡长清。厦门大贾赖昌星贿乱朝纲，闽浙官员，多有暗通者。值御史劾之，乃命有司稽查。赖惧，遁于西戎。党羽多被查办。吏治为之一振。

孝帝三个代表二年 德治元年 01
正月，帝再登兰吞，下诏，以德为治国之本，乃改元：德治。是月，乱民自焚于宫门。
二月，京师西五十里地震，大风沙。
三月，江西乡校爆炸，士民震怖。未及，大盗龚某作乱于石家庄，人心惴惴。
四月，西番名美利坚者遣兵窥境，尽为我所擒。乃昭谕夷使，严词责备，番酋布殊大惧，顿首泣血而
为书，谢罪殿前。上宽仁，念彼番兵家小亦有倚门之苦，皆予开释，令其团聚。八方万国，由是遍赞中华上邦之厚德。
五月，京师再地震。国子监亦不免。太学生惶惶。
七月，上派重臣赴沙俄展示实力，大获全胜迎奥运归，举国欢颜。

孝帝德治二年 恭帝科学发展元年 02
三月，港首朝帝述职，港人讥之。龙颜怒，斥曰：“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世人乃悉上通诗书礼乐余得明阳之吼，文武之道，张弛并举，天下骚然。
十一月，百官入觐，孝帝阐位。初，上皇废仁宗，立两江总督江，是为孝帝，孝帝龙行虎步，太平天子真命，即位一十有三年矣。法曰：“慈惠爱亲曰孝”；“德象天地曰帝”、“德合天者曰帝”。
丁亥，胡亲王登基，改元“科学发展”，封八辅政亲王，凡吴国公、温宝公、贾林公、曾红公、黄菊公、吴正公、李春公、罗干公，出入免跪拜。
十二月，帝遣使使于蒙特卡洛，夷具惶恐，世博事乃成。

恭帝 科学发展 二年 03
一月，帝率上书房诸大臣巡幸西柏坡，下《牢记“两个务必”》诏，嘱万民承高祖之遗风。
年初，瘟疫盛行。至三月，京师人心惶惶。四月，帝令削顺天府尹孟、上皇御医张职。
越数月，疫魔始降。
三月，拜温宝亲王为相，曾红亲王为镇国公，加封九锡。
十月，“神舟”五号升空，帝大悦，赏“航天英雄”杨戴双眼花翎。
本年，南朝余孽阿丨扁再行独祸，帝下旨斥之。

恭帝 科学发展三年 04
五月，天道无常，川赣湘等道大旱。至七月，赣湘及两广大水。
九月，四中全会，上皇孝帝始退而不朝。
是年，“空壳奶粉”、“嘉禾”事出，上不悦。

恭帝 科学发展四年 05
一月，帝诏告天下，永免农业税，万民抚额称善，赞胡温亲民简赋，史称“胡温新政”。
废帝仁宗殂。辅政亲王贾林公、内务府总管王刚等往八宝山悼之。先是，仁宗谋黜太上，谕乱民曰：“我们都老了……”，太上与诸大臣共废之。上下旨行士大夫保先教育。
三月，香港都护董奉旨入京，任谏议大夫。
四月，南朝国党魁连战、亲党魁宋瑜、新党魁郁明来朝。
九月，帝盟诸王于纽约，曰：“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四夷咸服。

恭帝 科学发展五年 和谐元年 06
三月，帝作“八荣八耻”诏，万民争诵之。
六月，大旱，民生幸无碍。
七月，修铁道直通吐蕃，举国欢悦。
八月，《孝帝文选》颁行天下，万民课之。
十月，高丽国行核爆，美夷磨刀欲伐之，帝令三军移驻鸭绿，美夷惧之，乃去。
六中全会，帝下《构建和谐社会》诏，乃改元“和谐”。

恭帝 和谐 二年 07
四月，上书房下诏，节能减排
同月，温相巡东夷、高丽，宣我国威。
十月，行十七大盛会，百官入朝。

恭帝 和谐三年 08
三月，南国雨雪成灾。
三月，吐蕃作乱，帝除之，并下诏斥乱酋大和尚。
五月，蜀地大震，死伤十万余。帝遣亲王宝相为钦差大臣，赐尚方宝剑，总督四川。后，灾情甚重，
帝御驾亲临，总督川蜀。
八月，行奥运盛会，万国来朝，我朝金牌夺冠，唯蹴鞠一败涂地，国人不悦，上乃罢教头谢氏亚龙
九月，三鹿荼毒我华夏儿女，同月，股指大跌，创万国之冠。
十月，嫦娥奔月。

恭帝 和谐四年 09
一月，天朝水师，远跨亚丁，始兴护航。
四月，万国来华，聚青岛而演水师。
五月，大祭国丧，三日不乐。
七月，日食现，同月，前朝新帝登基，号曰：英九。
十月，开国六十载，大庆，举国同欢！



附：亚克西元年 10
二月，冬雷震震，万国灾难四起，民曰：2012前兆也。
三月，江南五省大旱，云贵川三地尤重。帝遣亲王宝相，代天巡牧，赐尚方宝剑，提调云贵一切事物，总督云贵。
同月，山西疫苗事出。
同月，华西沙暴四起，兼有洪灾。
四月，玉树大震，帝、相率众亲临抚赈之。月末，行SB（世博）会，20酋长来朝，是夜，火树银花，皆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作者: 周浪峰    时间: 2010-8-19 21:03
标题: 北狄苏联简史
列宁：太祖 明皇帝

（照临四方曰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犹如长夜之烛光及隆冬之艳阳照耀全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谥以“明”恰如其分）。

斯大林：太宗 威烈皇帝

（猛以彊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约瑟夫大叔以雷霆手段富国强兵，歼灭强寇，扬国威于全球。至今俄国民众依然怀念其功，故谥之以“威烈”）。

马林科夫：顺皇帝

（柔贤慈惠曰顺。马林科夫本意欲改善民众生活，以补斯大林之过失。奈何性格软弱，最终被赫鲁晓夫所驱逐，故谥之以“顺”）。

赫鲁晓夫：隐皇帝

（隐拂不成曰隐，不显尸国曰隐。赫鲁晓夫本欲改革弊政，无奈大事未成，竟被保守派官僚强令退休，故谥之以“隐”。且赫及其后继者之功绩均未有资格享有庙号）。

勃列日涅夫：定皇帝

（安民法古曰定。勃总执政后取消前任之改革措施，沿用斯大林模式维护官僚阶层之利益，国家迎来18年稳定时期，故谥之以“定”）。

安德罗波夫：孝皇帝

（协时肇享曰孝。安总执政期间审时度势，试图改革，开了个好头，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故谥之以“孝”）。

契尔年科：安皇帝

（好和不争曰安。契总在任期间无所作为，与“老近卫军”之官僚一团和气，故谥之以“安”）。

戈尔巴乔夫：缪皇帝

（名与实爽曰缪。戈氏以“改革家”面目上台，但其一系列施政却令国家灰飞湮灭，名与实严重不符。故以恶谥“缪”赠之）。
作者: 周浪峰    时间: 2010-8-19 21:06
标题: 太祖武皇帝本纪
红朝太祖武皇帝，姓M讳ZD字RZ，湖南湘潭人也。其寿诞之日为大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若以西历西时记，此日为西夷之圣诞日。

　　帝少有大志。未冠之时即作咏蛙诗，以述其志。及少壮，游学长沙，师从杨昌济，后入京，供职于京师太学藏书阁，问学于鸿儒陈仲甫、胡适之、李守常等。适之昔日留学于美夷，恃才傲物，因帝未忝科名，甚轻之。适之门生傅斯年、罗家纶之辈亦甚轻帝。后帝一统天下，欲灭群儒，盖因此三人故耳。
　　　　
　　帝受仲甫命，返湘结党，得仲甫提携，得以拜见于前朝太祖，官侍读学士。前朝太祖崩，时，前朝武厉帝为大司马大将军，阴结其党，欲灭帝党人。帝谏以兵击之，仲甫不许 ，武厉得以蓄积羽翼，民朝十六年武厉于凇沪，前朝摄政王汪公于江夏，大杀帝党人。八月帝与诸党人会于汉口议事，帝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众皆异之，后受命返湘，策反南军卢德铭部，九月九日兴兵起事，围长沙，不克，败走江西。
　　　　
　　军次三弯，帝重编余部，至队官皆有帝之党人监军。帝据井岗，与朱武胜公所部合兵，屡败官军，威名远扬，号朱毛军。武厉怒，令江西巡府鲁涤平统兵十万进剿，帝诱敌深入，引兵击之，涤平败，帝擒官军先锋总兵张辉瓒。武厉闻信，令兵部尚书何应钦统兵二十万进剿，帝大败之。武厉益恐，统兵三十万再战，又败于帝。
　　　　
   一载余，武厉又率五十万劲旅进剿。时帝因党争，被削兵权，虚职赋闲。官军犯境，红朝震恐，朱武胜公与周文正公掌兵权，问计于帝，帝授奇计再破官军。武厉败绩，再整旗鼓，以西夷番将参赞军机，以百万之众犯境。时，自俄狄归国之儒生博古辈摄政，番将李德与周文正公参赞军机，博古一儒生耳，挟俄狄酋斯大林之威，夺帝兵权，唯俄狄之命是从，事无巨细，皆听命于李德。
　　　　
　　李德辈纸上谈兵，屡战屡败。引兵西走，兵渡湘水，不足三万，众将皆恶李德，兵次遵义，诸将议政，帝之威众人咸服，周文正、朱武胜公皆附之，夺博古、李德兵权，帝得以再统雄兵。帝帅余部，转战滇、黔、川诸省。过雪山，与张国焘部合兵，国焘忌帝之官居其右，欲害帝，大将军叶剑英闻信，间道驰告帝，帝得脱。
　　　　
　　国焘部将陈昌浩欲引兵击帝，大将军徐向前拍案而起，国焘、昌浩乃罢。民朝二十四年入陕，据陕北以抗官军。官军进剿屡败帝。帝令徐向前率所部西征，败于西北回军，丧师数万，向前等仅以身脱。丙子双十二，帝策反满洲王张学良、陕西镇守使杨虎城兵谏，囚武厉，帝使周文正公谒武厉，晓以大义，武厉罢兵。
　　　　
　　民朝二十六年夏，倭寇兵临幽州寻衅，幽州节度使宋哲元与寇战，不克，节度副使佟麟阁、总兵赵登禹殉国，哲元败走保定，倭寇陷幽燕。帝令周文正公再谒武厉，武厉许以招安，北军三万余，朱、彭为帅，辖三镇兵马，林彪、贺龙、刘伯诚为总兵。南军两万余，叶 、项为帅，陈毅等为统制。两军均受帝节制。合官军与倭寇血战八年，民朝三十四年倭寇败降，帝与周文正赴陪都谒武厉，共商国事。
　　　　
　　民朝三十六年兵火再起，官军伐帝。帝令大将军林彪、罗荣桓取满洲，世祖与大将军刘伯诚取中原，大将军陈毅、粟裕取华东，大将军彭德怀取西北，大将军聂荣臻取幽云。帝与周文正公自帅御林军转战陕北。诸军屡败官军。

　　民朝三十七年大将军林、罗与官军战于满洲，大破之，尽占满洲地。世祖、大将军刘与陈、粟部合兵大破官军于徐蚌，陈兵长江，民朝京师震恐。林、罗入关与大将军聂合兵，合围幽州，幽州节度使傅作义降。大将军彭横扫西北，兵临西域。帝移驾幽州，以之为都，改称北京，北方遂定。
　　　　
　　民朝乞和，帝不许，令世祖与刘、陈、粟诸将合百万众，渡长江，取金陵。以陈、粟取华东，林、罗取华中，世祖与刘将军取西南。诸军势如破竹，官军尽溃不成军。帝以世祖为西南节度使，坐镇成都，以图吐蕃。
　　　　
　　武厉败走东海夷州，据澎湖以抗王化。民朝三十八年，太祖武帝开国元年，帝登天安门，诏告天下曰：华夏诸民今日立也！帝定鼎，君临八方。初，倭寇败降，西夷美利坚助武厉以军资，以抗帝军，帝怒，斥之曰：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开国元年作《别了，司徒雷登》以示美夷，夷使司徒雷登惭去。
　　　　
　　开国二年，高丽内乱，南高丽乞师西夷，美夷纠合西夷十五部落进兵北高丽，势如破竹，北高丽溃不成军。酋帅麦克阿瑟狂言饮马鸭绿水。北高丽酋长金日成乞师天朝，帝令西北王彭德怀为东征元帅，太子岸英监军。统兵二十五万，以将军邓华为先行，满洲王高岗为后合。东征高丽。彭公与美夷战，大破之。开国三年，太子阵亡，帝大怒，令彭公进兵，美夷乞和，帝不许，彭公再战，五战五捷，阵斩酋帅沃克，天下皆慑于帝之威。开国五年，彭公平美夷于高丽，班师还朝。
　　　　
　　开国初年，帝与周文正公巡幸北狄俄罗斯，与狄酋王斯大林盟，约为兄弟之邦。国经战乱，百废待兴，帝以刘殇公为太师摄政王，周文正公为相国，免天下钱粮。世祖平定西南，传檄吐蕃，吐蕃降。征西将军王震，进兵西域，前朝西域都护陶峙岳降。帝令官军平寇，前朝余孽星散。行三反、五反，斩天津知府刘青山、河北布政使张子善等以清吏治，天下安定。

