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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士珈

2008年5月12日是一个拐点。此间的观察家发现，在此之前，中国政府还受困于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的指责，担心一些国家会对奥运会进行抵制。但大地震爆发之后，巨大的灾难与中国政府的积极应对使得外部一切批评的声音都很快归于沉寂，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也彷佛在一夜之间就全然改观。甚至于在中国内部，之前对股市、楼市与通货膨胀的批评也突然噤声，公众与媒体所有的注意力都转向了抗震救灾与哀悼死者，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在地震中的表现无疑赢得了广泛的国内支持。

回忆起来，5年前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2003年那个春天，当SARS在全国漫延之际，普通百姓无不心中惶然，国外媒体则是一片质疑。直到4月20日，隐瞒真相的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被免职，抗击SARS的胜利曙光才现。随后，中国政府还宣布取消“五一长假”，进行全民动员，启动军队和武警实施严密的戒严式“隔离”，迅速遏制了SRAS的漫延。这些努力获得了海内外舆论一致叫好，此前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很快销声匿迹。

再往前推5年，那是1998年，在抗击长江流域百年不遇的大水灾时，也出现了类似的“军民一心，共志成城”的情况。

这一次地震后展现出来的民心、政情，尤其令人鼓舞。灾难中政府的表现有目共睹，国家领导人的作为也是可圈可点。尤其难得的是，这次地震中，政府敞开了大门，让民间力量有效地参与了救灾，新闻媒体也得以自由进入。这一次，民间与政府形成了难得一见的合力。

可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良好形势往往不能持久：好不容易在大灾面前积聚起来的人心、志气，过不了多久就很快耗费殆尽了。虽然俗谚有云“多难兴邦”，但中国非得等到大灾大难降临的时候才能给人希望吗？如果真的那样的话，这与其说是希望，不如说是绝望。

原因何在？值得深思。

不能不注意这次地震前的一件事，在5.12地震之前不久，缅甸政府面对热带风暴带来的灾害时，表现糟糕，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大灾大难发生时，在全球媒体的密切关注下，政府不能不十分注意自身形象。因为这事关人命，不能出一点差错，也不能有一丝拖延。不然的话，政府就会受到广泛的指责。而在平时，政府对自身的不作为，甚或失误，都不难找到辩解的理由。面对来自国外媒体的责难，需要的时候，还可以调动“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这种武器来化解。

显然，全球化时代，来自国际的正面评价，已经构成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尤其是政府或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正处于一定程度的“危机”当中时，政府为了“维护形象”，就有很大的动力去实施一些开明的政策。

当然，根本的原因仍然在于内部。在这次地震中，政府真正把人的生命放到了第一位，因此她的政策得到了民心，于是她也就无须对公民的各种行动满怀戒心，而是放心地让公民参与到各种事务中来，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种力量抗击灾害。换句话说，面对大灾大害，政府的责任伦理苏醒了，这样维护人权就成了其自觉行动。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动员，才有了非政府组织、民间人组织、志愿者和国际救援组织的广泛参与。在这段时间内，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似乎让人隐约地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影子。

但是，政府本身仍然严重依赖于行政命令和军事力量。之所以让其他力量参与到救灾活动中来，很大程度上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政府（甚至军队）的效率并不总是那么高，而且力量有限。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当温家宝对着救灾部队喊“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的时候，“中国首善”陈光标率领的民间自发抗震救灾队伍--由60台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组成的抢险突击队已经快将抵达灾区，他们行动速度之快，令军事专家也感到惊佩。另外一个例子是，虽然几乎已经全军动员，但参与救灾的军人数量肯定要少于志愿者的人数。无数的自愿者，自掏腰包，乘火车搭飞机来到灾区，参与救灾；更多的志愿者，活跃在全国各地，参与各种救灾活动。军人数量是可以统计的，但志愿者是没法统计的。

现在最紧急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我们希望的是，公民参与的大门不至于随之关闭。灾后重建即将展开，在这项工作中，政府和军队或许不必再充当主力，这个位置应该由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来担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灾民的心理辅导，事关他们的心理家园的重建，可能是更为重要的，而这正是一些专业的非政府组织的长处所在，政府应该创造条件，让它们得以尽展所长。

随着最紧迫的救灾工作的告一段落，由于这次灾害而暂时搁置起来的其他问题也将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事实上，这次地震本身，就引发了许多问题，有的甚至可能会演变成为严肃的政治性议题。例如，震事前是否有过预警？是不是存在瞒报？又如，为什么地震中倒塌最严重的建筑都是学校和医院？这里面是否有腐败问题？还有，地震与水电开发是不是有一定关系？这些问题都应该允许公众讨论，政府有关部门则应当公开相关的所有信息。另外，政府已经宣布将投入700亿元重建资金，再加上数以百亿计的社会捐赠，这些资金和款项的使用，也理所当然地应该纳入公共的视野、并置于最严格的监督之下。这些问题的公开讨论和灾后重建的公民参与，对于公民意识的觉醒、对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对于政府责任伦理的教育，都是极为可贵的机会。

5年之前，王元化先生在评论SARS事件时曾经提出警告。他说，“我们必须注意，在危难时刻所显现的美好人性，倘不加珍视、培育、巩固，是会稍纵即逝的。......（SARS是）我们长期以来蔑视人文精神，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养出来的责任伦理、公民公德、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等等，必然产生的恶果。我希望通过这次SARS的经历，全社会都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

1998年的大水灾后，2003年的SARS事件后，中国都出现过一个相对“开明”的时期，给当时的人们许多期待；可惜后来的演变都不尽如人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民参与的大门重新又关上了。这次地震，或许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在抗震过程中，人们看到民间力量在成长，看到许多美好事物在涌现。希望这些都被珍惜呵护。希望中国能够跳出这个5年一次的轮回，由此开始迈向一个真正维护人权的法治社会。

□  公民月刊

钟共钟央

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到GCD的一点点进步趋势, 照此速度下去, 30年后民主化也许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