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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
----纪念胡耀邦
作者：李锐    文章来源：苹果日报    点击数：42    更新时间：2009-4-15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刚刚走出“文革”动乱，却依旧被极左阴霾和桎梏所笼罩禁锢。衝破阴霾和打破桎梏的，是胡耀邦发动、领导和全力推动的振聋发聩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冤假错案的大平反。他以非凡的勇气，破冰般打开思想解放的局面，掀开了改革开放大潮的序幕。今年4月，是耀邦逝世20周年，我谨以此文向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缅怀。为什麽用这样一个题目呢？还是借用鲁迅的说法：中国自古以来，专制王朝，老百姓当惯奴隶，少数官员效忠当奴才。过去共产党是必须当驯服工具，群众学雷锋当螺丝钉，少数奴才们助纣为虐。

不正常的党内生活

要谈胡耀邦，不得不先谈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任何党员都是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观念深入人心，也作为组织原则贯彻下去。作为一个实质上的农民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缔造者。毛泽东这个人很複杂，毛的周围有一帮人。

毛泽东最喜欢的人是高岗、林彪和邓小平，曾打算让高岗当接班人。高岗有他的本事，属于“绿林豪杰”，毛很欣赏。我当过高岗的政治秘书，他喜欢下围棋，晚上同我下棋是从不接电话的。离休后我负责编中共组织史资料，从打AB团起，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 万。延安时期抢救运动打了1万5千个特务，但事实上一个打入党内的特务都没有。我问过黄克诚，在江西时他就感到，毛有两个毛病：一是脾气太坏，二是任人唯亲。井冈山下来在福建选前委，多数人投陈毅的票，毛泽东就甩手不干了。后来陈毅去上海找周恩来，周让陈赶紧把毛请回来。如萧克没投毛的票，毛对萧一直记在心上。

没有林彪的吹捧与参与，“文化大革命”可能搞不起来；“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就垮了。后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1989年“六四”风波，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连毛泽东活著都不可能干出来的事，邓小平却干了。“六四”期间，他听信李鹏和李锡铭谎报“学生动乱”的谗言，要实行军事戒严，萧克、张爱萍等7位上将联名上书反对武力镇压，他毫不理睬。

总之，80年代的局势对耀邦来说，很难办，上面两个老人压著。邓小平赞成“权威主义”，他认为中国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耀邦告诉过我，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谈不拢”，胡耀邦在位时，就开不成常委会；“只能有一个婆婆”，这是邓小平让薄一波向陈云传达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在经济上比较坚定，如成立“特区”，这是一个创举。而陈云仍坚持“鸟笼政策”，这是原则性分歧。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不管黑猫白猫”，“摸著石头过河”，不为既往的正统理论所限制，敢于突破，这是有极大功劳的。而陈云仍跳不出旧框框，1989 年，中顾委发了个“一号文件”，刊载了陈云同赵紫阳、胡启立、李瑞环1987年以后的谈话，他说：“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对“六四”风波，陈云则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顾委，我们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反对镇压，几个月批斗，将要开除党籍，是陈云挽救了我们；他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陈云对胡耀邦有看法，认为他在人事上用“青红帮”（青年团、红卫兵）。1982年初我已经65岁，决定在电力部退下来。这时陈云要我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意见极其坚决，促我上任，还误会我是“能上不能下”、不愿当局长。于是我只好服从，于该年3月调入中央组织部。上任后我只见他一次，见了面就说要“顶住”，言下之意就是顶住胡耀邦。1987年耀邦在“生活会”上被以前的战友王鹤寿揭发，非常伤心，他曾对王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王鹤寿的侄女后来向我透露，揭发耀邦是陈云的命令。

