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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上海钓鱼执法迷局：执法部门钩车已成公开秘密

因为好心搭乘陌生人，司机孙中界不幸被“倒钩”，为证明清白而自断小指。一个多月前，张军同样因为好心搭乘“胃痛”的路人，车子被“钩”走。钩子现象再次浮出水面， 一时，关于“钓鱼”行动非法、危及道德底线、危及政府公信力的声讨，再次风起云涌。上海，这个世博倒计时中的城市，在钩子迷局中，正经受着一场关于执法文明形象的考验。
　　南都周刊记者·谢海涛 单崇山 上海报道
　　“这是昧着良心说瞎话。”张兰平对着摄像机镜头说。10月20日，上海浦东沪南公路9758号，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外面，数十名自称遭遇钓鱼式执法的群众在此讨要说法。
　　张兰平手里捏着一张报纸，上写着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严良民的话：绝大多数都是有人来举报后，执法人员再根据线索到现场侦查布控。发现有金钱交易了，我们才会上前抓人。
　　左手吊着绷带的孙中界，对着CCTV的镜头，愤怒地说着什么。10月14日，因为好心搭乘陌生人，他不幸被“倒钩”，为证明清白而自断小指。
　　在孙中界怒讨说法的同时，张军还在外地出差。一个多月前，这位圣戈班集团中国磨料磨具公司市场经理，同样因为好心搭乘“胃痛”的路人，车子被钩走。
　　张军和孙中界的不幸，使得职业、半职业举报人剧增以来，钩子现象再次浮出水面， 一时，关于“钓鱼”行动非法、危及道德底线、危及政府公信力的声讨，再次风起云涌，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一年前奉贤的钩子被杀案。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上海市政府第一次对类似事件表态。而随着闵行和浦东两区交通部门对“放倒钩”的否认，这个世博倒计时中的城市，在钩子迷局中，正经受着一场关于整体文明形象的考验。
　　胃痛与天冷
　　“人家胃痛关你什么事！？”此句出自上海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名句，目前已有私家车主将其贴在车上。这是张军的内心之痛。
　　9月8日中午1点，张军驾车从闵行华宁路往剑川路行驶，在元江路口等待红灯时，路边一人上来敲车门。这个30多岁的男人，表情痛苦，自称胃痛，打不到出租车，请求带他一段。由于顺路，张军经不住哀求，就让他上了车。
　　男子坐上副驾驶位，手指像弹琴一样，在膝上东敲西敲，不见了痛苦的表情。张军注意到他的手指，皮黑，关节粗壮。他有点怀疑，男子是不是小偷。
　　车子开到北松公路右拐，至北松公路1358号，上海中马皮件有限公司过去一点，男子要车停下，往后倒。急着上班的张军有点不耐烦，一想到他就要下车了，也就把车倒了下。车子停下几秒钟，男子往外看，忽然转过头来，就拔钥匙。这时，七八个人从皮件厂跑了出来，是交管部门的执法者，说张军非法营运。
　　与张军遭遇“胃痛”相比，一个多月后，18岁的小伙孙中界遭遇的是“天冷”。
　　10月14日晚上7点多，庞源建设机械工程公司司机孙中界，开着公司的金杯面包车，沿闸航路从闵行区驶向浦东航头镇。“到召泰路口时，一个男的冲到路中间拦车，我只好先停车。”孙中界说。“他说要去航头，等了一个小时也没公交车，也叫不到出租车，天很冷，问能不能捎他一段。”三天前刚到上海的孙中界还没作答，对方就拉开车门坐上来。
　　孙中界听说过“钓鱼”抓黑车的事，还问了句：“兄弟，你是不是‘钓鱼’的？”对方没应答。在车上，两人交流不多，对方问孙中界该给多少钱，“我7月才拿到的驾驶证，技术还不熟，只顾着开车，没回答他。”孙中界说。
　　车子开到闸航公路288号附近，罗宾木业的广告牌下，男子让停下，“车停稳后，他左手把一张钱放在车前台面上，跟着侧身用拔车钥匙，左脚也伸过来死死踩住刹车。”
　　紧接着一辆绿色商用车从金杯车右侧冲出，斜停在车前，车上下来六七个人，把孙中界从车里拽出来，刚掏出准备报警的手机也被抢走。孙中界挣扎了两下，就被反剪双手押进了另一辆车。该车沿闸航路向东开了几十米，拐入一条胡同，孙中界又被押上一辆埋伏在此的依维柯车，他发现车还上有另外一个也已经被钓的人，叫何亚雄。
　　在车上，几名自称执法者拿出写着“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调查处理通知书等，要孙中界签名。孙看到有图章敲着“该车无营运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业务”的字样后，拒绝签字，并继续要求报警。但对方拒绝归还手机，禁止他下车。“一直呆到快九点，我要小便，但他们说不签字就不让下车。”孙中界说， 当时没有人出示任何执法证明。
　　孙中界回到公司，向哥哥孙中记讲述了事情经过。“你傻啊，不知道现在好事难做么？”孙中记只能这样训斥刚成年的小弟。孙中界回到住处，一腔愤懑无处发泄，他把左手放在案板上，右手举菜刀砍向小指。“我只能这样表清白了。”孙中界说。
　　他们的维权之路
