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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错乱的时空
　　 1、军调组的迷糊
　　 《潜伏》中，军调组代表正式出场的集会上，主持人介绍：“这是国民党代表XXX”，“这是八路军代表XX”，这种称呼非常荒谬。历史上，分赴各地的30多个军调组，均由三方代表组成，一方为美国（居于调停人位置，国民政府掌握的武装和中共掌握的武装为冲突双方），一方为国民政府代表（不是“国民党代表”），一方为中共代表（不是“八路军代表”）。所谓“国共代表”，系指“国民政府代表、共产党代表”，而非“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况且，自1937年9月12日起，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的战斗序列里，已经取消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番号，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十八集团军”），正式场合不会称“八路军”。不妨参阅《蓝色三环》（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重庆谈判》（重庆出版社，1983年）。
　　 各军调组美国代表大部分为上校、中校级，国民政府代表、中共代表大部分为少将（相当）、上校（相当）级。《潜伏》里左蓝是以军调组“副代表”身份出现，军衔却是中尉，相对于“正代表”邓铭的少将军衔来说未免滑稽得不离谱，如果左蓝中尉的职务是翻译、秘书、文员倒还勉强说得过去。
　　 2、所谓“进步文章”
　　 剧中，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的特工在搜集黑材料时，称中共军调组副代表左蓝在重庆时曾经写过一些“进步文章”，让人笑掉大牙，联系上下文来看，他们表达的应该是：左蓝在重庆时曾经写过一些“攻击政府，危害国家的反动文章”。 中性一点的话，就是“赤色文章”、“左翼文章”、“激进文章”。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所在的小学组织看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片中德军军官忧虑地指着自己的坦克队列说：“我们停在这里就像射击场上的靶子，如果敌人的飞机来袭击，我们这支光荣的部队就会变成一堆废铁。情况就是这样！”有同学不解地问班主任：“他们就是‘敌人’啊，‘敌人’的飞机怎么会袭击‘敌人’的坦克呢？敌人怎么会‘光荣’啊？”举例完毕，我想就不必解释《潜伏》的意识比《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落后了多少年了。
　　 3、古怪的军装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革命军（也包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也包括中共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军装（军常服）特点是：上衣为立领，军衔在领章上，军帽为直筒圆顶加围式，帽围两端靠两粒小钮扣结合在一起，冬季帽围可以放下，起到护脖、护耳的作用。1946年换装，军帽改为美式大沿帽，军常服改为猎装式样（军官系软腰带，而非很多影视剧中为硬武装带），军衔在肩章上（软肩袢，而非很多影视剧中为硬肩章），领花在领口处。《潜伏》全剧的时代背景90%在1946年后，但是剧中军装却仍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军装，非常滑稽！难道制片人认为制作或者租用抗战军服会更省钱？！
　　 4、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
