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天生

不知谁放的狗p：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要说的却是：24史，不过是奴才和太监为主子编的24部家谱而已！及至近代，也不过是由家谱变成了部党史。但好在野史，还真有些是人民写的——或传的！
我先抛俩玉，欢迎大家砸砖：
一、抗战期间，应该是1942年5~9月浙赣战役，日寇进犯过我家乡——就是老毛题过《送瘟神二首》。据我外婆讲，倭寇所到之处，中下民众都跑到山间躲起来；而也有富贵之家杀猪放炮竹迎接；
二、三年自然灾害，我母亲家（在镇上）要吃米糠窝窝头度日，但似乎没听过饿死人——不过我们那好歹也算半个“鱼米之乡”；也许不具备普遍性；
三、文革真相——我爸根正苗红，家贫如洗；幸逢红朝初起，保送上了师范；对党自是感恩戴德，文革中做到县革委会二把手。终因不是玩政治的，文革后下台被批斗，等明年他老人家过来探亲，自可发掘些独家猛料！
四、六。四事件及后果，此情可待，确实很迷惘——但确系亲痛仇快影响中国现代史的大事。事后回想，也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人物发起的错误的事件，结局更是悲剧性的！但千错万错，不该开枪；一开枪，性质就变了！老人政治，难保不象聂卫平出昏招；只不过，我们国人是要面子的，是故人人都知道向学生百姓开枪有罪，但没人有勇气背“开枪令”的黑锅；档中央、赵系、高自联领导层及幕后操控者、学生百姓方当时的心理行为太值得研究剖析了；六。四事件的余波老邓南巡——也是无奈下的又一昏招，中国从此在“全民逐富，不要底裤”的一切向钱看的号召下将拉美化远远抛在身后，以致地球人都知道比基尼底下的档中央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中心；
五、SARS事件回顾，年前军事医科院的同学南下；年后我因故去医院看病。同行（那时在国内从事医药行业的市场策划）惊悉问我咋没听到风声？
未完待续。。。。。。

大汉天生

黑格尔说中国无历史，是从两个方面说的。第一，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物和事件的循环，犹如不同时代的人在唱同一台戏。第二，中国人伪造历史，从司马迁开始，就是一言堂，都是当朝写上一个王朝，写别人，贬低别人，不准写自己。其实中国的历史很简单，也很好写，把毛换成嬴政，把华国锋换成何进，或者任何一个当权者，就是一部汉史，怪不得现在人人都会写历史，不出门，不用党史材料，翻开二十四史换一些人名字，自然就成了红朝史。

Pureman

文章来源: 搜狐 于       2014-07-23 09:34:15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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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电国际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小琳出席中电国际2014年年中工作会议，指出下半年总体要做到懂大势、不出事、知历史。

　　7月15日，中电国际(中国电力)2014年年中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中电国际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小琳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中电国际生产经营业绩态势持续向好，安全生产基本稳定，建设发展进展顺利，管理控制规范提升，队伍建设、和谐稳定呈现新局面。 企业装机总容量达到2557万千瓦，清洁能源占比27%。企业资产口径盈利居集团公司二级单位首位，旗下五凌电力利润居集团公司水电单位第一。企业火电机 组节约标煤近7万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同比减排1516吨、20043吨、944吨。在2014年全国火电机组能效对标及竞赛中，企业共有5台 60万千瓦级机组获奖，其中，平圩4号机组获得一等奖。常熟5号机组创下全国百万千瓦机组投产当年连续长周期运行新纪录。李小琳及旗下中电新能源分别荣获 “杰出环保领军人物”、“杰出环保上市公司”两项殊荣。

　　李小琳认为，当前电力企业面临经济下行带来的电量、安全、环保等诸多困难和压力。为做好下半年工作，李小琳指出，要坚定信念、创造价值。要持续提升管 理，积极主动作为。重点是持续提升政策法规水平、三级单位管治水平。要牢牢把握：电量是关键，党风廉政、安全环保是底线，工程质量是百年大计，项目开发是 基业长青的基石。总体要做到：懂大势、不出事、知历史。

　　会议部署了企业下半年重点工作：一是扎实提高盈利水平。二是加快推进项目发展。三是抓牢工程四大控制。四是夯实安全环保基础。五是持续提升基础管理。六是加强党建和人才队伍建设。

Pureman

魅影祖魂（一）没有人活在历史中

曰：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屈原 《天问》


历史上曾有过许多许多的人们，但并没有人生活在历史中。在历史中，我们都死了。

        

好奇心害死王子屈原？你问得太多了！——  尧舜禅让图砖雕：那衣服帽子都是什么Fashion？

我们天天说历史，其中包含有许多意义差异。台湾学者王明珂总结说：““历 史”这个词，在中文里可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其一，真正曾发生的过去；其二，我们所记得、述说或书写的“过去”。在英文里也一样，一个字 词，history，代表两个意思——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忆、叙事。为何有这样奇怪的现象？这是因为人类都生活在历史记忆造成的社会里，社会现实是如此真 实，因此我们普遍将历史记忆当做历史事实。” （《谁是炎黄子孙》）。虽然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我认为“其一”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有没有其一，都会有其二的。不论是文字，还是口述，应该都是作者和 讲述者的作品，本身不是事实。而事实仅是：过去的，已经都过去了。不需要的，很快会被忘记；需要的，随时可以被创造出来。所以，詹金斯（Keith Jenkins）哀叹：“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过去。”（《历史的再思考》）


那么，文字和口述有没有可能是事件和事实的忠实记录呢？也许有，但那是在历史成为历史之前。人类很早（比书写历史的出现早2000 年）就有文字记录事件的癖好。但那不是为了让后人看的，而是对活在当世的人有具体的用处。开始只对少数人。对当时的大人物来说，乱了血缘，替别人养孩子并 把家产外传，或者祭错了祖宗，让别的鬼魂吃撑了而自家祖宗饿“死”，是古人短暂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当然，还有神的旨意，或者神在地上的代理人的旨意， 也是不能被口口相传搞错了的。也要记录下来。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就是记录占卜结果的。有意思的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中东契形文字，是用来记帐（税收和交 易）的。这两种文明从一开始就显出了根本上的差异。


这 些记录我们今天把它们当作历史的一部分研究，但是它们自身不是历史，只是些可供演绎的“原料”。历史的产生，是一种区别于这些机械记录的创作冲动。专门的 历史创作是带着强烈的目的性，而这些目的，从来就不是忠实地记录事实。自从人们开始编写历史，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有用”。而历史的编写是有典范的，只有 符合这一典范的作品，才会被接纳，不管名称叫做《历史》还是《春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都会遵循不尽相同的“典范”。过去的记录会被一次次地 “格式化”，从而来迎合新“典范”。但是从一开始被确立的核心典范却一直没变。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似乎历史可以，据说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这恐怕是历史的最大作用：可以当镜子的依据。其实历史是不能当作正常的镜子使用的，它只是枚“风月宝鉴”，你仅能看到你心中所想见到的。正如贝内德托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这句话，科林武德曾经这样评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非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历史，而是在严格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人 在写作和阅读中把自己的认识投射到历史上，但是却追求他们读到的历史，是纯净的真实地记录，没有被别人动过手脚。可以理解，却算不上是什么高尚和公正的要 求。这种想法也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最多类似于“在天堂中有无数处女等着侍奉你”的信念，尽管同一群处女“历史上”已经侍奉过无数人了。英国历史学家克拉克 爵士曾自矜地说过，“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道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历史既然是别人出力编写的，那肯定是经过了作者的“消化道”的。历史学家的消化道究竟有什么功能？我们可以追究一下，典范是怎么确立的。