　　9月9日，张军的维权之路，是从向闵行区建交委交通科反映情况开始的。交通科的万科长说，没有雇社会人士诱骗车辆，“很可能是一部分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配合执法”。5天后，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他被“强制性要求”放弃陈诉和申辩的权利，否则就无法取回车。当天下午，他无奈缴纳了1万元“罚款”，开回被扣押一周的福特车。
　　在现实空间维权受挫以后，张军选择了网络。9月10日晚上，他在“爱卡汽车网”发帖：“善良的被骗”。第二天，该帖经韩寒博客转载后，阅读量迅速超过了20万，上海媒介随即跟踪调查，舆论大哗。
　　9月23日，在媒介的帮助下，张军联系上了北京法律学者郝劲松，这位“复式诉讼”理论的提出与倡导者，曾七次提起公益诉讼，状告国家部委及垄断集团，并介入陕西华南虎案件和杨佳案。
　　郝劲松接受了张军代理诉讼的请求。在他看来，当前的中国，很多人都习惯了逆来顺受，当权利被侵犯，当法律被践踏时，他们保持沉默，而张军保持了清晰的痛感，并坚决抗争，他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堂堂站立的纳税人。
　　9月28日，郝劲松来到上海，和张军一起向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决定，退还罚款。10月9日，该案立案。
　　而孙中界的维权之路，从14日深夜开始的。孙中记把弟弟送到医院后，赶回公司所在的闵行区鲁汇派出所，以汽车被抢为由报案，但被告知应该到事发地浦东新区报案，但浦东新区航头派出所告诉他，那边也是执法部门，直接过去交罚款就好了。
　　10月16日上午，孙家兄弟来到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查看问讯笔录后，孙中记认为对方在有意引导孙中界承认开黑车，拒绝签字。
　　10月19日上午，他们再次来到执法大队，意外遇到了十余位车主，其中丁德真、吴大鹏等人在几个月前被扣车，已交过罚款，但都坚持认为自己是被“钓鱼”，他们看到孙中界的新闻，自发赶来，希望也能讨个说法。而车主高席宾、张兰平等人则在最近被抓。
　　所有人都一脸愤怒，承包污水处理工程的浙江人邹长根喊着“土匪”跳下出租车，他甚至带来了十几名工人以壮声势。10月14日晚，邹长根开着一部江陵越野车在闸航路被钩，“他没掏出钱，外面人就围上了，我车上还坐着三个工人，装着生产工具，怎么可能是黑车，我的工人还被打伤了。”
　　与浦东受害者彼此取暖相比。张军的遭遇被媒介披露后，也先后有10几位受害者找上门，这些人中，有被倒钩时老伴胃癌手术，车还是抢走者；有被暴打，两审败诉者；有被倒钩后丢工作，夫妻不和的……他们的遭遇，让张军心酸。
　　钩子之说的罗生门
　　10月19日，在孙中界在执法部门做笔录时，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严良民接受采访时表示，执法大队不可能雇人当“钩子”。此前，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朱伟忠把当晚的执法行为，解释为具有即时性特点，基本有车子行驶至检查点，执法人员就上前予以询问。
　　而在一些司机看来，该说法并不能服众。做石材生意的江苏人丁德真2009年3月18日被抓车，在其《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视听资料”被作为非法运营的证据，但丁德真咬定绝没和搭车人谈钱，并要求执法大队出具证据。但至今还没看到证据。而“视听资料”作为证据出现，也使司机们断定自己是被“钓”到的，“哪有热心市民搭车还带录音笔的？”
　　而在一些市民看来，张军、孙中界事件中，现场设伏地点之专业，抓捕配合之熟练，均非即时性执法所能解释。
　　在张军事件中，据记者现场调查，事发地北松公路1358号上海中马皮件有限公司处，以及马路对面，北松公路1501号上海华银日用品有限公司，是有关部门经常抓车处，钩车时，执法车多藏在它们的院子里。
　　在孙中界事件中，事发时，有车从罗宾桥上冲过来，而在闸航公路以东几十米远的一条胡同里，同样埋伏着执法部门的另一辆车，堵住孙车前往航头镇的去路。
　　而何亚雄的经历似乎也能说明玄妙，何亚雄当晚开车，行至先新路召泰路路口时，被一名年轻男子拦下，“他说要到航头，那边老板有急事。”何亚雄于是带上了他。车拐上闸航路向东行驶至同一地点时，搭车人说到了，何亚雄减速靠边，此时一辆车从罗宾大桥驶来，车上突然冲下七、八个人....。.
　　据事后何亚雄与孙中界对证，两人被钩的时间相差半小时，遇到的钩子，都是“20多岁，短发向上翘，背着个黑包”，他们怀疑这是同一人。
　　而据航头镇多名司机介绍，孙、何被钩处， 为执法部门多次设伏抓车处。今年7月21日，航头镇海桥村的桃农唐茂福从鲁汇镇送桃回来时，开到离“南汇人民欢迎你”招牌不远处，看到一个带着数个工具箱的人恳请搭车，那人一上车，就掏出手机，按了几下，没说话。车子开了不到三分钟，经过罗宾木业的广告牌时，前面的小胡同里，开出一辆金杯面包....。.开了30多年车的他，第一次因为好心撞上了钩子，老婆哭了几天，家里5000斤桃子，因为没车运输而烂掉。
　　4038的15次
　　附近居民、司机反映，执法部门一再否认的钩车现象，在上海一些郊区已是公开的秘密。
　　在航头镇，一般黑车司机都被钩过，海桥村人施培成以15次被钩记录，成为名人。他的QQ车号苏AM4038，其最末几个数字4038，甚至成为他的代号。