　　开国九年行反右，帝定奇计曰：引蛇出洞。初令天下无论军民妇孺皆可谏国事，言政弊。后将直言者尽数收监，交有司论罪。天下儒生遂不敢以古讽今，枉谈国事。

　　开国十年行大跃进，民不聊生，饿殍千里，三年饿毙两千余万口。俄狄发难，帝令翰林作文与俄狄论战。后会诸侯于庐山，大司马兵部尚书彭德怀谏万言书，帝怒，黜彭公，以林幽公代之。野有功高震主，鸟尽弓藏之议。吐蕃达赖阴兵起事，帝令军平之，达赖间道天竺。吐蕃遂定。天竺、俄狄入寇，帝大破之，天下无不慑于帝之天威。
　　　　
　　开国十二年，天下饥荒，帝与群臣皆不食肉，以示与民共苦。会诸侯于京，曰七千人大会，帝下罪己诏。储君刘殇公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帝甚不悦，始有废储之意。 　　
　　　　
　　开国十七年，江后令大学士姚文元作《评海瑞罢官》，帝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开国十八年，太祖武皇帝文革元年，天下大乱，帝于五月十六日下诏，改元文革。文革始起。林庄幽公赞太祖曰：大海航行靠舵手，太祖一句顶一万句。令天下无论妇孺老幼皆习帝之语录，舞忠字舞。每日晨起为帝作三忠于、四无限。各家均供奉帝之像，各地为帝立生祠。有卑鄙之人作歌曰：爹亲娘亲不如太祖亲。帝大喜，遂立林公为储君，封摄政王，出入免跪拜。百万红卫于天安门拜谒帝，自林庄幽公、周相国等皆顿首叩拜，山呼万岁。
　　　　
　　帝下挟书律，妖言令，罢科举，焚诸子书，禁百家言。以共产之学为国学，以愚黔首。臣民偶语诗书、以古讽今者，或弃市，或收监，或黥为城旦。帝名为文革，实为灭功臣之意。开国初，帝以高岗为东北王，饶漱石为华东王，刘伯承为西南王，林彪为中南王，彭德怀为西北王，诸王势力，人莫能及。
　　　　
　　帝行削藩策，废高、饶，以林、彭、刘等主军机，因功臣俱在，帝甚忌之，故先废高、饶，再废彭公，又以文革为名，阴使江后与林庄幽公结党戮功臣，摄政王刘殇公请乞骸骨，帝不许，后杀刘殇公于开封，密不发丧。
　　　　
   十年大乱，计杀功臣名将贺、彭等无算。京师大兴县灭四类分子，满门抄斩数十户。广西民杀逆党，人相食。红色恐怖，人皆股栗。走五七道路，行上山下乡，使万民妻离子散，荒废学业，此皆太祖之大罪也。
　　　　
　　文革六年，再会诸侯于庐山，林公令大学士陈伯达谏，欲加帝尊号，帝不许。有废储之意。摄政王林庄幽公不得已谋叛，欲弑帝。帝令周文正公平叛，林公北逃，与王妃叶群、王世子立果均身死漠北。帝诏上海知府王洪文入京，加王爵。欲立为储君，因周相国、朱太师等勋臣力谏乃罢。后王洪文与江后、左丞相张春桥、大学士姚文元等结党，或受帝命，或矫诏陷害忠良。朝野共恶此四人，称之为四人帮。
　　　　
　　文革十一年，相国周文正公薨，天下悲泣，京师万民送葬。十里长街，哭不绝声。是年四月，京师百姓进言，请加周相国尊号，配享太庙。江后不许，引发清明京师民变，江后与皇侄远新进谗言。帝以为世祖所谋，黜世祖。七月，太师朱武胜公薨，未几，地大震于唐山，丧丁二十余万口。
　　　　
　　帝自林庄幽公之乱后，龙体日衰。文革十一年，天降星雨于吉林，地大震于唐山，民以为上将归天，人心惶惶。帝废世祖职，以右丞相华国锋为储君，赐遗诏曰：你办事，我放心。以大司马兵部尚书叶剑英为辅政王，仿刘蜀主托孤之意，委政于叶公。
　　　　
　　九月九日帝崩于寝宫，寿八十三岁，天下色变，亿万臣民俱悲，如丧考妣。国锋即位，是为废帝，新君葬太祖于天安门前，号曰：至圣革命真龙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太祖武皇帝。太祖文韬武略，历代帝王所不及也。太祖文传于《太祖选集》及《太祖语录》中，诗存于《太祖诗词选》，皆官修定稿。
　　　　
　　太祖后三人，杨后开慧，为太祖结发妻，因太祖起事，亡于前朝。贺后子珍，因不敬之罪，贬为庶民。李后云鹤又称江青，因阴结其党，欲废新君华国锋，效武则天事，为大司马辅政王叶公所废，后自缢于室。帝之嫔妃无数，因共产之道学定曰：帝王不得多嫔妃。故帝晚年所幸之张妃玉凤等人皆未得以正名加封。
　　　　
　　太子岸英，公子岸青，岸龙为杨后所生，公主李敏为贺后所生，公主李讷为李后所生。太子岸英阵亡，岸龙早夭，起事之时，又有子女数人，失于乱中，不知所终。诸嫔妃或有生子女者，皆不得知也。公子岸青，公主李讷、李敏均为闲官，皇孙新宇，举进士，入翰林，供职太学。
　　　　
　　未名野人论曰：吾本燕园卑微一书生，诚惶诚恐，效董狐作良史，太史公作史记，斗胆为太祖作传。才疏学浅，无生花之笔。鄙陋之文难登大雅，故现于网络。太祖与前朝思宗武厉皇帝共逐倭奴，雪中华百年之耻。后太祖一统大业，击退美夷，沙俄、天竺、南越诸国，扬我大汉之威。奈何太祖行事尤效汉高、明祖，除异己、戮功臣。兴文字狱，使民不聊生，天下再乱。功首罪魁非两人，流芳遗臭本一身！帝之功过尽在民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呜呼，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作者: 周浪峰    时间: 2010-9-13 10:22
标题: 撞船事件真相：美欧联合出手围剿中国
撞船事件真相：美欧联合出手围剿中国米尔军情网    2010-09-13 06:07:20　　最近日本拘留了中国内地渔船，并把非法捕鱼的船长判刑拘留十天。于是，网上等愤青又一片喊打喊杀声，我们的专家、央视等也一脸严肃地分析“外交部4天3次抗议”的严重性，昨天戴委员竟然“连夜从床上爬起抗议”，像演戏给国内屁民看一样。
　　而日本一点都不“漏”你，防卫厅、国土厅和外交大臣轮流说，“东海不存在领土问题”、“中国渔政船掉头回去了”等等，有意“火上浇油”。
　日本的这次判刑事件，等于宣告钓鱼台在法律上属于日本，为之后驻军设下前提。
　　其实，这次事件是美欧围剿中国的战略中一个战术动作。美欧把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包括军事和金融等方面，其亚太地区的战略伙伴有当白脸和红脸的，韩日不断正面刺激中国，台湾却与内地“勾肩搭背”地打得火热，相信最终这三者都被扶植为亚太地区小龙头(澳大利亚更倾向欧洲)。
　　日本类似“保卫领土”事件早就屡见不鲜。
　　2007年2月4日，中国海洋科学考察船东方红2号，在钓鱼岛以西100海里海域，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多艘舰艇围堵阻挠，日本还向中国提出无理强烈抗议。
　　2008年12月8日，中国海监船海监46号和海监51号，在钓鱼岛周边海域进行巡航活动，遭日本还派巡视舰进行骚扰，日本又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
　　日本海上保安厅从2009年2月1日起加强对钓鱼岛列屿及其海域的“警备体制”，并开始在钓鱼岛列屿海域常驻可搭载直升机的PLH型巡视舰，“目的是防范中国海洋调查船的入侵。”
　　这是日本首次派遣高机动性多用途大型巡视舰，常驻钓鱼岛列屿海域，加强所谓“实际控制”。
　　对此事，外交部发言人姜瑜2月5日表示坚决反对，郑重指出，日方任何加强对钓鱼岛海域“实际控制”的举动，都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应立即停止。10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奉命向日本驻华使馆官员提出严正交涉，表示强烈关切，郑重警告，如果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升级举动，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日方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之后日方也没有停止任何行动，仅仅日本国内媒体不大肆炒作了，中国国内媒体更销声匿迹。
　　之后或许中方想用经济手段绑架、化解此事，中国开始向日本大量进口，令日本贸易呈顺差增长趋势，直到目前。
　　问题是，日方并未领情。
　　2010年8月17日日本《产经新闻》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美日共同宣言中有意载入的内容是“共同认识到中国威胁”及“调整军事合作”，它将以今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及2005年10月的《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二加二文件》为基础。《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已将中国列为美国向东北亚投入战力阻止的重点防范对象.
　　这份宣言将在今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时发表。
　　还报道了具体针对中国的措施，包括提升海上自卫队巡哨机的探测能力、扩充卫星通讯来增加海上自卫舰作为情报中枢舰的功能、构筑日美情报共享的速度便于指挥的通讯系统、在日本的卫星上增设能把握中国潜艇出动时的情报收集能力等(此即以前我说过的“卫星反潜技术”，仅美俄拥有此技术)。
　　最近刚刚发生的渔船被拘留事件，日本有意大肆炒作、刺激中国高层，国内媒体报道也不封锁了(反日情绪是我们内地人从小就教育、具备的)。其实9月1日韩国也撞沉我们的渔船、造成渔民死亡，内地媒体有过多少报道?
　　前期国内被韩美折腾了一阵，最近又有所减弱，这是一次目的打击朝鲜前夕、对中国的“火力侦察”，我们决策层混乱出现。
　　这次日本拘留渔船事件，可以进一步加剧高层观点分化，产生分歧的自乱，而我们现在也没有绝对的权威人物，都一群混日子的“近视眼”、还说在下很大很大的棋。
　　表面看日本做法有目前国内政治需要，但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着美战略的影子。
　　前期美又宣布12月份韩美再举行演习吗，到时难说是否来真的了，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不过中国也做了些战略准备，如今年11月起全国实行无线电管制、丹东等多地举行人群防空疏散演习等。
　　正在举行的上合组织军事演习，是例行演习。对中国而言，针对近期形势严峻的内蒙的。
　　台湾也是美战略上极其重要的棋子，与中国内地接触时又充当了另一种角色，小马哥在努力实现其远大理想，实现前辈没有完成的目标。
　　不声不响地，台湾投资新台币3000亿的导弹防御系统已逐步完成部署和建构，除了爱国者导弹和远程预警雷达等反导弹系统外，台湾的导弹防御网也将包括足以让台湾承受第一波打击的被动防御能力。
　　前不久奥巴马正府继续售台的军备，只是再度更新、强化其进攻能力，而不是已完成的防御能力(目前能力约7分钟预警水平)。
　　目前网上反日非常热闹，群情激昂的，也难说会有几个毛头跑到领事馆等门口大喊大叫一番，正府也需要此“民意”，但爱国者肯定不会砸掉自己的索尼、松下产品的(砸人家的肯定违法)，就像08年反法时跑到家乐福门口闹事一样。
　　我们管理层能做的，只能是继续人民币快速、大幅升值，既让美国满意，也缩小日本贸易的顺差以“惩罚”它。
　　但经济上制裁日本是很难的。
　　日本国际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最近在日本《呼声》月刊上发表文章，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只要仔细分析中国的实态，我还是认为，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日本和美国手中”。
　　长谷川庆太郎的文章写道，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日本，主要因为两点：一是日本企业能向中国提供中国产业不可缺少的高质量的产品;二是日本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究开发的巨大投资。
　　文章说，如今在中国空前的建筑热潮中，建筑机械的年均使用时间高达3000小时，只有日本造的机械才能经得起如此消耗。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均工作时间也高达3500小时，只有日本生产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
　　文章还以钢材为例说明中国对日本的依赖。日本生产的汽车用钢板质量世界第一，不用这种钢板的汽车就根本没有销路;“没有日本钢铁的支持，中国的汽车厂家就没法生存”;建筑用H钢的对华出口价比日本国内高20%，但中方却不得不买，“因为没有这种钢，中国的建筑公司就无法保障高层建筑骨架的安全”。
　　文章指出，据2001年统计，日本每年的专利出口1.1万亿日元。“那些没有这些技术的国家，不购买日本的技术，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
　　此文一出，震惊国人，引来一片骂声。但我们也需要仔细思考，其所言依据是真的、还是虚构的。
　　估计我们的主流媒体、主流专家教授会出来说，要韬光养晦，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嘛。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言仅军事方面，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还包括金融。亚太地区金融操纵痕迹味道较浓了，值得注意。
作者: 周浪峰    时间: 2010-9-15 19:26
标题: 钓鱼岛之争 – 谁打我，我骂谁
美国说：“我想打谁就打谁”
英国说：“美国打谁我打谁”
日本说：“谁打我，美国打谁”
苏联说：“谁打我，我打谁”
中国说：“谁打我，我骂谁” :mad:
作者: 周浪峰    时间: 2010-10-15 20:42
标题: 香椿树：没有枪杆子支撑， 大国之间不存在“合法经商”
当今世界一遍自由贸易之声， 中国两任总理屈膝下跪，打脸送屁股， 一个非要进国际贸易组织， 一个非要人人家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似乎是只要我合法自由贸易了， 就能和平崛起。 上次我说， 大国如果没有枪杆子， 只能和平“撅起”， 不可能和平“崛起”。 这是历史反复证明的规律， 实际上经济越强大，没有枪杆子护卫就死的越快， 如同肥猪过年， 小孩子玩珠宝，都是找死的事情。
今天我要说， 没有枪杆子支撑， 大国之间不存在和法经商。 加拿大就是美国的丫鬟，偶尔发牢骚，什么时候敢不守法？ 但是木材进口照样被美国强征了50亿的关税， 官司打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调节委员会， 美国违法， 送到国际贸易组织，美国还是违法， 可是加拿大干瞪眼，就是不敢出手惩罚。 遇到一个聪明蛤布，跟美国做交易， 你还点钱帮助我竞选上台， 我向阿富汗派兵自己掏腰包。 结果蛤布高调宣布自己上任第一天就从美国要回40亿， 可是三年过去， 阿富汗战争消耗了加拿大任200亿，外加上百棺材，还有缺胳膊少腿的加拿大士兵无数。
为啥不说中国， 说中国台湾同胞就会说你看我就不受歧视， 也没有枪杆子，这话当然不对， 台湾没有对付美国的枪杆子， 对付祖国大陆的枪杆子可是不少， 李敖不就说没有当看门狗还要自己掏钱买骨头。 这说明台湾的自由贸易也是同枪杆子有关的。 只不过这个关系复杂，自己领会好了。
不说中国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有两次鸦片战争。 这鸦片战争说穿了就是中国想要自由公平贸易， 西方能力不足没有本事公平竞争就动用枪杆子。
今天有看到这个新闻：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大田章宏(Akihiro Ohata)十二日说，中国对日出口稀土并没有恢复正常，他同时宣称，「我们将看本周出货是否改善。如果没有，我们将采取措施使中国政府改善这一状况。」
美国众议员凯茜.德坎佩尔(Kathy Dahlkemper)曾直言，「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确保充足的供应，那么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方面，美国肯定将陷入危险境地。」
看明白没有？ 如果把稀土换成f22， 中国可不可以说美国垄断了100％的份额， 如果不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保证供应， 将会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
作者: 周浪峰    时间: 2010-11-9 14:10
标题: 割了香港不心疼 两次鸦片战争为何没把国人打醒？
割了香港不心疼 两次鸦片战争为何没把国人打醒？人民网    2010-11-08 18:00:45　　割了香港不心疼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50年，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特别是有科举功名、作为社会支柱的士大夫阶层,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危机，需要改变什么。所以该考秀才的还是考秀才，考举人的照样考举人，该种地的还是种地。朝廷没有变，民间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事实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我们被日本人打败了。
　　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对出来的。这在中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迄今所无的。这样一种结果，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在帝国到民国这一轮转型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也曾经有那么一刻，有那么一幕，历史竟然不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不是用暴力逻辑来决定。

　　99年前，中国社会大变革最关键的一个结点与武昌有关。有的时候一个地方可以影响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命运。武昌首义确实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在此之前的中国是漫长的王朝专制时代。在此之后，开启了中国第一个共和时代，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放在整个世界上也是比较早的共和国。共和国和帝国最大的区别就是帝国是有皇帝的，一家一姓进行统治;共和是大家来统治，是众民来治理。政治是什么?孙中山讲“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共和其实就是由民众自我管理。
　　当然，我们知道中国的第一轮共和政治的实践和尝试失败了，这个失败有很多原因。本来我们已顺利的从帝国进入到了民国，但是民国又成了实际上的军国。1927年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党国，党在国上面。就这样，中国的发展从帝国到民国，军国之后又是党国。
　　三派同源——甲午之辱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50年，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危机。事实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我们被日本人打败了。
　　在百年前的那场大变革——帝国转向民国的过程中，产生了三种可能影响中国走向的力量：第一种力量就是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第二种力量是我们一贯认为比较保守的，甚至有点反动的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第三种力量就是长期被忽略的，实际上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政治力量表面看上去是那么的不同，他们之间好像很难有基本的共识，但实际上三派同源，都起源于同一个起点，就是改革或者说改良。无论是革命派的孙中山、北洋派的袁世凯、立宪派的张謇、梁启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要改良、要改革。他们的起点在时间上都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战争对中国的震动比这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大，都要深远。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中国的近代史揭开了序幕。1860年又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烧掉了中国的圆明园。但是两次鸦片战争，无论是英国人还是英法联军都没有把中国人打醒，中国人觉得没有什么，输了也就是割块地赔点钱的事儿。割了香港没人心疼，香港当时在英文里是叫“一块不长毛的石头”，也就是一个不毛之地。香港成为世界的一个自由港，亚洲的金融、贸易中心是在100年之后，原本交给英国人的只是一个荒凉、没有人烟的小岛。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50年，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特别是有科举功名、作为社会支柱的士大夫阶层,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危机，需要改变什么。所以该考秀才的还是考秀才，考举人的照样考举人，该种地的还是种地。朝廷没有变，民间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事实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我们被日本人打败了。被英国人打败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屈辱，因为英国人是我们所陌生的，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甚至他们从哪里来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地理知识非常贫乏，不知道中国居然不是天下之中心。我们的概念就是天下概念，不是国家概念，民族、国家的概念也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此前国人认为我们是真正的天朝大国。
　　但是，甲午战争不一样，日本在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国，人口比我们少，文明比我们低。唐代的时候，日本派了大量遣唐使来学习我们的文化，他们竟然打败了我们，我们觉得非常丢脸。这个时候，读书人、士大夫阶层开始懵了，学生何以打败老师?一个这么小的邻邦，居然把我们强大的北洋舰队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实力比日本海军还要强一点，但是我们战败了。我们败的不是军事，我们败的是政治制度。我们的政治制度比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建立的君主立宪制要落后。我们是绝对的君主专制，人家是君主加立宪，已经是一个现代政治制度，我们还是一个传统的古代政治制度。包括康有为、孙中山在内，很多中国读书人开始反省，要改变中国就要从制度的变革开始。中国的第一轮真正意义上的变革，不是从洋务运动开始。洋务运动就是学人家，你造枪我也造枪，你造船我也造船。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习人家的制度，才有了戊戌变法，才有了后面的晚清新政。
　　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登上历史舞台就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鼓动公车上书开始的。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也是在那个时候。袁练的新式陆军请的教练有很多德国人，完全是模仿西方样式建立的一支新式军队。最初招募的7000士兵就是后来北洋军的基础，这支军队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基础，袁的崛起就是他手里掌握了中国最新式的军队。
　　也就是同一年，刚刚考中状元的一个读书人张謇，没有做官，而是回到了故乡江苏南通，因为正好他的父亲生病死了，按照清朝的规矩要在家守制三年。第二年，张之洞看中张謇，要他办一个新式纺织企业，“状元办厂”，这在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实业家，然后影响社会，影响政治。
　　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1894年他是一个医生，可是他的兴趣不是治病救人，他想医国。他的第一个举动不是去革命，而是要改良。他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送到天津，但李鸿章正忙于跟日本人打仗，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孙文。他失望的南下，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万言书都递不上去，那只有革命。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最大的意义就是它的口号里面已经有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词，这是一个新的东西，直接导致后来民国的出现。
　　三派共识——有限革命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一个底朝天，它是相对有节制的。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就结束呢?让清廷退位，我们就结束。
　　三派不同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已在1894年~1895年出场，无论是张謇、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袁世凯、孙中山。我说“三派同源”，三派都是同一个源头，起源于甲午战争之后的民族危亡的刺激。但是他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是组织军队;一个是闹革命;一个是倡导改革、实业救国。但是他们最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条道上。
　　也许今天我们很难理解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的实力派为何能走到一起?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命名他们的话，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他很功利，很投机，他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要推动中国改革，希望走一条渐进变革的道路，他们所选择的路径是稳健。孙中山则是激进。激进、稳健和实用这三者之间看似没有共同点，很难找到最大公约数，而社会的基本共识就是要找到最大公约数。如果没有共识，什么事都干不成，最后只能彼此火拼，有你无我。
　　从秦始皇之后，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中国的历史向来只有一条逻辑，就是暴力的逻辑。无论土匪，黑社会，还是王朝更迭，他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按照这样的逻辑，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和主张用暴力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之间一定找不到共同点。主张渐进变革，稳健推动中国转型的立宪派张謇和革命派孙中山之间、手里拿枪的袁世凯之间也找不到共识。但是在帝国到民国这一轮转型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也曾经有那么一刻，有那么一幕，历史竟然不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不是用暴力逻辑来决定。武昌首义打响的这一枪，引发的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有限革命这个词，在中国的辞典里面是没有的。我们今天知道英国的光荣革命也不是说没有战争，没有暴力，它也曾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美国的独立战争打了8年，也牺牲了不少人，但是他们的战争是有限的，他们的革命都是有限革命，有限革命就是它只有一个最低目标，没有一个最高目标。只有一个有限目标，没有一个无限目标。我们说革命，继续革命，不断的革命，那就是一个无限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底在哪儿。有限革命是有节制的，打到那一步就结束。比如美国独立战争，它非常清楚，打到英国王室同意美利坚民众独立，让他们独立建国，这一步就结束了;另外，这个革命是局限在哪一些层面，革命的目标诉求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比如说你的革命只是要完成政治制度的转换，还是要完成整个社会的大洗牌，把一些阶层从这个社会当中清洗出去，这就有很大的不同。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一个底朝天，它是相对有节制的。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就结束呢?让清廷退位，我们就结束。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这个目标是有限的，而且只停留在一个层面，就是政治层面，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只是一个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就成了三派之间达成共识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只要这三派在这个目标上达成共识，他们就可以坐下来，用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没有一家全赢，也没有一家全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是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因为这样不过瘾，没有把敌人打倒，再踩上一万只脚。我们有一个痛打落水狗的心态，因此辛亥革命很长一段时期被看做是一次不彻底的、妥协的资产阶级革命。
　　“局限”其实不是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有时甚至是好词。所有的人都有局限，包括孔子这样的圣人、华盛顿这样的伟人、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只有神没有局限，但人不是神，人都是有局限的，人所创造的一切也都是有局限的。不承认局限意味着自我夸大，自我膨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中都会出现问题。那一代的人，无论是哪一派的人，最后能殊途同归，承认现实，坐在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说明他们已经有了一种比较好的局限意识。他们意识到了人的局限性，意识到任何政治力量的局限性，没有一家通吃，没有一家全赢的心态，愿意坐下来对话。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对出来的。这在中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迄今所无的。这样一种结果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一件事情产生了，就很可能成为一个传统，未来的人就可以效仿。因为在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当中，最坏的结果，最坏的事情就是流血过多，死人过多。我们过去有强烈的革命意识，认为血流得越多，这个革命越光荣，牺牲了几千万先烈的生命，用鲜血涂红我们的旗帜，这是何等的光荣!但我认为流血越少的革命、流血越少的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不可复制的，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没有任何一群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权力要求另外一群人去牺牲他们的生命。
　　如果在革命当中，能减少流血，减少牺牲，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看的宝贵，把每一个士兵的生命都看的宝贵，这样的族群，就是一个好的族群，一个文明的族群。辛亥革命死的人少，就是中国历次革命中一个很好的范例。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结果，靠的不是某一种政治力量，既不是革命派单方面的努力，也不是北洋派单方面的努力，而是三派之间的相互妥协。
　　三派戮力——立宪建国
　　当时中国的中上层社会，都赞同走立宪、不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发生后，为什么革命派会愿意和立宪派、北洋派坐下来谈出一个新的民国，而不是跟他们打出一个全新的民国。
　　今天看起来，99年前的中国是何等的糟糕——列强环伺、民不聊生、国力衰弱，好像四万万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历史还有另外一面，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但是城市开始出现了工商业，有了新式的企业、银行，更重要的是，经过晚清以来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外国入侵的冲击，大清王朝已非常衰弱。衰弱的王朝也在寻求出路，包括主动地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回望110多年前的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在103天当中发了上百道诏书，雪片一样飞往各地，大部分都没有得到执行，唯一留下的遗产，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但是，在经历1900年八国联军之变以后，慈禧太后在重回北京的路上就下了罪己诏，开始主动的实行新政，也就是政治改革。
　　到了1905年清政府把科举制度废除了，这是一件大事，惊天动地的大事。科举制对于维系当时的整个政治格局、政治制度、文化伦理价值，几乎是根本性的，慈禧太后说废就废了。废掉科举制，意味着整个干部选拔机制都动摇了，整个机制都要变革，原有的一切都要变化。接下来迈的步伐要远远超过她亲手镇压掉的戊戌变法的那一些纲领。
　　1906年9月1日颁布的那一道预备立宪诏书，要把国事公诸舆论，最后建立一个国会，来约束皇帝的权利，这一切都是1898年想不到的，不到10年，慈禧太后做的比光绪帝还要激进，这是我们今天也比较难以想象的。这个过程留下的主要成果就是在各省成立了一个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远到新疆，笔者在1910年英国记者莫理循到新疆旅行拍的照片上看到，那里虽然没有选出议员，但也挂出“新疆咨议局”的牌子。
　　咨议局完全是新生事物，今天看来也许觉得没什么。但在清朝末年，100多年前的中国，由老百姓自己投票选举议员，可以监督政府，对政府的预算指手画脚，对政府的施政评头论足，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在很多地方，像江苏、浙江、广西，政府和咨议局之间都发生过尖锐的分歧、冲突，造成了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带着咨议局的常驻议员，以辞职来抗议。因为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人骏不服咨议局对他的制衡，矛盾都发展到这种程度。在中央一级也产生了相当于国会的机构资政院，一部分钦选议员，就是皇帝所选定的议员;另一部分民选议员，就是由各省咨议局选出来的，已经具备国会的雏形。尤其是地方咨议局的选举，看一下咨议局的选举条件，一是有中学堂或相当于中学堂的学历;二是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三是家里有5000银元的营业资本，或者纳税200元以上。还有其他的诸如年龄和居住年限方面的限制，但主要就是两条：一个是受教育程度，一个是有一定的财产，也就是我们过去说的无恒产者无恒心。
　　我们看国外的例子，其实也都是这样，我们知道美国1787年有了宪法，最初具有选举资格的人都是具有一定纳税金额的成年白人男人，这个就是限制条件，黑人不行，女人不行。到了后来所有的白人男子，无论纳税多少都有选举资格。到20世纪中叶，所有女性只要到年龄也都具有选举资格。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开放到黑人具有选举权。美国的这个过程也横跨了200多年。英国也一样，英国是一个更古老的民主国家，1215年英国就有大宪章，整个过程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到了女性都有选举权，也是到20世纪，有600年到700年的过程。在历史当中，没有一个国家，在一开始启动选举时就是一步到位，所有的人都具有选举权。
　　中国在最初的开放选举当中，做了一些财产、教育程度的限制，其实是世界通例，是一个正常的行为。这次选举正式登记的选民只占了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选出来的议员平均年龄43岁，所有的人都有科举功名或受过新式教育，有很多人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总体的教育程度都很整齐，代表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精英，选举结果是社会公众所认可的，他们的表现今天看来也都是站得住脚的。为什么选民人数这么少?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一条财产限制，把很多人挡住了，中国人习惯钱财不能露白，有财产而不愿登记的人不少，去登记的人多数是按教育程度。
　　晚清中国咨议局的选举这件事告诉我们，在这一轮大变革当中，慈禧太后推动改革的动机是保住大清王朝，但是客观上还是推动了社会进步。张謇这样的立宪派就是这个过程中冒出来的，因为有选举做合法途径，立宪派几乎在各个省都浮出来了，他们相互串联，组织起来，咨议局联合会之类的组织有好几个。从1909年到1911年之间，他们发动了至少3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当时新兴的工商业阶层、读书人几乎都卷入到这个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朝廷早一天开国会，慢慢的凝聚成了一个立宪派的核心，以张謇、汤寿潜这些名流为代表，成了立宪运动的中心人物，有了全国性的影响力。
　　袁世凯被开缺回籍之前，基本上赞成立宪，愿意中国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当时中国的中上层社会，都赞同走立宪、不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发生后，为什么革命派会愿意和立宪派、北洋派坐下来谈出一个新的民国，而不是跟他们打出一个全新的民国。谈出来的民国一定是不彻底的，半新半旧的，这是因为当时整个民心所向，君主立宪制是更大的主流。把清朝连根拔起不是当时的主流意识，改革是民心所向，革命只是部分人所向往的。
　　即使在底层社会，鲁迅在《阿Q正传》等小说里所写的阿Q或者阿Q身边的人，他们其实也不赞同革命，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革命到底是什么。
　　革命只是革命派少数精英们推动的，跟君主立宪相比，他们的力量要更弱一点。等到革命之势已成，革命派才发现他们驾驭局面的能力是很脆弱的，尤其是最关键的一条，他们在财政上解决不了问题，他们的军队筹不到足够的军饷，要打仗，继续北伐，就要有足够的军饷，但这个很难解决。既然大家的力量都有限，有限的力量面对有限的力量，你也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那就不能拼杀，只能妥协，只能坐下来谈判，只能寻求多赢，而不可能一家独赢。
　　最后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互动的结果。这个互动即使算不上是良性互动，也不是恶性互动，而是一个中性互动。中性也好，和中间道路、中间思想一样，不是什么坏事情。辛亥革命很幸运，三派力量都没有足够大到把其他的力量吃掉，迫使他们坐下来对话。这个对话就是“南北和谈”。北方袁世凯派出的代表是唐绍仪，南方派出的代表是伍廷芳，两个都是有英美教育背景，都曾出使美国，非常了解西方，而且他们都是广东人，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也都是广东人，广东人在一起好说话，这简直就是广东人与广东人的谈判。
　　这个谈判的背后还另有一个谈判，就是我们以前不太留意的另一个南北和谈，是军人和军人在谈。北方派出的代表叫廖宇春，南方派出的代表是黄兴任命的顾忠琛，也许他们的和谈更具有实质性，如果说前者是“文和谈”，后者就是“武和谈”。这个和谈决定了三派殊途同归，他们达成的5条协议就决定了满清王朝的结束和共和时代的开始：
　　第一条，建立共和政体，就决定要抛弃满清王朝。
　　第二条，本来北方主张写明推袁世凯为大总统，南方不同意，讨价还价，最后妥协：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袁世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可以把清廷逼下来，其实际上就确定了袁世凯要当总统。
　　第三条，凡南北将士出力者一律优待，不予追究。北方的将士顾虑共和达成之后秋后算账，所以他们特意要写上这一条。
　　第四条，要建立国会，恢复各省秩序。
　　第五条，优待清廷。达成这个协议，清朝其实就完了，签字的日期是1911年12月17日，等到段祺瑞等47个将领联名呼吁赞成共和，以武力逼宫，清廷只能接受退位的安排。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0-12-13 12:18
标题: 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一）
作者：子辰 2010-11-6