定下今天使用的历史这个名称和内容之间联系的，是希罗多德。他写那部书，既是心血来潮，又不尽是。因为他一心想用“历史事实”来进行道德规范教育。为了宣扬神的荣光，或者为了他自己的伦理道德观背书，希罗多德毫不犹豫地编造。他在《历史》第一卷中，有声有色地描述了吕底亚国王克洛苏斯与梭伦就“幸 福观”进行对话的情景。实际上这段描写是不符合事实的虚构，因为梭伦赴小亚细亚游历之事，发生在克洛苏斯当政前的三、四十年，这二人是不可能对话的。对他 来说，为了神而说谎，一点也不卑鄙下流，就像当时贵妇在神庙里卖淫奉献一样，是神圣和应尽的义务。所以他毫无负担的宣称：“我的责任是报道人们所说的一 切，但我自己不一定就相信这些全是真实的。我的这项声明适用于我的全部著作。”历史学第一典范：光荣编造。


这 个典范的确立，一直影响着欧洲或我们所说的西方历史的轨迹。许多年后，黑格尔曾说：“中国人的历史只包含赤裸裸的、明确的事实，而对它们不加以任何意见和 推论。”这是针对欧洲热衷推论而说的，也是在证明中国的历史还处于原始和初级阶段。若真能够如此，就该谢天谢地了。黑格尔和许多启蒙运动中的欧洲公知一 样，对中国一知半解却总爱拿中国说事。读《为历史学辩护》，没翻两页，就见到法国人马克布赫洛一本正经地说“与其它文明不一样，我们这个文明特别注重以往 的历史。。。”。作为炎黄子孙，我心领神会：我们只是各自注重自己。现实让人哭笑不得，自己的历史，甘苦自知。



孔 子是中国第一个有明确“历史工具意识”的人，坚定地认为历史必须为现实服务。他把以前单纯的记录，改编成了历史。可是，我们看到孔子是一手拿剪刀，将电影 胶片剪剪贴贴；一手移鼠标，在关键的部位都打上马赛克。孔子遮掩和修改历史记录的行为，却被徒子徒孙们欢呼为“从此乱臣贼子惧”，实在在逻辑上无法理解。 难道如实记录反而不惧，可以任意修改的历史反而让作恶的人惧？但是从另一方面，这句话却可以直接理解为一种弹冠相庆和武器的炫耀。原来历史可以这样使用， “布衣卿相”们终于夺得（或发明）了一项“话语权”。编写历史的人，可以按需要将人在历史中打成“乱臣贼子”。所以你最好给历史的写作者一些好处，我们可 以帮你瞒讳丑事。或者起码尊重些，不要与我们作对。历史学第二典范：隐瞒篡改。


其 实通过改写《春秋》，孔子还定下了历史学第三典范：以史牟利。推行历史恐怖主义。换成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威胁把某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也是一种很奇 怪的说法，人们能够穿越到历史中的过去去钉人，或者要钉到过去只让古人看而让现在人看不到？所以，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就是：我们有话语权，可以现在就抹黑 你。因为这次不是借用神的名义，而是在和现世当权者争权夺利。所以孔子不如希罗多德那样自信。干完后忐忑不已：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有 了这份好处，改写历史，不再仅仅是孔子的一时冲动，而是无数后来人的雄心壮志。改写历史的唯一依据，就是现状。现状改变了，历史“真相”自然会相应改变。 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历史总是不断地重复自己”。其实不是历史在重复，而是历史在不断根据现实被改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 （贝内德托?克罗齐）。卡尔（Edward H. Carr）在其著作《历史论集》中說：“历史是历史学家和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話。”

           

创立历史学门规的大佬们

孔 子的敬仰者，司马迁出场了。他的《史记》是被公认的“史家之绝唱”，因此其动机也历来被人们不断的探讨。他曾用“成一家之言”来概总自己写作的目的。《史 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在《报任安书》中又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这两处均出自司马迁本人之口，道出他写作的主要宗旨。历史事实发生过多少次？周公孔子，活了几辈子？如果历史只发生过一次，为什么会有诸家之言？为 什么有了诸家之言之后，还能再成一家之言？看来，历史不只演出过一次，有几个历史作家，就有过多少次。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学第四典范：全面覆盖，标新立异。


在 这些重重门规的笼罩下，我们就历史问题发生争论时，其实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争论事件或事实，而是文字如何解读。大部分时间，我们争论的都确实是历史，但也 确实无关事实。个人依照自身经历去理解历史，依照现实物解释历史，依照眼前需要去裁剪历史。这些，都是必然的，因为历史就是为了满足这些目的而制造出来 的。泰勒（艾伦·约翰·珀西瓦尔）说过：“历史不是事件的目录，而是对事件的看法。”因而历史问题，是不可能有所谓“最终决议”的。现实的改变，永远推动 历史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学家最初如何写历史，并不能起决定作用。现实需要，才是历史的第一真实性。


当 人去楼空，言随风散，事过境迁之后，通过历史的片纸只语，我们知道了历史上有过一些人，发生过一些事。但是，我们见不到活的人，真的事。那些曾经生活过， 呐喊过，拼杀过，哭过笑过，并有幸留下雪爪鸿泥的人们，都已经死去。而历史能让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他们的身影，只是些魅影。因为，所有的古人已经化为符 号、道具、角色、甚至脸谱，在历史这个舞台上，按剧本和导演的编排，表演着与他们符号意义相称的一出出故事新编。


我 们需要历史，正如我们需要诗歌、音乐、戏剧、舞蹈一般。但是，我们唯独对历史赋予特别的期望。希望能增加我们的智慧甚至指导我们前行。这些期望都建立在历 史真实性的基础上。期望和现实总有差距。即使历史有百分之五十或八十的史实在其中，又有多大的可靠度呢？你并不需要整个历史，其实只需要其中某一点来支撑 你的推论。可往往那一点就是最靠不住的，因为编改历史的人也正需要掌控那一点来指引别人。即使史实全都保证是“真”的，也只是精心挑选过的真实，还是碰巧 符合了当今现实而成为“真”的。我们其实不该赋予历史它所不能承担的重担。


