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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些中外国学者提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之后，讨论和争论一直在非官方的层面进行，官方遵循的是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策略。
但是，现在“中国模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官方话语中，最近，在中宣部的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了一套宣传“中国模式”的书，这是该院继批判普世价值、批判民主社会主义之后的又一个动作。“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很可能在官方的支持下泛滥，因为它适应中国共产党增进自身政治合法性的需要。
“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共当政
“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几乎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回答。一般而言，中国学者强调强势政府的作用，赞扬举国体制的优势，歌颂集中力量办成大事的壮举。但这很难说是中国模式，也不是中国独具的特色。比如，张艺谋在谈到北京奥运会给外国人印象深刻的开幕式的宏大场面时，说这还是世界第二，办这种大事的世界第一当属北朝鲜。确实，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与北朝鲜相似的大国，而北朝鲜的特征更明显，如果一定要把二者共同的东西叫“模式”的话，那最好叫“朝鲜模式”而不是“中国模式”。
外国人比中国人直率，鼓吹“中国模式”的一些外国人，比如写《江泽民传》的库恩、写《中国大趋势》的奈斯比特、写《当中国统治世界》的雅克，都认为民主制只适合西方，不适合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是最好的选择。这提示了人们理解“中国模式”本质的线索。
我们在网络上搜索，出现频率最高、出自官方话语的定义是：中国模式的实质，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这里的两个关键因素中，社会主义只是虚饰，不论从市场化的程度还是社会不公平的程度看，不论中外都没有人把中国视为社会主义，其实唯一剩下的，也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只有一条：中国共产党不变的执政地位。
市场列宁主义
上面的定义中，“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值得注意：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在全球化时代，要维持中共掌权，需要与毛泽东时代不同，不能还是闭关锁国，搞“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那一套。所谓“中国特色”，所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不过就是把以前敌视资本主义的态度和政策变为利用资本主义，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公开口号变成心照不宣的“要用市场经济来救党”。
当代政治理论早就有一个名称来描述这种政治怪胎：“市场列宁主义”，这是一种基于马列主义的一党专制加市场经济。这个怪胎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马列主义从根本上说是激烈反对市场经济的学说。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理论上能否自圆其说毫不重要，他们从革命造反的第一天起尊奉的信条就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没有一切。
开始，市场还只是拯救濒临破产的国民经济的补充措施，所以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还持续了好长一阵。后来，各级官员发现“市场是个好东西”，意识形态的顽固被既得利益取代，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演变为执政党，革命理想和革命理念飞灰湮灭，利益成为行为的唯一动力，政权则是利益的根本保证。
“中国模式”的最新脚注
毛泽东曾对政权下过简洁明瞭的定义：政权就是镇压之权。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面貌、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一条没有变。
“中国模式”之下的镇压是以“和谐”与“维稳”的名义进行的，中国民众都知道，网站被封闭了，帖子被删除了，就是被“和谐”掉了，土地被强征、民宅被强拆，出面指挥的是“维稳办”的官员，当打手的是“维稳队”的队员。我本人在2010年10月21日有亲身遭遇，我应邀去捷克驻北京大使馆听音乐和看画展，被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带队扣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维稳办”。
最近，中国当局推出了一个新概念和一套新办法，叫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什么“社会管理”，分明是社会控制！为什么要搞这换汤不换药的东西？是当局意识到了“维稳”已经成了具有挖苦和贬义的词汇，要换一个说法；或者，他们要在行动和理论上搞创新，弄出一个体系？不管是为什么，这是对“中国模式”加上的最新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