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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沃尔夫：政府并不能让我们幸福

幸福如今是一种时尚。但我们是否应当接受这种普遍看法，即幸福的新“科学”已经巩固了北欧社会民主相对于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自由主义的优越性呢？答案是：不。其结果对于“进步人士”及其反对者所确信的东西都同样具有毁灭性。

两年前，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英国上院(House of Lords)议员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对这一新学说进行了精彩、简短而有影响力的阐述。他解释道，该学说本身是边沁(Jeremy Bentham)功利主义的现代化身*。

莱亚德教授的观点是什么呢？首先，幸福是人类活动的唯一目标。其次，幸福是可以衡量的。第三，我们知道什么可以使人幸福和不幸。最后，政府政策的目标应当是实现最大幸福。然后我们就会认识到：“除了富裕和自由外，生命中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他认为，幸福是正确的目标，“因为它是我们一切动机之所在”。此外，“与其它所有商品都不同，幸福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如果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就可以使总体幸福最大化，我们就应当这样做吗？如果机器或者毒品导致的幻觉可以使人们幸福，我们就应当逼迫人们去消费它们吗？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基因工程使人类更幸福，我们就应当这样做吗？这种新功利主义无法消除这些问题。

然而，不管你是把功利主义当作一种哲学，还是将幸福当作一门严密的科学，你仍可以对这一分析得出的广泛结论加以解释。

其中最重要的负面结论是，在超过了一定标准之后，额外的财富不会让我们更幸福。在任何社会，富人往往比穷人更幸福，但说自己非常幸福的人的比例似乎不会随时间而上升。对此的解释是，部分原因在于相对地位，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逐渐习惯于富裕。

正面结论是，我们知道是什么让我们幸福：良好的家庭关系；稳定的经济状况、工作、可信赖的社团、没有慢性疼痛和精神疾病、个人自由。相应地，只需要6个因素就可以解释80%的幸福差异：离婚、失业、对社会中其它成员的信任度、非宗教组织成员、政府质量和对上帝的信仰。

更仔细地考虑一下这些问题吧。首先，分析结果没有显示，高福利国家比低福利国家做得好：瑞典人和美国人的幸福程度似乎相同；爱尔兰人和英国人比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更幸福。从这些证据得出的唯一合理结论是，经济繁荣的自由民主国家往往比其它社会更幸福。

其次，分析结果不仅仅表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可能不会提升幸福程度。结果还显示，福利规模的扩大、预期寿命的延长、其它健康指标的改善、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夫妻冲破不幸婚姻的牢笼，这些都没有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程度。

因此，受到挑战的是“现代性”本身，而不仅仅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莱亚德教授在谈到社团和家庭的衰落以及个人主义、犯罪和电视的兴起时，已明确说明了这一点。保守者可以读读这本书，认同其中的分析，得出与莱亚德教授等优秀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强调的截然相反的政策结论。

然而，莱亚德教授的结论与这类公认的保守主义者有很大的不同：通过对超出正常水平的活动征税来缓和激烈的竞争；加强经济保障；通过认知疗法和现代药品改善精神健康。

如果认知疗法和药品能有效治疗严重的精神疾病，那么它们也许值得推广。对于经济学家，最可质疑的是经济政策。莱亚德教授提出，收入增加是提高地位的一个途径。但一些人地位的提高总是意味着其他人的地位下降。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外部性”。就像对其它形式的“污染”一样，对外部性应该征税。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是，西方社会已经对这种行为征收了重税。另一个回答是，如果对金钱地位的追求受到阻止，人们将会寻求其它方面的地位（通常是在更具破坏性的领域），权力就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例子。不过还有一个回答是，地位的不同为何会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日益令人困扰，个中的原因非常不明朗。某人是其他人的老板或者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本身就是一个足够大的差异。

此外，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追求这种与地位相对的东西？为何不取消所有有关出众表现的指标，从按程度分类到诺贝尔奖(Nobel)？最后，对地位的追求也有正外部性——例如，各种发明，这不是很明显吗？

总之，这些要求加大征税力度的理由似乎并不充分。莱亚德教授对经济保障的看法也不那么正确。尽管在各种看似合理的假设下，提高失业率的政策都对幸福是一种伤害，但我们也毫无理由放弃福利国家最重要的成就：普遍医疗保险、国家资助的教育以及老年保障。

那么，这种新的分析方法会将我们带到何处？就个人而言，我认为这种分析的哲学和科学基础都远不能令人信服。但即便有人赞同这种分析，其政策含义似乎也远比社会民主主义者想象的更为模糊。这些结论是对现代性本身的一种攻击，不仅仅是左翼人士不喜欢的那种现代形式。

我还发现，这几乎根本不能削弱经典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人们应大体上拥有作出自己选择的自由，记住自己对他人的责任，除非这些选择是有害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应成为高于一切的政策目标；应做出巨大努力，消除全球的极端贫困；政府应致力于减轻伤害，同时避免增加伤害。但政府不能让我们幸福。幸福是我们必须为自己追求的东西，但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它。


《幸福：新科学的教训》(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企鹅出版社(Penguin) 2005年出版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2007年6月26日 星期二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