　一、对二战后的世界战略格局没有清醒的认识




　　武力统一朝鲜和中国的红色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红色革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内部现象，而北南朝鲜是苏美两国终结日本对朝鲜的占领状态后依据商定的受降分界线分别扶持起来的两个政权，如果以武力统一北南朝鲜，实质上就是美苏两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因此朝鲜战争的本质是美苏争霸，爆发的起因是金日成、斯大林头脑发热，怀着侥幸心理进行政治和军事冒险。




　　1949年的4月金日成派特使向毛泽东递交了朝鲜劳动党致中共的信，主要内容是请求中共把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交给朝鲜政府，这一请求得到中共的满足，毛泽东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这可以说是“抗美援朝”的萌芽。当年6、7月份，两个朝鲜师整建制(共21000余人)地回到了北朝鲜。第二年初又有16000余名朝鲜籍解放军回到北朝鲜。这37000名经历过战争锻炼的朝鲜籍战士是金日成组建军队的骨干，送这批战士回朝鲜是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的第一个军事绿灯。有了骨干后，斯大林给了北朝鲜一批武器装备，其中包括150辆坦克，这是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的第二个军事绿灯。以中国提供的骨干和苏联提供的武器为基础，金日成组建了一支十几万人的军队，实力超过韩国军队。




　　虽然金日成有了军队，但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不成熟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二战结束后呈现出美强苏弱的局面，表面上苏联军队庞大，但是苏联在二战中人员损失惨重，战后经济困窘，出现了饿死人现象，总体上是一种头重脚轻、下盘不稳的状态。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欧洲发生的柏林空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苏联在欧洲手握重兵，近水楼台，但它封锁西柏林这一小挑战行动还是失败了，西方阵营通过动用大量财力物力化解了危机，展示了自己的综合实力。苏联在近在咫尺的东欧都搞不出名堂，在美国全面控制的太平洋沿岸又怎么能搞出名堂呢?在金日成用速成法组建起来的军队中，各个层级都有苏军顾问，以致没了苏军顾问军队就无法正常运转，甚至进攻南朝鲜的战役计划都是苏军顾问团包办的，由此也可清楚地看出朝鲜战争的本质。




　　握着这支小小的武装，金日成满以为能够解放南朝鲜，于是起因据说是不清不楚，实际上是清清楚楚的朝鲜内战爆发了。在朝鲜半岛上金日成的军队占优势，但美军用庞大的海军和陆战部队控制着整个西太平洋,在这样的战略态势下金日成的风光注定不能长久,开战后仅3个多月, 金日成已经准备到中国当流亡首相了。在美苏争霸中苏联本来没有资格冒险，因为它的综合实力明显弱于美国，而且二战中失血过多，这是为什么美军仁川登陆后苏联不敢对等地直接出兵，也是中国参战初期苏联不敢派空军的原因。北朝鲜和苏联各有其战略研判的范围，如果说年轻的金日成想凭借半岛内的小优势一鼓作气统一朝鲜半岛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老成的斯大林不顾苏联在全球战略形势中的弱势地位而挤占美国的战略空间则是利令智昏的冒险。




　　基于朝鲜战争的这种政治本质，中国是否参战就应十分审慎，应该从一种明智的外交战略出发作出抉择。遗憾的是在1949年，在“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决策层选择了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了东西方对阵中的苏联，这是后来参与朝鲜战争的政治前奏。美军仁川登陆后北朝鲜军队开始溃败，在不敢派空军协同中国出兵的情况下，苏联对中国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中国接纳北朝鲜的流亡政府，苏联自知在朝鲜问题上失算，没能进一步只好退一步，退出朝鲜半岛。出乎苏联意料的是中国替它出了头，帮它维持了战略对抗的均势，因此苏联是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后来的大三角战略格局中唯一的受益者。令世人大跌眼镜的是，10年后苏、中这两个意识形态相同的盟友竟然闹翻了，20年后美、中这两个意识形态相左的国家居然开始亲近了，三大国聚散离合的历史经历表明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1949年,一些民主人士建议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是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张治中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又是军界的元老，最高领袖宴请他并讨论外交路线问题,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领袖大度地说“可以辨论100年”。何须100年，10年就见结果了。60年代末伟大领袖让几个老帅研讨美苏两霸对中国的利害，结论是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这是对出兵朝鲜决策的一个讽刺性结论。如果新中国走的是中立外交路线，就不会参与朝鲜战争，美苏都会看到中国在两强争霸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必然争相拉拢，利用这种拉拢，中国可以在相当宽松的环境中发展自强，在国家战略的内外两方面做到双赢。




　　二、在战略上中国自始就参与了朝鲜战争




　　1950年4月，斯大林首肯了金日成发动军事进攻的想法，这是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的第一个政治绿灯。5月，金日成到中国向中共通报北朝鲜将发动军事进攻，中共向苏联询问，苏联方面给毛泽东发电“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电报说的很清楚，中共是有否决权的，如果中共不同意，金日成就不能发动军事进攻。然而中共没有行使否决权，也就是说中共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了第二个政治绿灯。不仅开了绿灯，最高领袖还表示必要时将以武力支持朝鲜统一：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最高领袖的明确表态是导致后来出现“抗美援朝”的一个关健性步骤，这种以武力撑腰的支持态度对金日成来说无疑是一颗定心丸。这一表态确定了中国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是只准北方向南边打，不准南方向北边打，这就道明了朝鲜战争的本质。决定中国打不打的红线是三八线，这一既定军事策略成为后来最高领袖定下出兵决策的根本依据。




　　60年以来存在着一个凡是，即凡是有关“抗美援朝”的都是光辉的、伟大的。凡是论的维护者以金日成发动进攻前没有通知中国为依据，论说中国“抗美援朝”是被迫的，不得已而为之。金日成进攻前不通知中国只是一个战术问题，在战略上毛泽东、金日成早已达成君子协定──“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如果当初毛泽东对金日成的表态是“中国饱经战乱几十年了，需要休养生息，我们不反对你们发动战争，但打起来后中国一个兵也出不了，也给不了什么物资援助”，那么朝鲜战争只会停留在金日成的头脑里，而不会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书上。对朝鲜战争问题，最高领袖说过：我们三驾马车，有两匹硬要往前拉，第三匹马也没有办法。其实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三驾马车，有两匹要往前拉，第三匹马不想动，那两匹也没有办法。




　　有的军史学者带着凡是论的紧箍，研究朝鲜战争几十年，研究成果是“抗美援朝和朝鲜战争不是一个同等的概念”、“朝鲜战争不应该打，但是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在战略认识上十足的糊涂。既然朝鲜战争不应该打，为什么拿出三个军给金日成撑腰?既然“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是不得已而为之，第二次战役后1950年底为什么不停下来?唇保住了，齿不寒了，为什么还要打?为什么最高领袖在1951年3月1日的电报中还说：“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原因很简单，“抗美援朝战争”和朝鲜战争在战略上是一回事，或者说是一对孪生兄弟，而且是同卵双生的。




　　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发动进攻后，中国的因应动作就开始了。7月2日，周恩来同苏联大使罗申表示：为应付未来朝鲜战争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中国政府准备在中朝边境集结9个师的兵力，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这些部队将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参战。7月5日斯大林向中共发电：“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作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7月10日，保卫国防会议召开，通过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从7月中旬到8月初，第十三兵团(含第38、39、40、42军)在中朝边境进行布防。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最高领袖表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8 月5日最高领袖致电东北军区：“(东北)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 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 月上旬能作战”。8月18日最高领袖指示：“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 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 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8月下旬，朝鲜战场进入僵持阶段，战争的变数越来越大，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写信给最高领袖，提出第十三兵团力量还显单薄，建议调第九兵团为第二线，第十九兵团为第三线，部署于山海关内机动地区，以备不时之需，最高领袖批准了这一建议，这是所谓“轮番作战”的萌芽。8月底，中央军委开会起草《关于加强边防军的决定》，决定将东北边防军兵力由原来的四个军逐渐增至十一个军三十六个师，并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共三线部队，第一线为五个军;华东军区原准备渡海攻台的第9 兵团和西北地区的第19兵团分别在十月底和年底集中，作为东北边防军的第二、三线部队，“轮番作战”进入准备阶段。




　　从中国的一系列因应步骤看，当北朝鲜军队进展顺利时，中国准备了9个师，预备小打;当战争的前景变得不可知时，中国准备了36个师，预备大打。这36个中国师是朝鲜战争扩大化的物质基础，如果说金日成的十几万军队是东方阵营向西方阵营发起挑战的第一梯队，那么这36个中国师则是东方阵营的第二梯队，当朝鲜战争扩大化的物质(第二梯队)和精神(既定军事策略)都具备时，朝鲜战争扩大化就成为一种必然，也就是说早在1950年8月底，在美军发起仁川登陆之前，中国出兵朝鲜就已经是一种必然了。




　　三、战争决策的出台充满“个人说了算”特色




　　1950年10月1 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同日，朝鲜特使携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信抵达北京，直接向毛泽东求援：“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10月1日夜，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召开，最高领袖与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讨论对策，周朱刘三人的态度都很谨慎，最高领袖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经过彻夜讨论，周恩来改变了态度，赞同最高领袖的出兵主张，朱德和刘少奇仍持保守态度，至今未曾有过朱刘二人主张出兵的记载。事后最高领袖曾说，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中央同意的人只有一个半，一个指他自己，半个指周恩来。由于最高领袖具有最高决定权，10月1日的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已经定下了出兵朝鲜的战争决策。因为最高领袖指示这次会议不作记录，会议的细节不得而知，但后人可以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这一决策作出评判。




　　2日凌晨，毛泽东紧急电告高岗、邓华：“(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中国的战争车轮已经开始启动。




　　10月2日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出乎最高领袖的意料，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持怀疑或反对态，特别是军队的将领们几乎都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把握。林彪说：“我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虽然不同意见很多，但开会只有一个目的：将出兵决策贯彻下去。最高领袖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我们不能再议而不决。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 最高领袖指示周恩来：“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主要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彭德怀一句话也没说。据当时在场的秘书师哲回忆“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反对出兵”。10月5日上午，最高领袖派邓小平先行同彭德怀进行沟通，邓小平把上面内定彭德怀挂帅向彭作了透露，然后将彭德怀接到中南海面见最高领袖。彭德怀对最高领袖说：“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最高领袖问：“如果苏联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 彭德怀反复考虑后说：“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最高领袖说：“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彭德怀认同出兵并接受挂帅任务，出兵朝鲜在人事安排上已经妥当，下午的政治局会议就可以拍板决定了。




　　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召开，能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来了。会上仍有人主张不出兵或晚出兵，林彪说：“我看还是以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但周恩来和彭德怀都作了支持出兵的发言，气氛开始向出兵的方向转变。会议的结果是最高领袖“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观点得到了贯彻，最终出兵决策得以通过，出兵朝鲜形成了国家决策。但仍有人从内心里是不赞成出兵的，散会后，林彪对最高领袖说：“主席呀，出兵弊多利少，事关重大。你要好好考虑呀，千万慎重。”周恩来、林彪被派到苏联要军援，在路上林彪给毛发了封很长的电报，再次劝毛回心转意，放弃出兵。彭德怀到沈阳召开13兵团会议，会后几个人找到彭德怀说：高岗也不愿出兵，你在西北为什么赞成出兵呢?




　　2日、4日的会议上绝大多数人不赞成出兵，但到了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统一意见了，这种统一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当时会议上反对出兵的话很多人都说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林彪和高岗的话，因为他们后来成了反面人物。参加会议的那些政治人物和将帅都是历经几十年磨砺的，哪个没有自己的主见，怎么会两三天就改变主意?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逐渐确立后，领导层出现了一种“权威”现象，即只要是领袖主张的最后总能通过,有没有反对意见都一样。出兵朝鲜是这样，后来的经济冒进、大练钢铁也是这样。出兵朝鲜20年后，中美开始外交亲近，对此林彪说了句“大好局面被耽误了20年”。




　　出兵朝鲜决策的通过，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态度起了很大作用。最初周恩来是不主张出兵的，后来赞成了，并且在会议上发言支持;彭德怀则是当时唯一可选的、已经内定的出征统帅，他一认同出兵决策，部队赴朝作战就没有实际障碍了。几个年龄较小、有打大仗经验的将领粟裕、徐向前、林彪是比较合适的，偏偏都是伤病缠身，无法承担指挥任务;朱德、贺龙没打过大仗，且多年没有指挥作战了;叶、聂、陈、罗四帅长期搞政工，不能考虑;刘伯承有挂帅的能力，当时埋头搞教学去了，刘伯承对南下大别山的失误很有意见，对是否出兵朝鲜，军事素养深厚的刘伯承也不会没有自己的见解。




　　虽然在后来的几天里，因空军支援问题上的扯皮，苏中双方决定中国暂不出兵，北朝鲜军政人员准备疏散，但10月13日，中国决策层敲定无论空军支援落实得如何，中国仍然出兵。




　　参与朝鲜战争本来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想法,但在当时的领导体制和权力架构下很快就变成了国家决策,一人之心成千万人之心,这样的事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令人感慨。军队是国家的重器,动之须慎重,战争是关乎国家前途的大事,决策须谨慎,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作为反面教材可供中国人长期反思。去年百来名影星集中起来拍了部影片《建国大业》，把建国的过程拍得好不仔细，国旗、国徽的设计、国歌的选用，诗人代表、画家代表、妇女代表都发表意见了，但唯独忘了拍一件要紧事，就是动用这个国家的军队需要多少人说了算，在1950年10月，这件事只需一个人说了算。




　　四、战争决策是否合理




　　10月1日夜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最高领袖就定下了出兵的决心，在最高领袖的思维中，促使他作出战争决策的因素有两个：




　　一是在1950年10月以前的一年多里，最高领袖始终对金日成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想法持支持态度，只是在时机上有不同看法而已。早在1949年的4月最高领袖就向北朝鲜特使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1950年5月金日成到中国与最高领袖商谈时，最高领袖虽然明白金日成的计划与中国的统一进程相冲突，还是同意了金日成的进攻打算，而且有“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的重要承诺。在1950年10月1日，美军已经打过三八线，正在向中朝边境推进，在金日成发出求救信息、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的情况下，最高领袖自然要履行“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的承诺。10月2日出兵决策尚未贯彻时，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暂不出兵”，斯大林回电：“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毛泽东先前关于出兵的承诺已经成了斯大林敦促中国履行承诺的依据。实际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早已达成一个共识─—朝鲜战争是东方阵营向西方阵营发出的一次挑战，为了这个挑战的胜利，东方阵营中的国家应该各尽其力，对毗邻朝鲜的人口众多的中国而言当然就是出兵。




　　二是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金日成发动进攻，中国在第一时间成了受害者，台湾成了冷战的棋子，被美国捏住了。最高领袖决定出兵不光是为了帮别人，更有为自己国家的打算。最高领袖一贯奉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军事斗争哲学，你美国进入中国的台湾，你就去朝鲜打你，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种斗争哲学富于豪情和气魄，但浪漫主义有余，现实主义不足。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军队的装备落后，如要大打一场，经济上、军事上都不具备条件，必须依赖苏联的供给，而苏联实力比美国弱，胆子比美国小，并不是一株可靠的大树。




　　斯大林显然对毛泽东的思维了若指掌，他在回电中说：“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当然斯大林的话与后来的事实完全相反。斯大林还进一步鼓动：“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甚至放言：“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事实上当时无论在欧洲方向还是在远东方向，苏联在战略和军事上都表现得小心翼翼，苏联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根本没有实力和胆量与西方阵营来一场彻底的较量，如果它敢来一场大较量，将提前30年解体。




　　以往正统话语谈到“抗美援朝”必有一句“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这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




　　战火的确烧到了鸭绿江边，但是鸭绿江的那边，不是鸭绿江的这边。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时陆军只有约20个师，主要部署方向是欧洲，在这样的兵力和部署格局下，如果说美军准备入侵中国，纯属匪夷所思。美国当时既没有入侵中国的实际计划，也没有入侵中国的长远打算。意图进攻中国是重大的战略选择,如果属实会有很多迹象表现出来,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点依据也看不到。中国的决策层作出出兵决策后，下发了一个《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其中有“(3)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美国确有侵占朝鲜后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4)美国此种计划与以前日本对华侵略历史如出一辙，日本是第一步侵略朝鲜、台湾，第二步侵略东北，第三步侵略全中国。由于这一切，为了我国的安全，不能对美军侵朝置之不理。”这些臆造和想象的证据今天看来纯属子虚乌有。《指示》中还有“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在报纸上应多发表反对美国扩大战争侵略朝鲜、台湾，反对亲美恐美”，就此开始了对美国的妖魔化，也开始了对民意的训导。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不计其数的“指示”已如过眼烟云，但这个添加了民族主义佐料的《指示》却始终在部分人群中发挥着作用。




　　“抗美援朝伟大”论的拥趸者最喜欢说的一个理由是保住了北朝鲜，中国就有了一个“军事缓冲区”，并以成语唇亡齿寒佐证。其实这个“军事缓冲区”对中国意义不大，中国最能威慑入侵者的是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以及新政权的“人民战争”思想，二战时一百多万日军陷在中国战场动弹不得，这个前车之鉴其它军事大国怎能不忌惮?不要说1950年时美国的20个师，就说上世纪70年代苏军在西伯利亚部署的100万军队，又能把中国怎么样?