　　这个身患糖尿病而不便从事重活的农民，自2006年开黑车以来，欠债也达十几万。2007年他被钩7次，其中一次，车子被关4个月，仅停车费就达6000多元。每一次被钩，他几天睡不着，他认为被钩子盯上了，把不幸归结为“太老实”与“命不好”。
　　有时，在路上，他也怀疑乘客是钩子，但他知道逃不了，就老老实实就范。他为数不多的反抗是，今年4月晚上，在航南公路上，他拉了3个人，途中他们让停车。他不停，结果被人掐住喉咙，十分钟后，执法车辆就赶来了。后来他喉咙痛了三天。
　　而在南汇，甚至行政执法人员也会被钩住。南汇区土管局的行政执法人员潘世恩，10日晚上7点，在南汇西乐路口红灯处，一个背书包的小伙子，请求带一程，直接上了车，问他什么话，也不大说。车子从人民西路开出两三公里，到了“小二兆”，小伙子说到了。车停了下来，后面来了两个穿制服的人。潘世恩以为是查酒驾的，就跟着上了执法队的大车，在车上，他们把潘的行政执法证在手里拍拍：“跟我们差不多嘛。”潘世恩说：“我本身也是执法的，但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执法的。”
　　黑龙江人吴大鹏，在附近菜场卖肉，2009年7月20日，他开着一面包车回家，被一名男子拦下，因为顺路，就带上了他，到横桥路目的地时，搭车者说要给钱，“我就说你下车给我买包烟吧，他扔了100块钱在车上，刚放下就从另一辆车上冲出一帮人，连拉带踹把我摁住了，搭车那小子还在旁边拿拳锤我。”
　　拉扯中，吴大鹏的金项链丢了一截。当时吴大鹏也想过请律师打官司，“联系到一个，律师费要6000元，也要折腾两个月，停车费一天就48元，还不如交罚款。”十天后，他交了一万块罚金，把车开回，“没车做不了生意，损失更大，但这口气咽不下啊，我在执法大队门口守了两天，堵拦车那小子，当时就想弄死他，后来我媳妇怕出事，把我在家里关了几天。”
　　至于钩子和执法部门的关系，《南都周刊》记者去年调查时，奉贤区一位前钩子头罗雄透露，是一种松散的关系。执法部门知道大多数钩子的名字，对于骨干钩子，则将其身份证复印件存档。平时，钩子头通过电话管理他们。每当执法大队有抓车任务时，先确定好地段，再由钩子头带着钩子，前去踩点，再和执法人员商定具体地点。
　　据罗雄透露：钩子每钩一辆车，500元奖励中，大头归钩子头，出手的钩子可分两到三百。一个成熟的钩子，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钩子头则可年入十几万。而执法部门，一辆车罚款1万元。
　　由于被扣车辆甚多，浦东新区甚至出现了帮人“捞车”的行当。《南都周刊》记者联系到一名据被扣司机说可以帮忙“捞车”的人，对方在询问了记者的来意甚至籍贯后，表示自己和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某大队长“关系很好的”，但要看过罚单才能谈价钱。
　　郝劲松的特快专递
　　10月18日，远在北京的郝劲松将19封邮政特快专递，寄往上海18个区县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及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申请下列信息公开：
　　从2007年至今，共查获“黑车”多少辆次？罚没款金额多少？上交财政的金额多少？财政返还的金额有多少？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每年下达的罚款指标是多少？有多少位“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假扮乘客配合查“黑车”？对其相应的奖励有多少人次？奖励金额有多少？“乘客”在接收奖励钱款后是否写有收条并签字？
　　郝劲松认为，“倒钩”是“栽赃式执法”的典型表现，与行政执法的正当性不相符，必然导致政府权威及其公信力的丧失，危及社会道德、诚实信用及公序良俗。
　　而面对着官方一再否认钩子的存在，以及过去若干类似诉讼的败诉，张军很是纳闷。特别是，自10月中旬以后，张军感到上海一些报纸的风向开始变了，他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甚至觉得，有人经过各种渠道调查他。
　　同样受到打击的还有孙家兄弟。10月20日上午，浦东新区相关部门对外公布：“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
　　孙家兄弟闻讯后，“我们当然都很气愤，但想想也在意料之中，现在希望全社会都能看到我们。”
　　前一天，张军和记者谈话时，提起 9月8日元江路口的监控录像。“闵行城市交通执法大队刘大队长在电视上说我招手拉客，如果调一下录像，就能证明我不是。”那个路口，一幅大型世博广告让人印象深刻：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10月20日，郝劲松通过电话查询，确认19封邮政特快专递，已寄到上海各区县交通部门。按法律规定，各单位将在15个工作日内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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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上海闵行钓鱼执法当事司机坚持起诉执法大队