无 奈，人类又是不可救药的历史瘾君子。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是出于对这个物种的孤独旅程的恐惧呢？还是对短暂生命的不甘？我不知道，但对于创作作品的真 实性追求，并不比想从虚空中找出神来更现实。历史也许是对舞台上浓妆艳抹的反动，也许是人们不甘自己总在舞台之下做看客。可是如果能将历史与戏剧一样看 待，我们要少了无穷的负担。至少我是这样看的。历史只是文艺这锅汤里的味精，稍加一点，就能增味起鲜。如果问我为什么对历史如此感兴趣的话，我的前十个回 答都会是：“好奇”：


赵州桥来什么人修？
玉石阑干什么人留？
什么人骑驴桥上走？
什么人推车压了一道沟？


从 屈原的天问，到今天的儿歌，都是一个推动力：好奇。回答的“正确性”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有各色各样的答案，一个比一个精彩，一个比一个更让今人 愿意接受。历史原本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时，产生了使用价值。而其意义也应该严格局限于此。但是，对成年人来说，好奇心却是一种让人羞羞 答答的情感。为了掩盖这种羞愧，我们就赋予了历史一些莫明其妙的崇高的外衣。而皇帝的新衣又必须要靠真实性的谎言来支持。年代日久，我们自己已经相信了这 些外衣，被自己的虚荣心绑架了。从而，真实性一直是所有历史产品的卖点，成了一种信仰，“信”以为真。这就和你在买一块宝石或一件古董时，卖家出具的鉴定 证书一样，证书本身并不是物品的一部分，甚至说毫无关系。只是用来安慰你帮助你建立物品的稀缺性或物有所值的信心的。


历 史的价值还来源于其不真实性。我们长途旅行的时候，经常上下海拔千米，我们并没有享受到什么。但是，我们在游乐场坐过山车的时候，上下不过几十米，最多上 百米，却体验到了不同寻常的刺激。历史就是这样来娱乐读者的。几个小时的阅读，就可以飞越百年千年。为了服务这种需求，历史学家们都是过山车的经营者。他 们建造各式各样的设施，却提供类似的体验。他们无一不声称这些过山车都是真实的。是的，他们都能提供一种刺激的体验，但你却不是真在旅行，只是转了几个圈 又下来了，然后慢慢地津津回味。为了能多卖票，各种设计无不穷精竭虑。如果落差不够，他们毫不介意会挖些坑，垫堆土。


不 过有的时候，或者对有的人来说，如果不抓住一丝真实性，就让人睡不了安稳觉。那么不必总去为难历史，有个替代品。在这个替代品里，没有帝王将相，只有字母 编号；没有礼乐仁义，只有柴米油盐；没有威武荣耀，只有森森矛箭；没有雕梁画栋，只有断壁残垣。它就是考古。考古是片断的，琐碎的，没有系统性，缺乏连贯 性，更缺少解释性和指导性。但这些缺点，正是真实性的保证。历史，就是在追求上述优点的同时，失缺了真实性。“鲧何所营？禹何所成？”怎么知道？与其去寻 章摘句，不如去拿铲子挖，拿刷子刷。墓室里的腐泥积水，碎骨骷髅，都是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的真实。一边压抑着反胃，一边翻腾着兴奋。仿佛在偷窥祖奶奶们的 闺房一样屏住呼吸，看到了活色生香让人血脉卉张。但时间和辈分的距离，足以消解了一切非份之想。让我们能冷血般地一点一点揭开时间的帷帐。


今天，我们不仅有铲子和刷子，还有体质人类学，DNA 分析，花粉孢子，植硅石，碳14钾40，热释光，等等。考古注定是赤裸裸的。它看到的人，都是褪去衣冠，溶尽血肉的白骨，但是我们依然能从遗留中知道许 多。我们不清楚地位官爵，却知道身高体重；不清楚丰功伟绩，却知道刀箭创痕；不清楚社会角色，却知道劳作磨损；不清楚七情六欲，却知道生老病痛。我们能知 道这些古人吃什么，甚至能分析骨骼估测他们生前饮食的肉菜比例。这一些，都是冷冰冰地无法被历史消化改写。很多历史的热心人都不喜欢考古。因为考古注定要 是肮脏泥泞的。既不像史书一样可以红袖添香处夜读，也不能像古董一般于窗明几净中把玩。所谓骨董彝器，其实与考古无干。因为对考古来说，器物只有在出土的 地层中才是活的，一旦洗净了泥土锈垢，它就失去了有用的信息，死了。

原生态的考古，发现并不总是需要摊开一溜排的标准探方。

相 对而论，考古还是个新生儿。可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考古发现对现有历史体系的破坏性是巨大的。考古为我们挖出来一个全新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 世界。不过，我们对考古出来的世界的震惊和陌生感，完全来自于历史的先入为主。正是因为有历史，我们以为自己是知道过去的，结果挖出来的东西居然都不认 识！考古先天不足，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只能有限地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对我来说，历史满足我们的看大戏的瘾，考古是日常小曲。我愿意他们是两条平行的轨 道，从而让我们有所口味替换。但财大气粗的历史不会袖手一旁的。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到今天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两千多岁的历史学，正在老谋深算地一步一 步想把考古学招安了。


历 史在利用考古，考古也在利用历史。其实人类离不开历史，因为我们要的是波澜壮阔，浩浩荡荡，显耀荣光，豪门世家，渊远流长。。。这些，都不能靠刷泥巴建立 起来。历史根本不需要担心。相反，考古学则面临如何生存和长大的问题。因为人类是靠喝历史的奶成年的，如何让枯燥琐碎的考古引起人们的食欲，只有去模仿人 们熟悉的味道。考古今天要靠历史的羽翼来庇护。这些一看就令人生厌的编号白骨，需要被打扮成女娲貂蝉，才能让被历史奶大的人们理解接受，从而为自己挣到赖 以生存的口粮。

看到这幅景象，你觉得他们是有个名字好呢，还是只留编号更容易下手些？

人 类尚未断“历史”的奶，但是已经开始吃一些“考古”的辅食了。更可能人类的脐带还与母体连着，因为我们还时时依赖相信“神话”。尽管到了今天，人们对待历 史和神话大不相同，但无可否认他们都共同起源于某种“社会记忆”。时间永远不停息，一天一年地过去。它是一切的创造者，也是一切的毁灭者。但时间却不是一 个很好的掩埋者。今天我们回望遥远的祖先，无论是通过历史、考古、还是神话，还是同时戴着这三重眼镜，都能看到令我们眼花缭乱的场景。在那已然湮灭的荒城 故道，依旧是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断壁残垣的楼台宫殿，帝王将相依然在歌舞升平勾心斗角；折戟沉沙的荒原河滩，依旧硝烟弥漫马嘶人叫；荒冢古墓的森森白骨， 依然明眸皓齿粉妆妖娆。这不过这一切的憧憧曈曈，并不再是真实的古人的身影，而是被历史学家的手笔加上我们自己的幻觉所操控的一些重重叠叠的“魅影”。

