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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鲍彤：也谈改革30年 -ZT [打印本页]

作者: Charley 时间: 2009-9-2 20:51
标题: 鲍彤：也谈改革30年 -ZT
眼前的流行话题是改革和三中全会。我也有些回忆和想法，记录下来，供比较，供批评，如果有人愿意，我也欢迎声讨。从哪里谈起?从源头谈起。源头在于为什么非改革不可。名人名言：“不改革死路一条。”这位名人已经与世长逝了。他显然不是坚持计划经济的陈云，但是，也确实不是主张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赵紫阳和胡耀邦。他，是鼎鼎大名的邓小平。

邓小平有个特点，要言不烦。别人（例如胡乔木）替他起草的稿子难免罗里罗嗦，他自己说出来的话总是深思熟虑明快干脆的。“不改革死路一条”，就是一例。活不下去了，因此非改革不可。为什么活不下去了？被谁逼的？被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逼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人谁也不懂，只有老大哥毛泽东一个人懂，连刘少奇、周恩来都稀里糊涂，邓小平更不在话下。按照毛泽东，社会主义有三个内容：公有化，计划化，高速化。公有化的结果是一切生产资料，从土地到牛羊，从原料到工具到流动资金，一律充公，归各级干部支配（他们代表着党和国家）。至于老百姓，人人两手空空，只剩一副枷锁，全是赤贫无产者。计划化的结果是，由党和国家编制大大小小的计划，每人每天吃几两米，每年用几尺布，是十年长一次工资，还是年年不长工资，今年只许生几个娃娃，多少儿童可以上学，哪些青年必须下乡，一概由党国定夺。全国男女老少，大家服从党国就是了。高速化的目标是压倒苏修，超英赶美，年年粮食放卫星，岁岁钢铁翻一番（毛泽东是钢铁“主帅”，邓小平是钢铁“次帅”）。达不到怎么办?好办，吹个牛，画饼充饥，把农民的救命口粮硬生生夺到党国手里来，填补大跃进所不可或缺的城市和出口用粮的大窟窿。就这样，1959到1961三年，活活饿死了四千万农民。你说，叫老百姓怎么活得下去！

不搞社会主义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有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作用就是镇压反抗者。“对党不满”就是滔天大罪。专政掌握在谁的手里？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共产党凭什么有权对别人专政？凭毛泽东一句话：“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凭什么有权规定国家的一切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因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真理。简言之，毛泽东决定了共产党有绝对统治权。毛泽东和共产党决定了中国非搞社会主义不可。毛泽东和共产党决定了，对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由革命群众斗争，由专门机关镇压，年年镇压年年斗，天天镇压天天斗，光一场文化大革命，斗倒了一亿人。饿死，斗倒，民不聊生，不改革大家都得死。所以改革的对象，就是毛式社会主义，就是毛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毛泽东思想本身。这三个东西，就是改革的对象。中国人要不死于饥饿和斗争，非改掉这些东西不可。被这些东西捆住了，中国人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改革的缘起。这就是我所记得的事实。如果不同意，请你告诉我，哪一句，哪一点，不符合事实。

至于对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要分析。现在共产党内7000万人中，集中了中国最能干的精英。最好的精英和最坏的精英都在共产党内。这个党，改不改，改什么，怎么改，应该由共产党自己作决定，别人无法越俎代庖。如果它自己能把毛泽东赋予的“领导一切”这个劣根性改革掉，我认为，这个党，就很有希望，成为在未来中国公民社会中长期起积极作用的因素！
1962年初，准备召开七千人大会期间，针对吹牛皮的“浮夸风”，邓小平说了句俏皮话：本来就美貌十分，又何必涂脂抹粉！很精彩。同样，对生气勃勃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不必为了进一步拔高，去锦上添花，“改造”历史。