　　至于“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只能理解为侵占了传统意义上的，但当时处于分治状态的中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效力没有到达台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是蒋介石政权(可称作原中华民国遗留政权)邀请的，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仍在蒋介石政权身上，从法理上讲，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不是武装侵占中国领土，而是干涉了中国内政。朝鲜战争和美国染指台湾是互为因果的，北朝鲜发动进攻标志着冷战升级为局部性热战，苏联拿朝鲜半岛作文章，美国自然就想到了拿台湾岛作文章，因为从军事角度看，在东亚，东方阵营在陆地上有优势，西方阵营则在海洋上有优势，台湾岛恰恰就是一个便于美国发挥军事优势的目标。美国如果想挽救蒋介石政权，三大战役时出兵更有利，中共部队到达长江北岸时出兵也还来得及，等到蒋介石政权流落到台湾岛上再救就晚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表面上是要挽救蒋介石政权，实质上则是美国因应冷战升级而采取的战略措施，从这一层面讲，新中国的决策层选择“一边倒”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接到准备参战的动员令，部队基层是不大情愿的，以前在本国为土地革命牺牲，为建立新中国牺牲，积极性很高，去外国为别的国家打仗就没有动力了。国内刚刚结束长期的战乱，人民也有厌战心理。最高领袖提出了一个很有鼓动力的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口号后半句为虚，前半句也为虚。中国出兵时，美国飞机对鸭绿江对岸的目标肆意轰炸，却唯独不炸江上的桥梁，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在回忆录中对此予以提及。事实上美国严格遵循朝鲜战争是有限战争、局部战争的定位，把它作为美苏对抗的一场热身赛，美国并不希望有第三国参与这场比赛。中国出兵的标准是只准北朝鲜向南打，不准南方向北打，这哪里是“抗美援朝”，明明是“助朝打美”。




　　虽然中国在北朝鲜发起进攻后就开始了军事调动，但10月1日的朝鲜战况与早先的预计已经大相径庭。“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所预计的局面是北朝鲜军队主力犹存，南方的军事力量占了上风，中国军队上前助一臂之力;而10月1日的现实是北朝鲜军队的大部损失，中国军队赴朝作战就得担当主力的角色，如果中国军队作战失败被赶了回来，就可能召致美军的报复性进攻，这是中国领导层大多数人对出兵谨慎保守的原因。




　　美国对朝鲜战争的一系列反应展现了它的战略实力和军事能力，对于和美军作战，“这场仗是不是能打?”说明最高领袖在军事上是没有把握的，彭德怀的“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说明他认为有可能打赢，并不是肯定会赢。孙子兵法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中国的军政领导人庙算很不明朗，怎么能急着出兵呢?孙子兵法又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中国的军政领导人是先打过去再说，走了后一条路。孙子兵法还云：“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中国参与朝鲜战争有好处吗?战争目标是什么呢?能达到这个目标吗?"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这一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符合“非危不战”原则的，如果当时的决策层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制定决策，中国与朝鲜战争无缘。




　　五、战争目标定错及三八线的政治、军事含义




　　第二次战役后，战线又回到了三八线附近，一些国家开始斡旋和谈。1950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开会，13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团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主张：“立即停火;中美两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少量部队和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留在朝鲜，完成选举后撤走。”该提案以51票对5票(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通过。13国提案对中国是很有利的，其中有“美军撤离台湾海峡”这一促使最高领袖作出战争决策的政治目标。而且必须注意的是，联合国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支持这一提案，这一提案代表了大多数国家期望和平的意愿。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13国提案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1.立即实现停火;2.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3.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在朝鲜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4.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5.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51年1月13日，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五步方案。在今天看来，这一提案不论对北朝鲜还是对中国都相当有利，对北朝鲜而言,“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可以保障它的安全;相较于13国提案，五步方案更全面地考虑了中国的利益，“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实质上是承认了中国为世界四巨头之一,这将使中国获得雅尔塔会议上中国不曾获得的地位.有了四巨头之一的政治地位，不仅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解决起来不在话下，也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大开方便之门。




　　对于五步方案美国表态赞同，1月17日中国政府却致电联合国：“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 中国的决策层主张先谈判后停战，实质上是想继续打下去，要战争不要和平。第三次战役后战线已经接近37线，金日成在领土上已经占了不小的便宜，和平提案已经包括保障中国政治利益的最重要的两条──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此时是结束朝鲜战争的最佳时机，也是中国名利双收的最佳时机，为什么中国的决策层还要继续打下去呢?这就涉及中国出兵的战争目标了。




　　中国出兵朝鲜的战争目标，很明确，就是把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冒险空想达成实现，统一朝鲜半岛。这一战争目标从宏观上看不符合当时美强苏弱的战略态势，从微观上看东方阵营谋划已久的第一梯队的攻势仅几个月就被西方阵营的武装力量打垮，仓促间把第二梯队开上去替补，能保住北朝鲜政权的存活就不错了，怎么能奢望把西方阵营的武装力量逐出朝鲜半岛呢?




　　代表了众多中小国家意见的五步方案对中国十分有利，赞同五步方案就是与众多中小国家结成统一战线，而中国的决策层却把统一战线拱手让给了美国。拒绝五步方案使中国在法理上处于被动地位，在世界上失掉了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同情，中国的政治地位急速下降了。这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政治斗争的转折点，由主动彻底转为被动，中国政府不认真对待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探究一下当时最高领袖的思想状态，可看出三点：一是意识形态至上，国家利益居其次;二是在国际政治上只走大国路线，不走群众路线，只想着傍苏联，不愿搭理众多中小国家;三是既不懂军事，又迷信武力，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已经出现攻守之势开始易位的微妙变化，最高领袖却混然不觉。




　　拒绝五步方案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44票对7票通过了美国所提的谴责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的议案，这一方案的通过是东方阵营在联合国舞台上政治斗争的一次大失败，中国的国际声誉遭受了很大损失。5月18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所提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禁运的提案，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对中国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有用的物资。




　　合理的战争目标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恢复三八线，二次战役结束时这个目标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对中国而言战争的脚步应该到此为止。“有理有利有节”是一项很好的政治军事策略，如果在第二次战役后停止大规模军事行动，及时转入政治斗争轨道，可能出现边谈边打的局面，但打的规模会小得多，在不把朝鲜战争的政治主动权和军事主动权让与美国的情况下，中国志愿军的伤亡会小得多，笔者估计志愿军至多再伤亡几万就能结束战争。如果　中国以恢复三八线为出兵目标，就能取得军事和政治的双重胜利，付出的伤亡不到最后实际结局的四分之一，物质上的消耗也不大，尤其是在美苏对抗的战略格局中将获得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军内就出现对第二次战役后没有停下来表示遗憾的声音，近年来民间也出现很多这样的声音。确实是一个遗憾，但这个遗憾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是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在战争爆发前的共识，当第三次战役结束，东方阵营的军队又一次越过了三八线，“统一朝鲜半岛”这一既定目标又一次在前面招手时，东方阵营的军队是停不下来的，如果停下来，发动这场战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二战尾声时，美苏协议以朝鲜半岛上的北纬38°线作为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三八线的划定为美苏两国在远东和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奠定了基础，三八线也成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对垒的既定分界线。三八线表面上是美苏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实质上是美苏在东亚的战略平衡线。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错误就在于没有遵循节制原则，想再进一步，独占朝鲜半岛，在战略对抗中压苏联一头。如果它恢复三八线后止兵，在政治上、道义上收获已经很大了，军事上因为歼灭了北朝鲜军队的主力也很安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把苏联失掉的这条战略平衡线恢复过来，已属难得，而要逾越这条线就超出了自身力量所能达到的范畴。




　　第二次战役西线战事结束后，12月8日彭德怀致电最高领袖：“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歼灭敌主力。” 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看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最高领袖采纳了彭的建议。但13国提案通过后，出于为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作政治铺垫这一目的，12月22日中国政府声明反对13国提案。最高领袖改变了原定的志愿军休整2个月的计划，决定打一场废除三八线的政治仗，12月13日最高领袖给彭德怀发电：“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第二次战役是一场胜仗，但只是收复失地的胜仗，并没有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第一、二次战役后志愿军减员8万人，约占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收复失地的同时后勤补给的距离也大大拉长，在这种情况下主动进攻很不明智。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在战争状态中军事上的得失又左右着政治的天平，不顾军事上的可行性硬让它为政治服务必然会带来相反的效果。12 月19日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致电最高领袖：“两次大胜后，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都有增长。”、“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1日最高领袖致电彭德怀：“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29日最高领袖发电催促彭德怀：“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但如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




　　第二次战役基本上恢复了北朝鲜的领土, “不能不打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目标已经达到，发动第三次战役脱离了“抗美援朝”，回归到“不应该打的朝鲜战争”，成为“助朝打美”、“助苏压美”，其实质是为美苏争霸效力。12月31日，第三次战役开始，中朝联军跨过三八线南进，朝鲜战争的主升浪开始掀起来，这是东方阵营在战略上发起的第二次挑战，是第二次不应该打了。第三次战役历时8天，期间没有大的战斗，基本上是志愿军向前推进，美军主动后撤，中朝联军拿下了汉城，打到37度线附近，但没消灭多少敌人。第三次战役表面上是志愿军节节挺进，美军步步后退，实际的军事态势则是志愿军愈显疲弱，美军则收缩积蓄力量，攻守之势的转化到达了一个临界点。




　　第三次战役引来东方阵营的一片叫好，《人民日报》的社论激昂地高呼：“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誓把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不应该打的朝鲜战争”的目标被宣传得尽人皆知。而实际上第三次战役在军事上并不实惠，在政治上则是一场败仗，它强化了盲目乐观心理，促使中国决策层拒绝了宝贵的五步方案。第三次战役的目的是在政治上得势，结果却是在政治上失势, 反映出当时中国的决策层在战略上很不清醒，在政治上也很糊涂。孙子兵法云“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发动第三次战役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对中国来说都没有什么好处;孙子兵法又云“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发动第三次战役在政治上是愚蠢的，在军事上是勉强的，如果最高领袖按“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行事中国就能取得“不能不打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孙子兵法还云“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第三次战役违反了这一古训。当初定下出兵朝鲜的决策时，领导层在军事上是没有绝对把握的，既然没有绝对把握，就应该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谨慎行事，第一、二次战役是摸着石头过河，而第三次战役是没摸石头就一脚踩了下去，结果踩进了旋涡深水区。




　　近代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样谈到进攻：“战略优势在战略进攻中会逐渐消失”、“而任何进攻都不得不以防御告终;至于这时的防御是什么样的防御，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敌人的军队已经被消灭，情况可能很有利，如果敌人的军队没有被消灭，情况也可能很困难。”在勉强的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的战略优势明显被耗尽了，而联合军的主力未损，恰恰是具体情况的后一种。




　　1951年1月15日，联合军采用“磁性战术”对中朝军进行试探性进攻，摸清情况后，1月25日，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指挥联合军16个师、3个旅、1个空降团，共23万余人，由西至东逐步在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此时中国志愿军已经连续作战两个多月，第一线部队十分疲劳，兵力不足，运输线延长，物资供应困难，彭德怀想到利用联合国的决议展开政治博弈，帮助缓解军事上的不利局面，1月27日彭致电最高领袖：“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如果按此建议行事，中国在政治上就占据了主动，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就不易通过，李奇微的进攻就会受到国际舆论的掣肘和约束，横城反击战后战事很可能会停顿下来，中国则避免了在军事上转入被动。




　　28日最高领袖复电：“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我军没有补充，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绝对不能让敌人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封锁汉江。美国要想在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也是决不能允许的”、“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 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最高领袖的复电清楚地表明他要把汉城有效控制在中朝联军手里，任何失掉中朝联军的军事优势下的停止军事行动或停战议和他都不想要。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在战役上出其不意、蓄势而发都没能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第三次战役挟胜出击也没有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到了自身困难重重，敌方摩拳擦掌的第四次战役怎么可能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孙子兵法云“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而最高领袖竟然活学活用为“不知敌之不可击而击之，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而击之”，结果自然是此战必殆。在军事博弈的形势已经不利的情况下，在自身筹码有限的情况下，最高领袖竟然幻想战场上的奇迹，完全是一种赌博心理。1月31日彭德怀致电最高领袖：“第三次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四 )次战役则带着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孙子兵法云“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如果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最高领袖能听从彭德怀的建议，“抗美援朝”很可能会有一个好得多的结局。




　　彭德怀巧妇勉为无米之炊，部署志愿军第38、50军在西线汉江以南阻击联合军向汉城方向的进攻，以付出一万多人的伤亡为代价，争取时间让第39、40、42、66军向横城附近集结，在东线形成局部优势，发起横城反击战，歼灭一个南朝鲜师大部，中朝联军在横城地区共歼敌1.2万余人。横城反击战结束后，美军占据的砥平里在东线突出且暴露出来，志愿军东线集团以分属3个军的8个团围攻砥平里的6000余名守军。这是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经历的最惨烈的战斗，两天伤亡约5000人，伤亡比率约20%，伤亡强度远远超过了上甘岭战役。除此之外，一支配合砥平里作战的大建制部队在运动中遭到美第2师炮兵火力的长时间轰击，伤亡几千人。砥平里作战对美军来说是一次屠杀式战斗，差不多平均一名守军杀伤一名志愿军，在后来的作战中美军更加注重发扬火力优势，出现了“范佛里特弹药量”。李奇微十分看重砥平里防御战的成功，将其称作“朝鲜战争的葛底斯堡”，从此美军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树立起了自信。




　　中国的决策层却未能从砥平里作战中汲取教训，反而准备投入更大的赌注，3月1日最高领袖致电斯大林：“将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3个军(有2个军现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9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4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6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4个军共10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6月中调用。”、“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30万人，再补充30万人，以利轮番作战。” 轮番作战将动用三番共21个军，是出兵前计划的三线11个军的近两倍，从人力资源上看，21个军约占中国陆军的一半。从财力上看，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占到45.64%，总预算中的32%直接用于朝鲜战争，苏联的军事贷款尚未计算在内，中国为朝鲜战争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为了帮邻国实现武力统一，中国要付出半个卫国战争的代价，今天的国人看到这一点该作何感想?




　　3月7日，联合国在西线集中主力，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新的兵团到达前，中朝联军以空间换时间边打边撤，3月15日联合军15日进占汉城，23日进占高阳、议政府、加平、春川一线，4月进至三八线以北的铁原、金化。至此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占领的土地几乎尽数吐还对方，重城地得失而没有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注定保不住到手的城地，第三次战役违背了内战时期宝贵的军事原则，第四次战役使美军看到了自己的优势,大大增强了与志愿军作战的信心。




　　《战争论》有“进攻的顶点”理论──“大多数战略进攻只能进行到它的力量还足以进行防御以等待媾和的那个时刻为止。超过这一时刻就会发生剧变，就会遭到还击，这种还击的力量通常比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大得多。我们把这个时刻叫做进攻的顶点。”第三、四次战役成为诠释“进攻的顶点”理论的标准战例。第三、四次战役实际上是一次战役，原因有二：一是两次战役相隔时间很短，1月8日中朝联军停止进攻，1月15日联合军就开始进攻;二是第三次战役时联合军主动后撤就是为了在有利时机发动反攻，第三次战役是因，第四次战役是果，从因果相关的角度看，第三+四次战役是一次历时3个多月的双方都有攻有防的拉锯式大战役。第三+四次战役从空间上看，起于三八线，止于三八线，好像是个平手，而实质上中朝联军失败了，原因有两点：一是中朝联军在政治上对三八线的挑战失败了(对北朝鲜而言是第二次)，二是朝鲜战场的军事主动权已经偏向了联合军一方。




　　在第三次战役和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伤亡5万余人，从入朝作战算起志愿军累计伤亡达到13万人，三八线没有抹掉，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搞得灰头土脸，最高领袖在战略上是否清醒了呢?没有，3月1日最高领袖在致斯大林的电文中说：“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最高领袖仍然坚持统一朝鲜的战争目标，只不过把时间延长了。只有一次更大的“葛底斯堡”式的失败才能让最高领袖清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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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2）




六、第五次战役问题




　　早在1950年12月29日最高领袖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提到了第二年的春季攻势：“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一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1951年1月14日最高领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预测：“还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2月份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 1月28日最高领袖致电彭德怀：“战役之后，敌人可能和我方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在占领大田、安东之后，我军再进行两三个月的准备，然后再发动第五次战役是有利的。”3月1日最高领袖在致斯大林的电文中说：“我们计划在我军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4月15日至6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在这四封关于春季攻势的电报中前三个的心境和第四个是不同的，前三个电报表现出最高领袖的高度乐观，“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 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 在占领大田、安东之后，我军再进行两三个月的准备，然后再发动第五次战役”，而后来的事实是第三次战役没有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第四次战役不仅没有占领大田、安东，反而被对方压回了三八线，因此第四封电报对春季攻势的设想已经不是最后一战，而是扭转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被动局势。




　　在长达近3个月的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第一番部队中的6个军以艰难的阻击战、反击战为第二番赴朝部队争取时间，到4月中旬第3兵团、第19兵团全部到达集结位置，这两个新兵团已经换装苏式装备，无后坐力炮、120毫米迫击炮、高射机枪等支援武器配备到了团一级。此时志愿军的兵力空前雄厚，总共14个军，投入第一线的兵力有步兵11个军33个师，另有3个炮兵师、1个高炮师，约55万人，装备各种火炮6000余门，其中大中口径火炮1000余门。北朝鲜投入第一线有三个军团十几万人，中朝军前线兵力近70万，联合军在朝地面作战兵力总数为34万人，能投入第一线的还是第四次战役时的那二十几万人，中朝军和联合军的兵力对比约为3比1,在重点地段可以达到6比1以上的优势。4月17日志愿军政治部下达《第五次战役政治工作指示》明确指出：第五次战役的任务是大量的歼灭敌人几个整师，每个军歼敌一至两个团。战役目的是取得主动权，争取缩短朝鲜战争的时间。4月18日中朝联合司令部下达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部署，明确此役目的是“歼灭北汉江以西美军3个师(欠1个团)，英、土3个旅，伪1、6两师”， 战役指导为“掌握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各个歼灭敌人及战役分割与战术分割相结合之原则，运用得力部队，渗透切断敌后路，以求干净、全部、各个包围歼灭敌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对美军有“士气不高，实战经验不多，战斗力弱。”的介绍，在此种误导下新的参战部队普遍存在轻敌心理，入朝后第3兵团代司令曾满不在乎地说：就美军那点兵力，还不够一场淮海战役打的。战前他还向彭德怀表决心：“彭总，我们1个兵团消灭敌人1个师不成问题，我保证还要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




　　4月22日，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战役拉开了序幕，第五次战役的经过几乎是第三次战役加第四次战役的翻版，亦像是一场混乱的彩排。




　　战役的第一阶段中朝军主动进攻，打了7天，西线由志愿军负责，东线由北朝鲜两个军团负责。在西线，左翼宋时轮集团5个军突破顺利, 插入联合军纵深30余公里, 对美第24师、南朝鲜第6师给予一定打击，但未能取得较大战果。中央方向的第3兵团突破后被美第3师、土耳其旅挡住，进展较慢，包围美3师35团后无法歼灭，该部美军在飞机、坦克和火炮的掩护下突围撤走。右翼第19兵团突破临津江后, 因64军未能迅速突破南朝鲜第1师阵地，致使两个军的5个师的兵力大部拥挤在临津江南岸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遭联合军炮兵、航空兵火力突击，损失很大。63军歼灭英军第29旅一个营，因全兵团没有实现战役迂回，歼灭英军第29旅的任务落空。第一阶段中朝军虽然打开了战役缺口，但由于联合军注重坚守要点，志愿军没能有效地穿插分割，战役发展形成平推，歼敌不多。由于在汉城以北大量歼敌的机会已失，携带的粮食弹药基本用光，中朝军遂停止进攻。




　　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整个战线从西南向东北呈斜线态势。美军集中在西线，东线由南朝鲜军的6个师驻守。中朝联军决定第3、第9兵团隐蔽东移，实施第二阶段作战，先集中兵力歼灭南朝鲜军第3、5、7、9师，而后视情况再歼首都师和第11师。这与第四次战役中的横城反击战如出一辙，打不下美军时向南朝鲜军下手，这个从第四次战役开始使用的策略贯穿至战争尾声。中朝军13个军(志愿军9个，北朝鲜4个)发起的第二阶段进攻历时五天，将南朝鲜第3、9师大部歼灭，将第5、7师击溃。联合军的东线出现了缺口，美3师和南朝鲜第8师以摩托化行军，十几个小时行进100多公里，迅速堵塞了缺口，建立了纵深防御，联合军又形成东西相连的完整防线。




　　第一、二阶段的作战历时一个月，中朝军相当疲劳，大部已断粮，遂向三八线附近北移以图休整。据中国官方的统计，第一、二阶段的作战歼敌4.6万,水分几何不得而知，反正未消灭团级建制美军。相对中朝军的疲弱之态，美军的战斗力和一个月以前没有多大差别，李奇微没有理由不抓住机会。中朝军北撤的第二天，联合军实施全线反击，由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的合成化团级特遣队为先锋，从多处楔入中朝军防线, 三天内向中朝军纵深推进了50～80公里。志愿军第27军、第12军两个师、第60军180师被阻隔在联合军后方，前两支部队成功脱险，180师被包围，绝大部分损失。




