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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找出中国教育危机的祸根

《多维月刊》三月号记者高伐林／“教育打败中国”──《中国改革》杂志2004年底推出这样一个特别专题，着实有点触目惊心，言简意赅的警号不胫而走。在中国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引进西方现代教育制度一百周年之际，多维记者在中国大陆所到之处，各界人士却无不对教育界现状痛心疾首，对可能造成的恶果忧心忡忡。中国的教育危机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严重威胁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威胁到中华民族的未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前武汉大学校长，72岁的刘道玉教授出版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迅速抓住了读者的眼球。《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等报刊都不吝篇幅，整版推介。这是刘道玉自1988年2月被突然免职之后，如此醒目地重新回到公衆视野。有人甚至认爲，这是刘道玉人生的又一个高峰。这本书，被中国大陆媒体联合评选爲“2005年好传记”的第五位。

　　2005年12月，多维记者在武汉两次见到了刘道玉。尽管年过古稀，又于九年前在出国访问的归途上患过中风，但他头脑依然敏捷而缜密，一席畅谈，要言不繁地回答了多维记者的提问，披露了当年他如何反驳而得罪国家教委、湖北省委负责人的内幕，剖析了当今教育危机的本质与根源，阐述了他的教育改革的理念和对已近病入膏肓的中国教育除弊起衰的思路。

　　当今海外读者未必熟悉刘道玉，这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教育界独领风骚的改革先驱和有功之臣。

　　刘道玉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即担任了教育部党组成员和高等教育司司长，鼎力推动了高考制度的恢复，影响至爲深远。1979年他本想辞去官职回到武汉大学任教，却旋即被任命爲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1981年在他48岁时，又被任命爲校长，新华社消息称他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他在任内，大力营造民主自由的校风，首创、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例如今天在中国大陆已相当普及的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转学（包括转系转专业）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当年都是由他在武汉大学首创。他还断然取消了大陆高校中实行多年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引起巨大反弹。1985年1月《中国青年报》连续两天刊出着名作家祖慰的长篇特写《刘道玉晶核》，指出刘道玉刮起的教育改革旋风，不仅对该校学生，而且对整整一代青年学子的命运和道路産生了重大影响。他在1985年被授予法国密特朗总统荣誉勋章，1987年接受池田大作授予的东洋哲学学术奖章。

　　不难想象，刘道玉的教育改革探索触犯了现行体制和既得利益的代表者。1988年2月，他在54岁的盛年，突然被国家教委一纸电传免职。更让人惊愕的是，武汉大学百年校庆，校方居然不邀请就住在校园里的这位退休前校长。

　　刘道玉热爱教育的初衷不改。1995年，他从大学校长改当小学校长：应邀主政一家民办公司投资创办的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继续实践自己的办学理念，虽然教育改革试验很成功，但因爲学校投资人出了经济问题，这项改革被迫半途而废。2004年，他把原来以路石命名的基金会正式更名爲刘道玉教育基金会，提出“爲教育改革铺路，爲创造性人才的成长铺路，爲振兴中国的教育事业铺路”。他表示，将《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五万元人民币稿费全部捐给这个基金会。

　　尽管刘道玉被迫离开他教育改革实践的沙场已经多年，海内外却一直没有忘记这位教育改革家。1989年，他被英国剑桥名人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聘爲名誉顾问，后又获该中心颁发的20世纪银质功勋章。在他被免职十年后的1998年，中国青年报社回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改革道路，在选择教育界的改革风云人物时，一致公认是刘道玉，派记者专程采访做长篇报道，作爲纪念专题之一；这一年11月，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东方时空》也“英雄所见略同”，将刘道玉作爲教改代表人物拍摄，汇集在专题片中播放；2006年１月，头顶上时刻悬着达摩克利斯剑的媒体《南方周末》，又毅然刊出了祖慰的访问记《教育改革家刘道玉棒喝教育》。

●教育改革的着眼点：培养创造力

　　多维：当年你走马上任当武汉大学校长时，认爲当务之急要开刀改革的是哪些问题？

　　刘道玉：我被任命爲校长，完全出乎意料。本来我辞去教育部的官职回到珞珈山（武汉大学坐落在珞珈山麓──多维记者注），是要从事我的化学教学和科研业务，没有想到回来不仅没有摆脱行政管理事务，反而还把我推到了校长的位置。不过自古华山一条路，上任了我就不能退却。既然报纸上说我是“年轻校长”，就得有年轻校长的样子──朝气蓬勃，立足改革，提出“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口号，要改变武大“老牛拉破车”的落后状态。