　　 《潜伏》的字幕、台词、文件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处外，基本都使用公元纪年，而实际上自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全国党政军民，均使用民国纪年，否则就是违宪。第19集，站长对李涯说：“（余则成）37年就入行了，是余乐醒的学生。”其实他应该这样说：“（余则成）民国26年就入行了，是余乐醒的学生。”《潜伏》仅有的几次使用民国纪年，也是稀里糊涂，时空错乱。第4集，汉奸穆连成对站长说：“民国35年，我有艘船沉在海上了，这上面可都是日本人的军火啊！我也算是抗日嘛。”民国35年，即公元1946年，此时日本已战败一年，哪来“运输日本军火”和“抗日”呢！谢若林请余则成吃饭时读一份文件，把陈秋平死亡时间说成“民国24年”，显然不对，延安派陈秋平执行任务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也就是“民国34年”后。
　　 5、称呼：“同志”、“驻军”、“军方”
　　 国民政府和军统（保密局）组织内都称“同志”，这在《潜伏》中没有得到全面真实反映，仅出现了两三次。翻翻《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就知道了。
　　 剧中军统（保密局）、中统（党员通讯局，剧中生造了不存在的简称“党通局”）人员交谈时常常谈到“驻军”、“军方”，无疑这又是莫名其妙的称呼。准确的称呼是“国军”（国民革命军的简称）。
　　 6、“解放”还是“沦陷”
　　 《潜伏》第 19集，晚秋对王占金说：“（翠平和王占金的家乡）现在解放了。”这当然不是他俩的身份所表达的语境。“国军”在内战中失去了的地盘，对中共来说是“解放”，对晚秋这样的中统（党员通讯局）家属、王占金这样的地主来说，就不是“解放”而是“沦陷”了。
　　 7、“任命”和“发表”
　　 剧中军统（保密局）同事经常嚼舌头议论，“任命”某某，某某获得“任命”，其实民国时期，党政军的表述方法是“发表”而不是“任命”，既见诸于文字，也流行于口语。当然，民国的“发表”含义和现在中国大陆使用的“发表”不是一个意思。
　　 8、“策反”
　　 剧中敌对阵营双方人物都在说“策反”，我怀疑编导是否真的懂得“策反”是什么意思。军统（保密局）倒的确常用“策反”（“策动反正”的简称）、“心战”（“心理作战”的简称）这种术语，这是写进了专业学校的教科书的。但这一直不是中共的术语。
　　 9、张冠李戴：觉悟社和创造社
　　 第8集，中共军调组代表到天津后，某日，在谈到参观南开大学周恩来、邓颖超当年创办革命社团时，台词有：“还记得参观创造社时我说的话吗？革命的爱情分外浪漫!” 须知，“创造社”是郭沫若、成仿吾等在东京创办的文学社团，周恩来、邓颖超当年在南开大学创办的革命社团是“觉悟社”，此社和彼社，风马牛不相及。
　　 10、超前的《共青团员之歌》
　　第1集的时代背景是1945年3月，余则成去找左蓝，左蓝她们正在排练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这首《共青团员之歌》是苏联话剧《路途的起点》插曲，创作于1947年（伽里契作词，谢多伊作曲）。《潜伏》过于超前。
　　 11、“上级部门”
　　 在第30集，听到站长说“上级部门”云云，再一次哑然失笑。这种典型的“病句”或者说“病词”，活脱脱21世纪中国媒体“城市新闻”黄腔。编导的语境是如此的跨越时空！
　　 12、洛阳办事处主任事件
　　 《潜伏》第14-15集（1946-1947年），发生了“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袁佩林叛变”事件。历史上，1942年底，曾经发生了中共掌握的十八集团军之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向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公开自首，出卖他负责联系的80名统战对象的案件，汤恩伯把袁晓轩交给了他的挚友、军统局副局长戴笠（戴笠1938年3月起任军统局副局长，直到1946年3月飞机失事身亡；局长先后为贺耀祖、钱大钧、林蔚）。《潜伏》当然可以编一段类似的故事，但具体涉及“洛阳办事处主任”，却不应把时空搞乱。
　　 13、天津卫：乡场否？
　　 华北平原上万家灯火的大都会、中国一流的海港城市天津卫，在《潜伏》里，却只有几条清净的小巷子（连群众演员也不愿意多聘几个，只是安排他们换了几件不同的衣裳出来走过场，吝啬到家了）,更象江南的集镇。更奇怪的是，在天津市内穆连成家，抬头就是山峦。余则成在街头碰见晚秋，然后散步，一眨眼散步的背景就到了荒无人烟的丘陵。支离破碎的几间办公室和宿舍，粗制滥造的的室内剧！
　　 二、拙劣地抄袭和模仿
　　 1、母亲的呼唤