能穿透时间雾霾的，只有魅影。


*** *** ***


这 一篇原是为讲几个祖宗的故事所写的引子，但是滴滴拉拉地打了这么多字，已经远远超过一个开场白的应有长度。可当我真想删减时，却陷入了汪曾祺先生的“老太 太择菜论”怪圈：这片叶子勉强还能吃，那一片也舍不得扔。那就都留着吧，反正也没有多少人能看到最后。能看到这一段的，我为你的超级耐心点个赞！但是，我 还是怀疑你的耐心正好到这里被消磨光了。所以，在这里做个自说自话的承诺：下面写的，不该这么乏味了。请放宽心继续看。

大汉天生

核心提示：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

倘若能够证实建文帝确实在建文四年自焚而死，那么《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毫无疑问是伪书。但是，迄今为止难以证实这一点，就连钱谦益自己写的《建文年谱序》，也不认为建文帝自焚而死。

《致身录》与《从亡随笔》记载建文帝逃亡生涯，是第一手的野史资料。关于它们的真伪，历来有争议，而“伪书”说颇占上风，却难以服人。

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发动军事政变的燕王朱棣进入南京城，建文帝下落不明，有的说自焚而死，有的说出宫逃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利益攸关方的朱棣，公开宣称，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否则的话，他的取而代之就缺乏合法性。其实他内心深处并不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怀疑他出宫逃亡，暗中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寻访张邋遢（张三丰）为幌子，四出侦查建文帝踪迹，前后达四十年之久。张岱《石匮书·胡濙列传》写道：“时传建文崩，或云逊去，诸旧臣多从建文去者。文皇（即明成祖朱棣）益疑，遣胡濙巡天下，名访张邋遢，又名搜书，遍行郡县察人心。又传建文在滇南，濙以故在楚湖南久。（永乐）二十一年还朝。会文皇驻宣府，濙驰夜上谒。文皇已就寝，闻濙至，披衣急起召入，劳濙赐坐与语，濙言不足虑也。先，濙未至，传言建文蹈海去，文皇分遣内臣郑和辈浮海下西洋。至是，文皇疑始释。”朱棣如果真的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明清史专家孟森《建文逊国考》说：“果如横云所言，成祖命中使（宦官）出其尸于火，验明的系建文，始以礼葬，则何必疑于人言，分遣胡濙、郑和辈海内海外，遍行大索二十余年之久？”逻辑严谨的反问直刺朱棣内心深处，公开宣称建文帝自焚而死是为了夺取帝位，暗中侦查他的下落是为了防止他东山再起。

即使建文帝的子孙后代也不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例。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向内阁首辅张居正提出了思虑已久的问题：“闻建文帝当时逃逸，果否？”张居正如实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段文字见于作为国史的《明神宗实录》。明神宗要张居正把建文帝在云南驿站墙壁上的题诗抄写出来，全文如下：“沦落江湖四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建文帝逃亡之事，朝廷始终避讳，《明成祖实录》故意抹去了这段历史，所以张居正说“国史不载此事”，那么“先朝故老相传”的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来自民间野史，首当其冲的就是《致身录》与《从亡随笔》。建文帝的几首题壁诗都出于《从亡随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明末清初文坛盟主钱谦益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斩钉截铁地断定，《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是“伪书”。他在《致身录考》中说：“万历中，吴中盛传《致身录》，称建文元年，彬（指史仲彬、史彬）以明经征入翰林为侍书。壬午（建文四年）之事，从亡者三十二人（引者案：应为二十二人），而彬与焉。彬后数访帝于滇于楚于蜀于浪穹，帝亦间行数至彬家。诸从亡者氏名踪迹皆可考证。”随后他举出十条理由，“断其必无”，结论是：《致身录》是一部伪书。他的意见获得了一部分学者的支持，潘柽章《国史考异》说：“（建文）逊国诸书真赝杂出，盖作俑者王诏之《奇秘录》，而效尤者史彬之《致身录》也。二书皆浅陋不经，而《致身录》以缘饰从亡事，尤为流俗所歆艳。”

但是明末清初不少著名学者并不认为《致身录》是“伪书”，陈继儒、胡汝亨、文震孟等都为它写序，便是明证。陈继儒的《致身录序》说：“金川门献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参半是也。今得先朝史彬《致身录》，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际了然矣。”胡汝亨《致身录序》说：“是编也，请太史氏亟收之，以徵文献焉。百世而下，为之涕泆而不能已也。”文震孟的《致身录序》说：“是录复出，得照耀人间，使懦夫立志。”难道只有钱谦益火眼金睛，一眼看穿是“伪书”，而陈、胡、文诸公有眼无珠，真假莫辨？看来“伪书”说值得怀疑。

清初的张岱就认为它是信史，他在《石匮书》中写到建文本纪时，明确地说：“建文帝出奔事，见史仲彬《致身录》及程济《从亡随笔》。”又说：“建文革除事，传疑久，一似耿耿人心者。兹《致身录》出自从亡手，含荼茹苦，自尔真功，其文质而信，怨而不伤，独史氏书也哉，足以传矣。”提到建文帝出宫逃亡之事，大量引用《致身录》的文字，写道：“《致身录》曰：大内火起，帝从鬼门关遁去，时六月十三日未时也。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亡去。’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灌铁（引者案：据《从亡随笔》：‘闭以二锁，锁以铸铁灌’）。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大内。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鞋帽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即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各易衣备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随亡。帝曰：‘多人不能无生疑，有等著名势必究诘，有等妻儿在任心必牵挂，宜各从便。’”此后大部分篇幅是关于建文帝流亡生涯的记叙。

崇祯六年至九年担任内阁大学士的钱士升，对此书是深信不疑的，崇祯四年写了《史翰林致身录叙》，表达了“且惊且喜”的读后感，并于崇祯十七年编辑《逊国逸书四种》，收录了《致身录》，题签是：“东吴史仲彬自叙”。据曹参芳《逊国正气纪》卷二记载，宣德九年，建文帝在程济等陪同下，来到吴江县的史府，其时史仲彬已死，“临终书有《致身录》，嘱其子晟曰：‘存之以俟百世知我君臣艰苦也。’”建文帝“阅《致身录》泣曰：‘彬不愧斯语矣。’”可见建文帝看见过《致身录》的手稿。该书篇末有史仲彬之子史晟的跋文：“正统戊午（三年）五月望，不肖男晟谨识。”由此可以推断，《致身录》在正统三年已经刊刻成书。