除了两个老人，当时还有两个“左王”看不起他，在两老之间讲閒话，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邓力群。胡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改革开放以后，主要在意识形态上，胡乔木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他是个两面派，真正的两面派，今天这样明天又翻过来。我跟胡乔木的渊源很深，对他比较瞭解。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的时候，曾收集了毛主席20几篇旧作，印了50本，给中宣部1本，胡乔木要求全部上交，责备我“此种事，有害无益。”我年少气盛，写了一本《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1952年我调到北京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居然又要我到中宣部管党史。没有他支持，《庐山会议实录》也出不来啊！张闻天纪念文集出版前，夫人刘英写信要我写篇文章，后来胡乔木把书的主编叫去加以训斥：“你干嘛让李锐写文章？”主编说是刘大姐让写的，他才不吱声了。像胡乔木那样的人，不当奴才不行啊！他愿意当奴才，因为有好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人物。

1986年，邓力群把陆铿同胡耀邦的访谈交给邓小平，引起邓的震怒，这也成为1987年1月“生活会”后胡耀邦下台的一根导火索。1987年春，陈云让王震等人活动，把邓力群抬出来当总书记。我在1987年7月11日给邓小平、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除了揭发他抵制改革开放外，还述及他在延安抢救运动时犯的一件严重政治错误。邓小平14日批示，撤销邓力群的职务，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三人也画圈了，制止了这个危机。

除了一些小事，胡耀邦和赵紫阳合作比较融洽，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一致的看法。那两个“左王”趁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穿梭，大进谗言。这两个“左王”对改革开放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又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污只搞了28天，幸好被胡、赵联手制止了。

1987年的“生活会”上，耀邦被迫作了检查，听说离开会场后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他在担任总书记时就说过：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 左王”的明枪暗箭与各种阻挠，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堪忧，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胡耀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胡耀邦是红小鬼，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他碰到第一件事是打AB团，几乎丧命，此事终生难忘。此后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他都尽可能予以抵制或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有益之事。耀邦历来对“政治挂帅”有自己的看法，不喜欢搞条条框框，坚守言行一致。 “大跃进”失败后，1960年就主张恢复长途贩运；他曾公开讲话：“衣食足而知廉耻，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饱肚子”，不怕被扣“修正主义”帽子。

胡耀邦能在共产党内出现，非常了不起，战争年代出来的人，服从惯了，更不容易了。他独立思考，他不当奴隶，更不愿意当奴才。延安抢救运动时，到处大抓特务，他当时担任总政组织部长，自己做了个试验，找几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年青人，一逼供信，就都承认是特务了。于是他立即找毛主席说，不能再干这种事情。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5年前，耀邦去世15周年时，几位团中央的老同志编写《胡耀邦传》，我为这本书写过一个序言。这个序言里提到：1950年到1952年，担任川北党政领导时，耀邦亲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约”；土改中实行保护富农和对地主的温和政策；不许农民乱罚乱斗，进城抓人。当年邓小平这样评价他：“有主见，不盲从。”

1952年到1966年，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提倡八个大字：“朝气蓬勃，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弄虚作假。要有实干的精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认为执政党尤其要这样要求。战争年代，形势逼得你非实事求是不可；执政以后，即容易自以为是，走向反面；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深入实际，尤其需要民主制度和党的纪律的保证。1954年10月，《中国青年》编辑问他，“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耀邦回答：“无产阶级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它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1957年反右派时，他不在国内；回国后，对团中央打的右派进行安慰。他同我谈过，生平憾事，对项南和苏进没有保护好；两次自责，批斗彭德怀时没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党籍也举了手。

1962年下放湖南帮助工作两年时，他亲自到浏阳、醴陵、平江的生产大队蹲点。四清运动开始，对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骤都作了规定：凡属集体瞒产私分，不做处理；手脚不乾淨的，公物归还，不搞坦白检举；群众向干部提意见，只“背靠背”；同时号召“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动。 ”湘潭地区因此没有发生乱斗和影响生产，大家都满意。

1964年12月到1965年6月，在陕西第一书记任上，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运动越来越左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展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主题的超前民主改革，纠正社教运动中侵犯人权的错误作法。发出这样的号召：“社教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要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民主要过硬”；“领导人要听反对的话”。他强调“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同时，恢复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发展乡镇企业，提倡植树造林（谁种归谁）。当年在西北局的领导下，陕西“左祸”特别严重，耀邦本人被叶剑英保护先行回到北京，他的副手等则受到十年迫害。

