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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记者：郭建光

王子清已记不清自己主持过多少次葬礼了。

自打他48岁那年起，癌症患者便在村子里多了起来，死亡接踵而至。每遇死亡，王子清必会到场，或主持，或与亡魂告别。多数情况下，他是主持者。

本来，作为子字辈的他，是没有资格主持这种仪式的。子字辈之上，还有祖父辈的玉字辈和父辈的德字辈。在村里，这种告别亡魂的庄严仪式，通常是由年岁较大且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但如今村子里玉子辈的人已所存无几，而德字辈的人，或因癌症相继去世，或已“逃离”了这个村子。因此他这个小子辈，就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这个任务。岁岁月月，“送走一茬又一茬”。

“每死一个人，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现年65岁的王子清步履蹒跚地走在村中，神情黯淡。有时，他还会停住脚步，摆摆手，不去追忆往事，“都是大好的年龄，死的太可惜了。真不知道啥时才是个头啊！”

死人就像家常便饭一样

位于河南省沈丘县城东约10公里处的东孙楼村，共有1200多人。原先孙姓为望族，后王姓成了大姓。现全村王姓约有800多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村里的人出现了密集的反常现象：有些人腹泻不止，有些人内脏出现了各种不适。此外，偏瘫、智障、畸形和妇科疾病也频频出现。患者相继死去，少则一年内五六人，多则达20多人。死者经诊断多为食道癌、肝癌、胃癌、直肠癌、子宫癌、乳腺癌等等。

死亡像个挥之不去的幽灵，笼罩着这个村子。新起的坟茔、白对联、哀乐，一年四季绵延不绝。

王子清的族人便是这个不幸村庄的不幸家族。

1991年，小他5岁的弟弟食道出现问题，吞咽困难。次年，大他两岁的哥哥也出现同样病症。俩人的病后来都转化为食道癌。2004年6月，王子清的哥哥病逝。28天后，他的弟弟也撒手人寰。这边丧事还没料理完，3天后，他的一位叔叔也死于食道癌。短短一个月，王子清相继失去3位亲人。

而这仅仅是幽灵掀开的序幕一角。事实是，这些年，仅王姓德字辈的族人中，25对夫妇，便有19人死于癌症。而子字辈中不到80人，便有16人死于癌症。死者大都正值壮年，最大的70岁出头，最小的只有30岁。

“死人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王子清抽泣着，任由眼泪淌满褶皱的脸上，“我不知道村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死。”

王子清本人虽然没有患上癌症，但胃穿孔也让他遭了不少罪。2004年，他花了5000元做了胃部手术，至今天气转凉，伤口就会隐隐作痛。为“转移痛苦”，他染上了抽烟的毛病，一支接一支，一会儿功夫，一包烟就空了。

在大多数地区，通常每个村里有一名医师就不错了，但在沈丘县东孙楼村却增加到了4名医师。刘德亮是村里最老资格的医师。他记得最忙碌时自己每天要跑三四家，“抗生素药供不应求”。村里的人口一度竟出现了负增长。

一位正在病床上输液的腹泻患者挣扎着坐了起来，插话说，就是现在，村里患腹泻的病人至少也不下100人。

不仅是东孙楼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沈丘县的黄孟营村、孟寨村、孙营村等，癌症患者的比例均大幅度上升。据该县政协常委、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提供的资料显示：1990年~2005年间，2470人的黄孟营村，有116人死于癌症；2366人的孟寨村，有103人死于癌症；1697人的孙营村，有37人死于癌症；1300人的陈口村，有116人死于癌症；2015人的大衤者庄，有145人死于癌症；1687人的杜营村，有187人死于癌症。而据沈丘县医院记载，1972年当地120万人中，只发现癌症患者12人，发病率仅为十万分之一。

由于癌症爆发的密度大、频率高，故上述村庄被当地人称作“癌症村”。3年前，河南省周口市有关部门，曾联手在沈丘县的“癌症村”做过一次癌症患者的入户统计，但该数据一直没有公开，沈丘县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表示，不能向记者提供。