上海两大“钓鱼执法”案查实 孙中界(blog)和张军都遇上了“钩子”
　　“倒钩”成双
●浦东“10·14”孙中界事件：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存在“钓鱼”式执法，区长道歉，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 “9·8闵行倒钩案”：执法取证不正当，撤销原处罚决定。
　　浦东“倒钩”事件
　　区政府执法局都要问责
　　本报上海讯（记者吴红林）26日上午，上海浦东新区政府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了“10·14”孙中界事件联合调查组的成员名单及调查结果。
　　据悉，调查结果显示，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一名队员通过社会人员将当天执法的时间和地点告诉了“乘客”陈雄杰，当晚8时许，陈雄杰在扬招孙中界驾驶的车辆后驶至闸航路188号时被执法人员检查，执法人员为陈雄杰制作了笔录作为从事“非法营运”的证据。调查组认为这一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
　　另一方面，调查组在对“乘客”陈雄杰的访谈过程中，其否认还有其他以“乘客”身份作证非法营运的行为；但调查组在抽查其他执法活动案卷中发现了同属于陈雄杰的作证笔录，说明其对调查组的陈述存在虚假。
　　浦东新区区长姜樑表示，对“10·14”孙中界事件，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调查简单草率，10月20日公布的结果与事实不符，误导了公众和舆论；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确使用了不正当的取证手段，所谓“乘客”陈雄杰其实就是“钓头”；浦东新区政府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并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对直接责任人追究相应责任；责成有关部门依法终结对该案的执法程序，对当事人做好善后工作。
　　通气会上，姜樑表示，10月20日有关部门发布的调查结果与事实有出入，“政府应该承认错误，应该表示道歉，光道歉还不行，必须承担责任，区政府、执法局都应该接受追究。”
　　另悉，记者从孙中界律师郝劲松处证实，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已向孙中界道歉，并承诺发回车辆，一切损失可以协商或提供国家赔偿。
　　孙中界：
　　终于还了清白
　　接下来要索赔
　　在听闻了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果后，当事人孙中界表示满意，他当场落泪：“终于还了我一个清白！”
　　孙中界的哥哥孙中记也表示，这样的结果“很公正”，让他们“很开心”。同时，孙中记表示，接下来他们将就该事件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失进行索赔。
　　目前，孙中界已于10月18日出院，其断指修复手术顺利，医院主治医生认为今后可以基本康复。
　　前天，孙中界的律师郝劲松曾要求有关部门在上海、中央以及河南本地媒体上公开道歉。对于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郝劲松表示满意，至于索赔金额，将和当事人协商后再定。
　　此外，昨天早上，郝劲松曾前往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试图取回孙中界被扣的车辆，未获成功。
　　截至昨天傍晚，孙中界的车子依然尚未正式取回。（吴红林）
　　闵行“倒钩”事件
　　处罚撤销
　　本报上海讯（记者吴红林） 26日，上海市闵行区政府也就“9·8”张军事件对外宣布，经调查组查明，张军驾车载客一案的行政执法行为取证方式不正当，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区交通执法大队在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责令下已撤销行政处罚行为。
　　9月8日下午，张军驾驶皖Qxxxxx福特轿车载客在闵行区北松路1358号被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执法检查时查获。9月14日，张军到区交通执法大队接受调查、处理。同日，区交通执法大队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9月28日，张军以该行政处罚决定“没有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违法”为由，向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区交通执法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闵行区人民政府表示，闵行倒钩案反映出闵行区在交通行政执法方面机制有待完善。
　　法官登门：快撤诉
　　张军：定将官司打到底
　　本报上海讯 （记者吴红林）当天下午，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上海闵行区法院的法官居然来到张军所在公司，要求他撤诉。
　　据张军的代理律师郝劲松描述，当天下午，闵行区法院的某法官来到张军所在的外资企业，要求张军撤诉。因为是上班时间，为了不影响公司和同事，张军要求到公司外面谈，但该法官却坚持要在公司里谈，并冲张军大叫：“张军，你回来！”两人一度发生争执，幸好此时郝劲松赶到，制止了这起冲突。郝劲松表示，在与当事人商量后，他们决定：决不撤诉，一定要将官司打到底！
　　“钓鱼执法”曝光后，网上流传一条“最牛车贴”，上书“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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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wn:为什么会这样? 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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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抚养前妻私生子30年 晚年被拒绝赡养

