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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柏杨去世的消息后，大陆的评论家、作家、出版人纷纷撰文表示哀悼。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和陈晓明都认为柏杨是传统文化痼疾和世俗社会的犀利、直接而真诚的批判者，直率地指出了问题的所在，作品意义深远。
白烨：敢说真话最得尊敬
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认为柏杨的地位很特殊，“如果把他看成一般的作家就缩小了他的作用，他的影响不仅在文学界、文史界，甚至到了思想界。他用散文、杂文的形式来做文学批判，用文学的方式做历史的反思，对中国文化有非常大的贡献。”
白烨认为，虽然柏杨人在台湾，但其“酱缸文化”理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自醒、再认识，对大陆民众的影响非常大。“我看了他的很多作品，受益很大。再找到一个跟他类似的人很难了，学问深厚、宽泛，考虑问题高瞻远瞩，一般的学问家做不到，作家更做不到。”白烨说单单柏杨的写作热情就足以让所有人尊敬，“他年纪大了依然坚持写东西，而且写得非常多，单是工作量一般人就难以企及。”
在白烨看来，敢说真话是柏杨得到尊敬的最大原因，“他的真话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他说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每句话都打在七寸上。”白烨说柏杨的作品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丑陋的中国人》，“让我很震惊，以前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这本书我放在床头经常看。”白烨认为《丑陋的中国人》可以让国人看到自身的不足，知“丑”近乎勇，“《丑陋的中国人》以前是他个人的思考，现在变成了共识，只有知道自己的问题，才能前进。”白烨认为柏杨身上有很强的当代鲁迅风格。
陈晓明：柏杨的文章不死
著名文学评论家、北大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陈晓明与柏杨的私交甚厚，得悉柏杨去世后，他在博客上写了《柏杨的文章不死》的纪念文章。陈晓明认为柏杨是激烈的世俗社会的批判者，抱着提升中国文明的愿望，希望民众革除文化陋习，强化道德操守，虽然其在作品中罗列出来的文化病症并没有完全根治，但柏杨本人及作品的意义依然深远。
陈晓明认为柏杨尖刻地批判中国人，是由于他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直率地指出来是为了让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他让大家睁开眼看事实，很有勇气。”
对柏杨的杂文，陈晓明认为有为平民伸张正义的激情，“对社会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柏杨都给予关注，并毫不留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柏杨的杂文极富号召力之所在，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在柏杨的作品中，陈晓明认为能显露出柏杨良好的古典文学和历史修养，比如在其论述女性的文章中，有不少信手拈来的古代典故传奇，“说起古代的女子，古代的那些婚恋奇事，柏杨说得照样趣味盎然，既针砭旧弊，又发人深省。”
陈建功：未曾谋面遗憾不已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作家陈建功得知柏杨去世后，心情颇为沉重。据他介绍，他与柏杨交往甚多，但从未谋面，对此遗憾不已。“早在1984年，柏老就积极推进两岸作家进行交流。那年柏老通过朋友找到我，让我组织大陆10位作家的作品到台湾出版，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我担任现代文学馆馆长后，大批柏老手稿、藏书、影像资料等捐赠文学馆。此后，柏老小说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柏杨先生和香华女士找到我为书写序。”
在陈建功看来，作为杂文家和史学家的柏杨，他的许多文字都以猛烈抨击社会痼疾和社会黑暗面为主题，《丑陋的中国人》《酱缸，千年难醒的噩梦》等代表作，以独到的思考和深刻的剖析，警醒着一代读者。
朱洪海：系列作品最近推出
与柏杨一家关系密切的大陆出版人朱洪海得知柏杨去世的消息很意外，“4月25日我还在MSN上问香华老师关于柏老的病情，香华老师告诉我，虽然情况不太稳定，但不那么危险了。当时我劝她说，现在天气好一些了，如果可以的话，尽早让柏杨先生回家住吧。没想到柏老这么快就走了。”
朱洪海介绍，大陆制片人周冰冰此前买断了柏杨长篇小说《旷野》的影视剧、话剧改编权。周冰冰介绍，《旷野》将于明年开拍，现在正在剧本改编阶段，导演和演员还未确定。周冰冰回忆最后在台湾见到柏老时，他为她题了一幅字“回大陆真好”，后来又在这句话前加了一个“重”字。在周冰冰看来，柏杨晚年最大的心愿是回大陆，然而随着他的离去，重回大陆成了他永生的遗憾。
朱洪海介绍，也许是巧合，柏老的一系列作品在最近推出。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他的《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典藏柏杨”系列则刚刚上市。
本报记者 卜昌伟 许青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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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柏杨去世，人们纷纷撰文悼念。许多读者知道他，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可说是适逢其时。那个年代，正处于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禁锢太久的思想需要突破。柏杨的“酱缸”文化批判让人想到鲁迅，也影响了不少年轻的思考者，对“文革”的反思成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要是柏杨知道，今天的一些年轻人已经在网上指责他诬蔑华夏文化，就像当初一些台湾人和海外华人骂他一样，他一定会对历史的诡谲心生无限感慨。
　　相关新闻：柏杨去世
　　在柏杨看来，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中国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品质堕落的社会。”这种“酱缸”文化产生了“权势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魔术和诈欺”，“僵尸迷恋”，“窝里斗，和稀泥”，“淡漠冷酷忌猜残忍”，“虚骄恍惚”等后遗症。国人普遍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好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
　　这种缺乏学理的情绪性表述确实能振聋发聩，切中要害，但是否能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答案却似乎并不乐观。就如同当年的寻根文学，无论是揭示传统文化的非理性，还是描绘传统文化的和谐宁静，都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干。90年代以降，思潮转向，人们开始重视制度建设，强调法治维权，鲁迅、柏杨们的文化批评遂被看成是文学知识分子的进路，缺乏建设性和实际操作性，其负面意义甚至大于正面意义。
　　这些年，作家们对社会问题保持沉默，原因之一或许就在此困惑吧。只有在思想文化的领域，他们才说得起话。当新闻开始取代文学揭示真相的功能，文学思维不再被看做是社会问题的全部和真确的反映时，柏杨便不可避免地要被淡忘了。
　　其实，柏杨的文化批评是对公众的，不是对权力的，我觉得其最有价值的部分就在于，指出中国文化是一种官本位文化，“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但他将所有社会问题都归于传统文化或国民性，这对于我们要促进社会进步确实不是很适合的思路。而且，今天的文化已经不全是传统文化，它已经加入了许多新因素，早已经属于一种更大范围的世界性文化。比如，对于说实话就会遭到迫害，柏杨认为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就显得有点不着边际，没有什么意义。
　　但这不是鲁迅、柏杨们的错，他们尽了自己文学知识分子的本分，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对于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之争，我个人认为不应当简单化。历史现象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文化与制度也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的关系。比如，人们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是制度决定论；也有人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是文化决定论。二者都有一定道理。制度培养了一种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制度选择。例如，近来在反对西方媒体的歪曲事实时，个别人狭隘民族主义的非理性表现，弥漫于网上的脏话毒话，仍然能从中看到柏杨所说的那种“自我膨胀”的从众心理，就与某种民族文化心理有关，而与政府的理性主张相悖，这在客观上显然会阻碍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和政制改革。
　　在每一个国家，都有那么一些特立独行的思想者，他们是本文化的解毒剂，尽管他们也常会说一些尖刻的未必正确的话，但却能让一个民族清醒，始终保持反思的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活力。对于这样的思想者抱着一种理解的态度，甚至以之为骄傲，是一个民族强大自信的表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杨追求民主自由矢志不渝的一生值得我们感念，他对国民性的批评更值得我们思考。□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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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鲁迅到柏杨，这些巨匠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很多被刻意精英化的中国“文化”进行平直阐述，让民智开启，让文明从金字塔尖一小撮人的独享变为公众共享，不再让一种声音独霸头脑，这是春秋之后两千年最伟大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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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仁兄高论！