　　《潜伏》最后一集，余则成的上级组织通过广播诗歌《一个普通母亲写给儿子深海的诗》召回余则成：“儿子,你快回来吧,妈妈不再需要你的奔波,听到隆隆的炮声了吗?那是妈妈呼唤你的心跳,家里的柴门为你打开,炕头的油灯为你点亮,全家的牵挂啊,是鲜红美丽的窗花,妈妈为你守岁,为你祈祷,回来吧!我的儿子,妈妈等你回来,迎接1949年的春天！”
　　 朝鲜电影《无名英雄》最后一集，喻林的上级组织通过广播诗歌《妈妈的信》召回喻林：“不知道何时传来，那遥远的风声，仿佛是你奔跑的脚步声，睡梦中醒来，打开窗户一看，儿啊，想念你的我的儿啊，你现在身在何处，离开妈妈怀抱的时候，是那么的轻松，为何归来的路，是那么的遥远，啊，也许是永不归来的路，也许是献出不能拥有第二次的青春年华的路，妈妈无法入睡，在翘首期待，无论是深夜还是黎明，柴门总是开着，归来吧，快点归来吧，就像离开的那天一样静静地笑，回到桃树果子熟透了的等待着你的故乡的院子。”歌词惊人的相似不说，就连两个女声的语调和语气都形同一人。如果说1981年观赏《无名英雄》时，《妈妈的信》曾让我们流下眼泪，而2009年，《一个普通母亲写给儿子深海的诗》却让我们坯视《潜伏》。
　　 2、双胞胎代号
　　 《无名英雄》里朝鲜情报人员的代号有“牡丹峰”（朝鲜的一座著名的山），《潜伏》里中共情报人员的代号便有“峨眉峰”（中国的一座著名的山）；无独有偶，《无名英雄》里朝鲜情报人员的代号有“豆满江”，《潜伏》里中共情报人员的代号便有“深海”。当然，代号并非朝鲜劳动党和中共所取，乃编剧所为，之所以出现双胞胎代号，只有一个解释，《潜伏》编剧的想象力贫乏得不能够再贫乏了！
　　 3、男女主角接头
　　《潜伏》余则成和左蓝在咖啡馆接头片段，明显抄袭《无名英雄》俞林与顺姬在圣母咖啡馆接头片段。余则成和喻林公开身份均是记者；左蓝和顺姬军衔均是中尉；余则成和左蓝、喻林和顺姬，原来不仅认识，而且有过生死恋情，而今在新的背景下，不明底细，互相试探，终于接上关系。左蓝的音容、笑貌、装束、步态，几乎是顺姬的复制版。
　　 4、雷同的复仇
　　《无名英雄》里，感觉受到喻林“陷害”的朴茂中校，找喻林复仇，枪击喻林；《潜伏》中，感觉受到左蓝“陷害”的马奎中校，找左蓝复仇，枪杀左蓝。朴茂中校和马奎中校走极端的思维如出一辙。
　　 5、似曾相识的回马枪
　　《无名英雄》，马汀上尉被克劳斯上校挤走，后来成为上级检查团成员，下来翻案。《潜伏》，陆桥山中校被站长和李涯挤走，后来成为国防部二厅巡视员，下来找茬。
　　 6、接受上线指示
　　 《潜伏》中共情报人员用收音机来传递密码的套路，来源于苏联（不是前苏联；就像没有前清朝、前明朝一样）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和朝鲜电影《无名英雄》。连《潜伏》中“勘探队矿石标本”的暗语都转引自《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潜伏》里余则成到香港去接受上线的指示，则是《无名英雄》中喻林到香港接受上线指示的再版。
　　 7、荒谬的录音机
　　《无名英雄》有马汀派遣特务、包里装着微型录音机去套淑英的话；《潜伏》便有谢若林派许宝凤带着包里的微型录音机去套翠平的话。《潜伏》的模仿只模仿到了皮毛，弄巧成拙的是，那种微型录音机上个世纪50年代方才研发出来，在《潜伏》的时代背景下，录音机的体积足有有半个轿车那样庞大，完全能够装下许宝凤和她的皮包。
　　 8、贼头贼脑的主题歌《深海》
　　《深海》全曲抄袭苏联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插曲《神圣的战争》（阿•亚历山大罗夫作曲），只是重新填写了歌词而已。
　　 9、撕裂剧情的旁白
　　《潜伏》和它的模仿对象《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无名英雄》一样，时常出现一个男声旁白，解说思想活动、阐述思维过程。《潜伏》的基本做派是，语言粗放，信手拈来，不及其余，肆无忌惮地打断剧情，扰乱剧情，撕裂剧情，丝毫不考虑节奏和留白，把观众当成刚发蒙的小学生和低智商的传销者。《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和《无名英雄》的旁白，一个丝丝入扣，一个恢宏抒情，其精致、细腻、内涵、张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间谍片中始终占据着很高的海拔！最重要的一点是：《春天的第十七个瞬间》拍摄于1973年，《无名英雄》拍摄于1978-1981年!