　　在历时约20天的第三阶段中, 中朝军被动地撤退防御，面对联合军的优势火力又大吃苦头。战役结束后,中方统计志愿军战斗减员8.5万人, 毙伤俘联合军8.2 万,北朝鲜损失不祥,即便是这种水分化统计, 中朝军的损失也超过了联合军。第五次战役志愿军的减员比率为15%，联合军的减员比率肯定比志愿军小，其中美军的减员比率更是小得多，结合中朝军歼灭的大编制单位只有第南朝鲜3、9师，估计联合军减员在3万左右，不会超过4万。第三阶段毙伤俘联合军3.6万是根本不可能的，防御战中杀伤敌军的数字统计最不可靠。




　　第五次战役是一场败仗，一次生搬硬套内战经验的战役，一次不该发动的战役，其实质是错误战略思想和战役思想指导下的产物，战役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歼灭美军几个整师”，目标就定错的战役结果可想而知。表现上看第五次战役是中朝联军“进攻的顶点”，实际上第五次战役只是中朝联军“努力的顶点”，在战略上中朝联军“进攻的顶点”在第三次战役时就已经过去了，因此第五次战役是一次多余的战役，纯粹是一场军事赌博。




　　最高领袖决定发起战役时周恩来曾建议等一段时间再打，最高领袖未予采纳;洪学智曾三次向彭德怀建议把美军往北放一段距离再打，也未被采纳。如按周、洪的建议的时间和空间发起战役，战术角度上好一些，不会败得那么惨，可能打成互有胜负的平手。但在战略上仍将是一个失误,因为当时对志愿军而言最好的选择恰恰是相持于三八线,而不是再打什么运动战、进攻战。在国内战争中有一条作战原则是多打运动战，少打阵地战，那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解放军的火力处于弱势，而机动性处于优势。而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打运动战却显得吃力，原因就在于美军机动性强于志愿军，在第二、第三次战役里中国军队抓不住美军主力，多次证明了这一点。运动战不好打，阵地战就成了好一些的选择。在火力、机动力、后勤供给力作战三要素中，打运动战志愿军三个弱点全占了，而打阵地战机动力差的弱点就隐藏了，后勤供给差的弱点因为省去了无谓的进退消耗，也有所隐藏。人是有能动性的，能够想出办法在敌方优势火力下减少伤亡，反斜面战术和坑道战术就是有效的发明，坑道战术使志愿军在以后的上甘岭战役中挡住了美军最后一次较大的攻势。如果第四次战役后，以增加的兵力打阵地战，损失会小些，消耗美军的兵力会多些，还会在三八线附近多保有一些土地。




　　3兵团180师的折损是发动第五次战役的第一恶果，这是中共军队战史上少有的师级建制损失。按原计划180师应于5月23日北撤，日落后准备行动时，60军收到3兵团部一封催命电“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 据此命令180师继续在原地布防，掩护兵团主力撤退。就在23日白天，180师右翼63军部队未通知左翼友邻就撤出阵地，此处为3兵团和19兵团的结合部，两个兵团之间暴露出一个缺口。24日联合军从缺口处插入，控制了北汉江渡口，越过180师向北突进，整个北汉江南岸只有180师一个师级部队，并且三面受敌，处境险恶，下午60军电令180师撤过北汉江，“各部暂不撤收”电白白耽误了180师一天时间，180师滞留于北汉江南岸对战局未起任何作用，反而陷于不妙境地。25日，180师边打边撤，陆续有官兵被俘，联合军了解到有一支较大建制的志愿军部队被隔断在美军身后。下午180师接到军部转发兵团的第二道命令：师部带两个团占领驾德山，另一个团占领马坪里北侧山地。26日拂晓，180师部率两个团到达驾德山，发现联合军已经在他们的北面──马坪里。180师的处境由原来的被隔断恶化为被包围，减员很大，剩下约3000人，180师的命运已定。下午军部指示其向鹰峰突围，部队分成两路行进，美军以炮火封锁道路，部队建制被打乱，美军飞机在上空盘旋播音，点明180师的番号劝降。27日拂晓，180师余部1500来人到达鹰峰，遇到的仍是美军，左突右冲了一天，180师只余400多人，无法再作有组织的战斗，遂分散突围。




　　损失180师的直接指挥责任在3兵团指挥部，兵团代司令不了解现代化战争，拿内战时的旧经验来指挥作战，对美军惯用的快速反击战术没有心理准备，“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是一封糊涂电，到驾德山阻击敌军的命令和“各部暂不撤收”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设定错了阻击敌军进攻的地点，3兵团指挥部两次为180师设定阻击地点，而事实上联合军两次跑到了设定点以北。60军指挥部同样对美军的快速反击战术缺乏心理准备，23日下命令时期望180师能阻击敌军3至5天，事实上一天都很勉强;25日60军部在半小时内接连收到3兵团部关于180师行动的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好一些，60军部未能加以权衡，两道命令原样转发180师，说明60军部在战术研判上和3兵团部同样不清醒。




　　对180师的损失开始上面还说“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所造成!”，但如果一层一层地追究，顺着“带决定性的一仗”、“最后一战”、“春季攻势”的藤摸瓜，就追到了最高领袖头上，所以后来从兵团一级开始层层推诿，把责任全推到师级以下基层，罪之以“右倾动摇”，以掩盖整个战役失败的战略责任和战役责任，直到今天，“抗美援朝正史”还说第五次战役是胜仗，只是不圆满而已。第五次战役的失败对志愿军的士气影响很大，6月1日彭德怀向最高领袖报告：“三兵团损失很大，四处溃逃，企图回国现象严重，现正派人分途拦挡归队”。部队后撤中有2万人失踪，3兵团因一时混乱失踪最多，达16000人，边境的丹东市内甚至出现了三五成群流浪的志愿军离队士兵。




　　第二个后果是志愿军被俘1.7万人,占战争期间中方被俘人数的80%,让美军拣了个大便宜，为美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压中方一头提供了机会,说难听点, 第五次战役就是给美军送俘虏的战役。180师有5000余人被俘，照应了3兵团代司令战前说的“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




　　第三个后果是战线被美军北推，战役停止线在战役发起线北面10几公里处，既损失了部队，又丢了土地。




　　美军从第四次战役中获得了有益的作战经验，既看到了自己的长处，也了解了对方的短处，因而美军在第五次战役中知彼知己，先以稳健的防守及适当的后撤消耗中朝军的粮弹，再以快速有力的反攻杀伤中朝军。利用空间的伸缩削弱对方的有生力量, 这是中国军队在历次战争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自己忘记了,却让美军用上了。志愿军却未从第三、四次战役中汲取教训，没有充分认识美军的长处，也没有认真审视自己的短处，在相当程度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失败是必然的。孙子兵法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最高统帅发动第五次战役，既没有先创造出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也没有等待敌人可被已方战胜的条件出现，就一厢情愿地想“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注定是一个军事上的幻想。孙子兵法又云：“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第五次战役的失败就是违背这一古训的结果。在这场大战役中，有《孙子兵法》遗产的中国的军队败于没有《孙子兵法》的美国的军队，是很不应该的。




　　第五次战役上上下下都有责任,责任最大的还是最高领袖,“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如此结局的首要责任不得不由最高统帅来负。180师的折损惊动了统帅，在调查失败原因时统帅关注的竟然是兵团军事主官是否右倾，而第五次战役失败的本质恰恰是左倾军事冒险。第五次战役进行到第三阶段时,斯大林就最高领袖设想的“零敲牛皮糖”战术坦率地来电：“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一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




　　第五次战役是朝鲜战争中继仁川战役后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从此攻守之势完全易位,中国志愿军彻底失掉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在第五次战役中，中国对人力资源和物力的使用达到了极限，战役的失败使中国的决策层放弃了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目标,改之以维持三八线,并且正式开始和谈,但和谈的内容已经不涉及中国的政治利益了。1951年下半年的战况基本上是南攻北守,志愿军拼死作战的目标就是保住最高领袖曾经不屑一顾的三八线。




　　七、对自身短处和敌方长处认识缓慢




　　第二次战役是在对志愿军非常有利的战役态势下进行的，联合军以22万余人(其中美军7个师)在弄不清中国军队大规模进驻朝鲜的情况下贸然北进，中国军队以38万兵力(30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虚位以待。




　　在西线中国军队先以少部分兵力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再以主力打开战役缺口，各部深入穿插，迂回包围，38军113师进至三所里、龙源里，截断了以两个多师美军为主的一路联合军的退路，但由于其它方向的部队受阻迟误，未能达成战术合围，这路联合军经安州、肃川成功撤退。38军在阻击战斗中打掉了联合军的很多辎重装备，部队以前没见过这么多洋捞，在发往志司的电报中对战斗作了过于乐观的汇报，彭德怀以为很有可能歼灭这一路美军主力，在鼓励38军“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后加了“38军万岁!”，事实证明“万岁军”的赞誉给得过早了。“万岁军”在后来的作战中没有什么过人表现，1952年10月38军在白马山战斗中打得一塌糊涂，给南朝鲜军当了回陪练，陪着对手打出一个白马师。




　　在东线联合军以5个师向北冒进，志愿军第9兵团集中两个军的兵力将美军陆战第1师主力及第7师1个加强团分别包围于下碣隅里、柳潭里和新兴里地区, 虽然达成战术合围,但因中国军队火力薄弱，气候严寒，补给困难，部队因冻饿非战斗减员很多，除集中5个团将新兴里之一部美军 (约二个营)歼灭外,未能歼灭陆战第1师主力, 其在美第3师接应下撤走。




　　第二次战役的战果是收复平壤，基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上的颓势。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如此有利的战役态势下，没能成建制地大量消灭美军。如果第二次战役的作战对象是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肯定是场大歼灭战，打美军却打不成歼灭战，说明美军是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的作战对象。




　　在中方的第二次战役记录中，毙伤俘敌3.6万余(其中美军2.4万余)，志愿军伤亡3万余。美军的损失统计是值得推敲的，美军总共7个师，十几万人，如果第二次战役减员2.4万，减员比率约为17-18%的样子，属于中度减员，肯定会有部分建制部队几个月内无法再战，而事实是在一个多月后的第四次战役中，美军7个师一个不落地参加了进攻，而且表现得精神抖擞，向北推进了约百公里。反观中国军队，第9兵团的20军、27军因减员严重，无力参加第四次战役，只有26军能继续参战。志愿军伤亡3万余的统计排除了冻死冻伤等数字，这个数字高达4万，加上这个数字，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减员总数不下7万，占投入兵力的18%，为中度减员，可见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的损失无论在数量还是在比例上都远高于联合军。1950年12月29日最高领袖致电彭德怀：“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明年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 第二次战役中国志愿军已经有不小的损失，发起第三次战役的各种客观条件均比第二次战役差，怎么可能取得超过第二次战役的战果?最高领袖在电文中不切实际的乐观表明他对敌方长处缺乏认识，对志愿军的短处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第四次战役时最高领袖承认志愿军在军事上有很大困难，但又说“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乐观到了主观盲目的程度。




　　军级建制在一次战役后失掉再战的能力,这一现象在第四次战役同样出现。在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长达62天的防御作战中, 志愿军第38、50、42、66四个军在美军的优势火力下苦熬,伤亡程度可想而知,在第五次战役的作战序列中这四个军全部缺席。第四次战役的伤亡对比统计同样不实，在中国官方的记录中志愿军歼敌5.3万余，自身伤亡4.2万余，第二次战役联合军陷于被动志愿军的损失尚且高于联合军，第四次战役联合军处于主动，志愿军的损失怎么可能少于联合军?相对志愿军38、50、42、66军全部缺席第五次战役，美军的7个师又是一个不落地上了阵，这说明了什么?




　　可以说中方关于朝鲜战争每次战役的伤亡对比统计都是不真实的,不实统计的累计结果就是战后中国官方宣布歼灭美军39万,而事实上美军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总共14.9万(包括北朝鲜军队的杀伤),因为无从得知北朝鲜军队杀伤美军的数字,即便把14.9万全部算作志愿军的战果,中国的官方记录也把它夸大为2.6倍。中国对志愿军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的统计是39万，正好也是美军实际伤亡的2.6倍，如此中方每次战役后的伤亡对比统计水分有多大就一目了然了。志愿军各类人员损失到底有多少还是个未知数，洪学智在回忆录中说“牺牲了几十万”，朝鲜战争对中方人员来说没有前后方的划分，只有作战区域的不同，是否在后方从事运输、施工的人员也有较大数量的伤亡，是一个值得战史界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无法大量歼灭美军，并且出现从未有过的伤亡呢?这就要深入探讨志愿军的短处和美军的长处。




　　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中国军队的弱点主要表现为三：打击能力弱、机动能力慢、后勤补给不足。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对美军基本达成战役合围，却不能大建制地吃掉美军，原因就在于已经围住的不能尽快吃掉，相距不远的无法追上咬住，前两项弱点尽显。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距后方基地已远，后勤补给薄弱的短处也显现出来，部队只能打7天，7天后则呈强弩之末。而对手后勤补给上的弱点被李奇微查觉到，志愿军被动地投入到事实上由美军发动的第四次战役。第四次战役中的砥平里作战，志愿军打击能力不足更加凸显，8个团围攻6000多人的美法联军，付出不小的伤亡仍不能吃掉对手。砥平里作战表明志愿军不可能大建制地消灭美军，而这一点最高领袖和战区统帅在第五次战役后才认识到。




　　美军的长处则正好相反：打击能力强、机动能力强、后勤补给充足。第五次战役中美军反攻，志愿军有的军打阻击几天就撑不住撤下来，能撑下来的军战后要补两万新兵，伤亡之大令人咋舌;美军一旦形势不利，跑得很快，步行的志愿军追不上，一部美军如果被困，临近美军救援迅速，志愿军无法致敌于死地;面对经常缺乏粮弹的志愿军，美军却可以使用5倍于作战规定的弹药量。




　　回顾国内战争，那种“小米加步枪胜过飞机加大炮”、“铁脚板赛过汽车轮子”之类的话非常不妥，这种唯心主义口号起了强化盲目自大心理的坏作用。事实上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中的每次歼灭战中，中共军队的大炮数量都超过了蒋军，战争的胜利既是意志的胜利，也是物质的胜利，二者是相辅相成的。面对新的对手，老的经验不灵是很自然的，只有尽快认识新对手的特点，才能在新的战争中少损失，多受益。




　　在短期内志愿军的弱点无法克服的情况下，中国的决策层发明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轮番作战”，“轮番作战”在战后关于抗美援朝的各种文字中常被津津乐道地提及。轮番作战是对伤亡过大的因应，原有部队因伤亡无法继续作战，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需要投入比原有更多的兵力，于是不得不持续派兵。国内战争时期不可能轮番作战，条件不允许，也没打过消耗那么大的仗。朝鲜战争中伤亡过大说明战争消耗超出了本国对高强度局部战争的负担能力，轮番作战的实质是国家以全面战争的投入来参与一场局部战争。轮番作战的最大弊端是新部队不熟悉敌军的特点，不熟悉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在作战中导致无谓的损失，在第五次战役中第3、19兵团的损失明显大于第9兵团。第五次战役后彭德怀在致各军的电报中说“有些部队不讲战术，队形密集，伤亡特别惊人”，“各级指挥员不善于组织指挥，这是血的教训”。




　　八、政治是有情绪的—─后两年的战争




　　第二次战役后的外交斡旋中，“美国武装力量自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确定必须得到保证”是中方理直气壮的两条，而第五次战役后开始的谈判中，这两条不见了踪影。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争执最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二是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中朝方持上述主张，联合军一方则主张中朝军后撤38～68公里，停战谈判不涉及撤退外国军队问题。谈判桌上谈不拢，于是演变成大炮和机关枪的辩论，联合军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空中绞杀战”。“秋季攻势”以志愿军阵地为目标，历时24天，中方统计歼敌7.9万人，中朝军伤亡9.1万人，以单位时间的伤亡计中朝军的损失强度超过了第五次战役。历时一个多月的“夏季攻势”以北朝鲜军阵地为目标，打完后中朝军宣布歼灭联合军7.8万余，未公布已方损失，夏季洪水成灾，中朝军供应困难，伤亡情况读者可以想见。




　　中朝军以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空中绞杀战”中的大量伤亡换取了联合军放弃1.2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要求。联合军的两次地面攻势只占领了6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与推进到朝鲜半岛蜂腰部(平壤、元山一线)的期望相差甚远，这是其兵力有限所致，美国又不可能为一场局部性热战调拨其它战略方向上的兵力。交战双方逐渐认同以实际控制线作为停战的分界线，但总体上看联合军在战略上是有优势的，因此联合军寻找其它议题刁难中朝军，冒出了战俘自愿遣返议题。中朝方主张全部遣返，联合方主张自愿遣返。为战俘遣返问题双方打起了政治仗、意识形态仗、面子仗。




　　1952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必须遣返全部战俘》，声言：我方被俘人员必须全部遣返，如达不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斗争决不休止。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反对美国扣留战俘》：“美国……扣留战俘，是完全违反世界人类正义，破坏国际基本公约的非人道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谈判桌上的分歧照例演变成大炮和机关枪的辩论，为了迫使联合军接受全部遣返原则，1952年4、5月，志愿军各部开展了以“挤占”为目的的小规模战术反击，中朝军宣布进行了大小战斗1800余次，歼敌11.79万余人，未宣布已方伤亡情况。“挤占”没有挤掉自愿遣返原则，没有达到政治目的。




　　1952年7月13日，联合军代表提出8.3万人的遣返数字，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7.68万人，占应被遣返人数的近80%，中国人民志愿军64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32%。愚蠢的第五次战役导致志愿军战俘的数量大大超过美军战俘，为美国搞政治操作提供了机会。




　　两年前意气风发地越过三八线的金日成对这场战争已经绝望了，他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文中说：“在过去一年的谈判时间里，我们实际上减少了战斗行动并转入了消极防御。这种状况造成了敌方在不停地使我方遭到人力和物质财富上的巨大损失，而他们自身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敌方利用这种形势提出了谈判中我方无法接受的要求。”自愿遣返对朝方来说是件无所谓的事，金日成急切地想按美军的条件停战。和金日成相比,中国的最高领袖更看重政治上的尊严，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能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为了战俘遣返这个政治问题，志愿军官兵将继续付出血的代价。




　　1952年10月, 美军发动“金化攻势”,即上甘岭战役,战役历时43天,在前23天中15军45师伤亡8700多人, 15军军长说“45师打得差不多了”，一个师近乎打光这种情况以前已经出现过几次了。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伤亡1.4万多人，其中阵亡7000多人，亡伤比例为1比1,而非正常的1比3，联合军伤亡9000多人，其中阵亡2000多人，志愿军以人命和联合军的钢铁作了交换。志愿军在上甘岭挡住了联合军的进攻，表明中国凭借人力资源的优势可以和美国继续博弈，宣传者感到非常振奋，把上甘岭战役升华成一次政治上的胜利，一种精神上的胜利，15军从此声誉雀起，盖过了38军。




　　10月24日最高领袖在贺电《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中说：“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保卫和平，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奋斗到底!》。1952年11月2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必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 1952年12月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责联合国“通过了一个支持美国政府违反国际公约、强迫扣留战俘的立场以利其继续和扩大朝鲜现行战争的决议案(印度方案)，这一行动显然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周恩来与北朝鲜外相分别于1953年1月14日和1月17日发出通告，拒绝接受印度方案。1953年2月7日，最高领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上声明：“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上甘岭战役为中方赢得了军事上的尊严，却没能转化为战俘遣返问题的胜利。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继任者很快改变了对战俘遣返问题的态度，3月21日苏联领导人给毛泽东和金日成去信：“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同意苏方的提议，只补充一条“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在朝鲜战争的所有重要节点上，中国都是唯苏联马首是瞻，最后这一次也不例外。3月30日周恩来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声明》，表示：“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中方的声明表示放弃了2个多月前曾经坚持的立场。




　　战俘自愿遣返对中国而言是很没面子的，除去提前交换的病伤战俘,战后有1.4万多志愿军战俘去了台湾，回国的只有不到六千人,而同期没有回北朝鲜的人民军战俘只有不到一成。自1952年1月至1953年4月,交战双方围绕战俘遣返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激烈残酷的战役战斗,志愿军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这都是无谓的牺牲, 志愿军的血白流了。彭德怀后来回忆中方接受自愿遣返原则时曾有过遗憾而痛苦的记述，最高领袖后来也说：朝鲜停战协定就是妥协。




　　第一年的朝鲜战争是为争夺势力范围而打的战争，双方打了个平手;后两年的朝鲜战争是为谈判而打的战争，东方阵营实际上落败了，因为中朝方最初坚持的“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和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后来都放弃了，对中途冒出来的战俘遣返问题也放弃了，最后的停战协定基本上代表了美国的态度，谈判桌上的落败是苏联的总体实力弱于美国的表现。有识之士这样评价朝鲜战争的胜负──“朝鲜战争的胜负不是在战场上决定的，也不是由停战协议确定的，而是由冷战的最后结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作一下裁决，在朝鲜战争中东方阵营失败了。




　　九、战争的哲学




　　1、战争的两大根本因素




　　决定战争的两大根本因素是与战争有关的物质和精神。国土面积、资源、人口数量、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军队规模及质量等属于物质，人民的文化程度、军人的军事素质、军事思想、民心士气、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属于精神。