三中全会没有讨论过改革。议程上没有改革，公报中没有改革，没有提出过改革的要求，没有探讨过改革的纲领。是的，安徽的万里在“包产到户”，四川的赵紫阳在进行“扩大农民自主权改革”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试点”。但当时，他们都是地方工作人员。在中央领导人中间，“改革”尚未进入“常用词汇”。改革不是三中全会的主题，这是事实，无法改变，不必隐瞒。
历史有时有些巧合。1969年，共产党准备开“九大”，林彪认为，继续革命应该结束，全党重点应该转为发展生产力。“如果”毛泽东采纳，林彪“也许”就会变成后来的邓小平。但是，和“如果”完全相反，事实上，是毛泽东大怒，从此毛林分手。现在到了1978年，开三中全会，邓小平也认为，继续革命应该结束，全党重点应该转为现代化建设。华国锋显然和毛泽东有所不同，欣然采纳了邓小平的意见。华国锋和邓小平共同预先决定，三中全会不要向后看，不要纠缠“历史遗留问题”（不要陷入冤假错案），而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看什么？看现代化建设。不过，陈云、胡耀邦发难后，中央委员们群起哗然，群起打破了华、邓事先设定的框框，大家群起回头向后看，七嘴八舌议论。议论什么？议论文化大革命，议论庐山会议，议论冤假错案，议论毛泽东。这对华主席和邓副主席来说，叫做失控，有点难堪，相当被动，但对在座的中央委员来说，却是前所未有的大解放。
自从毛泽东成为“核心”以来，特别是他惩办了彭德怀，逼死了刘少奇、林彪以来，这是中央委员们第一次大解放。终于打破了华国锋、邓小平的控制，终于可以议论毛泽东的是非了，可以于心无愧为民请命了！这才是三中全会的创造性和生命力之所在！这才是它和那些死气沉沉的八股会议互相区别的特色之所在，终于逼得邓小平非随机应变从善如流不可。邓小平终于丢开了自己授意胡乔木起草的老稿子，另请胡耀邦、于光远起草“解放思想”和“发扬民主”的新稿子，站住了脚跟。三中全会的七嘴八舌和邓小平的从善如流，凡是共产党内有出息的后代，都应该学习，应该继承。可惜有些人，只会人云亦云唱不属于三中全会的赞歌，唯独对三中全会真正的生命，噤若寒蝉，不敢面对，不敢继承。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的按照华主席和邓副主席的框框，四平八稳开下去，如果没有陈云等毅然发难，如果对毛泽东的错误继续捂盖子，不准中央委员们七嘴八舌，如果这样，严格按照邓小平的主题，“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又能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可想而知，无非毛泽东和邓小平那套“大干快上”而已。
幸亏三中全会是一次有生命力的会议。连锁反应开始了。中央七嘴八舌，地方和基层也七嘴八舌，党内七嘴八舌，社会上也七嘴八舌。在七嘴八舌的过程中，从天安门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政治性话题，扩展到人民公社、指令计划、大锅饭、铁饭碗之类的经济性话题，相继失去了神圣的光环，变成老百姓可以评头论足的对象。整个改革潮流，就是在七嘴八舌中形成的。
无权评论毛泽东的老百姓，被捂住嘴巴失去说话权的老百姓，解决不了自己的生存权。七嘴八舌能够转化成为生产力。在万马齐喑的历史条件下，七嘴八舌能够转化为“第一生产力”。这是真理。这是被三中全会证明了的真理。唱赞美诗的人愿意不愿意讨伐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不是源头，它是粉碎四人帮的产物。否则，主导三中全会的，很有可能就是四人帮。但粉碎四人帮也不是源头，它又是1976年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的产物。聪明的中国老百姓，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方式，用对去世者周恩来的怀念，来表达对当权者毛泽东的不满。正是这种民意，开启了非毛化的进程，指示着中国前进的非毛化方向。所以，探索改革的根源，不一定非登堂入室不可。直接走向天安门广场吧，那里凝聚着非毛化的民意，即使是鸦雀无声的民意。
1984年10月，几位大学生自发地打开“小平你好”的横幅，欢天喜地走过天安门。这是民意。五年以后，无数大学生悲愤莫名，闷在宿舍里，砸玻璃“小瓶”。这也是民意。民意准确地记住了邓小平的两面性。
邓小平的两面性是明摆着的。既要改革，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想跳出死路一条，又要回到死路一条----这就是邓小平。你可以责备他逻辑混乱，不能责备他言行不一。他言得认真，行得认真，认真支持改革，寸步不让保护改革的对象。