　　我当时最想做的，首先就是营造一个民主、自由、宽松的教育环境和学术氛围。我既崇拜蔡元培，也崇拜马寅初：蔡元培提出的大学独立、学术民主、自由的办学理念，是世界各着名大学办学之通则，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写道：“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爲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爲其追求了。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而挨批，他写了一份《附带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衆，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爲止。他们的办学理念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校长，应该有这种瞻望民族前景的长远目光，应该有这种坚持追求真理的独立精神，在校内创造适合科研和教学的自由空间。\n

第二个，是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当时我推行一系列教学制度的改革，允许冒尖，允许跳级，就是爲了在制度上适应学生的个性与兴趣，尊重学生的选择权，爲富有创造力的人才的脱颖而出，从制度上给予保证。

　　当时我在武汉大学实行转学制时，没有请示任何人，认定我作爲校长就有权这麽做。这个制度实行后，学生在校内可以转系转专业，文理科可以互转，校外的也可以转来──北大、上海同济大学、中国科技大、武汉医学院等校都有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来。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水平和师资力量不一定赶得上他们，但爲什麽这些学生向往武汉大学呢？就是因爲我们的比较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尊重学生志趣的气氛。

　　第三，办学要确立“学生是主体”的观念，学生既是受教育者，也是办学的参与者；既是改革成效的检验者，也是教学改革的依靠者。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参加学生的活动，接待学生，与学生通信──这也有利防止我的思想僵化。

　　多维：对，你当时对校长办公室有三条要求：凡是学生写给你的信不能扣押；凡有学生要见你不得挡驾（但可以约时间）；凡学生举行的活动应当通知你。

●被免職最遺憾的是壯志未酬

　　多維：你得知被免職時是如何想的？

　　劉道玉：自從我選擇改革那一天起，就沒有凖備後退。我預料到我的下場可能不妙。果然，我的任期還沒有滿，突然地，以電傳的方式免除我校長職務。我本來不想當官，對這個校長職務本身我並不留戀，如果說有遺憾的話，主要就是我正在制訂武漢大學改革的第二個十年規劃，還沒有出台，更沒有來得及實踐——至今我那些設想還沒有人提出來呢。

　　例如，我要改變“文理科分科招生”的模式。現在我們實行的分科招生，其實是爲了提高升學率。1949年以前和五十年代學生學理科學文科，都是自己真正有興趣，如錢锺書、吳晗這些人爲何選擇文科？因爲他們熱愛。但1961年之後，分文理科主要是爲了升學率，部分考生認爲自己數理化基礎不強，進大學把握不大，於是就轉向文科。這就造成了某些學生的素質缺陷。

　　其次，我要改革文科的教學模式。文科到現在停留在表述性的教學模式上，基本上沒有形成形象化、實踐性的教學手段。我當時凖備在文科建立五大實驗室：以哲學系爲基礎建立心理學和思維科學實驗室；在經濟學院建立經濟模型實驗室；在法學院建立模擬法庭，擁有民事審判的正式權限，有法官、庭長、書記員一整套編制——美國就是這樣，他們的一流法學院就有民事審判權；在圖書情報學院建立信息工程實驗室；在新聞學院建大衆傳媒實驗室，可以製作影視作品。這樣就把理工和技術手段引進文科，徹底改造文科教學。

　　第三，如果說我八十年代中期重點是放在教學制度的改革上，那麽第二個十年想推出來的，是教學體系、課程設置上的改革。多年以來我們的課程設置體系，都是重視知識的傳授，而不重視科學思維方式的傳授，我們90％的課程都是知識型的——像你們這一輩學生都是“灌”出來的，中文系弄那麽多小說選讀課，老師一篇一篇去講主題、結構！我想大幅度地改革課程，將大部分、至少一半學時，來培養科學的思維方法。

　　這些想法不能付諸實踐，才是我最大的遺憾。到現在我沒看到哪個學校想到這些問題，更沒推出改革措施。

●爲何得罪國家教委和省委負責人？

　　多維：你被免職究竟是什麽原因？在你的書中寫了，你被免職後，當時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在北戴河召見你，肯定你的教改，希望你去北京領導國務院屬下一個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的機構，或者選擇任何大學再出山當校長。有人由此推測，你被免職，可能是一個在中國司空見慣的人事算計之謎。你自己如何分析？是當權者認爲你“離經叛道”，還是因爲他們的利益受到了觸犯，還是有某些恩恩怨怨？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