　　《战争论》首次在哲学层面提出战争中的物质和精神，在《战争论》的各个章节中对物质和精神作了详细的阐述：“胜利不仅是指占领地区，而且也指破坏军队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因为在纯概念中，只有双方物质力量的差距不超过精神力量所能弥补的程度时，才能发生战争。”、“军事活动绝对不是仅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还同时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因为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象用化学方法分析合金那样把它们分解开。”、“进攻中取得的胜利是已存在的优势的结果，正确地说是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共同造成的优势的结果。”、“胜利通常产生于各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优势。”、“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流血的方式和破坏的方式进行的较量。最后谁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




　　1938年初最高领袖在延安写过《战争论》的读书日记，后来他还专门组织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不知是因为没有读完《战争论》，还是读完了却没有领会到，最高领袖未能悟出《战争论》的哲学精髓，导致后来他对战争哲学层面的把握不够深刻。最高领袖关于战争的基本哲学观是：“武器是决定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此表述囿于东方民族特有的狭隘性形象思维，失之于理性分析。最高领袖的表述把物质和精神分别形象化为武器和人，狭隘而不科学，武器只是物质中的一部分，人的概念又重叠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概念。此项表述的最大漏洞是借武器因素的作用有限来压低物质因素的地位，借人的概念的宽泛来抬高精神因素的地位，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精神至上倾向、唯意志论倾向。在战争中人有物质、精神两重属性，把战争的决定因素定为人，就对人有了过高的期望，当人的精神属性又无法满足这种过高期望时，就不得不转而透支人的物质属性，导致出现过大的、无谓的伤亡。“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30万人，再补充30万人”就是典型的透支人的物质属性的表现。




　　就朝鲜战争而言，不仅在物质方面，在精神方面中国也存在很大不足，首先是军事思想不成熟，中共七大期间出炉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即便有解放战争的实践作补充，仍然有有很大的局限性，从第二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决策层和指挥层都是拿内战时期的军事经验往朝鲜战争上套，事实上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其次是军人的军事素质，尤其是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偏低，有的兵团级指挥员，在内战时期未经历过大战锻炼，其职务随形势的发展越提越高，而真实的指挥水平还停留在师级，一遇高难度的大战就接连出错、穷于应付。第五次战役期间彭德怀致电军委：“作战指挥却存在严重的缺点。对公路未控制足够兵力和火力，而高级指挥机关过早离开部队，使建制也紊乱”。不仅中高级指挥员，基层指挥员的指挥能力也有缺陷，有的师团在机动作战中，半数以上的连长把连队带错了方位。




　　在“法宝”思想的笼罩下，精神至上倾向、唯意志论倾向在军队中根深蒂固，导致文革结束后，甚至海湾战争后，军队里有一些人抱着再落后也不怕的思维不放。海湾战争开始前有人预测T-72与M1A1的交换比为4比3，而战争实践的结果是没有一辆M1A1被T-72击毁。后来有人发现了一张T-72被击毁的照片，技术细节显示这辆T-72可能是被遗弃后击毁的，于是军队里有人不服气了──“换上我们的战士试试!” 在海湾战争中M1A1通常在2000米外向伊拉克坦克开火，基本上是首发命中，在这样的交战距离，T-72很难命中机动中的M1A1，即使命中击穿M1A1的可能性也很小。换句话说，这辆T-72里无论有没有人都会被M1A1命中，而即便这辆T-72里有人，它击毁M1A1的机率也近乎于零。有效的装备加合格的操作者产生战斗力，当装备处于无效对抗状态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操作者身上，是典型的唯意志论思维。就在一两年前，军事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还在电视上津津乐道地说起那辆被遗弃的T-72。




　　现在领导层正在酝酿裁军和军事体制改革，一些老左派坐不住了，跳到网上“忧国忧民”来了，说什么一裁军就上了美国和印度的当，一裁军就裁掉了“法宝”，裁军就是国家自杀，军队还是落后点好，可以保证工人农民的子弟当上兵，各种怪论，不一而足。军队落后利于工农子弟当兵这一条最值得推敲，凭什么工人农民的子弟就该文化程度偏低呀?难道工人农民的子弟就应该上不起大学吗?老左派表面上是为工人农民说话，实质上是抱着愚民政策不放，人民愚昧了就利于他们重温形左实右的旧梦了。




　　2、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强与弱是互相转化的，辩证统一的




　　“进攻的顶点”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上都有印证，在苏德战场上，德军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就已经达到了“进攻的顶点”，但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胜利后，为了取得东线战场的优势，德军发动库尔斯克战役，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形成“努力的顶点”， 库尔斯克战役的失败使德军彻底失掉了东线战场的主动权，由强变弱，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在太平洋战场上，初期节节胜利的日军在中途岛战役大败而归，损失了3艘宝贵的航空母舰，中途岛战役对缺乏战争持久力的日本而言已经达到了“进攻的顶点”，但日本的军事高层为了掌握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继续向所罗门群岛扩张，在瓜达尔卡纳尔群岛与美军鏊战了6个月，以惨败告终，完全丧失了太平洋上的战略主动权，从此日军不得不处处设防，步步被动。进攻一方经常在达到“进攻的顶点”后，为了迈向胜利再作一次无谓的努力，结果非但达不到目的，反而更快地失掉战争的主动权。中国军队还没来得及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和教训就匆匆走上了朝鲜战场，结果犯了一系列二战中常见的战略、战役上的错误。




　　“进攻的顶点”理论之所以科学准确，就在于它植根于进攻与防御的辩证统一上。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防御带有消极目的，但却是强而有力的作战形式，进攻带有积极目的，但却是比较弱的作战形式”、“ 战略优势在战略进攻中会逐渐消失”、“ 大多数统帅宁愿在远离目标的地方停下来，而不愿离目标太近;而有些具有出色的勇敢和高度的进取精神的统帅往往又超过了目标，因而达不到目的。”克劳塞维茨点明了进攻具有弱属性，防御具有强属性，二者在战争中动态地转化，转化的临界点就是“进攻的顶点”。在克劳塞维茨身后“超过了目标，因而达不到目的”的统帅屡见不鲜，中国的最高领袖就是其中的一个。




　　朝鲜战争的第一梯队北朝鲜军队向南方发动进攻，推进到美韩军构建的釜山防御圈(36线)时就达到了“进攻的顶点”，进攻一方的力量逐渐衰竭，防御一方的力量开始强大，仁川登陆标志着强与弱的角色发生互换，原来的防御一方转入进攻，原来的攻方转入防御，战争的主动权转到了联合军一方，战局发生逆转。中国军队作为第二梯队加入朝鲜战争后，力量的天平再次倾斜，第一次战役中国志愿军与联合军发生小规模交火，标志着防御一方的力量开始强大，第二次战役中国志愿军发动反攻，其实质是东方阵营用第二梯队再次转入战略进攻。由于西方阵营已经发挥出在远东的军事优势，第二梯队的进攻在接近37线时(第三次战役)就达到了“进攻的顶点”，第四次战役又发生强与弱、进攻与防御的转化。战略上的错误是从战役、战术层面逐渐累积而成的，进攻一方在抵达“进攻的顶点”前后，在战役、战术层面上就有诸多征兆，如战役目的没有实现，出现较大的伤亡。第二次战役时中国志愿军的减员幅度比较大，在第四次战役中明显被动，出现了砥平里战斗的挫败，没有实现战役目的，第四次战役事实上是打败了，这些明显的征兆说明东方阵营的第二梯队已经过了“进攻的顶点”，此后发动第五次战役就是一种多余的努力，是一种战略上的盲动。




　　众多微观汇聚为宏观，只有充分注意战争中显现出来的各种细节，才能了解战争运行的状态和规律，摸清动态变化着的敌我双方的强与弱，处理好进攻与防御的关系，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3、战争与政治




　　最高领袖对《战争论》中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论述非常欣赏，“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与最高领袖早年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异曲同工之处，最高领袖在《论持久战》里以“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压缩句式作了引用。




　　既然最高领袖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早就无师自通，为什么在处理朝鲜战争上却磕磕绊绊呢?原因就是最高领袖的政治眼光、政治选择出了问题。二战结束后，大多数国家期望和平，期望休养生息，1950年12月，13国提案以51票对5票(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通过，反对该提案的只有苏联和几个东欧卫星国，1951年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44票对7票通过了美国所提的谴责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的议案，反对的主要还是苏联和几个东欧卫星国。从这两次提案的表决情况看，大多数国家反对朝鲜战争扩大化，希望尽早结束战争，而最高领袖却认为“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拒绝五步方案;速胜不能实现后决意“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站在了大多数国家的反面，陷入了失道寡助的不利国际环境。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被动局面证明所谓“一边倒”外交战略是错误的，错误的战略抉择导致错误的战争决策，错误的战争决策导致错误的战役思想，具体的军事上的种种错误就应运而生了。朝鲜战争时的最高领袖不像一个政治家，倒像一个意识形态专家，这位意识形态专家依赖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偏偏他在军事上的造诣又不高，这两点决定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上的遗憾。




　　反思过去不是为了盯住后面看，而是为了向前看。当前中国的东、南、西三个战略方向上均呈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在未来20年中能否解决(或初步解决)这三个方向上的主权与领土问题，直接决定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战略生态。只有把握好内外政治的大方向，才能正确地伐谋、伐交、用兵，当然中国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应该最大限度地避免用兵。




　　十、从8个角度回味朝鲜战争




　　1、从东亚政治秩序角度




　　在东亚，朝鲜战争的第一个受益者是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可称作原中华民国遗留政权)，据说得知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大喜过望，堪比珍珠港事件爆发那天，因为朝鲜战争一爆发，东亚就进入小冷战格局，美国必定拉意识形态相同的蒋介石政权入伙，台湾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第二个受益者是日本，仅拉蒋介石政权入伙还很不够，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可利用对象，于是日本从待罪之身摇身一变为美国的战略盟友，美国从各方面加紧对日本的扶持。1947年开始施行的《日本国宪法》规定日本不保有军队，但朝鲜战争扩大化后，美国开始逐渐武装日本，1951年9月美日缔结《日美安全条约》，1952年日本内阁设置保安厅，改警察预备队为保安队，增设海上警备队。朝鲜战争结束后，为适应美国的远东战略，1954年6月日本把保安队改组为陆上自卫队，海上警备队改组为海上自卫队，新建航空自卫队，日本的国家武装力量初步成型，宪法中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一条名存实亡。日本的右翼势力对朝鲜战争可以说是感激涕零。




　　扩大化的朝鲜战争造成了东亚苏中朝对美日韩台的小冷战格局，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就不会形成这一小冷战格局，如果中国在第二次战役后止兵，小冷战格局的形态也会有所不同。




　　2、从苏朝中三国联盟角度




　　在苏朝中三国联盟中，从朝鲜战争扩大化(即中国出兵朝鲜)中受益的是苏联和北朝鲜。中国出兵朝鲜使苏联避免了在冷战的第一回合中败北，朝鲜战争对苏联而言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自身除了提供二战的剩余军火和牺牲少量飞行员外，没有什么损失，本小利大，相当地实惠。在朝鲜战争的全过程中，苏联始终扮演的是调停人角色，调停中朝军和联合军的战事，身段相当高，下了水而不湿鞋，又很高明。北朝鲜作为朝鲜战争的始作俑者，拿自己的领土供各大国开枪放炮，自取其祸，其祸本当亡国，中国出兵朝鲜使北朝鲜政权从濒临灭亡中恢复了生机，亦为不幸中的万幸。中国以把意识形态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为准则，打了一场朝鲜战争，吃力而不讨好，不但亚洲革命运动的领头羊没当成，反而失掉了在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中获得主动权的良机。




　　3、从中朝韩三国角度




　　分久必合是历史的规律，朝鲜半岛、海峡两岸因朝鲜战争而延长了分的时间，加大了合的难度。1992年中韩建交，这是在外交上对朝鲜战争的彻底否定。中韩建交距朝鲜半岛停战仅39年，39年对一个人来说是漫长的，对一个国家来说却是十分短暂的，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转了180度，印证了参与发动朝鲜战争是多么的不理性。




　　天安舰事件后，中国在东海、黄海举行了两次演习，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错觉，即中国是挺朝鲜的，为朝鲜半岛的对抗造势。而实际上朝鲜半岛无核化对中国有益，朝韩关系的良性发展对海峡两岸关系的的良性发展有益。韩国、日本因天安舰事件在战略上加大了对美国的倾斜，这是暂时的，是政治天平、战略天平的一次晃动，长远来看天安舰事件只是一次小风波，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天安舰事件后，美国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举行了一系列演习，一时间诸多国家似乎唯美国马首是瞻，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亚洲版北约”的说法。这也是一种错觉，在未来几十年里，和平、稳定、发展是东亚局势的主流，是这一区域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所谓亚洲版北约与之格格不入。




　　近日朝鲜的新生代高层领导已经有“粮食比子弹更重要”的积极表态，如果朝鲜逐渐把核研究转移到民用领域，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其前景是光明的，朝鲜民族走向统一国家的前景也是光明的。如果历史的步伐比较稳健，不出现大的干扰，朝鲜半岛、海峡两岸在2050年左右很可能双双实现统一。




　　4、从大三角战略格局的角度




　　美苏在冷战期间一共进行了5轮较量，第一回合是朝鲜战争，第二回合是古巴导弹危机，第三回合是越南战争，第四回合是中东代理人战争，第五回合是阿富汗战争。5轮较量苏联一平一胜三负，苏联能取得一平一胜是因为中国的协助，如果没有中国帮忙，朝鲜战争马上就输，越南战争非平即负。由此可见，中国在美苏冷战格局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偏向其中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战略天平的晃动，如果中国在冷战期间走中立外交路线，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或依据自身的利益稍作偏倚、随时调整，那么40余年的冷战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一段美好时光。从大三角战略格局的角度看，对中国而言，朝鲜战争是根据一个错误的目标，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手进行的一场不加节制的错误的战争。




　　5、从两岸局势的角度




　　1949年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的文件对台湾的评判是“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部署是“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此时的台湾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上都呈风雨飘摇之态，蒋介石政权迁台后，军费开支庞大，而台湾的财政收入又大减，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以至一度靠出卖库存黄金来维持生计。在供给严重不足和巨额财政赤字的作用下，形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台币急剧贬值，物价飞涨，1949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惊人的四位数字，台湾经济一片混乱，濒于崩溃的边缘。在军事上没有人怀疑大陆将解放台湾，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金日成在38线上一放枪，美国军舰就开进了台湾海峡。从1951开始，大量资金随着美国的“共同安全法案”流进台湾，鉴于穷困潦倒的蒋介石政权不具备偿还能力，包括“防卫支援”、“军协援助”、“技术合作”三项内容的“一般经济援助”基本上属于赠与性质。一位当时台湾的经济决策人士如此评论：“美援的适时到达，正如对垂危病人注射强心剂。”在美援实施后，台湾的通货膨胀率随即直线下降，1951年降为66%，1952年又降至23%，1953年再降为8.8%。当大陆背着朝鲜战争的沉重包袱时，台湾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了。从1951年开始援助到1965年美援结束为止，15年中美国共向台湾提供各种类型的经济援助14.82亿美元，其中“一般经济援助”类型数额最多，共计10.29亿美元，占美援总额的70%，其余为贷款性援助(部分贷款利率低、偿还期长)。美援对台湾的影响既深且巨，涵盖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层面，涉及资本积累、产业升级、技术引进、人力开发，以及战略规划、政策导向。美援贯穿台湾经济起飞全过程，台湾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甚至个别发达国家(如意大利)更早地完成了经济恢复过程。




　　1950年6月前，美国在台北仅派驻一名领事级代表，1951年将驻台北“总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1954年12月，蒋介石政权和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签定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水准与北约成员国待遇相同。军事上受到扶持的台湾不但安全无忧，而且发挥出牵制大陆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两岸不断发生空战、海战、岛屿炮战，直到60年代中期才逐渐平息，台湾进入东亚小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国防战略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如果中国不曾出现“一边倒”，就不会参与朝鲜战争，50至60年代的两岸局势就完全是另一种走势，很有可能在60年代中期实现两岸统一。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0-12-13 12:25
标题: 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二）
　6、从中印关系的角度



　　印度在朝鲜战争中有两点突出表现，一是呼吁和平，二是对中国友好。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1950年7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分别致电斯大林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希望从中斡旋。10月3日周恩来邀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向美国政府转达中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印方不但及时转达了这一信息，而且自己也表达了劝阻意见。1950年12月5日，在联合国第五届大会上，印度代表领衔的亚洲十三国代表团发表声明，呼吁朝中部队停止追击美韩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被称作“尼赫鲁领导的和平攻势”。 12月12日，十三国代表团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经表决通过，今天看来这一方案是公道的，是对中国有利的。1951年1月20日，在联合国的美国代表向联大政委会提出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并对中国施行制裁的提案。22日，印度代表宣读了中国外交部致印度驻华大使的备忘录，并认为把中国的态度说成是“拒绝谈判”是没有根据的，要求搁置美国提案，联大政委会以27票对23票通过了印度代表的建议。1951年1月30日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表决通过了美国所提的中国为对朝鲜侵略者的提案，在反对的7票中有印度的一票，22、30日印度的立场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表明了印度对中国的友好政策。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的美国提案，苏联、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五国拒绝参加投票，印度弃权。




　　1952年交战双方为战俘遣返问题打得不可开交，1952年11月17日印度和阿拉伯国家提出了战俘遣返折衷方案。其内容是：(1)以瑞士、瑞典和捷克、波兰四个国家组成战俘遣返委员会;(2)禁止一切旨在促使或妨碍遣返的强迫措施;(3)不愿遣返的战俘在停战后90天内得不到处理时，由遣返委员会移交给高一级政治谈判去解决。12月3日，联大全体会议以54比5的压倒多数通过印度提案，对印度提案中国予以拒绝。1953年6月8日交战双方达成了朝鲜停战谈判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对于未予直接遣返的战俘统交由波、捷、瑞典、瑞士、印度的代表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自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之日起90天内，双方派代表向一切依附于该所属国家的战俘解释他们的权利。90天期满后，未行使被遣返权利的战俘交政治会议在30天内设法解决。30天后如尚留有战俘，则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然后根据个人的申请分别处理。战俘遣返的最终协议与印度方案大同小异，可见印度方案是务实的，毕竟旁观者清。




　　从朝鲜战争中印度的一系列表现看，中国多多少少欠印度的人情，印度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普罗大国，对这样一个重要的朋友中国也想搞好关系。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开始注重在国际政治中走群众路线，参加了万隆会议。1960年中国和缅甸联邦政府签定了中缅边界条约，其中边界北段一部分是按“麦克马洪线”划定的。中印边界争议表面化后，中国有两国东段、西段互相体谅的愿望，熟料印度并不响应。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结束后，中方摆出高姿态，不仅退出作战前出区域，而且从战前的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再后撤20公里，群众路线走得走了样，成了讨好群众。值得反思的是，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站在了印度一边，印度在朝鲜战争中只是尽了调停之力，苏联对印度的回报却并不比对中国少。

　7、从国内政治的角度



　　最高领袖本人就是“胜利”论的营造者之一，战争结束后，1953年9月最高领袖在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上作“抗美援朝”总结。最高领袖讲：“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而事实是早在1951年夏末，中朝军筹备第六次战役时联合军的战线就很难攻破了。最高领袖还讲：“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金城战役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 志愿军伤亡3.3万余人,这是在进攻南朝鲜军阵地的情况下。依照这种收复单位面积的伤亡率,即便不考虑美军的战斗力远强于南朝鲜军,要收复三八线上亏损的2900平方公里土地,攻打筑垒地带设防坚固的阵地, 志愿军需要付出50多万人次的伤亡,等于把抗美援朝重新再打一次,这现实吗?再说在联合军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中朝军慢慢积蓄下来的弹药能经得起几次金城战役的消耗? 1952年12月最高领袖曾致电斯大林：“虽然在今年我们得到了各式苏联型号炮弹112万发，但在朝鲜前线的消耗巨大，多种苏联型号的炮弹在仓库内早已告罄。不久前，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还下令从正面第一线撤下一些由苏式大炮装备的榴弹炮兵师。采取这一决定的前提是：敌方不会组织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假如一旦敌方获知我方的真实情况并提前开始自己的攻势，就会使我方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最高领袖又讲“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既然美国都能听全世界人民的话，1951年1月最高领袖为何拒绝五步方案?五步方案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的愿望。




　　对“抗美援朝胜利”的营造进一步加剧了个人崇拜，既然最高领袖决定的“抗美援朝”胜利了，那最高领袖的任何决定都会胜利，于是生产1070万吨钢会胜利，“大跃进”会胜利，“文化大革命”会胜利，中国走进了一条永远“胜利”的死胡同。对“抗美援朝胜利”的营造进一步加剧了个人专权，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朝鲜战争中对最高领袖几乎是绝对服从的彭德怀被最高领袖批判为“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指鹿为马。