由于史仲彬宣德三年去世，建文帝此后的流亡生涯的见证人程济所写的《从亡随笔》，显得尤为珍贵。然而钱谦益认为《从亡随笔》（他称为《从亡日记》）也是“伪书”，专门写了《书致身录考后》，说：“余作《致身录考》，客又持程济《从亡日记》示余，余掩口曰：陋哉！此又妄庸小人，踵《致身录》之伪而为之者也。”还说：“（程）济之从亡，仅见于野史，其曾有私记，出何典故？”“《日记》出而《致身录》之伪愈不可掩矣甚矣作伪者之愚而可笑也。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杂出，莫可辨证。”仅仅以“仅见于野史”、“无《实录》可考”，就断定为“伪书”，似乎过于武断。如前所说，明神宗询问张居正建文帝“逃逸”之事，张居正也说“国史（即《实录》）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云云，说的就是野史，他是相信的。钱士升写的《从亡随笔叙》也是相信的：“从亡二十二人，惟程编修与能贤朝夕随侍，始终周旋，所记岁月往返，历历在目，与《致身》、《附膝》二录间有矛盾，而要之不离随笔者近是，故纪中多取准焉。”

《从亡随笔》收入钱士升编辑的《逊国逸书四种》，题签是：“朝邑程济著，魏塘钱士升订《从亡随笔》（壬午迄庚申共三十九年）”。壬午即建文四年（1402年），庚申即正统五年（1440年），连头带尾恰好三十九年。前面提到建文帝的那首题壁诗，《从亡随笔》这样写道：“庚申夏四月，师（指建文帝）题寺壁诗，有‘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之句。”就在这一年，建文帝把逃亡事情告诉了一名御史，御史上报皇帝，皇帝派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来验明真假，程济记录了当时目睹的情况：“（吴）亮至不能辨，师语畴昔宫中事数条，亮乃大恸，伏地不能仰视。密以闻，遂命迎入，称老佛，养大内中。”程济完成了随侍护驾的任务，回到云南，焚毁先前居住的茅屋，写完了这本《从亡随笔》。言之凿凿，令人不能不信。

钱谦益所说“万历中，吴中盛传《致身录》”云云，似乎以为这是万历中叶冒出来的野史传闻。但是，祝允明写于正德年间的《野记》也有类似内容，又作何解？祝允明写道：“建庶人（指建文帝）国破时，削发披缁骑而逸，其后在湖湘间某寺中……至正统时，八十余岁。一日，闻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陈牒，门者不知谁何，亦不敢阻。既入，从中道行，至堂下坐于地。御史问：‘汝何人，讼何事？’不对，命与纸笔，即书云：‘告状人某姓，太祖高皇帝长孙，懿文太子长子’以对。左右持上，御史谓曰：‘老和尚事真伪不可知，即真也，吾与汝无君臣分，不得行此礼。虽然，汝老为此，欲复出何为乎？’曰：‘吾老也，无能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付之何地耶？不过欲归体父母侧尔，幸为达之。’御史许诺，命有司守护，飞章以闻，上令送京师。”祝允明也记录了建文帝的诗句“长乐宫中云气收，朝元阁上雨声愁”。这些信息从何而来？

郑晓写于嘉靖年间的《吾学编》，其中的《建文逊国记》也有类似《致身录》与《从亡随笔》的记载：“帝发火宫中，即削发为僧人入蜀。或曰，去蜀未几，入滇南，常往来广西、贵州诸寺中……帝尝赋诗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华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士庶至今犹能道之。”这些信息又从何而来？

倘若能够证实建文帝确实在建文四年自焚而死，那么《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毫无疑问是伪书。但是，迄今为止难以证实这一点，就连钱谦益自己写的《建文年谱序》，也不认为建文帝自焚而死，他写道：“以文皇帝之神圣，明知孺子（指建文帝）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涂以安之也。”既然如此，断言记载他流亡生涯的《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是“伪书”，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樊树志

大汉天生

几位前辈在万维上讨论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汪精卫，我趋前偷听。见众人没有赶我走的意思，改为旁听。

查维基，得：历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

哦，我知道了，那几位前辈是在诠释和研究历史。我悄悄地拉了拉其中一位前辈的衣角，低声问：“你们会讨论研究多长时间？”

我得到的回答，使我决定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去看现代虚构历史喜剧电影《人在囧途之泰囧》：“短则百年，长将万年。”

从电影院出来，又惦记起他们几位历史讨论者。但感觉饿了，所以喂饱自己后才去。

照旧旁听，不发一言。因为末流人物自认绝对无法揣摩一流人物心思，也无法领会这些二流前辈们议论汪精卫的思想理论。我也不知道这些前辈们哪几位是理科博士，哪几位是文科教授，甚至，他们是男是女，我也搞不清楚。

但我这个末流傻蛋自己有自己的遐想，而且傻想还流淌不止：


有没有人研究汪精卫吃饭？他为何吃饭？答案是饿了。如果时空放在2012年，另外一个答案会不会出现：应酬陪吃。

如果汪精卫在1979年，会不会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1】

如果汪精卫在2012年，会不会派海监船去钓鱼岛周边活动，乘日船不在，就往钓鱼岛靠近，见日船来驱赶，就遵循习近平“不折腾你们”的承诺，驶离钓鱼岛？

如果汪精卫在2012年，会不会派海监飞机往钓鱼岛方向飞，一边飞一边盼望日机升空前来驱赶？终于看到日机来了，高兴啊，赶紧掉头，飞回祖国怀抱。

听说，曾经有国家，在强敌入侵时举国抗击，宁亡不屈，遭致灭国。最新历史研究成果是：他们民族里没有毛泽东汪精卫之类。如果有毛泽东在国中建立武装割据政权，如果有汪精卫曲线救国，他们的国家就不会灭亡。

假如美国没有原子弹，假如蒋介石国民党军被日本鬼子全部消灭，中国，照样会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网友若不信，请听我明掰。因为，有毛泽东领导苏维埃支持的共产党的军队，一定会像他们宣传的那样，发动百团大战，结合地雷战地道战，结合铁道游击队，发动群众，最后坚决干净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如果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也被日本人消灭，那么，汪精卫的亲日政权，也会对日本侵略者进行民主自由教育，同时发起非暴力的民族独立运动。假以时日，满怀“脱亚入欧”理想的日本国，也会含羞同意中国从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独立，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我们将会看到，汪精卫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大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所以，毛和汪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中国人民在各种国内国际的节日里，都应该祭奠毛泽东和汪精卫。




【1】：出处http://www.mfa.gov.cn/chn/gxh/xsb/wjzs/t8958.htm
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来华访问的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表示，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同年6月，中方通 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了中方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间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

大汉天生

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的批判，造成了一个历史悲剧。彭德怀平反后，所有关于彭的传记，都把彭塑造为一个刚直不阿的形象，似乎历史已成定论。毛泽东和彭德怀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为何最终分手，其中的原因却少有论述。1998年，原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军事科学院前院长郑文翰中将以及王焰、王亚志、王承光同志终于打破沉默，出版了《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一书，使我们了解到当年党内斗争的错综复杂，也使读者了解了庐山会议前后毛彭斗争的历史真相。

