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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官场正走在十字路口，官场文化和官员心态都在经历一场转型。在中央，从李克强召集八省长进京，斥责为官不为，尸位素餐，看出中南海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策执行力不高流露担忧。对2014年5月后李克强的几次表态进行总结，短短半月内5次提及官员执行力的问题。在地方，从省级到基层一线，各级官员也多因为反腐、整风、不敢出风头以及公务员队伍不稳而出现“畏难”情况，在政治上表现为群众路线运动下不得发牢骚的“不敢说”，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结构转型而导致的“不敢做”，伴随着以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心态，整个官场呈现出一种“迷茫”和“不为”的状态。

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解读，试图解答今天高层究竟想要怎样的官场文化，想用怎样的官员，而地方官员，又要有什么样的素质，才能走过这段“迷茫期”，成为习近平眼中“合格”的中共干部。

地方官员陷入迷茫

说今天中国地方官员陷入迷茫，不知道在中共提倡“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现代化”的要求下如何为官，实际上并不为过。通过与一些地方官员的交流以及综合媒体报道，可以将当下中国基层官员的心态总结为以下几个表现。

表现一：因反腐、整风怕出头

当媒体报道习近平、俞正声等人在第二轮群众路线活动中深入县级常委中开展座谈会，县委官员互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各种“夸张”语言和场景，已经表明整风正在实现习王此举的初衷——“要对党内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对此舆论也是予以了肯定。至于另一个让中共第五代建立威信的动作——反腐，更是被媒体和民众冠以了“空前”的名号。且不论周永康、徐才厚何时公之于众，仅是副国级的前政协副主席苏荣的落马，就更加展现出习近平“救党救国”的决心。

但是反腐、整风的不断加码，让地方上的一些官员不敢多做事，束手束脚，不敢在这个敏感时期“出风头”。尤其是有些时候，一些可能平时还比较负责的官员，因为在处理某些事情如对待上访人员的过程中措施不当，就有可能因此遭到严重的处理。正像陆媒在采访中部某省政府一位官员时所说的那样，“现在这种气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目前在反腐的高压态势之下，一些地方的官员最关心的，不是怎么做事，而是怎么做才不出事，把自己的“乌纱帽”看得太重而忘了自己的职责。这也是为何李克强会说出“为官不为”，“尸位素餐”的原因。

实际上对于中共高层来说，越是这种时刻，越需要有担当的官员。例如2014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2014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在讲话中就强调了“敢于担当是领导干部的职责要求。领导就是责任，领导就要担当。有多大的担当才能干多大的事业，尽多大的责任才会有多大的成就”。发生在最近的活生生的例子就是，6月10日，湖北省某小学发生人质劫持案，该镇党委书记替换女老师当人质的事情被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很多党媒予以褒奖，大幅报道。在这些政治敏感度极高的党媒眼中，像该党委书记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有担当”，这位党委书记也就成为“有担当”的官员代表。

表现二：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的庸政

外界解读此次李克强召集八省长进京述职会议的新闻，认为从省份、召集时间点以及谈论内容，可以粗略判断出此次会议是在地方的财力紧张和人事变动频繁的客观背景下，一些地方官员主观地把中央推动的微刺激简单理解成了不刺激，结果导致改革和调结构推不下去，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

例如在此次国务院召开的部分省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上，黑龙江、河北和山西的省长都应邀出席，而这三个省份的一季度GDP增速排在全国末尾；其中，黑龙江从去年一季度的9%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4.1%，河北由9.1%下降到4.2%，分别降了4.9个百分点。山西则由9.5%下降到5.5%，下降幅度也达4个百分点。从全国范围来看，GDP增速“刹车”的迹象也十分明显，共有27个省市区的GDP增速回落。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之后，原本对GDP数字十分敏感的一些地方政府，仿佛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了，面对一系列微刺激政策，落实不力，最终导致了GDP数据下滑，这也是为什么李会怒而拍桌。