一对命运多舛的老夫妇，含辛茹苦地将膝下独子抚养成人。多年后，在上海某大学毕业后的儿子经过打拼，事业有成收入颇丰。而当老夫妇因体弱多病指望儿子赡养回报时，却遭到了儿子、儿媳一方的无情拒绝。三年前，无奈的老夫妇提起赡养费诉讼，并且得到了法院的判决支持。可之后不久，被判应尽赡养义务的儿子一方却另行提起诉讼，要求解除自己和老夫妇之间的亲情关系。而更让老夫妇心寒的是，儿子的这次起诉，竟然提到了一宗被隐藏了38年的“身世秘密”。

　　　　多年含辛茹苦换来无情回应

　　徐子明夫妇家住洛川东路的一个老式小区内，昏暗、狭小的一室户。在这间简陋的居室中，老夫妇依然珍藏着他们和儿子的家庭相册，因为在他们看来，照片中的徐京波还是当年那个争气、懂事的孝顺儿子，那时徐家虽穷但不乏温暖。而眼下，昔日的小男孩已经是月收入不下5000元的营销人员，结婚生子后还住进了价值过百万元的商品房，可这个看似圆满的家庭，却反而没有了当年的亲情。

　　事情要从1965年说起，当时，徐子明在江西和袁女士相恋结婚。但婚后不久，徐子明便因家庭成份问题，离家四处打工谋生，只能偶尔和妻子团聚。 1971年2月，袁女士在江西产下一子，自呱呱落地的那天起，这个男孩就一直被当成是徐家的后代，直到袁女士以“划清界线”为由和徐子明离婚后，男孩仍然跟随袁女士一同生活。