他充满着两面性，一贯如此。当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遭到批评时，他参加了。几个月后，为了填补真空，他打造了他自己的四个凡是----四个坚持。他反对华国锋“权力过于集中”，随后由自己充当“核心”。他承认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灾难，同时宣布“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他声称自己是“人民的儿子”，同时调动军队，镇压学生和市民。如果他是小学生，会有教师来指导他学点逻辑。如果他是凡人，会有人嘲笑他，也会有人跟他耐心讨论。然而，邓小平是共产党有体面有尊严的领袖，他超世脱俗，藐视人间众生，凌驾于一切逻辑和争论之上。
常人困惑于邓小平的两面性。但邓自我感觉良好，我行我素。因为他和我们不是同类。毛泽东死时，中国濒临危殆，大家都在说救国，其实各说各的，内容并不相同----有的要救民，有的要救党。当邓小平断言“不改革死路一条”的时候，他并不是想说服老百姓，老百姓用不着他来说服。邓小平是在给那些抗拒改革的不懂事的党的其他领导人上课：你们再不改革，老百姓抛弃了党，咱们这个党就完蛋了！从本质上说，邓小平百分之百是一位救党主义者。他是党的化身，党性的载体。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对邓小平，他就是党。他的立足点，他的命运，他的利益，他的视野，他的使命，他的喜怒哀乐，与其说在遥远而模糊的人民之中，不如说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之内。至于人民，无非是些“战斗力”和“生产力”；只有党，才是主宰。
简单明了的救党逻辑，就是邓小平的逻辑。一切为了救党。救党需要发展生产力。为了抓住“救党”这只老鼠，需要市场这只猫。因此，邓小平决定全力支持经济改革。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尽管不熟悉经济，不了解市场，他仍然是经济改革的当之无愧的支持者，而且是最有权力的支持者。但是，既然目的是为了救党，所以他时刻不忘保卫党的权力和地位。即使在经济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用不着一年半载，他就会警惕地搜索一些“自由化”的苗头，敲打敲打，免得一旦形成气候，成为党的心腹之患。他非常清楚，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避免文革重演；但是为了保住党的统治特权，他坚决拒绝权力制衡。他偶尔高谈民主，是为了塑造亲民形象，替党笼络人心，但不许假戏真做。常人眼里的两面性，其实是最纯粹的党性，浑然一体，一以贯之。
但是我们，你，我，大学生，乃至胡耀邦，赵紫阳，都是常人。根据邓小平的两面性，赵紫阳用“两个基本点”复述了邓小平的路线，邓小平欣然首肯，说，概括得很好。赵紫阳对我说过，概括为两点，比只说一点好，可以避免片面性。在我记忆中，赵从来没有拿“四个坚持”来制约过“改革开放”，相反，他总是以“改革开放”来冲淡、弱化和遏制“四个坚持”。每逢邓小平祭起“四个坚持”这个基本点，讨伐自由化，赵一定及时提醒全党，不要忘掉小平同志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何况“中心”是“现代化建设”！这种制约，1988年以前，曾经很有效。特别在邓小平已经逼胡耀邦下台的险恶时刻，邓力群等企图以反自由化横扫全国的时候，起了积极的作用。它不仅使反自由化迅速无疾而终，而且在各个领域内加快了改革开放的进程，甚至形成了以淡化党的领导为实际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在十三大形成共识。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能得到邓小平赞赏，解决不了“两个基本点”的内在矛盾，改变不了邓小平的本性。邓这个人，在法国打过工，但没有接受人权观念的熏陶，畏惧民主制度。戎马生涯使他在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特别爱上了官兵关系，领导和服从的关系。我现在回过头来想，邓小平的“两个基本点”，其实应该更确切地表达为：第一，经济体制一定要改，第二，政治体制一定不能改。他的“一个中心”其实应该表述为：念念不忘扞卫党的统治特权。他支持市场经济的目的，绝对不是想拿它来弱化共产党，相反，他是想靠它救活共产党。许多观察家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必然或迟或早和民主政治配套，经济改革非但需要而且必然推动政治改革；但是，邓小平打的算盘完全相反。他的打算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巩固党的统治特权；也就是说，以经济的大踏步改革，来换取政治制度永远不改革，至少永远基本不改革。根据我的观察和思考，我认为，这才是邓小平的底线。越过这条线，对邓小平来说，就是自由化，就是动乱，就是大逆不道。----因此，他和胡耀邦、赵紫阳分手，是迟早的事，不足为怪，无可避免。
改革就是为跳出毛泽东的死路一条而另找活路。当邓小平为保卫四个坚持而调动几十万国防军向人民扫射时，改革就夭折了。