谁得病谁家就败

在王子清隔壁的一条小巷子里，原先住着16户人家，现在只剩下3户了。其中，有两户全家死于癌症，其余的因害怕也搬走了。

恰逢雨后，巷子里一片泥泞。在这条约100米深的小巷子里，已有很长时间没人出入了，显得分外寂静。有一户人家的房子是两层预制板楼，在这个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的村子里，这栋小楼显得十分气派。但如今铁门上的锁头已经生锈，门口杂草丛生。显然，这里早已人去楼空了。

“死的死，走的走。”王子清趿着拖鞋，在泥水中“啪嗒啪嗒”地走着，不时发出重重的叹息，“以前这里可热闹了，现在一点生气都没啦。”

这个东西长约1公里、南北宽约半公里的村子，上世纪90年代以前，曾和许多村一样，过着自给自足的闲适生活。农忙时，男人女人热火朝天地干活，换取一年的口粮。收成好的时候，兴许还会落些余钱，添几件衣服，买两件电器，乐呵一番。不忙的时候，男人们出外找些活计，或在本地打打零工。空闲时，招呼几个人喝上几盅，或搓一阵麻将。

可眼下，疾病和死亡像恶魔一样几乎缠扰着村里的每一户人家。街上偶尔遇到几个人，脸上也大都带着悲伤、无奈或茫然。有时能看到三五个人聚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往往都和癌症有关。

一位癌症患者盖着一床厚被子躺在床上呻吟。经过化疗和放疗，她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头皮清晰可见。裸露在外的胳膊和腿，瘦得皮包骨头。她紧闭双眼，嘴里不时嘟囔着什么。守在她身边的丈夫，愁眉不展，目光呆滞，偶尔下意识地给妻子掖掖被子。“家里有多少钱，也让病折腾穷了。”他说。

在这三间预制板结构的楼房里，大理石地板、雪白的墙壁、宽大明亮的窗户、墙上四大名楼的挂图，以及一台21英口寸的彩色电视机，多少彰显出主人的能干和富足。如果不是癌症拖垮了这个家庭，在这个举目都是低矮房屋的村子里，楼房主人的生活一定会让邻居羡慕。可现在，这间屋子里死气沉沉。

“谁得病谁家就败。”王子清说，有钱的人家，病人能多活两天，没钱的，就只能等死了。他一再表示，村子里钱都不好借，有钱也不敢借出去。“我们东孙楼穷，不是因为人懒，没能力，而是因为癌症。只要家里有病人，都得花上三两万块。”

王子清的一位叔叔患了胃癌，家里拿不出钱为他填这个无底洞，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他上吊自杀了。“因没钱看病上吊自杀的，村里已有好几个。”他说。

人死了，葬礼照样得办。火化1000元,棺材1500元,孝服500~800元,灵车灵棚各100元，唢呐100元。各种费用算下来，至少需要5000元。因外出和死亡的青壮年多，棺材都没人抬，以至于吊车下葬，成了当地一个“热门”行当。

由于贫穷，村里如今盗窃成风。王子清家原来的围墙不高，人很容易翻墙进去。现在，他已把原有的围墙拆掉，准备加高。“我怕小偷。”他说。

村头墙壁上，到处是触目惊心的治疗腹泻、癌症的广告。有些患者无奈只能找江湖游医寻求安慰；有些患者则只能求助“神”的力量。

黄孟营村33岁的孔鹤琴，19岁嫁到此地，26岁得了直肠癌，4次手术，12次化疗，花了7万多元，如今家徒四壁，外债高筑。两年前，“感到无望”的孔鹤琴皈依了基督。每周五，骨关节变形的她，都要坐在轮椅上，让丈夫推着，到两公里外的王寨村做礼拜。王寨村基督教堂的信徒芦美英则表示，七八十名教友中，基本都是身体有病的人。

孙营村的村民孙振雨，不忍看着自己的乡亲们忍受癌症的折磨，于1999年，筹钱2500元，修复了村里的华佗庙，“初一十五，香火很旺”。但华佗庙重修后4年，孙的爱人得了偏瘫，至今卧病在床。可叹的是，连塑华佗像的匠人也因癌症而去世了。

与周边“癌症村”一样，东孙楼村能参军的人很少。有几年，竟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

“人活得都没有希望了。”王子清说，“村里的人总担心，下一个死的会不会是自己。”