　　1976年，已经在扬州立足的徐子明和现任妻子吕冠芳结婚，婚后两人就把儿子从江西接到身边抚养。“可能是小时候营养不良，那个时候他骨头软，我们就省吃俭用供他”，吕阿婆告诉记者，当时自己有2亩菜地，为了供儿子读书、吃饭，她起早贪黑在田间忙碌，有时卖菜到晚上9点钟，自己还舍不得吃饭，用省下的钱到小店去买小馄饨，专门送到学校门口给儿子吃。吕阿婆还记得，儿子14岁那年亲口跟自己说，“妈妈，你不要那么辛苦了，等你老了，我会养你的”。

　　1989年，徐子明因落实政策将妻子、儿子的户口一同迁回了上海，徐京波也考入了上海的一所大学，夫妇俩辛勤工作的收入几乎都用在了供儿子读大学上。199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徐京波找到了工作单位，但收入偏低。老徐当时500多元的退休金已经不够一家三口的基本生活开销，夫妻俩决定重返外地另谋生计。期间，老徐举债开办了一个小型玻璃厂，但最终还是倒闭破产。1998年，夫妇俩又向亲友筹借了6万元给儿子操办婚礼。而他们没有想到，婚后不久儿子就像是变了个人。

　　“那年我在扬州病重，打了电话让他回来看看，他回来了，就呆了两天，然后说，他又不是医生，回来能干什么？”老徐说，那次儿子临走还向他拿了 2500元的“电话安装费”。2003年，吕阿婆因车祸断了腿，消息传到儿子、儿媳那，他们仍旧没来探望。“连出院都要向别人借电话打给外地的亲戚借钱”，说到这里，吕阿婆眼中满是泪水。

　　近30年来，除了看病用掉的9万多元积蓄，加上投资开厂的欠债、为儿子婚事的借款，老夫妇仅靠一份退休金根本难以维持基本生活。而在此期间，徐京波已经重新找了一份电脑营销的工作，每月收入不下5000元。老夫妇开始向儿子要赡养费，不料儿子、儿媳总是以收入不稳定、生活困难为由推脱。无奈中，老夫妇于2006年向法院起诉儿子，要求对方按月给付赡养费并承担老人的自费医疗费。2006年6月，法院判决徐京波应按月向老人支付500元的赡养费，并承担老人自费医疗的部分支出。但判决仅隔6天，徐京波却另案提起了诉讼，要求解除和徐老伯之间的收养关系。

　　　　惊悉竟为他人养子三十年

　　在2006年的那次起诉中，徐京波说出了一个让老夫妇瞠目结舌的故事：原来，由徐家自小抚养成人的徐京波，竟然不是徐家的骨血，而是当年袁女士在江西被人欺辱后产下的，这个秘密一直被隐瞒至今，直到近年徐京波和亲舅舅见面后才获知了自己的身世。

　　就这样，依靠一份亲子鉴定报告，徐京波要求解除自己和徐子明之间的收养关系。他提出，自己从小一直被老徐夫妇隐瞒了自己的身世，并被灌输了“遭生母抛弃”、“生母嫌贫爱富”等错误的概念，不但不能和生母重逢，而且还因此自小遭到老徐夫妇的辱骂、殴打。加上近年来在生活上矛盾频频，所以徐京波以双方感情无法和好为由，请求法院准许解除他们之间的收养关系。

　　徐老伯提出，他也是直到2006年徐京波第一次要求解除收养关系时，才第一次知道前妻的遭遇。这秘密被袁家隐瞒了那么多年，自己和吕阿婆始终把徐京波当成是独子无私地抚养着，如今徐京波以血缘、身世为借口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真正的目的还是借此逃避他们的赡养责任。2006年12月，闸北法院第一次驳回了徐京波的诉讼请求。但今年9月，徐京波以自己和老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改善、血缘关系不存在为由，再次提出解除收养关系的诉讼。

　　在本月23日的庭审中，得知这对住着商品房、收入丰盈的小夫妻，从长大成人至今，只在法院执行庭的要求下，向老夫妇支付过不到2万元的赡养费时，旁听席上顿时一片哗然。法官当庭判决，认定即使徐家父子没有血缘关系，但多年的抚养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拟制血亲关系（指本来没有血缘关系或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法律上确定其地位与血亲相同的亲属）。因此，徐京波的诉讼请求被当庭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