这种猜测也得到了中国官媒新华社的证实，在6月5日，新华社连续播发三条“世说中国策”系列电稿，均以“刺激与改革之辩”冠名，分别是《“微刺激”不等于“缓改革”》、《“微刺激”凸显“妙调控”》、《“微刺激”助益“稳增长”》。文章指出，刺激和改革并不对立，部分刺激措施同时也是改革的措施。“微刺激”的目的在于夯实促改革的宏观经济基础，在于为改革赢得必要的时间和空间。告诫各地政府，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不意味着不要经济发展，不能用“经济结构调整”作为自己“庸政”的挡箭牌。这或许就是目前中南海在通过这次八省长进京向各级官员传达的最重要的信号。

表现三：个人利益受损后的懒政

反腐和整风，在普通中国百姓眼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政府官员的“吃拿卡要”减少了，这恰恰是以往最能激起民愤的一点。且不说反腐成果让官员不敢再无所畏惧地“伸手”，就是八项规定中“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也让一些官员曾经认为的某种“不算事”的“小偷小摸”被严厉禁止，除了正常的工资外，还包括各种形式的补贴、津贴以及福利分房、优厚的养老待遇等也渐渐不复存在。例如在2013年5月，王岐山就亲自出面，督促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而以往官员收取“会员卡”，即使在一些民众眼中，也并不认为是一种严重的“违纪行为”，却一样被中央明令禁止。

再列举一组数据，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数据，在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后，截至2013年12月底，各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共计24,521起，处理30,420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692人。

这种直接把准脉络的动作，让很多地方官员产生了一种“不拿也不干”的“报复性心态”。不能吃请了、不敢收礼了，什么“好处”也没有了，于是在一些官员心中，不断滋生“没什么意思”、“情绪低迷”、“满腹牢骚”的心态，自然对工作也就是得过且过，坐混其日遑论“热情”与“干劲”，懒政之风骤起。

正如多维新闻此前分析的那样，中共今天希望在中国打造出一种“精英治国”的方式。在中共的概念中，未来中国的官僚制度，将会出现两个层面的分级。首先是中高层，将是一大批具有人文或技术背景的精英领导，他们的晋升凭借的是与数不清的同僚竞争，在晋升高位之前需要在无数管理岗位上接受类似经济发展、社会维稳、外交手段等方面的考核。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要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如果他们连“会员卡”这种小利益都抛弃不了的话，那他们在掌握更大权力之后，必然走向贪腐之路。

表现四：用公务员队伍不稳定作挡箭牌

（谁）在与一些地方官员交谈时，听到他们抱怨最多的地方就是“公务员队伍很不稳定”。特别是上文所说的整风之后，不仅是官员，很多普通公务员的隐性福利被取消，基层队伍的积极性受挫，导致目前公务员队伍里人心不稳，很难高效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自身庞大的机构和臃肿的人事，使得大量公务员人浮于事，不作为，在目前中央严格要求地方要有执行力的背景下，自然会让一些人感到“不适应”，觉得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啦，甚至萌生去意。

虽然这些公务员可能只是中国政治的最小构成单位，而以往海外观察人士在观察中国政治时多将注意力放到了高层人事布局、领导者政治动作甚至各派系权斗之上，甚少关注中国基层官场。但是正是这1,300万、占据中国总人口数量百分之一的基层公务员，构筑了中共执政的基础，也是中共领导层包括习近平最为关心的人群。对于今天公务员群体心态的变化，中共不会毫不知情。

可是对于习来说，公务员队伍的动摇，并不是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也更不希望地方官员以此作为“要挟”，成为自己的庸政懒政的借口。毕竟对于今天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来说，再出现一次下海潮，也许并非一件“坏事”。

另一方面，前文所说，在中共眼里，“官”和“吏”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广大基层公务员，即“吏”。如果说官员负责整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是这个国家的领航人，那负责具体执行数量更为庞大的公务员就是船员。他们并不一定需要“忧国忧民”，但是必须要有属于这个岗位的职业道德，其中当然包括廉洁、奉公等要求。这两者并非完全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官都是从吏的职位上升迁起来的，任何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公务员都可能成为以后的国家领导人。如果他们无这样的愿望，那只要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国家就会保证其生活水准和以后的养老，自然也不应需要那些见不得光的“灰色收入”。

习、李、王想要有执行力的官员

以上的种种官场心态，作为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习、李、王等人不可能完全不知晓。现实中，这些政府官员在执行政策中越来越严重的投机心理和功利算计，显然让他们大动肝火。因为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他们理想中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表现，也不符合他们要求地方省长加强执行力的政治要求。