都是污染造的孽

王子清家正对着一个大水塘，塘边有几棵树，几只白色的鸭子在水塘内戏水。如果不与癌症发生联系，塘边树下，静坐垂钓，本该是件惬意的事。

像这样的水塘，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几处，只是有些已经变成了倾倒生活垃圾的地方。在这个西北高、东南低的县域内，因河流冲刷，坑塘较多。加之，上世纪50年代后期,当地人鼓足干劲，大修水利。干渠、支渠、斗渠、毛渠，通向每一个角落。四通八达的灌溉系统，造就了这个曾经的鱼米之乡。

东孙楼村也有一个发达的灌溉系统。东南西北四条水渠，将村南两公里外的沙颍河水，输送到地里田间。这个处于沈丘县“锅底”的村子，即使在非灌溉季节，沟渠里也会积下不少的水。因此，这里几乎一年四季浸淫在水中。

在王子清的记忆中，沙颍河和渠塘里的水曾经清澈透明。上世纪50年代，这里的人上地，“从来不带水”。渴了，随便在渠塘中掬一捧水就喝。“甜着呢，比现在的自来水都好喝”。

可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沿河一些污染工业项目纷纷上马，沙颍河水逐年开始变坏变臭，致使源自沙颍河的灌溉沟渠的水也变得腐臭难闻。在王子清的带领下，记者沿着村里的沟渠水塘走了一遍。水面上覆盖着一层绿油油的浮萍，树叶、秸秆散落其中，蚊虫猖獗，臭不可闻。

据沈丘县水文站站长李斌提供的一份资料：沙颍河槐店（沈丘县城所在地）段，1990年、1994年、2000年均属劣V类水质，已失去各种水体功能。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公布的水质监测周报显示：2005年和2006年，此段水质分别有两次是Ⅳ类水，其余时间皆为V类或劣V类；2007年第20周和21周的水质也均为劣V类。水体中高锰酸钾和氨氮含量均超Ⅲ类水标准的数倍。

1994年7月中旬，淮河发生特大污染事故，在黑色污染团过后，水质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安徽省蚌埠市自来水公司取3000公升淮河水送到上海化验，结果对比美国环境保护机构公布的129种“首要控制污染物”，蚌埠三水厂和一水厂的源水分别查出90种和95种，其中，致癌物高达67种。

淮河60％的来水量源自沙颍河，而沙颍河贯穿沈丘全境。今年4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沙颍河的监测报告显示，其水质全部为劣V类。

“作为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的水质污染可想而知。”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痛心地说。

有研究显示，这些高污染、富含各种致癌物的水，通过发达的沟渠逐渐渗透到地下水系统，破坏了当地的地下水水质。据当地人反映，自1990年代以来，压水井里压出的水混浊不清，能看到明显的杂质；有些地方的水，粘性特别大，能像油一样流成细线状；水烧开后，水壶上会留有厚厚的一层水垢；即使开水也苦涩难咽，喝下去后喉咙会发麻。有媒体称，“地下50米以上的浅层地下水已不能饮用”。而在沈丘，农户自家的压水井一般都在20米以上。

据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4年7月13日做出的一份水质检测报告显示：沈丘县黄孟营村一家的压井水送检样本中，有10多项指标超标，其中锰、硝酸盐氮严重超标。科学实验证明，过量摄入高硝酸盐氮的水或食物会引发消化道癌症或者肝癌，而高锰的暴露会对大脑产生危害，使一些大脑皮层坏死，对人的智力发育甚至大脑神经活动产生危害。

“都是污染造的孽。”王子清说，虽然他本人不能从科学上证明沙颍河水污染和癌症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生活经验和直觉告诉他，严重污染的沙颍河是癌症高发的直接元凶。

2005年，国家疾控中心曾对淮河流域癌症高发地进行全面普查，其中包括沈丘县全境，最终结论是：一、淮河流域沿河、近水区域癌症高发；二、癌症高发与劣Ⅴ类淮河水密切相关。

