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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报冯正虎访谈（ 1  8 ）
  出狱后追着打官司

  壹报：出狱后你又告法院，详情如何？
  冯正虎：到了这一年，我突然想起我的冤案，法院判了我的刑期及罚金，但判决书中没有写对警方查获物品的处理。按法律，没有判处没收，应当返还，还不 出则应当赔偿。
  判案时，司法会计中心已核算：我的书值二百零七万。于是我就上诉，要求上海市公安局赔偿。——我现在和你讲法，讲得很认真啊。
  这个体制就是这样，老百姓，你硬他就软。公民要自己站起来，在站起来的过程中，肯定要对你进行打压的。你冲过这一关，属于你的东西还是你的，我们的 法律已经树立了这个东西，无非是我们的法律很软弱。这种软弱需要我们血汗让他强硬起来。我去做示范，看看都是我个人的案子，其实是很典型的。
  壹报：听说你还告过提蓝桥监狱？
  冯正虎：我出来就告提蓝桥监狱，标的是五十六元，代表五十六天，我对警察没有什么怨恨，我是表达公民的诉权，对他的管教场所是很大的 制约，因为我出来都能告你。我自由被限定——没错这是法院判决的，但法律没有说我的健康我的名誉权可以被剥夺。你对我的虐待就是对我的健康、名誉权进行侵 犯，所以我状告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壹报：之后你又告监狱侵犯财产权？
  冯正虎：告他侵犯我财产权，因为我出狱时非常特殊，是脱光式检查，一张纸都没带出来。我出来时给他们几箱东西，包括报纸《南方周末》，《南风窗》， 我写的日记和东西。在牢里是不能用本子写日记的，马上会被偷走，我是一张纸一张纸写日记，然后把纸东躲西藏甚至放到别人的地方，最后临出狱时再抄在一个本 子上。他们检查以后不给我了，出狱当天我不出去，说三年都坐下来，不在乎这一天，你们可以请我喝咖啡。最后有人说了好话。我就走出去了。回去当天，我根据 记忆写下九页纸的扣留物品清单。一个月后，我就把清单寄到监狱里去。不睬我，我寄给司法局长缪小宝，告诉我要起诉。这招蛮灵的。十天以后，我收到提蓝桥刑 务处的通知，让我领我的私人物品。他们说话就软下去了，说什么为了还给我他们还加班加点工作。他们留下几样东西没还给我，一个是日记本。一个是英文材料。 我说日记本你们需要可以复印，这的确是一个无罪的罪犯在提蓝桥的纪录，但本子是我买的私人财产。
  所以起诉他。法官说我很厉害，从来没有过人能告监狱的。当时时间也凑巧，要是再过两天，我的起诉期限就没了。我对国保警察说，我打那么多官司也是法 院逼出来的，本来我只想打一场官司就是出版自由的官司，但法院不受理。你们堵我的路，我就启动第二场官司，告新闻出版局当时的撤项（即当年撤销日本在华企 业名录的书号的文件）。这场官司只要立案我就赢了。根据行政诉讼是被告举证。我就逼新闻出版局说出当年撤项的理由，让背后的东西浮出水面。
  壹报：然后为出版自由，你又打上了官司？
  冯正虎：过几年以后，我又用自己的电子书《日本企业》攻新闻出版局。就是这本书，我同时在日本做繁体字版，这本书反映了两个国家在出版自由方面的态 度。在日本很容易，我写了，我就出版了。这本简体版本，按程序，我不卖，我先办了版权证书，在中国版权证书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版权证书的办公人员说这 是打官司用的。没想到我是真的用这个版权证书来打官司。我版权申请花费了一个月时间。然后，我就开始向新闻出版局发出申请，要求自行发行这本书。我有著作 权，根据著作权享受的权利就是可以发行，可以卖买，我要新闻出版局来认可我，他的电子出版物条例说，电子出版物发行要他许可的，我是多老实的公民，虽然不 合理，但我遵守，我让你许可。根据这个法律是有这个权利，著作权法是出版界最高法律。
  难题出给他，他进退二难。他要批我，中国从此有出版自由了。我能卖，你也能卖，真正的著作权有了。不批，他就违反著作权法。结果，起先他电话打给 我，“你要销售办个出版发行公司，很容易的。”我说“不要误导我，我没兴趣办发行公司去卖人家的书，我只发行我的书。我卖我自己的书是著作权的问题。”后 来他们下了一个文：答非所问，避开不谈。我就到国务院新闻出版局复议，受理了。其实我知道我要自己卖了，也没有人管你。这叫选择性处罚，他要搞你了，他就 说你破坏了出版管理条例，很多人为什么没感受到，因为卖了也没有人管他。但这其实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威胁。因为一旦他要报复你，就会把这个作为理由，我们在 法律上叫选择性惩罚。他不能批，也批不了。这说明新闻出版局的条款与法律冲突，所以我挑战他的这个体制。国家新闻出版署复议出来了。我再起诉到法院，法院 不受理。我一审二审不受理，我就要申诉了。我写了万把字诉状，相当于中国公民出版自由的宣言。这又是一个经济类的案子。法官回过来说“每个国家都有国 情。”
  胡锦涛到日本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一个民族在创新，我们这样的制度怎么创新？这本书2007年九月出来，到现在一年多不能发行，公众很需要这个 信息，这个体制让人没法创新，公众得不到最好的信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是信息。你去日本的书店看一看就知道我们与日本的差距在哪里？日本大小书店，关 于中国的信息有一大排。我们为什么弱于其它国家，是我们的官僚阻碍了我们，是帮外国人打击我们。我这本书对中国贡献，没有人这么详细地介绍日本企业。”