耀邦在“文革”中始终是清醒的。初期同团中央几位书记同舟共济，每天有几千上万人来揪斗他们。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说过“太阳也有黑点”；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他说过“康生一贯左”。他只承认学习不够，工作有错，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有次在长辛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红肿。他认为毛泽东骄傲了；“不让权，不做自我批评的。”“骄傲害死人呀！”他曾歎息“搞了八年还看不到头”，“多行不义必自毙”。

文革后期，耀邦负责科学院工作，主持起草了《彙报提纲》。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最早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而否定了“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错误提法，并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长征”的报告。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彙报提纲》成了集中批判的“ 三株大毒草”之一，他又受到残酷斗争。

由于上述这些事例，我们知道耀邦一生历经革命磨练，特别注重理论实践的结合，尤其看重实践效果，因而能抓住过去党和毛泽东屡犯错误最终走上文革绝路的症结，那就是毛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做法，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的绝对统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领袖专政。

耀邦对中国问题的反思

从投身革命到最后辞世，胡耀邦在党内生活了60年。对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痼疾，他有透闢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结果，使他形成了许多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念。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法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扬知识分子的才能；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取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他提出和实施的许多政策主张，尤其坚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都体现出一种超越原有意识形态的人类普适价值。即便发生1987年的“辞职事件”后，他的思考仍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深刻。一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从人类文明的视野，来思考国家、民族、政党的前行方向，过去在我们党内，确实是鲜见的。

推进改革，完成耀邦的遗愿

胡耀邦去世，是中国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为师、为友、为长者、为楷模的人很大不幸。但中国出了个胡耀邦，共产党里出了个胡耀邦，这又是中国的大幸。胡耀邦否定“文革”最彻底，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最坚定。他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对于“左”祸肆虐的记忆可谓刻骨铭心。他重视自由、民主、人道，熟悉西方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面的，在“文革”时便不盲从，常说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思考。他力主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应健康发展，一定要避免过去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错误，并主持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

1989年4月20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大会上对耀邦一生作了评价，悼词是经过邓小平和中央负责同志讨论过的，还是比较公正的。但由于1987年1月“生活会”上强加给他的那些不实之词，以及迫使他下台的做法，曾使得党内外广大党员和群众为之愤愤不平，以致后来引发了“六四”政治风波。对胡耀邦的作为，要有一个全面公正符合实际的总结，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形象问题。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昨天，也就掌握不好今天和明天。

今天，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已不在了，两个“左王”的干扰也不存在，这是一种便于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好形势。第二个“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做过总结，对邓小平也应当照此办理。这样，进一步全面改革开放的路就会好走一些。经过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但代价太大，单位能耗和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居世界前列。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大概佔全世界的15%，可是我们用掉的煤炭大概佔世界三分之一。更可怕的是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现在全国人口的0.4%掌握了全国财富的70%，贫富悬殊比美国还要厉害（美国5%的人口掌握佔60%的财富）。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结，使共产党沦向了一个利益集团、构成了新兴的权贵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近几年来，中央领导人陆续提出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物质、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治国方针，这些善良的愿望明显优于30年前的“四个坚持”，但要真正落实，前提是不能再走一党专政的老路，必须按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价值规律，即自由、民主、法治、宪政来治国理民。这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对它的解决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政治体制改革千头万绪，我建议首先从开放言论自由、实行舆论监督，和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收入、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入手；必须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法治国，实施宪政。“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这是我88岁自寿诗中的尾联。现借此文，再次呼吁，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计，为国家、民族和天下苍生计，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胡耀邦的辞职和辞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观点，迄今还有许多没有付诸实践，尤其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引出了许多危机。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一个在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跋涉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拥有这笔精神遗产也实为大幸了！（2009年2月）