而沈丘县卫生局一位副局长表示，虽然河水污染与癌症之间一定有关联，但关联究竟有多大，专家还在研究实验之中。

希望政府搭建一个公众可以参与的平台

沙颍河由沙河、颍河于周口汇流而成，自西向东流经河南中东部，全长600余公里，是淮河最大的支流。沈丘，是沙颍河入安徽的最后一站。

“你们得利，俺们得病；你们升迁，俺们升天。”这是流传在沈丘县民间的一则顺口溜。主要针对的是坐落在沙颍河流域大大小小的企业，其中不少为高污染企业，比如造纸、皮革、塑料、酒类等等。这些企业中比较知名的有：项城市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莲花味精”）、扶沟县的扶沟味精厂、漯河的银鸽实业集团以及丁集皮革业等。过去这些企业的工业污水基本上都排放在了沙颍河中。据当地人反映，前些年，沙颍河水色如墨汁、臭气熏天，曾发生过呛死人事件。

驸马沟是项城市污水入沙颍河的一条人工河道。其污水源主要是城市生活污水和莲花味精集团的工业废水。

“以前这里臭气熏天，活像一个化肥窖，人人都得捂着鼻子走。”76岁的老船工连德财说。据老人描述，在没有污染之前，这里的水清澈见底，如果有什么东西掉到水里，岸上看得一清二楚。水里的鱼又多又大，经常能够捕到十几斤重的大鱼。而现在，这里的鱼几乎绝迹。即使偶尔能捕捞上一两条，也没人敢吃。在污染最严重的时候，“水里的鱼给什么喂，什么就死”。

据说，前几年，水面上到处漂着白沫。有一次，不知何故，驸马沟的水面竟然着火了，把泄水闸烧坏了。

“以前河里洗澡的人很多，每年都要淹死好几个人。”连德财说，“不过，水污染后也有好处，不会淹死人了。因为没人去游泳了。”

仅这条小小的驸马沟，污水一流就是十几年，迟迟得不到治理。而早在1994年国家就启动了治淮工程，历经10年，投资600亿，但至今未能实现“水体还清”的目标。淮河干流支流的治污任务，依然十分严峻。

“环保局是属地管理。很多污水都是从别处流到沈丘的，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9月5日，沈丘县环保局副局长徐启亮对记者说。沈丘县水文站站长也表达了水文站的无能为力。他说，水文站的权限只限于取样监测，并没有管理职能，因此，对治理帮不上真正的忙。他透露，有时地方政府出于利益保护，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涉水文站取水样。

不过，在治污形成共识的今天，特别是在上级环保部门的重拳出击下，一些企业已经被迫加入治污的行列。比如位于项城市的莲花味精，这个昔日沙颍河的排污大户，曾屡被媒体曝光并被罚款，10多年被迫为环保交了7亿多元学费。项城市环保局前局长还因此“下课”，该市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也因此被责令深刻检查。

“做好环保是首先对企业的效益负责。”莲花味精环保事业部负责人王飞对记者说，“我们企业曾经为环保付出过很惨痛的代价，几次差点被关闭，因此绝不能再走老路了。”

“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在沙颍河治污问题上曾屡次和莲花味精交涉，可谓“老对头”。今天他也认为，莲花味精“的确下了功夫改造自己”。

“企业在主观上对自己负责了，在客观上就对社会负责了。”霍岱珊说，希望企业能够意识到，做好环保是分内的事，是真正对企业发展负责的事。

少了莲花味精的污水排放，驸马沟的水质，在当地人看来，已经稍有好转，臭味也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远远望去，几个老人坐在树荫下乘凉，卖冷饮的小贩在吆喝生意，更远处的沙颍河大桥下，几个孩子正在水中攀登桥墩。

今天，最让霍岱珊头疼的不再是像莲花味精这样的大企业，而是许多名头不响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经常和政府职能部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如果仅仅依靠政府职能部门的人手，根本无法发现不达标的排放，更不用说治理了。“更何况，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刻意保护本地的企业”。

“政策宣传就像文工团。”霍岱珊说，“光有文工团不行，解决问题还要靠步兵，要打阵地战。”