　　 长达28小时电影《无名英雄》，是第一部远东朝鲜战争全景谍战片，央视将其剪辑成32集的连续剧播放，曾经万人空巷。该片紧张、悬疑、含蓄、抒情的情节，的俞林（“人民演员”金龙麟扮演）坚韧、内敛、深沉、矜持，顺姬（“功勋演员”金贞花扮演）的坚贞、自信、柔和、丰满的形象给我们留下了不灭的印记！苏联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讲述1945年春，潜伏在德国保安总局六处的苏联间谍施季里茨为苏军送回战略情报的故事。施季里茨心思缜密，辞锋犀利，沉稳干练，极富内在激情。中国将这部12小时长的电影剪辑成12集连续剧播出，使中国观众目睹了一位社会主义阵营的高智商的007的风采。由于该片的艺术成就，1974年，编剧、导演、摄影、美术、主要演员荣获国家奖金。2003年，扮演施季里茨的人民演员吉洪诺夫75岁生日时，普京总统授予他“祖国功勋”三级勋章！ 　　
　　　 多少年过去了，仅仅重温《春天的十七个瞬间》那低沉的富于磁性的旁白就会唤醒我们身上激动的细胞——“党卫队旗队长，帝国保安总局六处，马克斯• .奥托•施季里茨，档案：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1933年党员，纯雅利安人，性格沉着坚定，与同事保持良好关系，能很好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优秀运动员，柏林网球冠军，未婚，社会关系清楚，曾获元首授予的奖章和党卫队领袖的表扬……”
　　 《潜伏》和他的模仿对象相比只能算幼儿园小班级别！
　　 三、混乱的逻辑
　　 1、对被捕人员的处理
　　 《潜伏》第9集，余则成的上线秋掌柜被捕，审讯时，秋掌柜大义凛然地表达了自己“打死也不说”的意思后，自己咬断了自己的舌头（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在生理上是否能够自己咬断自己的舌头这姑且不论，但是舌头咬断并不是不可以通过笔、通过行动来“说”），故作深沉的旁白又开始唠叨了——“余则成感到放心了，同时更加坚定了要营救出秋掌柜的决心。”这是什么逻辑呢？
　　 一个忠诚的战士，为了自己的信仰，在关键时刻可以举枪饮弹，可以咬毒自尽，可以义无反顾地走向刑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们毫不怀疑！但是在严刑拷打下，在技术手段下，则是另一回事情，这是不以人的意志和决心为转移的。
　　 二战间谍片《代号爱默偌》讲述了类似的故事，盟军登陆诺曼底前夕，了解诺曼底登陆计划的美军中尉安德鲁惠勒落入纳粹之手。美英谍报机构不怀疑安德鲁惠勒的忠诚和爱国，但是考虑到正常人的承受力的极限，忧虑安德鲁惠勒在高压下迟早会崩溃，为防止情报外泄，派出双重间谍兰德执行任务，一面制造安德鲁惠勒有心脏病病史的病历，这样德军谍报机构在拷打时就会有一个度；一面尽力营救安德鲁惠勒；同时也指示兰德，为确保诺曼底登陆计划外泄，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必要是可以锄掉安德鲁惠勒。这才是正常的组织思维！
　　 2、潜伏名单的古怪和幼稚
　　 你见过这样古怪的“潜伏名单”吗？一张纸，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姓名：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实际上，历史上的潜伏名单通常是这样的：姓名，别名，化名，代号，年龄，性别，籍贯，住址，特长，掩护职业、家庭成员……相当于履历表。仅有一个姓名有何用？在繁华的天津怎样找？同名同姓多如牛毛。最近四川某市警方透露，该市姓名为“刘勇”、“张勇”的人，分别有3000余人、2000余人。历史事实是，1948年秋，天津站预感天津易手为期不远，开始安排后事，挑选在天津有家属、有社会关系、有掩护职业、有活动能力而未曾暴露过身份的特工实施潜伏，至12月，共布置了4 个情报组和4 个电台。