　　上海会议上，冲突公开化

　　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彭德怀一直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战将。新中国成立之初，彭德怀临危受命，指挥抗美援朝作战，打败了现代化的联合国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回国之后，他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此时，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俗话说 “功高震主”，毛泽东最重视军队，但彭德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对毛请示不够或不及时，使毛感到彭权重位高，越来越难以驾驭。毛后来批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这一段时期。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提出“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就是针对彭说的。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养病几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之上。彭处于一个尴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长的请求。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常委会，当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因“反冒进”受到毛严厉批评的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彭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决定“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情况不同的是，周是被迫提出的，彭是主动提出的。这使毛感到彭是在以辞职对他表示不满。 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时，毛严厉地说：“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彭“噤然无语”。

　　此后，毛与彭的关系骤然紧张，冲突也公开化。就在上海会议上，毛在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时，突然话题一转，对在场的彭说：“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为我批评过你。批评你是为你好，我没有偏心。”还说：“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也是为了挽救你。”

　　这种警告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是极为少见的。说明毛对彭的成见已经非常严重，彭应该感觉到政治上的危险。但彭却是莫名其妙，还问别人主席为什么敲打他。知情人其实看得很清楚。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回忆：“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事实也是如此。

　　彭在几次公众场合，说了针对毛的话。秘书们记载：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1959年1 月30日他在后勤学院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说：“躯壳都是要死的，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但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这些话都是很“犯忌”的。

　　这些矛盾和成见，两人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交心，来缓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终于发展为政治斗争。当然，大前提是毛错批了彭。但从秘书的记载看，这个事件绝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时冲动，其中有多种因素的促成。

　　毛泽东给彭德怀一闷棍

　　毛泽东召集庐山会议，初衷是要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左”的做法，使国民经济不致失控。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毛就察觉了许多违反科学的做法。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后，毛在11月召开郑州会议，提出纠左。然后，毛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听取地方干部汇报，批评“大跃进”中产生的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并研究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等问题。为了把问题搞透，他召集地方领导和中央负责经济的干部上庐山，开个“神仙会”，“压缩空气”。毛亲自定了18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这说明，毛不是固执己见，要把国民经济搞垮的，而是看到了问题，准备认真解决问题的。

　　但是毛有个大前提。“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全国人民干劲正高，要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在此基础上纠正偏向。用毛的话说，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也是他给庐山会议定下的基调。

　　既然是摆问题的会议，与会者难免要反映地方上的一些真实情况。当时已经出现了饥荒的前兆，情况相当严重。彭回到家乡视察，“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令他极为焦虑。他上山就直言“大跃进”的问题很严重，斥责地方干部向中央报假情况。为了引起毛的重视，他在7月14日给毛写了一封长信，反映了他对 “大跃进”的意见。

　　这封信今天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反映的都是真实情况。只是信中用了“有失有得”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说法。毛当时没有表态，只是给信起了个名字：《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与会人员。彭看后只说了一句：“怎么给加了这么个名字?”也没往深处想。

　　其实，这是毛即将发起政治斗争的信号。历史上曾有一个案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1936年2 月，中央下令红军发起东征，过黄河去山西，名义上说是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彭等许多将领不理解，认为红军走了那么多路，再长征怕队伍出问题。彭要毛切实保证部队能回来，毛不高兴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保证不了的。”洋顾问李德当时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东征是危险的。毛在李德的信上批了《李德同志的意见书》，让中央留在陕北的负责人猛批李德。彭作为当事人，应该清楚这个过程。但在庐山他却没有察觉到危险，究竟是他政治嗅觉不灵，还是其他原因?至今搞不清楚。

　　还有，那封信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关键是谁写的。如果是旁人写的，或许毛不会看得多么严重。但彭就不同了，作为军队方面的负责人，却对经济问题发表了这么多意见。毛的阶级斗争意识如此敏感，自然会想到一些严重的问题。彭的信下发后，许多干部表示赞同，一些意见反馈到毛那里，引起他的高度关注。

　　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信中批评“大跃进”的话，和苏联赫鲁晓夫批评我们的话差不多。彭总刚去苏联访问，是不是取了什么经回来?这纯属猜测。 1959年6月，彭率领军事代表团到东欧和苏联访问，在阿尔巴尼亚正好与出访的赫鲁晓夫会面。期间有三次外交礼仪性的会见，其实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也没谈。但毛却认为彭是去苏联“闻味”，“取经”，怀疑彭是“里通外国”。这个罪名，一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还在全党宣布不能平反。

　　另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在小组会上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彭作为军队的主要负责人说这个话，严重刺激了毛泽东。毛历来最重视军队，所以毛后来批彭的时候讲：“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还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汇报：“彭在山上拉队伍，人都快被他拉过去了。”这就引起毛的警惕，认为彭是在向他的领导权和权威提出挑战。后来毛批彭的时候说：“写这封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这样，彭的罪名就升级为“篡党夺权”了。

　　出于这些考虑，毛认为彭不是简单的提意见了。但毛不打无把握之仗，他还要最后试探一下。于是，他派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去找彭“闲聊”。曾希圣在长征期间是军委2局局长，负责情报和机要工作，是毛最信任的部下。曾向彭提了三个问题：1.为什么写这封信?是否有些不服气?彭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2.是否出国访问受了影响?彭说，在国外没谈总路线、“大跃进”的事情。3.对林彪当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满?彭说：从未想过这种事。曾希圣失望地说：“这样我们就没法子谈了。”彭也不客气地说：“那就不谈了吧。”

　　曾希圣提的三个问题，绝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受毛之命来对彭做最后的争取。但是彭丝毫不给面子，对三个问题一概否认，就使毛认为彭是一意孤行了。因此，毛定了决心，在7月23日大会上对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庐山会议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倾，并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但是，彭在庐山会议上并未屈服。毛泽东此后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对彭进行批判。话题早已超出那封信的内容，而是清算历史老账，表明彭在历史上是一贯反对毛的。彭有口难辩，窝了一肚子火，在笔记中写道：“7月23日，毛主席给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所有旧账一齐搬出来，再打四十大板，加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四十大板，一共八十大板，打得遍体痕伤，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不准翻案，不准辩驳，但免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抓住你这个自高自大的王八旦，整整你吧!以观后效。”

　　军委扩大会议专门批判彭德怀

　　庐山会议由讨论经济工作的工作会议转为八届八中全会，专门解决彭德怀等人的“反党集团”问题。虽然作出了决议，但彭本人并未认罪。于是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到会的军队师以上干部1061人，列席干部508人。主要对彭德怀和黄克诚进行批判。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始终是秘密进行的。至今很难看到有关的材料。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描述的场面，会议过程中，只有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主持正义，在会场上公开为彭总澄清事实，当场被拉出会场，打成“反革命”。其余众多高级将领，众口一词地猛批彭德怀。彭既然是坚持真理的人，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从大家的发言来看，大多数都是抓住了彭的工作作风粗暴这个缺点。