“公众就是步兵，就是打阵地战的基础。”霍岱珊说，“组织公众参与，可以形成对排污口的实时监控。”他一再呼吁，希望政府搭建一个公众可以参与的平台，让污染源无处隐身。

命都没了，经济发展了又能怎样

王子清家先后打过4口井，依次是4米、15米、28米、40米。

井一次比一次打得深，但水的口感并没有明显变好。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水到底安全不安全，会不会让自家人远离癌症。每逢周末，在外工作的儿子和在城里上学的孙女，总会带些纯净水回来，这样的水，全家人才敢放心地饮用。

3年前，在霍岱珊的联络下，亚洲博爱救助基金会为东孙楼村的全部村民安装了水过滤器。尽管“这些设备并不能根本改变水质”，但村民们还是松了口气。此后河南省财政每年安排4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解决重污染地区群众饮水安全问题。沈丘县也在这一年修建了污水处理厂。同年，有关部门还为东孙楼村打了一口200米的深水井，并提供了主管道、潜水泵和无塔供水装置。入户管道需各家自行购买，为此，王子清花了800多元。

2006年1月26日，即春节前三天，村里人第一次吃上了深井水。王子清把所有盛水的家伙都接得满满的，痛痛快快享受了一番。然而16天后，水停了，王子清获知的消息是试运行。4个月后，深井水正式供应。不过，“经常是三天两头没水”。

今年8月初，深井水又停供。王子清只能重新饮用40米的压水井的水。可是，几天后，他的胃开始不适，“一天到晚折腾个没完”。其间，他的老伴过生日，因为没水，他只得用摩托车载着老伴，到沈丘县城过生日。

“潜水泵的功率太小，负荷太大。周边几个村的水，都是接东孙楼的水，电机超负荷运转，烧坏了。”深井水管理员说，“潜水泵是水利局提供的，我到水利局找过，可水利局说没有配件。”

这位管理员表示，自己曾和厂家联系过，但总也联系不上。“电机坏了，潜水泵就不能用了，得换新的”。

然而换潜水泵又产生一个问题：“水利局不给换”，村里又没有钱，他不知道到哪儿去弄钱。“我也想过集资，但又怕集资违法。”管理员说，他只得挨家挨户做工作，一家收三五元，先把大功率的潜水泵买回来，以便尽早让村里人喝上“比较放心”的深井水。

另一个让他头痛的问题是，1元／吨的水费，还不够付电费和管理费用。“实在没钱，那就只好断水了。”管理员摇了摇头。

“以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村子里能打上一口深井。”王子清俯身望着井底，“可是三天两头断水，成本又那么高，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虽然深井水供得断断续续，可毕竟隔三岔五有了水吃。然而，有了深井水，并不意味着癌症病魔从此就远离了这个村庄。霍岱珊以前联系过的一些癌症患者，相继都离开人世，现在不断仍有新的患者的名字传入他的耳朵。

王子清也常常担心，活着的人会有各种隐疾。他希望有关部门能为村里的人做一些专项检查，建立村民医疗档案，并派专人检验一下深井水的水质，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

虽然新农村建设的口号，在东孙楼村喊的与外面的世界一样响，但老王真诚希望“不要仅仅是一阵风，仅仅是应付检查”，而是能确实给村里改善一下环境，比如道路硬化，渠塘净化，等等。

“命都没了，经济发展了又能怎样？”王子清质问。

对于东孙楼村出现的新问题及群众呼声，沈丘县卫生局一位副局长称，有关部门曾做出过应对措施，但这些应对措施还没有公开，不便透露。

不过，霍岱珊倒是带来一条好消息：一位日籍华裔将为村里提供生物过滤技术，据说应用此技术，届时就可喝上“达标”的水。

“莲花味精总经理高君也说了，他们公司将积极对待沙颍河的污染问题，要为历史的欠债填坑（埋单）。”霍岱珊说。

尽管东孙楼村治污的脚步在加快，可村子外的污染仍在继续。途经纸店镇一带，依然可闻到刺鼻的气味。司机介绍说，那一带的皮革厂很多，污染特别严重，许多树都死了。记者沿途看到，沟渠里的水黑乎乎的，像是粘稠的发酵物，沟渠边的几行树，叶子已经完全脱落，毫无生机。

一只野鸭子在不远处的水塘里游弋，司机放慢车速，瞟了一眼。

“这年头，能看到野鸭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

□ 《中国青年报》

2dian

好象到了死亡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