　　 敌对双方都知道，电报这东西很不保险，所以才由保密局天津站“忠诚”的中层干部李涯亲自把名单送到南京。后来的情节就有些粗放了，余则成三言两语搞定了特派员，傻瓜蛋特派员就请南京把潜伏名单通过电报发来，上级真的用电报把名单发了过来。纯粹的儿戏！
　　余则成搞到潜伏名单后，按照组织安排准备撤离，但是组织和余则成（其实是编导）脑筋又短路了：他一撤离就会暴露，特派员知道他看过潜伏名单，就会采取对策，已经到手的潜伏名单将会随着余则成的撤离而失去意义（余没走成是出于他意志以外的原因）。
　　 3、违反工作纪律
　　 地主王占金在街头巧遇翠平，翠平的底细暴露了，对余则成这样的战略特工而言，为了组织的机密，显然必须锄掉王占金；晚秋找王占金打探消息，知道了余则成和翠平是假夫妻，以感情要挟余则成，在谍报工作的生死关头，余则成也应该当机立断锄掉晚秋。
　　 或许是编导忌讳“杀人灭口”，竟然让余则成一再违反地下工作纪律！
　　 历史上，中共上海特科、北京特科为了维护机密，多次除奸。1931年，“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特科红队为了保护组织机构和同志，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执行纪律，除掉了知道机密的顾顺章亲属若干人。
　　 4、真名和化名
　　 《潜伏》有一个愚蠢的特点，一些重要的人物，都用真名，不管环境如何变化都义无反顾，一用到底。
　　 “余则成”这三字，贯穿了全剧始终，就连老婆翠平到了解放区，交两夫妻的党费，也署了“余则成”的真名。
　　晚秋被余则成动用地下组织资源送去了西柏坡后的某日，天津站众特工在收听中共广播时，也收听到了电台播发了晚秋的诗歌朗诵《阳光大道》，作者：晚秋，朗诵：晚秋。……坐不改姓，实名制！
　　《潜伏》中也有用假名的。天津站余则成的老婆是王翠平，这个名字是众所
　　周知、记入档案的，不论谁来天津扮余则成的老婆都叫王翠平。延安开始安排陈秋平来扮演王翠平，不料陈秋平在路上意外摔死，因为之前陈的照片已经在天津站露过面，延安只好安排陈秋平的姐姐陈桃花来扮演王翠平。情报贩子谢若林从买到的情报中发现延安曾经计划陈秋平“去天津”和“峨眉峰”“假扮夫妻”，陈秋平意外身亡，谢若林于是怀疑翠平和秋平是姐妹，翠平是代妹妹秋平假扮余妻执行任务。谢若林当然可以随心所欲联想，不过编导在“编”的时候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妹妹的真名“秋平”和姐姐的真名“桃花”两个名字不像两姐妹；妹妹的真名“秋平”和姐姐的假名“翠平”虽像一对姐妹的名字，但是一个姓陈，一个姓王。思路决定出路，细节决定成败！
　　5、糊涂的组织系统
　　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系军统（保密局）的基层组织，级别为处级，天津站站长具有双重身份，公职是国民革命军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1947年4月后分设）。天津站下设情报组（主要搜集军事情报）、外事组（主要搜集苏联情报）、学运组（搜集学校和学生运动情报，在学生中发展情报人员）、经济情报组（搜集企业、经济部门和工人运动情报）、唐山组（负责唐山方面情报）等。管理的外围组织有：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天津分会、天津青年联谊会、天津青联广播电台、天津青年共济社、天津忠义普济社等。
　　在这部哗众取宠的肥皂剧里，天津站的级别竟然和军统（保密局）一样，内设情报处、行动队（处级，队内还设一科二科……）。
　　 剧中，观众常常听到“我们是军统（保密局）的”、“我们是中统（党员通讯局）的”的台词，这不过是编导的意淫，实际上，作为军统（保密局）的基层单位天津站，它不能够代表军统（保密局）机关，只能说“我们是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的”，再简单点，直接说“天津站”，别人也懂。同样，作为中统（党员通讯局）的基层单位天津区，说法只能是“我们是中统（党员通讯局）天津区的”。 再简单点，直接说“天津区”，别人也懂。