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中国民间盛传的一句俗语，意在指出由于执行难度、利益保护等问题，中央政策经常会出现无法顺利在地方得到执行的情况，很多政策不能有效、直接地贯彻到地方之上。这种情况一直是困扰中共的问题，不仅让李克强拍了桌子，也曾让朱镕基和温家宝头疼不已。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温家宝赴灾区指挥救灾。5月13日，温家宝接到电话，得知由于桥梁倒塌，彭州市10万民众被堵在山中生死一线时，救灾部队却以天气不佳、有泥石流等藉口，拒绝运送救灾物资。温家宝对着电话大喊：“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说完他把电话摔了。然而直到地震5天后，才有部队进入彭州。5月14日，面对灾区空投伞兵一再延后的救援行动，温家宝对伞兵指挥官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而这些都在当时被中国媒体报道。即使有“铁面”之称的朱镕基，也曾承认，他刚开始经常就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的问题给地方领导作指示，要求整改，刚开始地方领导也很买账，但慢慢地发现批示不管用了，他对批示也从此兴味索然。

对于李克强而言，这并非首次让他感觉到中国政府官员的执行力堪忧的情况。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会公报公布“单独可生两孩”，对此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各省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实施时间。关于高考改革话题，教育部网站12月7日披露了已经制定完成的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的部分细节，总体方案和高考改革等配套实施意见将于明年上半年出台。针对三中全会决定“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精神，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近日表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要分步走，用较长的一段时间完成平滑过渡。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12月5日称，民政部将综合构建涵盖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临时救助等专项救助在内的制度体系框架，正会同有关部门起草这方面法规……据统计，在三中决定中所公布的改革各项措施中，有54项官方进行了回应，其中超过七成的回应都是诸如这种“逐步”、“渐进”、“会同”、“协商”，像王岐山所执掌的中纪委那种在规定中措辞严厉，令行禁止的“禁止”、“严禁”、“执行”等词少之又少。

这种在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的下级政府对高层部署推三阻四、一拖再拖的情况，也曾经让习近平不得不“御驾亲征”。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在河北参加省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对于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群众路线”再加一把火，提出要在各省级常委中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被认为明显带有“毛式色彩”的运动。当时便有分析指出，习近平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用4天半的时间如此高调参加一个省级常委会议，一方面说明他对自己的“群众路线”的确很重视，另一方也表明了习所推行的措施在党内尤其是省一级中间推行得并不顺畅，因此习不得不“御驾亲征”。当然最后结果是整风运动在中共党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延续至今。

或许这些还不能引起地方官员的警觉和重视，那就再将2014年5月后李克强的表态进行总结，短短半月内5次提及官员执行力的问题，就能够对当前中共如何重视“官员执行力”有新的认识。

2014年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以异常严厉的语气强调“在座的各部委，国务院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了没有？你们各自的责任履行了没有？”“各位，你们要‘守土有责’啊！”

2014年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讲话的高频词是“抓落实”。“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李克强说到这儿加重了语气，“说的难听点，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

2014年6月3日，据陆媒报道，一名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李克强为政策落实不到位，已经“拍了桌子”，并多次强调要下大力气整治。

2014年6月6日，中共官媒报道，李克强在中南海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工作座谈会。报道称，李克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不能敷衍了事，更不能为官不为”。这是李克强10天之内第二次提到“守土有责”。

2014年6月10日，大陆多家媒体报道，从6月25日起，国务院派出的督查组将赶赴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实地督察其政策执行情况，伴随这个督查组的还有媒体记者，各媒体和网站将公布督查组工作进展。据悉，李这次派出8个督察组，其中4个前往部委机关，4个到地方政府，预计将用两周的时间（从6月25日到7月5日），检查李所强调的政策落地的“最近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可以说，中共要求官员最基本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能力，就是执行力，是那些有担当、有能力且务实官员的执行力。放在今天而言，就是不因反腐、整风而不敢担责；不因经济结构调整而庸政，放缓经济增长；不因个人利益受损而懒政，有报复心态；更不拿公务员队伍不稳作为挡箭牌，对中央政策落地推三阻四。如今的官场风气在变化，官员心态也多迷茫，如果能清晰地看到中共高层的意图，或许能让这些官员对于自身地位有一个新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