　　在军队干部中，彭的严厉和喜欢骂人是众所周知的。秘书们在陪同他到基层视察过程中，多次目睹彭怒斥下边的干部。1957年8月在山西某地视察弹药库区建设时，看到库区过于暴露，库间距离过密，树木很少时，大发脾气，要追究库区建设的领导者、设计者和审批者的责任。他越看火气越大，秘书和陪同的领导都很紧张，谁也说不清这件事的原委。1958年9月到东北白城子靶场视察，看到苏联专家设计的钢筋水泥横梁和立柱，又怒气冲冲，大发脾气，指责这是典型的浪费工程，说我们的干部不动脑筋，听任苏联专家摆布。其实这样设计是为了防止弹片弹射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在场干部一个个吓的不敢吭声。就是高级将领，也免不了挨训。一次接见志愿军代表团，按规定应穿元帅服。彭觉得穿便衣显得随和，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劝他穿军装，被大骂一顿，彭甚至表示不去接见了。肖立正静听，不予表态。彭骂过之后又觉得自己不对，最后还是着军装去接见。这样的例子并非偶然，而是经常。所以彭与同事和下级的关系都很紧张。

　　林彪在批判彭的讲话中说：“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像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这些话抓住了彭的致命弱点，也说出了毛内心想说的话。

　　所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将帅们群起而攻之，彭显得非常孤立。

　　不忍部下受牵连，彭德怀不服气地作检讨

　　眼看着邓华等老部下受他牵连，陆续被打成“军事俱乐部”成员，彭于心不忍，1959年9月4日，他终于给毛写了一封信，作了检讨。信中说：“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批判，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请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信送到毛的住处，毛立即给彭打来电话，说已收到他的来信，欢迎彭的态度，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有时间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是很好的。毛兴奋地一口气讲下去，彭始终没有插话的机会。放下电话后，彭沉默半晌，慢慢地说：“不该给他写这封信。”

　　彭的心里没有服气，毛又如何呢?9月9日毛在彭的信上批示：“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的老同志。”这个批示发到了全党。

　　但是两天之后，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上来就说：“同志们，我说居心不良的人，要走到他的反面。彭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同路人。”毛严厉批判彭“搞阴谋分裂活动，违反党的纪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切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自古以来，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没有好结果。”直到 “文革”中，毛还说：“机会主义的头子，要改也难。彭德怀改了没有?没有改。”彭最终被迫害致死，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惨痛的一页。

　　今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对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反右倾’斗争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使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不良倾向在党内进一步发展。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给一些说假话、见风使舵的人以可乘之机。这就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良风气，一言堂、家长制等现象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得以滋长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党内的言路。”“它使得党难于防范，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失误。” :cool:

大汉天生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毛泽东著作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同时期，毛泽东的著作内容与关键文字可以随意改来改去。古田会议开完了之后七天内写的《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也是如此

  

福建龙岩上杭县的古田镇是中共党史上1929年12月底召开的“古田会议”旧址所在地，古田会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是“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规定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是自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进行的“三湾改编”中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以实行党的领导之后又一次强调党军思想。

  

离“古田会议”旧址一公里之处，是古田镇赖坊村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写作旧址所在地。写作具体地址是赖坊村协成店---木材商人傅光甫于1922年所建的二层砖木结构建筑。

  

这个建筑当年在古田堪称精美建筑。1929年12月中旬，红四军进驻古田，林彪率第一纵队司令部设于此，林彪及其一纵的领导班子成员，包括党代表熊寿祺、政治部主任谢唯俊、参谋长萧克都住在协成店的二楼，直至红四军九大结束后于1930年1月3日才离开。两天后的1月5日，毛泽东从古田松荫堂（耕心堂）来到这里给刚刚离开的林彪写了封回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这里针对林彪“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情绪，给林彪写了一封近万言的回信。这封信最初以《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给干部士兵阅读，后来有些地方也以《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为题。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解放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时，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也作了删改。

  

据称，解放后至林彪出事之前，协成店一直是作为林彪司令部旧址加以保护的，而没有毛泽东什么事。现在官方展览并未说毛泽东在协成店一共待了多长时间，只是说他住过的是一进大门左边的那间厢房，而这一间正是两天前林彪卧室的楼下。据此，有人推断：毛泽东当年可能没有在协成店住——如果住下，那肯定住楼上，门房只能住警卫人员；也没在协成店给林彪写信，那信可能是在古田前委驻地写好后，到协成店找林彪面谈，可惜林彪在一天多以前已率部开拔了，因此，他只在门房里休息了一阵子又返回前委，随即也离开了古田。

  

在协成店一楼关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两块主要展板，其中一块说毛泽东“针对党内部分同志对革命前途、根据地建设等问题的悲观情绪，撰写了不朽的光辉巨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没有批林彪，另一块展板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全文图片的说明则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并以《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给各纵队、支队和大队，以教育干部战士。”，同样没有批林彪

  

英雄的闽西人民，由于他们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他们不仅创造了历史，他们也没有忘记历史。他们中从事革命史宣传的同志，尽管从文字功夫，从物质条件方面不如北京等大城市的一些有共产党员名号的人，但他们的高贵品质却使后者愈显其猥琐卑劣。毛泽东原信明明白白地说林彪：“我知道你（指林彪）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

  

现在的《毛泽东选集》中这段话修改为“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

  

稍微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可能将“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的人定性为“怀疑红旗能够打多久”的人！林彪“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就是对革命悲观失望吗？那怎么解释整个江西是在差不多二十年以后才全部解放的？官方一方面从不公布林彪给毛泽东那封信，另一方面公开的却是修改后的毛泽东的回信，而林彪“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时隔二十年被修改为“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这是一种什么逻辑？令人尊敬的黄克诚大将为林彪辩，也不看原信，因而仅仅说有悲观情绪的不止林彪而已，不亦悲乎？

  

正因为如此，闽西的同志越发值得尊敬、值得学习！

大汉天生

为什么有时辩论没有意义？ 因为辩论的对象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上。 山哥博最近有篇大作”从历史看三重赤字夹击下的东洋景，日本将何去何从？“可以作为一例。 这篇文章如果出现在二十五年前，日本头等分析家一定会笑掉大牙，但是现在看来，山哥的文章当然更接近事实。那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当时日本那么多分析家，能唱反调敢于预言日本衰落的寥寥无几？ 第二个问题就是，三十年后，拿山哥这篇文章给新一代日本分析家看，是否新一代日本分析家会把山哥这篇看成传世之作呢？

世界上的人不断辩论，但多数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处于不同历史位相上的人辩不出所以然，在在同一历史位相上的人如果不能跳出自己的位相，在预言未来上也看不到多少东西。这也就是历史的意义。

十九世纪法国艺术史大师泰勒评论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创作生涯曾说，米开朗基罗前六十年是探索创新的阶段，生涯最后二十年不再探寻新的自我，虽然技巧更趋成熟，但已经没有新的生命。 这个，絮絮叨叨重覆自己有限感受的阶段。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思想定型的那个阶段其实就是他生命中的历史位相。