政治改革被判处死刑之日，就是经济改革断气之时。新的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宣布，要把私营经济搞得他家破人亡。经济连续三年大幅下跌，邓小平再次惊呼，“不改革，死路一条”。这是党的死路一条啊！于是南巡讲话，于是“谁不改革谁下台”，于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冻土中，再次冒出了“发展是硬道理”，于是作为“硬道理”的婢女，改革在名义上被留用下来，似乎继续存在着。
但在整体上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当年托三中全会的福，在七嘴八舌中，乱糟糟地，摸着石头过河。现在仗天安门镇压的余威，在老百姓鸦雀无声中，一切服从党安排，井然有序，重新分配财富（土地批租，国企改制，银行贷款，进出口合同，订单，招标，等等等等。）
与此相应，领导层中也有了一点小小的不同：当年许多有权人，因为改革削弱了自己的权力，坚决抗拒改革。胡耀邦总书记因此喟然叹曰：“左不是，右不是，快不是，慢不是，步履艰难哪！”步履之所以艰难，阻力完全来自有权的干部。胡、赵以后，新的总书记紧紧团结和依靠干部，使有权人领悟到按照权力重新分配财富的甜头。几乎跟二十世纪初慈禧太后时期那个“咸与维新”一样，有权有势的精英，顷刻之际提高了改革的觉悟，掀起了“咸与改革”的高潮。 “咸与”是古词，大约有三千年历史，表达“一致拥护”，“全体参与”的意思。
“干部决定一切。” 斯大林的话应验了。精英的积极性调动了。埃及的法老，利用千年民力，构筑了奇迹般的金字塔。中国，在一千万到两千万工人失业（下岗）的同时，一亿到两亿农民工进了城。中国共产党利用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构筑了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新金字塔。无与伦比的中国奇迹，使2008北京奥林匹克的朝圣者赞不绝口。中国繁荣了，崛起了，这是共产党的主旋律。饮水思源，众口一词，感谢四个坚持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感谢党主导了改革。
今天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屈居第一百位之后；总量排名，毕竟荣登第四，仅次于美、日、德，还有专家说，中国早已超过了日本。光荣归于党的领导！不容易啊！
八十一年前，名记者邹韬奋同志，以主编身份，在《生活》周刊1927年第2卷第48期上，发表过《世界各国财富的比较》一文。内容是 “美国最富，英国其次”； “中国的国富居然列在全世界第三位，在德、日、法之上。” 邹韬奋无奈地说，“可惜军阀把持，兵费徒耗，弄得民穷财尽，只有慨叹!”
需要说明，当时英国许多殖民地尚未独立，统计范围和今天不可比。既然是1927年写的文章，引用的资料最晚当发生在1926年。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经济总量居于日本和德国之上，应该归功于谁？应该感谢军阀吗？邹韬奋反对。同样，今天也不应该归功于共产党。经过四个坚持二三十年大破坏，现在终算好不容易接近于北洋军阀时中国在世界上的相对位次了。这证明什么？证明了当年它的破坏力度！感谢二字，何从谈起？
不必给共产党唱赞歌，正如13世纪马可波罗亲眼目睹的中国虽然高居世界之最，大可不必给忽必烈大帝的铁蹄唱赞歌。长城无疑是壮观的，也用不着给秦始皇唱赞歌。如果愿意抒情，我主张，为中国古往今来最廉价的劳动力，为他们的妻子儿女，唱《孟姜女》，唱《渔光曲》。
好不容易总算快要赶上北洋军阀时期的相对位次了。但今天的代价太沉重了：廉价劳动力，加上大规模糟蹋自然资源，再加上急剧污染空气和水。上有祖宗，下有后代，我不知道谁有心情笑得出来。
繁荣值得庆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比全民赤贫好。经济总量越来越接近于北洋军阀时期曾经达到过的相对位次，比长期掉在这个历史纪录后面好。这都是人之常情。为了人均GDP低下而不敢懈怠，为了廉价出卖劳动力而难过，为了腐败愈演愈烈而愤慨，同样是正常人的正常感情。
有人喜欢借纪念改革的机会贴封神榜，替四个坚持唱赞歌。因为他们有这方面的嗜好和需要。但改革已经夭折，天安门就是见证。在四个坚持雄踞如昔的天地里，中国到底走出了死路一条没有？
现在的中国出现了不少新东西：中国有了市场，这市场归看得见的权力操纵。经济资源和经济利益已经在党的策划和主持下重新进行了分配，财富的占有和权力的占有成正比。无权的农民和农民工，以肉身构筑金字塔。有权的暴富，享用着千倍万倍于农民的消费。崛起了的中国，正在向全世界展示这种繁荣和快乐。有人说，社会主义在中国不复存在。有人论证，你所看到的金字塔和看不到的黑箱，正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定义权属于共产党。我没有资格也没有兴趣参加文字游戏。我的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拯救我们走出死路吗？!
