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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追求强大理所当然，亦是民众之所盼，但国之强大需与国民尊严并论，正如胡适先生所言，“强大的国家，岂是一群奴才所能建成的？”然而，今日中国，贫富强弱已泾渭分明。少数既得利益者和强势群体话语权不断得以强化，与之相伴生的是弱势群体利益被不断剥夺和侵蚀。

如今打开各大新闻网站，充斥大众视野的是权钱当道、地方政府违法乱纪戕害民众、不法商贩和机构投机暴利的各类报道。人祸加天灾，社会乱象层出不穷。在各大论坛上，谈论最多的也是各种社会积弊。但官方宣传的主调却仍是和乐声声。因水利维护不利旱情深重，遂表彰抗旱精神；因为反腐不力腐败猖獗，遂有了反腐精神；因政令不畅矿难屡发，遂倡导维权精神；因为官商勾结房价飙升，遂歌功民生意识……

但歌功颂德的舆论并不是一块能够掩丑的“遮羞布”。日前，大陆某部委一位参与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官员，就是否要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或提高起征点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个人所得税并不一定要让。现在规范个税征收，清查各种补贴，有很多抱怨，这是不应该的。现在的问题是，真正的穷人是没法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中产阶层声音太大了”。当记者指出，“现在似乎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的人很少”。该高官声称，“这是他们声音太大的表现，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表现，就是装穷”。

暂且抛开个人所得税问题不论，此番话语揭示出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既然“人民当家作主”，穷人没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是何道理？是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还是没有发声的渠道？试问，数量庞大的人大代表又代表了谁？而每年财政税收主要来源的中产阶级表达的话语则被认为是“声音太大，是在装穷”。那么在这个国度里，谁才真正拥有话语权？特权阶层？垄断势力？

在中国，GDP和民生关系很独特，GDP与百姓消费能力一直是反向增长，即承担的劳动量与收入成反比，为社会生产的财富数量与最终收回的财富成反比，生利阶层与分利阶层的分化日益显著。1978年至2008年GDP年均增长9.8%，居民收入增长7%，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长8.8%。居民收入增速不仅低于GDP，还低于消费支出，而且这一趋势正逐年扩大，故长年存在“低工资，高物价，多劳多穷，越劳越穷”的抱怨之声。

经济学家也早已指出，中国中产阶级收入水平相当低，税负却太高。中国目前征收国际最高标准的税率，其中边际所得税为45%，而17%的增值税使中国跻身世界税率最高的国家之列。中国倾向于把税收用于投资，重税则抑制消费。而商品和服务价格对中产阶级而言仍然很高，汽车行业很明显，即使是国产车，中国的价格也是世界最高；进口车价要高出100%，位居全球最高价之列。而中国中产阶级的收入仅为经合组织国家的20%-30%，他们主要依赖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获得薪酬，面对通过公平竞争获得的薪酬被税收挤占，他们发出合理的呼声，却被官方称之为“装穷”。

“利者，歌且颂，不利者，三缄民口”。一个认为“穷人没法发出声音”、“中产阶级装穷”的政策参与者，会给予社会怎样的公平？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既得利益者扭曲改革的力量是否早已渗入政策制定层面？例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一关乎民生的问题，年复一年地谈论，却是年复一年地纸上谈兵。早在2004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调研工作即已启动，六年来已是数易其稿，终未见定论。2010年两会以来，“收入分配”被空前关注，但仍未见明确动向。官方改革方案迟迟未出台的背后是“改革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

在中国提及积弊重重的改革问题，不论是政治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企改制、医疗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乃至经济结构调整等等，只要牵涉到改革，始终蜻蜓点水难以彻底实施，包括基本的改革方案研究，数载甚至是数十载难以推出。理由皆因一个----改革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似乎只要这一理由搬出，就可以缄民口，就可以将改革束之高阁，沦为纸上谈兵。

市场体制的本质应是分权于民，是民为先导，但由于市场竞争性资源缺少效率机制，社会公共性稀缺资源缺少公平机制，广大纳税人和企业创造的财富被日益庞大的巨额行政开支大量侵吞，公共资源被少数人占有把持、挥霍浪费，结果既丢掉了效率，也失去了公平。

众所周知，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力量，但民间力量虽然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却并非发展红利的主要分享者，红利归于国企尤其是垄断型国企，民间力量也就是充当苦力的角色。这种大国寡民的格局，折射出中国市场体制的尴尬。

改革就是要破旧立新，就是要改变不合理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从而达到在政治上更加民主法治，经济上更繁荣强盛，社会更加富裕安康，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但当前的改革，始终在旧制度与新制度之间寻求既得利益集团的平衡，这样的改革又怎能称之为改革？

国富民穷绝非真正的国之强大，民富才是一国生生不息的根本。如果改革始终是纸上谈兵，民众无法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获益者，民生羸弱，秩序不彰，又何谈真正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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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这一句：“强大的国家，岂是一群奴才所能建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