作者简介

现年92岁、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素以敢言著称，也因敢言而先后被毛泽东重用、弃用，近年被称为体制内的自由派。 2006年，李锐曾致函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希望中共停止以党代法以重建信誉。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李锐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指中共若不落实民主，便会危机丛生。

1958年初，李锐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助理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时，曾向毛泽东陈述三峡工程引发的问题并提交文章，获毛赏识，毛还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李就当了毛的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不少人不敢公然反对毛领导的“大跃进”，但李大胆直说，其后被开除党籍，文革期间被关在秦城监狱8年。至1979年，李锐获平反，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其后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Charley

好文章。希望中国多些胡耀邦，李锐这样的人物！

capitalist

纪念胡耀邦

我爱MONTREAL

岳青山：李锐的“毛泽东秘书”身份及其“手记”名义考辨





                                                        
                                                      
                             
                                                                                                                                                       鉴于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系全局的原则问题；李锐对毛泽东批判、诋毁影响较大；迄今以来，未见系统的批驳，因之，就很有必要对李锐的批毛的错误观点，认真地进行评论、批驳。为毛泽东讨回公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消除其恶劣影响。

然而，李锐信誓旦旦：“平生为文，从来谨慎，已出版的几十本书可以为证。”又说：“中国自己的研究者责无旁贷，自然更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一系列问题作出符合历史的科学说明。”(《反“左”文选》第70、394页)

李锐对毛泽东的研究和批判果真是“为文谨慎”、“实事求是”？果真是作出了“合乎历史的科学说明”？

不是，当然不是。

对于李锐非毛化的错误观点，我在详加分析、评说之前，不妨先从李著《毛泽东秘书手记》一书的封面包装，搞清楚李锐是怎样一个“毛泽东秘书”，领教领教他自我标榜的所谓“为文谨慎”、“实事求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借以对李锐“批毛非毛”，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999 年南方出版社出版了李锐批判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大作。这是他投向毛泽东的一颗“重榜炸弹”，想一举把毛泽东炸得“粉身碎骨”。时下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许多假 冒伪劣，经过业精心包装，足以以假乱真。李锐深悉市场之道，他的有部大作封面名为：《毛泽东晚年悲剧——毛泽东秘书手记》，而这是精心设计、巧妙包装的样 板。

这样一本旨在全盘否定毛泽东晚年的书，一经包装为《毛泽东秘书手记》，自然会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大大地提高产品的 知名度。你们看：連“毛泽东的秘书”都“站出来”批判毛泽东了！既是“毛泽东秘书”，无疑与毛泽东是零距离，一手货最多，又不是记回忆，更没有道听途说， 全属“手记”，它的权威性、真实性还能怀疑！毛泽东的敌人，如获至宝，弹冠相庆。然而。但这却是一种蛊惑人心的虚假包装。

李锐究竟是怎样一个“毛泽东秘书”？

令 人困惑不解却是：李锐既是“毛泽东秘书”，为什么几十的来，中央公开的正式文件中，李锐作过毛泽东秘书，竟然查无实据？为什么这些年来，毛泽东身边工作人 员写了那么多回忆文章，却无人提及？又为什么《毛泽东传》（1949一1966），上下两大卷，洋洋130万字，竟无一处提及毛泽东的这个秘书李锐？

好在李锐自已多次讲得较清。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李 锐说：1958年年初南宁会议接近尾声时，我是为三峡问题去与会的。我与林一山关于三峡问题的发生争论。“就我个人来说虽然三峡的争论结束了，可是一种' 百年难遇幸运’却降临到我身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辩论结束这之后，毛泽东以秀才的名义嘉奖我，要我当他的秘书。我以工作繁忙作推辞，结果还是要我做他的 兼职秘书。”（《手记》第373页）在《手记》的另一处，李锐还讲到，毛泽东在上海会议讲到这个问题时，把这种“兼职秘书”称为“通讯员。”他说：我要找通讯员，一部一个，人由我自己找。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么我不可以找？我已经找了个李锐。（同上书，第220页）对此，我还是相信是真的。