　　 我们不会忘记，剧中人物台词经常提到“国防部”云云，如，李涯把潜伏名单报到“国防部”，其实他是报到保密局（国防部的一个下属部门）。廖三民要看物资，李涯说你问“国防部”，其实应该是问保密局（国防部的一个下属部门）。在组织系统和隶属关系上，编导总是颠三倒四、信口开河。
　　 笑话不胜枚举，剧中，站长问部下：“是什么人干的？军统？中统？CC？小蒋？”牙齿都吃黄了的站长，难道不清楚，中统就是CC！CC就是中统！中统的创始人陈立夫、陈果夫姓氏第一个字母均为“C”。
　　 四、对军统（保密局）的误读
　　 1、军统（保密局）和中统（党员通讯局）既分工又合作
　　 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天津，中共情报机构在天津的对手错宗复杂，派系林立，但是各有各的业务范围。主要情治机构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 1946年6 月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1947年4月改组为党员通讯局）天津区；国民革命军宪兵第二十团；国民革命军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天津市政府警察局；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天津支团等。
　　 “中统”（党员通讯局）主要任务是打击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共产党，负责除军、宪、警等军事部门外的情报安全工作，负责监控社会舆论、思想言论，实际工作也维持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不得越权。历史上它精心导演了：逮捕杀害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陈乔年、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等；逮捕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陈赓，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绑架进步作家丁玲、潘梓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临时上海局书记李竹声、代理书记盛忠亮相继被捕叛变等等。仅在1931-1935年共“捕获”中共高级干部19人、中级干部80人、党员1.5万人。
　　 “军统”（保密局）按分工，工作目标初期是军阀、政客，如搞垮唐生智、陈济棠、蔡廷楷、李济深、陈铭枢都是它的“杰作”，同时对“国军”将领进行监控；抗战开始后，发展壮大到4万5千余人，主要任务是在敌后对日军、汪伪政权，投日的军政人员，也包括一些对蒋政权形成威胁的人士，进行 “锄奸”、暗杀、爆炸、恐怖活动。隶属于军统的各“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深入日寇占领区广泛开展游击战，打击日寇和汉奸。天津军统组织了抗日锄奸团，进行暗杀、纵火、爆炸行动，引起社会极大震动，日军大为恼火。抗战胜利后，军统由于树大招风，一边接受改组，一边把工作重心转为收集中共武装的军事情报，查处受降和接受沦陷区工作中的贪污受贿、失职，组织肃奸委员会清查汉奸财产，40年代中、后期，仅在天津就逮捕了300多名汉奸。