　　在今天，“抗美援朝”因为某种民族主义色彩而成为染上个人崇拜烟瘾的人群服用的重要精神致幻剂，亦为老左派的一大精神支撑。在这个话题上讲真话还是讲谎言，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问题。




　　8、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角度。




　　伐谋：有人著长文论述参与朝鲜战争中国受益最大，锻炼了军队，改善了装备，赢得了苏联的援助，提高了国际声望。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




　　中国是兵法的故乡，军队已经锻炼了20多年，美军对八路军的战术也高看一眼，斯大林对中国的将领也佩服之至，这样的军队少参与一次战争就不能担负国防了?如果中国接纳金日成的流亡政府，苏联在退后一步的情况下能不倚重中国?156个工业项目能少一个?一批批的军事装备苏联会不舍得?事实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展现出来的能力反而让苏联有所顾忌，在海军装备的出售上颇显吝啬，肖劲光去苏联商议海军军购，给周恩来发电“他们给我们的是破烂”，周恩来复电“破烂也要”。如果中国像印度学习中立外交政策，不但苏联的援助少不了，西方国家也会来示好，国际声望想不提高都难。朝鲜战争中印度在东西方阵营之间奔走调停，颇受器重，也为日后印度两头吃打下伏笔，这个好角色中国更适合担任，只是由于中国积极参战而让印度拣了便宜。现在很多人看不起印度，说印度30年搞不出“阿琼”坦克，20年搞不出LCA战机，印度的军事工业的确不如中国，这缘于中印两国民族性格的差异，中国人有四大发明，建造了长城，擅长做事;印度发明了宗教和瑜珈，擅长修养身心。不擅长做事的印度在冷战期间做成了两件大事，一是从巴基斯坦分割出了孟加拉国，二是占住了麦克马洪线。分割东巴的难度不亚于中国的台湾问题，印度能做成是因为伐谋、伐交得当;印度得到麦克马洪线是因为印度运气太好了，碰上了中国这个冤大头。中国本来有擅长做事的长处，却因为在冷战期间忽东忽西，五行不定，结果在大战略上一事无成。




　　宣扬出兵观点的人常说两个具体理由，一是如不出兵东北的重工业受影响,这种具体问题和国家的长期外交战略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把156个工业项目全建在关内, 东北的重工业受不受影响又算什么?二是金日成在东北搞流亡政府对东北边境不利,不利是有的,但这种小不利无碍国家在大战略上的长远利益。




　　伐交：第二次战役后的外交斡旋非常重要，如果伐交成功，中国就能在政治上达到利益最大化。如果在第二次战役后以阵地战、以小打促和谈，中国就会以军事上的小代价赢得政治上的大收获。可惜中国的决策层，尤其是最高领袖犯了左倾幼稚病，错失了这一伐交良机。




　　伐兵：如果在第四次战役后遵循局部战争原则，放弃运动战，选择阵地战，在军事上将多得而少失。




　　攻城：第三次战役、第五次战役是典型的攻城。事实上指挥层还策划了第六次战役，由于对手的防御日益坚固，再发动进攻会导致更大的伤亡，才未付诸实施。是无法承受的伤亡让决策层改变了参加朝鲜战争的既定目标，作出了现实的选择。




　　总结：




　　对朝鲜战争“胜利”的宣扬已经持续了50多年，而目标定错的战争是不能奢谈胜利的。最高领袖在内部曾说过一句实在话：朝鲜战争和美国打了个平手。胜利的唯一标准就是实现既定的战争目标,解放全朝鲜这个目标没有实现,相应的超额代价一点也没少付，胜利也就无从谈起了。中国加入朝鲜战争,帮了苏联大忙，付出了很大牺牲，自身却没取得什么政治利益，中国的决策层不能不深刻反思。周恩来于1953年底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与印度、缅甸正式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不久，毛泽东又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还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表明中国开始发出和苏联不一样的外交声音，这是总结朝鲜战争的教训，不想再搭乘苏联争霸的战车。中国在争霸问题上不与苏联一条心了，是后来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




　　在50多年后的今天，还因朝鲜战争的“胜利”而沉迷于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应该多想想那些无谓牺牲的中国士兵，他们是战争最基本的承受者。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0-12-13 13:34
标题: 评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
子辰兄在万维网上发的《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是对朝鲜战争的评论中不多见的优秀之作，笔者试着从中国文化传统，人性方面加以补充，狗尾续貂，错漏在所难免！
一、最高领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缺乏对现代世界的整体认识——这点自鸦片战争以来始终是中国当政及外交界的短板，这点并非靠点洋海龟就能矫正——比较而言，蒋氏父子好于邓、周勤工俭学派好于胡适欧美自由派好于毛氏父子好于28个半好于留日汉奸派。
二、有点不厚道的说，毛二世的光荣牺牲是个意外收获，否则99.9%的可能是个“金二世”（身世相同），而非蒋二世；
三、中国传统文化籍中华民国得以保存；
总结：对朝鲜战争就是最高领袖的面子工程，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里子却输了个一干二净，志愿军为他人火中取栗，如果新中国走的是中立外交路线，就不会参与朝鲜战争，美苏都会看到中国在两强争霸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必然争相拉拢，利用这种拉拢，中国可以在相当宽松的环境中发展自强，在国家战略的内外两方面做到双赢。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0-12-27 19:31
标题: 洋政客的口蜜腹剑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物的出名不是因为他当了唐玄宗十九年的宠臣，而是因为他和一个成语连在了一起。这个成语就是“口蜜腹剑”，那个人物就是李林甫。司马光曰： “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元年》
外貌友善温和、态度诚恳忠厚的李林甫让人放松警惕，即使是老奸巨猾之人，也会败在李林甫的手下。
眼下也有一个相同人物，也和“口蜜腹剑”的成语连在了一起。这个人就是原来的澳大利亚总理，现在的外交部长陆克文。这个洋李林甫那样容易地让中国人对其产生好感是源于他的中文名字和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在2007的APEC峰会上，时任澳大利亚在野党工党党魁的陆克文走进了中国人的视线。当时，他用英语向胡锦涛致意后，马上讲起了流利的汉语，令在场的中国人傻笑鼓掌。陆克文说：“我衷心地欢迎胡锦涛主席来到澳大利亚，我和我的全家，与中国渊源深厚。上世纪80年代，我和夫人、女儿在北京工作、居住。今年，我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华人；我的儿子在复旦大学读书；我还有一个小男孩——我们最小的孩子，他正在读中学，非常非常顽皮，不喜欢做功课，但他偏偏在学中文。”
用相同的语言套近乎，攀亲戚，绝对可以让听者动容，拉近距离，尤其可以让英文不灵光的中国领导人感到轻松，没有语言的压力。到了2008年4月，听了他在北大的中文演讲后，更没有人会怀疑他的真诚，就像很多死于李林甫手上的同僚以前对他深信不疑一样。
没想到维基解密就象一个翻墙入室的夜行客，听到了陆克文在背地里对中国的咬牙切齿和喃喃私语。他提醒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中国必须要被融入国际社会，但“在所有事情都出问题时，必须使用武力”。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言自明的，要美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动武”的含义几乎等于是说要灭掉中国，因为要动武又不会受到中国的反击，唯一的选择就是在中国还手前解决掉中国的还手能力。这对中国百姓来说，几乎将是灭顶之灾。可谓刻骨仇恨啊！他在用你的语言讨好你，在用自己的语言算计你。听到一个洋人政客讲几句中文时不断地傻笑的中国人，在听到对中国动武的叫嚣时就傻笑不出来了。
中国人不能怪别人太狠毒，只能怪自己太天真。拥有一个中文名字和能讲一口流利汉语的敌人其实更加危险，就像上个世纪中日战争中的不少日本战犯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一样，他们甚至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甚至比中国人更知道中国人的软肋命门。面对这样的敌人，如果你是一个弱者的话，别说肉体无法脱离魔掌，就是灵魂也无法遁形。太多这样的电影镜头了：八路军的高级干部，被日本宪兵队抓去，挺过了酷刑，但挺不过日本机关长的笑嘻嘻和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你的，中国人的这个。”一个大拇指竖起，一群软骨头倒下去。
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国际政治和军事是一样的，当对手掌握了你的语言和你的思维模式后，你显然已经处于不利的境地。如果对手口蜜腹剑，那么你所处的境地更加不利。你的不利，就是对手的有利，你看陆克文如鱼得水，到中国人这里讨好一下，捞上一把；到美国人那里也讨好一下，也捞上一把，两面通吃。如果没有维基解密的踢爆，人们或许还在把他当成一个大好人，死了还不知道是如何死的。
陆克文的确不容易，不但学会了李林甫使用的语言，还学会了李林甫擅长的口蜜腹剑。在这个世界上，都在长进，除了会傻笑的中国人。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1-1-13 17:31
标题: 2010年大国赢家 俄罗斯绝对不逊于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广州)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近十年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GDP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并于去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国际舆论似乎普遍看好中国。相形之下，昔日的“老大哥”好像不入流。其实，盘点2010年的大国赢家，俄罗斯绝不逊于中国。俄罗斯的悄悄崛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许多中国人一直抱怨，美国将处处为难中国，甚至点燃了对中国周边地区的烽火外交。平心而论，与俄罗斯相比较，中国的遭遇并不是最严重的。苏联解体，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步步进逼。20年来，从邻国的颜色革命到北约东扩，俄罗斯遭遇的包围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包抄。但是，俄罗斯并没有采取情绪性的对抗，无论美国总统把普京当成“哥们”，还是“魔鬼”，普京都有利有理有节地与美国周旋，一会儿扮演黑带柔道高手，一会儿化身成“忍者龟”，采用多种方式回应。
　　举例而言，在美国企图用导弹防御系统遏制莫斯科的时候，普京不是采取中断对话或者是军事对峙，而是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继续与欧盟和好，拉拢欧盟松懈与美国的军事结盟，让欧洲放心与俄罗斯交往，把美国影响力“软性”地放逐出欧洲；同时，俄罗斯继续与美国在削减核武问题上合作，制定新的条约，甩掉维护庞大核武所承受的军事负担，既满足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废除核武”的虚荣心，从而避免美国的战略重心移回欧洲，同时又省出钱来，发展新的尖端武器。
　　普京默认北约东扩，不是示弱，而是策略考量，为了获得欧盟支持让俄罗斯加入世贸。他的算盘很清楚，美国经济不景气，“颜色革命”的国家在“俄罗斯威胁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很难获得美援。而俄罗斯只要经济发展持续，国力日渐强大，“颜色革命”的国家自然也会从亲美转向寻求俄罗斯的帮助，这正是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
　　俄罗斯不但外交身段柔软，搞好周边外交，同时也不树敌，从而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普京要的是俄罗斯的中兴强大，而非面子上的老大老二。因此，面对其他国家，俄罗斯想得很清楚，哪些可以合作，哪些属于敷衍了事，哪些可以让别国去做“恶人”，俄罗斯则坐享其成。
　　举例而言，在上海合作组织问题上，俄罗斯积极参与。莫斯科知道这个组织根本无法跟北约抗衡，但普京可以通过个组织，防止中亚邻国向华盛顿靠拢，同时也防止其他大国向中亚渗透；在伊朗核问题上，莫斯科表态可以与美欧联手制裁伊朗，因为它知道欧洲大国，尤其是德国与法国很在乎莫斯科的立场；在最近的朝鲜问题上，俄罗斯坚决站在中国一边，理由无他，因为中国与美日韩在这个区域愈对立，俄罗斯的地位就越重要。但是，在朝鲜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中，俄罗斯则两面施压，在缓和形势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印度也是如此。俄罗斯知道印度可以牵制中国，也可以给俄罗斯提供巨大的军火市场，因此大大强化俄印关系。温家宝总理前脚刚离开新德里，梅德韦杰夫后脚立刻进去，在石油输出和军火提供上，与印度签订了远远超过中国的订单。在印度问题上，俄罗斯与美国欧洲是同调的，而与中国是对立的。由此可见，俄罗斯不会因为与美国竞争，而放弃与邻近大国，尤其是中国的竞争思维。
　　俄罗斯在外交上可以放低姿态，但在领土问题上则相当强硬。梅德韦杰夫史无前例地视察与日本有争议的北方四岛，就是明证。同时，为了孤立日本，莫斯科又大规模地举行红场阅兵，强调与西方国家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价值，与西方世界共享胜利的历史记忆，从而也顺理成章地让俄罗斯在二战后获得的领土主权合理化。反观东亚，一场抗战，仍然在计较谁的贡献大，以至于应该获得的领土和赔偿甚至道歉，都还是缺口。因此，中国应该迅速建立全民抗战史，让西方真正肯定中国的抗战价值。
　　从外交的角度来看，俄罗斯要的不是虚荣心，而是真正的国家利益。普京的外交原则，就是只有讨价还价的对手，而没有不顾一切情愿玉碎而与之决战的敌人。2011年，俄罗斯的崛起将引人注目。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1-2-19 23:03
标题: 中美两国都在大量印钱 区别到底在哪里?
摘要：中美两国都在印钱区别在哪里?中国的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中国也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手握8916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还有接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从表面上看，中国已经富得流油了...



　　中美两国都在印钱区别在哪里?


　　中国的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中国也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手握8916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还有接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从表面上看，中国已经富得流油了，但是老百姓普遍没有富裕的感觉，于是不少人戏称GDP为“鸡的屁”，因为他们觉得GDP再怎么飙升，和自己似乎也没什么关系。自然而然的，我们会问到一个问题，仅仅从财务报表上看，中国似乎是非常的富裕，那么这些数字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财富呢?


　　先让我们从一个寓言故事来入手。


　　话说有两个小岛，一个叫驴岛，一个叫猪岛。


　　驴岛的人非常之勤劳，每个人天天都在干活，生产了大量的粮食，有趣的是这些人还非常的节俭，这些粮食自己都不舍得吃，反而都存起来，并且运往猪岛，送给猪岛的人吃。


　　猪岛的人正相反，他们向来大手大脚，有钱就花，没钱就借钱花。自己生产的东西满足不了自己的消费，那就从驴岛进口。猪岛每个人的储蓄率不仅是零，还是负数。反正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他们可不在乎。


　　就这样，驴岛的人用船满载着粮食，运往猪岛，然后空船返回驴岛。猪岛居民收到粮食之后就交一些绿色纸片给驴岛居民，证明自己确实收到了货。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下去，大家都觉得这就是生活，没什么不妥的。


　　但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猪岛遭遇了地震，整个岛都沉下海底，简单地说，猪岛从地球上消失了。此时驴岛的国王慌了，他并不担心驴岛也遭遇地震，他担心的是以往的这套运作模式被打破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驴岛的国王问大臣该怎么办?一个最聪明的大臣说：立刻封锁消息，不要告诉老百姓猪岛已经消失，然后一切都照旧。驴岛还是照常的将空船装满粮食，然后驶出码头，运往猪岛所在海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船员大为震惊，因为船长下令将粮食全部倾倒在大海中。等船员倒完粮食，他们又像往常一样开回驴岛，驴岛的印刷厂印了一点绿纸片发给老百姓。就这样，猪岛已经消失的事实竟然在驴岛被瞒了好多年。


　　驴岛的国王忍不住问那位最聪明的大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大臣说：很简单。我们生产的粮食运到猪岛去，这些粮食到底是被人吃掉了，还是倒入了大海，这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获取那些绿色的纸片。既然是这样的话，猪岛是不是存在对我们也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将粮食倒入大海是不会被人看出破绽的。


　　国王想了想，说：那为什么不把这些粮食送给穷苦的驴岛老百姓呢?


　　大臣听完立刻说道：那可不行!如果你将粮食免费送给老百姓，就会让老百姓养成不劳而获的恶习，一旦他们知道原来不干活少干活也可以活的这么好，谁还会卖力干活呢?如果老百姓都不卖力干活了，那这世道就变了呀。


　　上面这个寓言很是荒诞，但是现实的荒诞并不亚于此。先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去年全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大约是1.4万亿;与此同时，我们目前拥有28473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合18万亿人民币，这是社保支出的12.8倍。如果用驴岛和猪岛的例子来说的话，驴岛送给猪岛的粮食，足够自己人吃上12.8年。


　　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思维体操，中国人将衣服、裤子、箱包、玩具、手机装上集装箱货船运往美国，但是在中途政府下令，将这些货物全部倾倒在太平洋里，不过这笔坏账记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之中，央行再发行相对应的人民币给出口企业。此时你会发现，美国人是不是消费我们的商品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出口企业已经赚到了钱。而你的鞋子是给美国人穿了，还是躺在太平洋底，对你而言没有任何区别。


　　你可能会说，区别当然是有的，卖给美国人的话，央行会有一笔美元收入;倒入太平洋的话，央行要记一笔坏账。但我认为你的巨量美元储备，同坏账的区别并不大，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将这笔钱花完。


　　我们再来考虑另一种情况，这些商品不再倒入太平洋，而是给中国老百姓使用。你可能会说，中国的老百姓没钱买，那没关系，央行印刷人民币给老百姓来买。此时企业也拿到了钱，老百姓得到了商品改善了生活，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多了一笔账，这笔账是针对中国人自己的支出。我想，这样一来人人都会拥护政府的政策好!


　　美国人在印钱消费，我们也在印钱，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美国人印钱的结果是换到了全世界的商品，中国人印钱的结果是商品运到了美国。所以美国不会有通胀，通胀都留在这了中国。但如果我们印钱给自己人消费，那么形势就完全得到了逆转。但是，那些经济学家会告诉你这不可行，因为他们的教科书上没提到可以这么做。所以整个荒诞的故事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1-3-2 17:30
标题: 中国和利比亚关系（转帖）
中国和利比亚关系
看了一下文学城的时事述评，发现已经成了垃圾堆了。

关于中东和北非局势的看法，切记在很多事情上面，中国和美国的利益不光不一定是冲突，反而很多方面一致。

比如说，埃及的穆巴拉克，是美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但也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

比如说，利比亚的卡扎菲，不是美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但也不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

卡扎菲上台的时候，是1969年，当时他的外交政策，是和苏联走近乎。那个时候，中国和苏联，是什么关系大家都知道。珍宝岛估计还有人记得。

卡扎菲在1980之后，和美国对抗。大家记得卡扎菲的人马，在西德美军常去的俱乐部，放炸弹，炸死了十几个美军。也记得，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给爆炸了事情。当然记得美国的里根总统的轰炸，炸死了卡扎菲的女儿的事情。

那个时候，中国和美国，是什么关系大家也知道。正是蜜月期呢。

后来苏联垮台，中国开始成为美国的竞争者。这个时候，中国和利比亚关系有所回暖。但是看一下下面的三个新闻，大家就知道，中国为啥这次在联合国的投票，不是那些反华人士们鼓吹的否决票。

1. 卡扎菲向美国递上投名状，把巴基斯坦给的核技术，扯到了中国身上

2004-02-17
外交部就利比亚的中文核图纸及六方会谈等答问
问：关于在利比亚发现核武器的中文图纸问题。中国能否解释这些图纸是如何辗转到利比亚的？中方是否与美方合作以确认这些图纸的内容？中国是否已下令就这些图纸流失问题进行调查？
　　答：我刚才已就此表明了中方的态度,我们对有关报道表示关注。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核武器扩散，支持国际防核扩散努力。我已多次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了中国近年来采取的一系列完善和加强全面出口控制的措施,中方的立场非常明确。
　　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认为这些图纸可能有官方背景？
　　答：我们从报道中看到有关消息,我刚才已表明了中方的立场，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2. 卡扎菲和陈水扁的亲密朋友关系

2006年05月11日
新华网 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１１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利比亚允许陈水扁“过境”并商讨互设“代表处”表示强烈不满。
有记者问：近日，利比亚允许陈水扁“过境”，双方还商谈互设“代表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刘建超说，利比亚不顾中方的规劝和强烈反对，执意让陈水扁“过境”，并与陈商谈互设“代表处”，严重违背了利方长期以来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对两国关系造成消极影响。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已就此向利方提出严正交涉。
3. 中国召开非洲酋长大会，看一下出席的代表名单

2006年11月04日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３日电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名单如下：
　　论坛共同主席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论坛共同主席国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加蓬总统邦戈、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喀麦隆总统比亚、刚果（布）总统萨苏、几内亚比绍总统维埃拉、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苏丹总统巴希尔、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塞拉利昂总统卡巴、博茨瓦纳总统莫哈埃、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吉布提总统盖莱、南非总统姆贝基、尼日尔总统坦贾、塞内加尔总统瓦德、卢旺达总统卡加梅、马里总统杜尔、加纳总统库福尔、赞比亚总统姆瓦纳瓦萨、马达加斯加总统拉瓦卢马纳纳、肯尼亚总统齐贝吉、塞舌尔总统米歇尔、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总统优素福、莫桑比克总统格布扎、纳米比亚总统波汉巴、多哥总统福雷、毛里塔尼亚军事委员会主席瓦勒、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贝宁总统亚伊、科摩罗总统桑比、莱索托首相莫西西利、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佛得角总理内韦斯、摩洛哥首相杰图、安哥拉总理费尔南多、刚果（金）副总统耶罗迪亚、科特迪瓦经社理事会主席福洛戈，以及几内亚、中非、乍得、突尼斯、利比亚代表团团长。