100多年前，满清中兴三大臣之一的胡林翼在镇压完太平军，志得意满地在长江边巡游，看见洋人的“小火轮”逆流直上，打起来的浪都可以掀翻清军船只时，当场昏倒，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天要变了。”一两只在今天看来根本不值一提的小火轮，硬是吓趴了这位骁勇善战的湘军悍将。
之后的历史众所周知，自工业革命以来，本族文化已远落后于西方主流文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满清虽是独裁政体，却也并非不爱国，无奈综合国力不如人，强国有心无力。初时也只是认为中国技不如人而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使得洋务运动仅停留在器物层面上。及至甲午之战，才一朝梦醒，然而对上层建筑的革新势必触犯到权贵利益，变法百日夭折，辛亥革命遂至。
传统文化陷我华夏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学东渐早已成为当时有志之士的共识。只是标本未定，崇日派发起戊戌变法，崇美派发动辛亥革命，崇苏的高呼“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传统文化糟粕多于精华已成定论，不然，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诸先贤为何要高擎“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德先生与赛先生可都是舶来品。
有人说，国人健忘，皆因在中国，总有一只无所不干的手，无时无刻地不在删改历史，教育大众，操纵着国人的思维。一个倡导国际主义的政党近年来扛起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大旗，欲革命时，传统文化被说得百无一用。上得台后，马列主义不管用了，传统文化摇身变成爱国主义的一部分，导致一些国人信心满满，开始给西方文化掐指算命了。历史真是一个任政客装扮得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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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secretest;2186195
一个倡导国际主义的政党近年来扛起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大旗，欲革命时，传统文化被说得百无一用。上得台后，马列主义不管用了，传统文化摇身变成爱国主义的一部分，导致一些国人信心满满，开始给西方文化掐指算命了。

这是很客观的观察评论。

温家宝掉书袋的样子很令人恶心，两句大白话都说清楚的谁都懂的大道理，非得辛苦的翻古书找典故装渊博，这么虚伪的家伙当总理，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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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是传统的外儒内法统治手法的体现，每个班子都需要一个亲民者，给民众以信心。前有周恩来，胡耀邦，现为温家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