文化大革命据说一去不复返了，但天安门镇压分明是它的最新版。“没有镇压就没有繁荣”的颂歌响彻云霄。和这颂歌相呼应，“小天安门事件”不断重演。专政工具被用来打压合法请愿的和平公民。暴力专政公然融入和谐社会的日常生活，成为典型的中华景观。
“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之类老话，已经湮没在荒烟衰草之中。崭新的语录“ 发展是硬道理”脍炙人口，更时髦的语录是“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新语录同老语录一样，继续依靠国家的强制力开路。农田、房舍和乡镇企业，怎么能跟发电厂、飞机场和游乐场比“先进”？天赋人权，抵不住“发展是硬道理”。环境和资源正在普遍而急剧地恶化。空气和水质被败坏。森林、草原、耕地和矿产资源被糟蹋。如果有人告诉我，这种有领导的破坏，短短十年就超过了以往一千年----我信！
平心而论，误区并不出在毛泽东说了什么，也不出在邓小平和三个代表说了什么。他们也是公民，应该享有公民的发言权。他们肯定说过无数金玉良言，何况他们即使心血来潮，也未必比别人更离奇更荒谬。政策性的偏差不难纠正，可怕的是体制性的强制力。由于失去制衡，本来不难发现和纠正的偏差，往往一发不可收拾，铸成大错。一呼百应的体制，雷厉风行的体制，几十年不变。四个坚持甚至把毛泽东、邓小平、和三个代表入了宪，而当事人居然心安理得。急急忙忙入宪，无非是通过立法手段，设置神龛，诱导干部膜拜，强制公民服从。文明国家哪有这种事情？唯有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中国，把等额选举出来的领袖一个个载入法典。这是什么？这是变态----为了强制推行某种路线而变态，因为虚弱而变态，需要乞灵于国家手段而变态。不要轻视这种变态，这是四个坚持的综合症之一，它的强制力，足以麻痹人的心智，捆绑人的手脚，使人求生不得。
说到这里，请允许我插入一段话，谈谈邓小平“四个坚持”区别于毛泽东“六条标准”的特点。
邓小平“四个坚持”和毛泽东的“六条标准”有所不同。问题不在于四个和六个这种数量上的差别。邓小平自己在1980年12月说过两句画龙点睛的话：一句是，“要以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另一句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邓小平要求立法，毛泽东没有。邓的法制观念并不比毛泽东强，但是他缺乏毛泽东那种无法无天的实力和自信，不得不求助于法律，确保四个坚持拥有强制性的力量。他抓得很紧很紧，1982年就达到了目的，四个坚持入宪，从此步步进逼，把它体现于国家的立法和司法之中，驱使全部法律为这四根棍子服务。
最值得玩味的，是所谓“四个坚持的核心”。这句话，学问很大，很不起眼，但是从根子上修正了毛泽东设计的疏漏。按照毛泽东，“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到了邓小平，变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两个变成了一个----党的领导权升值成为“核心”，社会主义到哪里去了？社会主义的身价一落千丈，从此不再“最重要”。
到底是共产党为实现理想而建立，还是理想为共产党的领导权而存在？谁为了谁，这是个根本问题。毛泽东从来不回答。邓小平总算回答了：党的理想不是最重要的，党的领导权才是最最重要的。权力压倒了理想，理想必须为党的权力和地位服务。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新发明。凭着这个新发明，邓小平成了共产党最大的理论家，使中国共产党变成了没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昆虫在蜕变中摆脱了“蛹”的束缚，凭借新生的翅膀自由飞翔；同样，共产党也在演变中摆脱了共产主义的束缚，凭借领导权的翅膀，自由地决定方向。
只要掌握了领导权，一切都不必争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不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争论。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不争论。党的领导有权决定一切：凡是党的话，就是“马克思主义”。凡是党喜欢的好东西，就叫“社会主义”。凡是党发号施令的打压，不管有没有填写和出示法律文书，不管是抄家还是软禁，逮捕还是冲锋枪扫射，一古脑儿都归到“无产阶级专政”名下，让马克思去承担责任。
天下有这种道理吗？有。这就叫中国特色的大道理。只要拿出“中国特色”来，一切都可以应对如流，迎刃而解。等额选举，就是中国特色的选举。黑箱作业，就是中国特色的监督。不给你言论信仰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就是中国特色的人权。无法无天，就是中国特色的法治。不准老百姓知道，禁止打听国家机密，就是中国特色的税收和财政。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共和国，可想而知，不说也罢。