只 不过按照李锐自己的这种说法，他当的也只是毛泽东“兼职秘书”，而不是毛泽东“秘书。”这种兼职秘书，一个部一个，确切地说就是“通讯员”。不然，一部一 个，岂不秘书成灾？看来，毛泽东的本意，是在一部找一个通讯员，直接向他反映中央各部的工作实情。事实上，李著“述职”，也无非是大跃进中给毛泽东上了三 次书。

李锐的这本书，所作的精心包装，主要有三层：

其一，是把毛泽东“通讯员”、“兼职秘书”，包装成为“毛泽东秘书”。

因 为按照李锐自己这种说法，毛泽东曾先让他“秘书”，他自己“以工作繁忙作辞掉了”，结果还是要他做毛泽东的“兼职秘书。"这种通讯员、兼职秘书，当然不同 于专职秘书。李锐是的主职是水利部副部长，兼职是毛泽东的通讯员、秘书。专职秘书和兼职不是一回事，两者的相距十万八千里。李锐却在封面要把“毛泽东兼职 秘书”中的"兼职"二字去掉，摇身一变，成"毛泽东秘书"。

试问李锐：为什么在毛泽东走后23年，把自己本来已经辞掉了的“毛泽东秘书”的桂冠，可以不经毛泽东“同意”，就擅自戴到自己的头上？这不是欺世盗名，假冒伪劣呀！

其二，把短暂的“兼职秘书”包装成为长期“毛泽东秘书”。按李锐自已的讲法，他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任职时间，受命是南宁会议的末尾。大抵是1958年1月下旬。去职在庐山会议的后期，大约是1959年8月中旬。总共只有短暂的19个月时间。

而李锐在《手记》中批判毛泽东的内容，在时间上涉及五十年的跨度，上迄毛泽东的旱期的思想和活动，下至1997年“十五大”《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李著封面包装为《毛泽东秘书手记》，这就刻意误导，本书所论几十年的内容，一概出自在任“毛泽东秘书的手记。”

请问李锐:你当毛泽东兼职秘书只有18个月的短暂时间，又怎能涵蓋得住五十多年的漫长岁月？这岂不是把18个月的“毛泽东秘书手记”，冒充为五十多年“毛泽东秘书手记”?

其 三，把李著对毛泽东的批判、攻击和诽谤的全部言论，包装成为“手记”。何谓手记？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的《现代汉语辞典》对手记是这么解释的：“1、亲 手记录；2、亲手写下的记录。”（第1204页）可见，手记有原始记录的鲜明特点。李锐的反毛大作中，有不“手记”的东西有？不是完全没有。例如，论及庐 山会议问题，就有些出自他的“笔记本”，这是“手记”；还有李锐1958年给毛泽东上书的一个底稿，这是“手记”。但这种“手记”的东西，在李著中，实属 凤毛麟角。把全书都包装成毛泽东秘书“手记”，则是“假冒伪劣”？只当了18个月的“毛泽东兼职秘书”，能“手记”出前后长达五十年的内容？这真是天方夜 谈。

顺便提及，1993年贵州民族出版社推出过《毛泽东和他的四大秘书》。李锐难说全不知晓.以担任毛泽东秘书的任职时间而论，田家 英18年，陈伯达30年，周小舟也有2年多。李锐据他自己说也仅只担任19个月的毛泽东“兼职秘书”，却位居“四大秘书”的第二位，真叫人笑掉了牙。如果 李锐对此事全然不知,那就只好别论。

仅从李著《毛泽东秘书手记》的这种虚假包装，就可清楚看出，李锐是怎样一个“毛泽东秘书”了.他对毛泽东的批判，所谓“为文谨慎”、“实事求是”，是假的。

李锐多次提出，思想战线也要“打假”。这个主张切中时弊。很好，很好。只不过李锐的这个“非毛”大作封皮招牌，就是十足的的“假冒伪劣”。可悲，可悲！

这就作为我对李锐对“非毛”的评论的一个开头吧。

2dian

纪念胡耀邦-----导致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