这倒算个goodpoint，不过最大可能也就是马利基或卡尔扎伊一类的伪政府，不会对中国太坏，但首先还是听命于美国。另外，如果能顶住西方的压力不给它投赞成票，才是最大的不怯。flea 评论于：2011-03-01 17:13:38 [回复评论]回复大象无形文字的评论:
未战而先怯，当然只有墨守成规了。既然是新政府，为什么就一定亲美？利比亚别的不说，97%的穆斯林就为中国提供了无数的想象空间和操作可能。美国只能通过操控独裁者维系其石油利益，一旦遇到革命或者民选的穆斯林政府就无计可施。黎巴嫩，伊朗，巴勒斯坦都是新鲜热辣的例子，甚至连土耳其也因为以色列和美国渐行渐远。美国不把以色列这个屎星子擦掉，中国永远都是上家。人在异乡为异客 评论于：2011-03-01 12:54:44 [回复评论]回复井底望天的评论:
看陈文茜的台湾中天台言“利比亚的原油硫含量低，易提炼。。。” 反而沙特的含硫高，对提炼的机器有高要求。大象无形文字 评论于：2011-03-01 12:25:55 [回复评论]回复井底望天的评论:
多谢解释。首先从中国一次就能撤出叁万多人来看，中国在利比亚的利益恐怕不小。最让人担心的是，一旦真的起来个什么后继政府，很可能是个亲美英的傀儡。到时候中国的份额恐怕不但不会扩大，还有可能被美英搞得颗粒无收。当然现在形势未明，将来陷入长期战乱的可能性也不小，那样一来反正谁也占不到便宜。这样说起来，让卡留下反而应该是我国最稳妥的选择。井底望天 评论于：2011-03-01 11:40:38 [回复评论]回复大象无形文字的评论:

利比亚的石油，是非常高质量的。而且有非常大的潜力。如果不是卡扎菲的阻碍，中国的中石油和中海油的份额，不会今天这么小，吃剩饭的份。

当然美国的份额，比中国还小。

因此对中美两国来说，任何后继政府，都会好于卡扎菲。比较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胶着战乱局面。当然，如果东西分治，象苏丹那样，未尝不是好的选择。大象无形文字 评论于：2011-03-01 09:27:07 [回复评论]回复人在异乡为异客的评论:
我也是就事论事，说的是“在这篇中的。。。”如何如何。其实我也非常赞赏井兄很多文章的见地，只不过对这篇颇为失望。如果你们真心实意认为我国这次是做了把正确选择，请列举这样做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是美国放松对我国的压力了，还是我们在利比亚的石油利益从此被拓展了，还是我们在第一第二第三世界中的任何一部分从此长脸了，还是什么？淡然泰然超然 评论于：2011-03-01 09:01:32 [回复评论]井兄在我的眼里是个很有涵养的，这次感慨文学城的时事评述是个垃圾堆有其缘由。
本人在文学城基本只读井兄的文章，到不关心他的屁股坐在那里，而是在于论述的水平及引用的资料的详实和客观。
有人的文章很有些像国内一些人在卡拉OK的唱歌，其声乐水平可以说是自己享受，别人难受。有写作的冲动，但没有知识积累和判断力的训练，在海外除了用来温习中文，没有其他用途。
写文章，发议论，有个立场的问题。为14亿中国人的福祉和安康所虑是个重要的原则。监督和批评政府没有问题，出发点和目的很重要。可是有些人的字里行间似乎期望中国乱得不可收拾，如晓波之流冠冕堂皇的词藻堆砌，好像他是真理的化身。
佛教讲： 起心动念要善和慈悲，不关心众生之苦难，言行只是出于自己的所谓理念，是偏执和自私的行径。
像我这类对政治兴趣不大的人，都要给推到五分党的阵营了。人在异乡为异客 评论于：2011-03-01 07:36:36 [回复评论]回复大象无形文字的评论:

兄台，不要上纲上线，
井大只是列出一些手头上关于卡札菲的的资料，便于大家思考他治下的利比亚和中国大陆的关系。
和“五毛”是一分钱的关系都没，至于井兄的屁股坐在那边，好好从头读读他的其他文章再下结论。
不过，如果共产党在某方面某时段干得不错，利国利民，我辈佩服，赞扬几句，当此“五毛”，又有何不可？？wen169 评论于：2011-03-01 06:05:15 [回复评论]网上有中国利比亚建交公报，利比亚没有承诺北京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这样看，他和台湾热乎没有逻辑上的错误。至于说这样做侵犯了大陆利益，我倒觉得，与其指责别人，不如闭门反省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如果连依赖中国生存的朝鲜都敢出来折腾，利比亚生事不是很正常么？不正常的，是同这样的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其中的奥妙，期待博主下文。tibuko 评论于：2011-03-01 05:18:31 [回复评论]抄来这一篇：
“远朋班”的招生对象都非泛泛之辈，一般是冷战时美国集团成员和台湾各“邦交国”遴选出来重点培养的人士，绝大多数为军方身分，文职官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军方退下来的。当年的很多学员回国后“不负重望”，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卡扎菲。无论是今年年初卡扎菲之子赛义夫访台，还是不久前陈水扁过境利比亚，这一历史关系都为绿营所“津津乐道”。陈水扁此前能过境利比亚，与台当局“外交部”开办四十多年的神秘“远朋班”有一定关系

在刚过去不久的“兴扬之旅”中，陈水扁吃了美国一个无情的耳光，却又借过境利比亚等大玩“迷航”把戏，想挽回颜面，显示其“外交”资源与能力。此处且不论其成效何等之微，倒是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背景值得交代，即台当局“外交部”开办四十多年的神秘“远朋班”。据台湾媒体报道，陈水扁得以过境利比亚，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曾在“远朋班”接受政战训练的 “历史情谊”有关。

“反共”与“拓交”基地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中国人的交友古训。为交“朋友”、拓展“外交”资源，台湾当局“外交部”在1964年设立了“远朋国建班”，具体承办方为将于明年并入台“国防大学”的“政治作战学校”。时任台当局“总政战部”副主任执行官的王升为负责人。上世纪90年代，该班改名为“国家建设班”，但“远朋班”的传统称呼仍保留。

该班成立之初，还有更大的背景，即美苏两大集团对峙的冷战格局。由于台湾当局作为当时美国“反共联盟”的重要棋子，因此“远朋班”的任务，就是专门代训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初级军官，使他们回国后成为反共中坚。

据台当局军方资料显示，亚洲、非洲、中南美洲等47个国家曾派军官到“远朋班”受训。当年越战开始时，“远朋班”还在美国指使下特设“越南政战教官班”。

“远朋班”学员分为两种，来自亚太和非洲的学员大部分上英文班，而占台“邦交国”多数的中南美洲学员多讲西班牙语，于是就有专为他们开设的西班牙文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班牙文班是重点班，一年平均开班三至四期，每期受训的时间在过去为两个月，近几年缩短为四周。

“政治作战”课程为核心

“远朋班”的培训由台湾当局“国防部”“国安局”和“外交部”等共同组织，包罗万象。由于“反共”是其重要任务，“远朋班”开设的课程有对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介绍”，还不忘对当时“中华民国政权”加以强调，宣传中国近代“政府迁台”“政权变化”的情况。一般的军事、政治培训也是主体内容。

据“远朋班”的一名老师向台湾媒体透露，教学虽无任何固定的教材，但是不可少的还是“政治作战”方面的课，除了“孙子兵法”或“六大战”之外，还有心理战，如“共党理论批判”，其它像“国家安全防卫”“谋略应用”“政治思潮”等也是“必修课”。

另外，“远朋班”还有重要的“课外活动”，即到台湾各地“参观访问”。除了去台湾当局的“外交”“法务”“国防”等机关外，教师甚至会带学员参观金马岛屿等传统的军事重地。

不过据台湾媒体报道，该班如今已不再强调“军事化”，更无实地的军事训练课。这很可能也与台“邦交国”多由“军人政权”向“文人政府”转型有关。

至于“远朋班”的师资也堪称“强大”，可见台当局对其的重视。除了军官校将外，台湾当局的高级官员都有机会成为“座上教授”。

调教出多位军政强人

“远朋班”的招生对象都非泛泛之辈，一般是冷战时美国集团成员和台湾各“邦交国”遴选出来重点培养的人士，绝大多数为军方身分，文职官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军方退下来的。

当年的很多学员回国后“不负重望”，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卡扎菲。无论是今年年初卡扎菲之子赛义夫访台，还是不久前陈水扁过境利比亚，这一历史关系都为绿营所“津津乐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除卡扎菲外，巴拿马前领导人诺列加也曾在“远朋班”受训。

“远朋班”可称为台整体“军援外交”中的关键一环。据台湾媒体从台军方内部资料获悉，“远朋班”学员返国后，常会向台湾提出支持其执政的要求。军方高层向媒体透露，20世纪60年代起，台湾曾派出不少军事顾问团，并输出不少装备、武器供中南美洲国家使用。这些国家有的至今仍是台湾“邦交国”，如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及巴拉圭。

20世纪70年代，台湾当局还曾派出代号为“第三纵队”的部队，前往第三世界国家打击国际共产组织活动，并借军事支援巩固“友邦”，力挺“远朋家族”。

台湾媒体直言，当年包括中南美洲的军事行动、中东的军事技术支持，都是台湾替“远朋家族”的“售后服务”。当年的“远朋班”不仅训练出在各自国内登上权力巅峰的军政强人，更让台湾有参与实战、介入他国内政的机会，甚至在三四十年后，让陈水扁当局在“外交迷航”时还能有歇息之处。

境况今不如昔

长期以来，“远朋班”由于台当局“外交部”和“国防部”的保密低调处理，台湾民众对此知之甚少。冷战结束后，“远朋班”也丧失了部分存在的理由，如一些反共课程的“重要性”就不如以前那么凸显。但台当局“外交部”仍倚重“远朋班”来拓展“外交空间”，加强与“邦交国”的联系。在绿营媒体对“远朋班”的宣传中，原本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远朋班”课程变为“以介绍台湾政经建设及发展现况为主”，而受训对象则为“友邦的外交系统官员”。

在着眼“拓展外交空间”的考虑下，台当局许多“驻外”单位还频频提出希望“扩大开班”。不过据台湾媒体报道，作为“远朋班”的开办方，台当局“外交部”一直苦于经费有限，所以“远朋班”一度几乎要叫停，“扩大开班”更是难上加难。

关于“远朋班”处境，分析人士指出，最为根本的是，在“台独”分子使得台湾国际空间逼仄的今天，包括“远朋班”在内，无论怎样的“外交”把戏都非正道，注定不可能有多大成果。
作者: 大汉天生    时间: 2011-3-31 20:48
标题: 美国在战前拉帮结派时的心理学运用
美国在战前拉帮结派时的心理学运用润涛阎
3-28-2011
中国人都知道“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道理。心理学家调查发现，如果两个人一起外出，这两个人一个曾经被蛇咬过，另一个差点被狼吃掉，而被蛇咬过的那位一旦进入森林，眼睛死死盯住脚下，因为他害怕的是蛇；而差点被狼吃掉的那位则把耳朵竖起，听着远方是否有狼嚎。在第一个人大脑的记忆里，蛇才是最可怕的动物；而在第二个人的眼中，最可怕的是狼。这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理写照。
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很多，但真正把这个道理用在战争中的，只有美国。而且美国把它利用到了炉火纯青得地步。而其它国家，别说利用了，就连搞明白的都不多。您要是不服，请您再把板凳搬来，听润涛阎给您仔细道来。
（一） 二战后美国扶植德国与日本的根本原因
至于美国为何在二战结束后采取了对战败国德国和日本不仅不收战争赔偿，还来个“马歇尔计划”支持德国和对日本的“道奇计划”来增强日本战后复苏，当时美国在舆论上打了很多烟幕弹，而真正的原因至今鲜有人提出。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润涛阎了。
美国的战略家们非常清楚，要想镇住苏联和它的一大堆共产主义国家组成的阵营，需要有“咬过它们的蛇和狼”。您看到这里，加上上面的题目，您就应该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美国利用心理学原理在战争中起到的作用比飞机大炮还厉害得多。
在二战中，德国党卫军把苏联人打惨了。那是德国人到苏联境内远程去打仗的，就那样，苏联一共死了 2600 万人！而德国死在苏德战场的只有 500 万人。所以，苏联人对德国人的恐惧感非常强烈。如同中国人被日本人杀得很惨导致中国人从未有人说过日本人是纸老虎，而且对日本人有极强的佩服与恐惧。倒是美国人没有残杀过中国人，而中国人一提起美国就把纸老虎挂在嘴边上来了的根本原因。所以，美国在二战后立刻认识到阻止美国全球霸权的就是苏联和中国等共产党国家。而对付苏联，需要拉拢住德国，要把德国这只差点咬死苏联的豺狼恢复体力；同时，要让咬过中国的日本这只毒蛇复活。
在心理层面，有德国的腾飞，苏联仍然敢跟美国叫板，因为有东德投靠了苏联，这样就解除了对德国人恐惧的巨大心理压力。东德一投降到西德，1989年柏林墙一倒塌，苏联人的心理恐惧感使得苏联解体得到了内部力量。这就是“大树未倒，猢狲先散”心理，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愿意跟俄国人一起倒霉的。至于叶利钦，只不过是时势造英雄而已。

美国打韩战的时间不对，因为当时日本还没有恢复。要等到日本恢复到 1965 年的水平，美国就可以直接让日本人开赴战场来对付中国军队了。所以，美国的战略家们后来捶胸顿足：在错误的时间（日本还没有恢复到敢杀中国人的地步）错误的地点（朝鲜与苏联和中国为邻）打了错误的战争。
（二） 美国越战时误炸法国大使馆
美国在越战开始前邀请法国参战，但法国严词拒绝。那为何美国对法国不参战而如此痛苦不堪呢？要知道，反对美国打越南战争的不仅仅是法国，也有英国，但美国不会轰炸英国驻越南大使馆的，因为英国参不参战对美国的影响很小。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而且越南人都要讲法语的。越南人对法国人有心理恐惧感。一旦被蛇咬过，就必然对蛇恐惧，甚至连井绳都惧怕。要说那时还真的不是美国战略家有错，而是以色列引发的。英法的公司独吞 苏伊士运河每年攫取巨额利润，以色列不干了，就派兵向苏伊士运河逼近，法国与英国军队武装干涉埃及，美国强烈要求英法撤军，并且把苏伊士运河交出来。这样，美国为了以色列而得罪了英国和法国。这时美国与越南战争爆发了，法国当然不会跟美国和好，美国后来“误炸”了法国驻越南大使馆，就跟轰炸南斯拉夫时误炸了中国大使馆一个套路。
法国不参战而不能让越南人心理恐惧导致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成了持久战。战略家们汲取了这个教训，从此后，每战必胜。
（三） 打中东要靠英军
中东人不害怕美国大兵，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害怕英国人，因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中东是英国的殖民地，当年以色列与中东第一次战争，指挥中东联军的是英国军人，那时是跟以色列对垒。萨达姆吞并的科威特就是英国人离开伊拉克前让其独立出去的，就跟英国人让巴基斯坦从印度独立出去的路数是一样的。所以，美国在两次攻打伊拉克战争中，都是拉着英国人干的。美国先把英国政客的思想工作做到家，只要有英国军人参战，伊拉克军人就会有天然的心理恐惧感，而伊拉克人对美国人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也就不会在心理层面崩溃。战争，是意志的较量。伊拉克的军事实力未必比越南差，但法国人不参加美国的对越战争，使得没有被美国蛇咬过的越南人不惧怕美国的狂轰滥炸，导致美国没有打赢越南战争的结局。而英国参战，就彻底让伊拉克人心理崩溃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跟跟朋友预测说伊拉克不会是第二个越南，其根本原因就是英国参战了，而越战时法国不参战不说，还给越南人打气喊加油！
（四） 打伊拉克时美国不尿法国那一壶
美国在打伊拉克之前先跟英国说通，而不理睬法国。这让法国非常恼火，公开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但美国人根本就不在乎！美国的战略家们知道：只要有英国参战就行了，法国在伊拉克根本就没当过蛇或狼！
而在美国第二次攻打伊拉克时，中国站在法国一边，并认同法国的说法：伊拉克就是第二个越南！但事实上，中国的政客里根本就没有润涛阎这样的理性思考者，他们之所以误判，就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美国为何没有赢得越战胜利的根本原因是法国没参战和韩战时中国之所以敢出兵的根本原因也是润涛阎所说的是因为日本还没有恢复起来不能参加对中国军队的屠杀。要是日本人参战帮助美国，中国人就不去朝鲜了。抗日战争中有两个中国人骨子里被日本人吓酥了，一个是张学良，另一个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从未下令打日本鬼子，不听他命令自作主张打百团大战的彭德怀让毛泽东当时立刻吓得大病一场。到今天，在美国的中国人都买日本车，因为骨子里崇拜日本人，被日本人把骨头给打酥了。在美国，两田的总销售量只占25%，而一个民族里95%的人买日本车的不是在美国的日本人，而是在美国的中国人。你要是告诉中国人日本产品不好的真实情况，很多中国人听后比骂他祖宗还难以接受。 要是日本车真的那么好，难道在美国的其它国家的人都是傻瓜蛋？怎么不像中国人一样95%的车是日本车？你看看美国高速路上跑的18轮大卡车拉着58吨货物一跑就是20多年有日本造的吗？日本人处理核危机的本事连俄国人都不如，地震救灾的能力比不上智利等小国。但日本人非常凶残，当年杀得中国人惨不忍睹。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其脊梁骨被日本人敲碎了。但日本凶残的关东军110万，竟然被美国大兵全部彻底葬送到太平洋里喂了鱼。而美国大兵，包括珍珠港被炸死的平民在内才死了10万人。也就是说，杀死一个美国大兵，日本关东军要死10个以上。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其脊梁骨被美国人敲碎了。
（五） 美国打卡扎菲需要法国或意大利
法国和意大利在北非曾经是咬过人的蛇，虽然卡扎菲所在的利比亚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但北非很多国家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北非人对法国人的恐惧远远超过对意大利人的恐惧。这次美国先跟法国商量好，由法国出飞机轰炸卡扎菲，卡扎菲有很多雇佣军是从当年法国殖民地国家招去的，法国人就是咬过他们的蛇。美国就可以躲在后面了，因为美国没有当过咬过北非的蛇，如果美国单独打，法国和意大利不参加，那么，卡扎菲在北非招来的雇佣军就没有心理恐惧感，把美国看成是纸老虎。甚至还会有人钻入美国搞恐怖袭击。而法国一出兵轰炸北非，北非的那些人就慌不择路了，根本不可能胆敢去法国搞恐怖袭击。
（六） 攻打卡扎菲不需要德国参战
中国这次又以为在反对美国攻打卡扎菲的时候有了同路人，这次是德国。其实，美国不需要德国参战，因为德国根本没有在北非当过咬过人的蛇，北非人要是碰到德国兵，说不定恐惧感彻底消失。所以，美国绝对不让德国人参与。如果是跟俄国开战，那美国第一个要找的盟国就是德国。而中国政客们不明白这个道理，误以为德国是从内心里反对美国轰炸卡扎菲的。其实，从内心里反对美国轰炸卡扎菲的是俄国，因为欧美一旦彻底控制了北非和中东的石油，尤其是欧洲对俄国石油的依赖就减小了。俄国对欧洲的战略控制地位就减轻了很多。炸不炸卡扎菲，对德国没有根本的利益关系，有也是间接的。所以，中国的政客们以为拉德国一起反战，那就是：一个在演戏，一个信以为真。美国私下里一定让德国政客们忽悠一下中国。
综上所述，美国之所以是世界霸主，不仅仅是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有稳定的社会制度，还有很多了不起的战略家们，这些战略家们可以利用各国的政客而为美国效劳。比如，哪国曾经是哪国的蛇，这对战争的胜负起非常巨大的作用。我们可以预见：当美国跟中国对决的时候，第一个参战部队就是日本人。还比如：哪国能为美国制造产品而把钱白白送给美国花。目前有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另一个是中国。中国对美国在战场上没有利用价值，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未当过哪个国家的蛇，但中国可以白白给美国人送钱花。再比如：如何把各国的一流人才吸引到美国为美国效劳。
有了这些战略战术，美国不想当霸主都难。而其它国家，尤其是专制国家，当权者只能是欺负自己的老百姓，对本国老百姓是狼，对外是羔羊。而民主国家对外是狼，对本国老百姓则是羔羊。这就是专制国家的国家利益必然白白送给外敌的原因，也是专制国家逐步被瓦解的原因，道理很简单：专制国家的百姓不可能跟搜刮民脂民膏的当权者同心同德，很多人都在生死线上挣扎，而掌权者挥金如土，一旦外敌入侵，老百姓就纷纷当带路人。所以，这个地球上专制国家呼啦啦彻底灭亡的日子不太遥远了。至少我们可以说两点：
1． 任何专制国家都不可能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
2． 美国的霸主地位肯定有一天会被取代，但那个国家绝对不是专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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