  这样的案子，就是让我们要争取百分九十九的人权利。为什么？因为发表政治的，千分之一还少的人。这种权利先不要碰他，我们先维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 人权利，让知识分子争取出版自由，这牵涉不到政治。
  我们虽是大陆法国家，但案例也很重要。我能出，我就不用罚款，不用坐牢，其它人也就不用怕了。这个很重要，我每一场官司能赢，中国就改观，出版自由 就来临了。你出版了，没有人关你，没有人罚你款，你就自由了。
  没书号难打官司是2002年。现在社会是进了一步。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不要书号。我根本不买书号，我不需要出版社，难点与焦点是个人要出版。书号是 管理编号，国际上没有花钱的，我在日本办过出版社，多容易啊。在日本，他们给我一个出版号，号码是你自己编的，你要发行，你就加入一个发行协会，三年只要 一千元人民币，就行了。很规范。就可以进入流通。——中国这种体制是害了民族创造性的。你防不了要害人的人，地下盗印点有多少！你妨碍的是百分之九十九点 九的人的创造性。你在中国正常走程序，一年都批不下了，中国这个体制是教人违法的，你做盗版是可以的。而规规矩矩做事反而是不行的。我给胡锦涛的信给胡办 转到新闻出版局。
  但是上海很赖皮，根本不受理，连行政复议也不受理。
  出这个书都不让人出，更说明问题。这些法官还想用国情把我们的出版不自由真相都掩盖了。
  我就是这样通过一个个实际的法律的例子，一些不敏感的例子来推进法制进步。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9）
  在牢房中教训中队长

  壹报：你是如何坐牢的，坐牢中如何保护自己？
  冯正虎：在监狱中确要妥协，他们不来找你，你也不要找他们麻烦，因为你毕竟是弱势群体，管不了那多事。有些人的确是犯了罪进来的。我始终做法与其它 人不同，为什么警察看到我很尊重。我有一个很严格的区别，如果在警察办公室里面，我和警察地位绝对平等，任何问题我可以跟你争论。犯人从边上走过，很害 怕，冯正虎这么厉害。但在外面，我对你警察绝对尊重，警察做执法者代表。例如巡逻时走到我面前，我会站立起来。其它犯人不会的。他们说你为什么，我说每个 人有每个人的做法。我对他的不对之处会严厉对质，公开的场合，我遵守。警察对我很尊重，因为你敢于反映问题，有时也给他们这么大面子。
  有一次警察打破了一个平衡。在萨斯期间，年轻的中队长想做改革，每天加班得很晚。正好有个犯人，教育犯人过程中，犯人不服，中队长就打他，警棍敲 头，脚踏，还游街。——好，我开始管你了。——我就找到他办公室去了。我说“王中队长，我发现一个问题，根据《监狱法》，犯人的劳动时间是参照《劳动 法》，一天八个小时，一个月加班不能超过三十多小时，你现在看看，我们每天晚上劳动到十一点多，星期天都没有休息的。我们这样犯人身体要坏掉的。这是违反 《监狱法》的，我只负责提出来，改不改由你。”
  他紧紧拿着警棍，想动作。我接着说“我还有个问题，警察动用械具是可以的，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如犯人逃跑，但犯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殴打犯人，这种 情况是违法的。我提出来，改不改由你。”
  他问“你对他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对具体问题，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自己和检察院交待去。”
  中队长又问“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只有半个月就要出狱了，但是我只希望有一个好的服刑环境。我们这些人不是天生下来坐牢，是有各种原因的。今天在大墙外 的，也不能说他一辈子不坐牢。今天你可能觉得我们要求过高，其实是公平的。”我还说：“你现在没有打我，你打我，绝对不放过你。”他盯着我。
  我走出去后，他立即叫两个犯人看住我，其实这两个犯人是被我控制的。在监狱里有二种犯人对我很好的，一班是政府信赖的，一班是最捣蛋的犯人。警察做 什么我都知道。
  我在狱中任何周记报告都不写。但这回我写了，我在周记中把我说的话写下来送给中队长看一看，把他气得要死。
  第二天，教导员来了。“你怎么啦。”
  “他对犯人太不尊重，不把犯人当人。我现在教育他，让他知道犯人也不是怎么好欺的。”“要么，他给犯人赔礼道歉，要么我走掉。”
  大队长又找我。最后把我调走了。我是犯人头。我换到楼下中队。
  我没到时，犯人就很高兴了，把我照顾得最好，我碗都不用洗。我们的牢房三点三平方，三个人住，这是英国人日本人建的。我坐牢睡觉时一直与马桶相吻 的，我是重要犯，派犯人看管，一直睡到我走时，是睡在地板上的。我幸运我有睡过老监狱的体会，知道那种味道。最差的东西都尝过了，还怕什么。
  我的很多想法是在牢里想好的，走什么路线，很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