拿日本近代史而言，出生在明治早期的人可能对生活充满乐观主义（见日本大河剧坂上风云），在他们一生中，尽管极其艰苦，但日本一直是向上的。日本著名生物学家野口英世在欧洲听到日本击败俄国时的喜悦大概超过中国人对朝鲜战争的喜悦。但是，出生在20世纪初的日本人的一生则是苦难的一生。日本国内矛盾重重，他们认为西方阻止日本的前进，所以日本有226之类的事变。他们的子弟是二战的一代，不少在战场上丧失了生命。但出生在战后的一代又进入了下一位相。他们从废墟上建立了现代的日本，他们的青年和壮年是凯歌高奏的时代，知道90年代，当他们开始离开生产第一线的时候，他们才开始体谅晚来秋风之萧瑟。 等等等等。

每个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都是局限的，历史的潮流忽上忽下，摆布着个人。上的时候他们往往归功于自己的才干下的时候又常常责怪别人的阴谋。没有几个人试图跳出自己的局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己的命运。

两个处于不同历史位相的人之辩论常常索然无味。尽管个人博征广引，但核心论点常常先于论证。从道理而言，两者论证之后有时代大背景做支持，都有一部分真理，之所以谁也不能说服谁，不过是都局限于历史的局部，忘记了历史演变自有更深刻的原因。 中国人之间，从60年代走过来的和80年代出生享受到过去三十年繁荣的人自然对历史的演变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之所以鸡同鸭讲，因为人之语言只能用来交流有限的知识，而无法用来传递无形的感受。

父子之间的代沟，不也源于语言之无力。 不管父辈如何想向子女传授自己的感触，但子女非要自己走过。非要爱过，非要贪婪过，非要在自己的经历中积累自己的经验。

我上面提到山哥的大作。提到山哥比25年前日本头等分析家更接近事实，但也问了一个问题，山哥的乐观主义比25年前日本头等分析家的乐观主义更有历史底蕴吗？

基辛格硕士论文中有段话“过去是死的，这是由必然性所决定的；但自由支配着未来。”， “生命中包含苦难和倏忽无常。谁也不能选择自己的时代或他那个时代的环境。过去可能会夺去现在的许多欢乐和不可思议的事物。布痕瓦尔德和西伯利亚劳动营的那一代人，就不会用他们的父辈那样的乐观主义谈话。在我们的文明社会里早已没有像但丁那样的好福气。但是这仅仅描绘了衰退的一个事实，而不是衰退的必然性。人的存在，如同历史的暴行一样，是个先验的事实。人的行动证实他的愿望。而人的愿望则来自于内心的态度，而不是对于周围环境的一种评价。诚然，这些可能是令人厌倦的时代。但为了使生命有意义，我们不能因此要求不朽。对自由的体验使我们能够超脱过去的苦难和历史的挫折。在这种灵性中包含人性的本质，包含这每个人赋予它的生命的必然性的独特之处，包含这使人内心宁静的自我直觉”。（1950年）。

也许基辛格已经忘记他当年写下的这些话吧。

人的寿命极其有限，如果依赖本人的经验，能成长的余地更为有限。 唯一能让个人突破寿命的限制，超越自己个人有限的环境和时代，唯有对历史的研究。 历史最大的作用是让个人体验人生的倏忽无常，让人体会自己存在的有限，而使得自己的经验能超越有限的时代，扩展到一个比较广大的时间段上。

在这个意义，只有真正深入历史经验中的人，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讨论和辩论。 这是我喜爱历史最大的原因。我从心底喜欢历史，喜欢历史研究。

大汉天生

一手将古今中外文化成果一概查禁、焚毁，不容百姓染指，只留一部，放在自己的“菊香书屋”，一手将自己的著作、思想名正言顺地定为唯一；一手将中国真正的学问大家都统统打倒，一手将没有多少知识的中学生捧为“知识青年”，下令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他们向更没有文化的农民看齐

◆高伐林


　　《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全部通读一遍都不是容易的事，可是毛泽东晚年对人讲，他读过“一十七遍”！
　　这着实令人惊叹。

　　毛泽东是吹牛夸口，忽悠身边的女护士吗？他真每次从头到尾一页不落地读的吗？是不是略读、跳读、选读……？根据毛泽东的保健护士孟锦云的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著一部《资治通鉴》，书被他读破了，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她介绍，“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入了迷，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看来，他并不是装模作样。

　　毛泽东身为一党之主，一国之首，独揽大权，日理万机，谁能想像，他读《资治通鉴》“一读就是半天”，“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有了读书时间，为何不认真研读体现人类最新思想成果的那些经典名著，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而是如此专注地一读、再读、十七读《资治通鉴》？——既然声称奉马列主义为正朔，至少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读“一十七遍”也好啊！
　　我关注这条消息，是想起一段往事：“文革”一开始，红卫兵来我家扫“四旧”，一眼就看见我新买的《资治通鉴选》——那是王仲荦等编注，1965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我才刚读了三两篇。不由分说，“封资修！”没收，销毁，让我心疼好久。
　　真可惜那时不知道毛泽东读《资治通鉴》读了17遍。若知道了，我也可壮起胆来分辩几句：伟大领袖都孜孜不倦地捧读，我们难道不该……？
　　但知道了，分辩了，管用吗？“你是什么人？竟敢跟毛主席比！毛主席能看什么书，你就能看什么书？你野心和狗胆也太大了！”其结果，不仅保不下一本书，更可能连我自己也被一把捆起来带走。
　　是的，在后来的岁月中，我知道了：在中国，最高当权者垄断信息，然后按级别分配，连一部洁本《金瓶梅》，都规定“厅局级”才能购买——处级、科级干部买了，想必会中毒。历史事件的真相自然也是按级别分配的：伟大领袖能读17遍的历史书，百姓绝对不允许读。
　　没有什么比这个例子更能体现毛泽东的真实性格了。这样，可以一手将古今中外文化成果一概查禁、焚毁，不容百姓染指，只留一部，放在自己的“菊香书屋”，一手将自己的著作、思想名正言顺地定为唯一；一手将中国真正的学问大家都统统打倒，一手将没有多少知识的中学生捧为“知识青年”，更下令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就是要他们向更没有文化的农民看齐。
　　毛泽东非常清楚，通晓历史，是统治者的专利，他今天批给这个部下读这篇古文，明天指示另一个下属读另一段古诗，常常弄得他们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五体投地地佩服领袖学富五车；而老百姓是不许读的，要读，也只能读自己指定的只言片语，或者经过自己的御用文人剪裁、删减、篡改过的“历史”。越是对历史一无所知，越容易供其驱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从这里，就可以凸显《新史记》的意义所在了。钻研历史，讲出自己知道的真相，探究曲折晦暗的深层缘由，不只是一种跟种花、下棋类似的爱好，也不只是将自己的发现拿出来，澄清误传，揭破谎言，以正视听，更具有打破官家垄断、“还史于民”的意义啊！


　　（本文原发《新史記》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