一个无拘无束的核心，锻造三个称心如意的工具，配套成龙。搞计划还是搞市场，那是方法问题；四个坚持才是要紧的。果然，邓小平创造的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个坚持，确确实实是心想事成的系统工程，是按照党的利益来管辖人民的系统工程，是驱动亿万群众遵循党指出的任何方向齐步前进的系统工程。不管面临什么任务，压倒一切也罢，展示丰采也罢，应对突发事件也罢，审讯 08宪章也罢，无不指挥自如，永远是举世无双的绝对冠军。新阶段也有新问题：这个绝对冠军，在自觉维护党的领导权的同时，有没有维护公民权的积极性？
感谢听众和读者和我一起，浮光掠影地瞥过了几个镜头。我们回到了“不改革死路一条”的出发点。我们凭吊了在毛泽东领导下奄奄一息的中国。我们向1976年天安门前的四五运动致敬。在默默无语地集结起来的民众中，蕴藏着，并且喷涌出非毛化的源泉。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壮举，七嘴八舌的三中全会，都是这个源泉的生成物。全国城乡热热闹闹的嘈杂音（时而大声，时而耳语），摸着石头过河（时而雀跃，时而踌躇），伟大的改革开始了。摇摇晃晃，步履不稳，持续了十来年。这才是历史。尽管醉心于设计的人对此不屑一顾，历史的脉络不必到巨人的大脑里去发掘。是中国社会生生不息的涌动，启动了非毛化的进程。党的领导有能耐压制民众，使改革夭折，但是，它肯定没有能耐消灭民众，消灭社会，消灭各种力量之间有时和缓，有时激烈，互为进退，互为消长的运动----正是这种运动，才是决定方向的因素。
在四个坚持的主导下，改革已经被腰斩。它变质了，异化了。近十年来，在中国一切社会活动中具有最顽强的生命力的，最值得关注的，是民众的维权行动。群体性的维权遍及城乡，每隔五分钟一起，此伏彼起，不屈不挠。民众维权正在向一切领域扩展：从个别冤假错案的上诉，扩展到人身安全权、土地权、财产权、宗教信仰权、民族自治权、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选举权的全面维护。与此同时，维权正在从劳苦大众和不同政见者的求生诉求，发展为社会各界的全民维权：记者维权，作家维权，律师维权，消费者维权，白领维权，企业家维权，公务员维权。我毫不怀疑，全面和全民的维权运动势必步步深刻化。维权是正道，不准维权是逆流。如果罗瑞卿、彭德怀、刘少奇活着，我想他们自己也会要求维权。宪法第二条讲得好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是共和国，这是前提。倘若人民的权力被一阵风从地面刮到天上去了，那才叫做“国将不国”，“国已不国”。
所以我建议关心中国未来的朋友们，在钻研中共中央公报的同时，不妨尽量收集每日每时在中国城乡发生的“维权实录”，研究它，关心它。后者的价值，现在已经肯定远远超过了前者。将来决定整个中国的（包括“四个坚持”本身的）走向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改革无力完成的使命，将在维权中实现。人人维权，各得其所，公仆顺从民意，官员服务于民众，民众监督着官员，官民之间不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那种所谓天经地义，中国就有救了。在改革已经异化变质之后，中国的希望在于公民维权----和平地，合法地，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地维权，通过维权，实施宪政，救国救民。
请允许我用2006年一篇旧文中的几句话来结束这组文字：“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困处在一党专制的倂发症之中。通过民衆维权，改革一党专制，建立民主制度，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重大矛盾就会有主动解决和比较顺利解决的可能。”“中国人进入了民衆维权的时代。腐败和专制的黑暗，将在民衆维权过程中消翳。公道和自由，理性和活力，将通过维权而获得。维权的过程，就是建立民主制度的过程，就是在各社会主体之间建立协商对话制度的过程。中国将依靠维权而告别蒙昧，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这是一条普世大道。现代世界就是这样走出来的。中国的现代化也同样要靠维权来实现。”

作者: 2dian 时间: 2009-9-19 11:24
不搞共产主义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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