　　 军统（保密局）和中统（党员通讯局）虽然分工不同，但是业务有交叉，难免产生矛盾，但总体来说工作中也经常密切配合，目标是一致的，并非《潜伏》台词多次渲染的“你死我活”的关系。40年代中、后期，国民政府在首都南京设有“甲级会报”，以协调各情治机构工作，参加“甲级会报”例会的有保密局、党员通讯局、宪兵司令部、内政部警察总署等机构负责人。在天津则设有“乙级会报”，由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主持，参加者有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党员通讯局天津区区长，宪兵第二十团团长，天津市警察局局长，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三青团天津支团主任等。与会者报告一周活动情况，交换情报，制订下周行动。1947年后，对天津市几次学生游行示威、1948年电信局职工“饿工”斗争事件的镇压，几次全市大逮捕等，都是“乙级会报”会议作出决定，各机构合作执行的。
　　 2、军统、中统和日汪特工在抗战后期已放弃互相暗杀
　　 《潜伏》开篇，李海丰杀害军统同事张名义，叛逃南京；军统派出特工（包括余则成）赴南京暗杀李海丰；事成后，汪伪特工又暗杀余则成……
　　 1945年春天还热衷于玩叛逃游戏，过于离奇了。此时日本已经穷途末路了，汪伪政府官员已经在向重庆政府暗送秋波，纷纷为自己找后路，甚至丁默邨也与戴笠和顾祝同建立了秘密联系，给军统提供日军情报，掩护、营救爱国人士，离间汪伪特务组织，筹划暗杀汪精卫、李士群、吴四宝等。另外，自1941年春天起，由杜月笙出面调解，军统、中统与日汪特工达成了默契，双方不再进行针对对方的暗杀活动。
　　 八•一三淞沪抗战结束后，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但潜伏在孤岛的军统、中统特工，在城市和交通沿线，破坏日伪的机场、兵营、粮库、弹药库、铁路、公路、水路，不断对日汪人员采取暗杀、狙击、爆炸、策反、恫吓行动，抑制降日潮流，震慑亲日分子，鼓舞抗日斗志，制造了很多轰动上海的大事件。双方在暗夜进行着城市游记战和恐怖特工战，从1937年至1941年，军统、中统在上海的暗杀行动就有150多次，刺杀对象包括日汪军政人员、租界里与日伪勾结的警察等，仅穿军服的日本军人被暗杀的就有60余人，后来日本军人单枪匹马根本不敢上街。
　　 1939年9月5日，汪精卫主持召开汪记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正式成立政治保卫机关“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周佛海为主任委员，下设“特工总部”，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晴气庆胤中佐选定极司菲尔路76号作为“特工总部”驻地。“76号”内驻有日本人涩谷率领的宪兵队，职责就是监控汪伪 “特工总部”。“76号”势力最盛时，其触角伸向了日伪控制的多个沦陷区，建立了8个区级特工机构——南京区、江苏区、苏北区、上海区、杭州区、华南区、武汉区、安徽区。
　　 周佛海的战斗口号是：“以组织对组织，以鲜血洗鲜血。”“76号”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杀一个人即发500元 “喜金”。这个政策刺激了特工的杀人欲，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血案。
　　 上海租界，宋子文的《大美晚报》、陈立夫的《中美日报》、还有《文汇报》、《申报》、《新闻报》等媒体，时常发表抗日反汪言论，成为汪伪的眼中钉、肉中刺。1939年7月22日晚，“76号”特工包围了《中美日报》，报社的保安人员见势不妙，把铁门关死。特工拉门不开，又不敢在租界久留，于是改变计划进入附近的《大美晚报》馆，放肆地打砸抢，捣毁了排字房，打死打伤员工各一名。租界巡捕闻讯赶来，双方发生枪战，几名“76号”特工受伤被捕。此案进入司法程序之后，被捕“76号”特工经租界里的上海第一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死刑。“76号”的代理律师提出上诉，并对承审上诉案的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郁达夫的胞兄）进行恐吓，要他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富有正义感的郁华，坚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1939年11月23日早晨，郁华走出家门上班，“76号”特工向他射出了一串子弹，郁华不幸殉职。次年7月29日，承接《大美晚报》案一审刑庭庭长钱鸿业又遭“76号” 特工暗杀。
　　 上海海关职员、共产党员茅丽瑛多次组织为抗日部队募捐活动，社会反响很大。1939年12月12日，茅丽瑛走出职业妇女俱乐部时，“76号”特工开枪射击，茅丽瑛腹部中弹被送至医院，因为弹头事先已被涂过毒，茅丽瑛三天以后离开人世。
　　 《申报》记者金华亭，是国民党“中宣部”驻上海联络员，常写文章漫骂“76号”。1941年2月3日晚，金华亭西装革履去“文华舞厅”跳舞，不料跨出汽车时，突然受到“76号”特工枪击，一头倒在血泊中。
　　 1939年8月30日，《大美晚报》副刊“夜光”编辑朱惺公遭“76号”特工枪杀。此后不久，总编辑张似旭、经理李骏英、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章也相继被“76号” 特工暗杀。《大美晚报》的后台老板宋子文生气地责备了戴笠。戴笠下令以牙还牙。1940年6月的一天，“76号”准备接办《文汇报》的文人穆时英和刘呐鸥从福州路“大鸿运酒家”出来时，跟踪埋伏的军统特工一阵乱枪，两人立即报销。军统出了一口恶气！
　　 军统讲究暗杀的层次，先后潜入汪伪“外交部长” 陈箓家、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家、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籍副总监赤木亲之家，成功地实施了暗杀。军统一直想暗杀汪精卫，在河内误杀了汪的秘书曾仲鸣（曾因为和汪换了房间，代汪先赴黄泉）；1939年9月，军统又派少将特派员戴星炳来沪，伺机暗杀汪精卫，不料行踪暴露，被“76号”逮捕，立即执行枪决。同年秋天，军统特工詹森将丁默邨、李士群的爱将季云卿杀死于家门口，“76号”很快破案，将詹森抓获枪毙。
　　 中统也没有闲着， 1939 年12月21日，他们安排特工郑萍如以美人计诱杀丁默邨，未遂被捕。汪精卫老婆陈璧君、周佛海老婆杨淑慧、丁默邨老婆赵慧敏、李士群老婆叶吉卿闻听此案，争先恐后去“看望”郑萍如，赵慧敏坚决要求枪毙“郑妖精”。22岁的郑萍如视死如归，于1940年2月的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在沪西荒地就义。日本人投降后，赵慧敏带了一个装满金条的皮包去郑萍如家“忏悔”，遭郑家严辞拒绝。
　　 1941年初，汪伪政府为了控制沦陷区的金融，发行“中储券”作为通货，造成上海金融界混乱。重庆国民政府为了保持沦陷区“法币”地位，打击“中储券”的发行，利用留在上海租界内的金融实力予以抗衡，同时派遣军统特工袭击伪中储行，杀死伪中储行职员多人。“76号”气急败坏，派出特工来到霞飞路农民银行宿舍，将11名职员排队，用机枪扫射，造成六死五伤；当天晚上，“76号”又出动大批特工，到中国银行集体宿舍，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名单抓捕200人，押回“76号”严刑拷打；接着他们又用定时炸弹引爆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炸死炸伤20余名职员。军统特工也不甘示弱，把正在医院看病的伪中储行的一位科长劈死在病房。“76号”马上报复，又来到中行，杀死3名职员……蒋汪特工混战，杀得难分难解，一片腥风血雨，上海金融界人士纷纷躲离上海。很快双方都感到两败俱伤对己不利，于是请出在香港的杜月笙出面调解，一场“银行大血战”终于结束。上海市面上出现了国民政府“法币”、汪伪“中储券”共存的怪异局面……重庆国民政府对于“牺牲”的己方特工及部分职员，相继追认为“烈士”，给予抚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