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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出了什么?（转贴） 文章来源: 合金剑客 于 2005-06-29 14:42:51 本文分析有条理，较客观，代表了我对老毛的态度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出了什么?（转贴）

　毛泽东无疑是一个旧式文人的典型代表，他以文人特有的政治热情参与到国家政权建构中，既带来了巨大成绩，也造成了巨大伤害。他的逝世，充分宣告了旧式文人参政的弊端和时代的结束，也就是儒士文化的结束。

　　毛泽东的主要功绩是什么

　　　　——熊飞骏

　　　　一个领袖人物的主要功绩，也许不是他“建设”了什么或“治理”了什么，因为建设和治理是国家领导人的基本职能；而是他对国家施加了哪些革命性的影响，从哪些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民族的文明和进步。秦始皇赢政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郑国渠”，使干旱贫脊的关中平原成了地肥水美的千里沃野（“郑国渠”在中唐时期被土蕃兵团毁坏，所以今天的关中依旧干旱如故），但后世评价赢政的主要功绩不是修建“郑国渠”，而是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因为这三项功绩从深层次上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使中华民族的发展水准平空跃进几个世纪，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文帝刘恒在位时把国家治理得国泰民安，民丰物阜，但没有对中华民族施加革命性的正面影响，所以他的对中华文明的作用远不及始皇帝赢政。

　　　　毛泽东的主要功绩是什么？

　　　　是水利工程吗？不是！

　　　　是吏治廉明吗？也不是！

　　　　但水利工程和吏治廉明是中国人最为称导的毛泽东的政绩。

　　　　毛泽东在世时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今天仍在起作用的水库和灌溉渠绝大部分都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一连串的洪涝干旱在中华大地交替施展大自然的淫威，如果不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水利工程及时给位于死亡边缘的农作物送去生命之水，使农作物在大灾之年也保住了大部分收成，中国的农业将会遭到难以承受的打击，饥荒也许会再度在中华大地重演。当年过半百的老农在炎炎烈日下看到一条条的灌溉渠流淌的生命之水时，不自主地发出内心深处的感叹：“我们是在啃毛主席留下来的老本呵！”

　　　　但水利工程并不是毛泽东的主要功绩！

　　　　一是任何政府，只要是理性的政府，都会治理和建设他们的国家，水利工程自然是国家的主要建设项目。政府的建设总是侧重当务之急，毛泽东当政时中国几乎没有现代化的水利工程，政府面临的最大敌人又是饥饿和贫困，为了更多地生产粮食，水利工程自然会成为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如果当时在位的不是毛泽东，也会把水利当成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

　　　　二是毛泽东修水利不是因为有防范于未然的先见之明，老人家当政的前几年并没有看重水利，只是在发生了罕见的旱灾，饿死了上千万人的情况下，才发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开始全民大修水利。

　　　　三是毛泽东以后的执政者之所以没有把水利当成压倒一切的事业，不是因为他们不会修水利或对水利没有热情，而是因为中国的水利工程已初具规模，有一定的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基础设施则百废待兴，严重制约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政府的建设总是侧重当务之急，所以毛泽东以后的政府主要侧重基础设施建设。把今天的公路和毛泽东时代的公路相比，就会发现毛泽东修水利只是作了当时的执政者应该作的事，并不是什么空前绝后的壮举。

　　　　四是和毛泽东同时代的与中国位于同一个起跑线的邻国执政者，也在水利工程上作出了不亚于毛泽东的政绩。日本和南朝鲜（五十年代初的南朝鲜比中国还落后，日本则是一遍废墟）没有毛泽东，可水利工程并不比中国逊色。

　　　　贪污腐败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国家繁荣富强和民族文明进步的主要障碍，如果不从根子上治理腐败，铲除腐败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迟早会动摇中国的稳定，中国的发展很可能会停止，甚至倒退！今天贪污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大贪官绝不只是个别或极少数，这些人在毛泽东时代（无论他是多大的官，也无论他是什么背景）肯定会被枪毙，可今天将这些人绳之以法竟是如此之难！毛泽东时代的贪官很少，贪污一经查实，马上给予毫不留情的赝惩，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最生动的见证。那时基层政务官的膝盖上多半打着两个大补丁，下乡步行或骑自行车，吃饭派在普通农家，吃完后还要交上半斤粮票和一角二分钱的伙食费，卷起裤腿和农民一道实实在在地干上一整天体力活……今天九品乡官下乡乘坐豪华小轿车，在当地最讲究的饭馆就餐，一餐吃掉几百上千元，在田头说上几句不着边际的空话套话，让电视拍几个宣传镜头就走人……在抗旱的关键岁月，有的官员下乡送上几百元抗旱慰问费，可个人一天的伙食交通费少则一千，多则几千……

　　　　和今天的中国相比，毛泽东在治理贪污腐败方面确然有过人之处，古往今来的执政者在这方面很少有超过他的。

　　　　但吏治廉明也不是毛泽东的主要功绩！

　　　　一是腐败分为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毛泽东时代并非没有腐败，只是更多地表现为政治腐败，且政治腐败的程度还相当严重，一点也不亚于今天的经济腐败。我来自大别山深处的偏远农村，少时没见识过大官的政治腐败，但对大队书记（相当于今天的村委书记）和生产队长（相当于今天的组长）的政治腐败有很深的印象。那时大队书记是地地道道的土皇帝，不但掌握着全大队成年公民的全部人身自由权，还掌握着部分生命权。谁要是违抗他的意志，胆敢在他面前说半个“不”字，他就会派“基干民兵”把此人抓起来，先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他，不但“口殊笔伐”，还拳打脚踢，甚至反剪双臂吊上一整天，以至常发生打死人和吊死人的现象，但事主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然后送往“学习班”关禁闭或强迫劳动。有一次我亲眼见识过一次批斗会，挨斗的对象是“臭老九”（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蔑称），批斗期间人们打他唾他，斗完后还在他的脖子上吊上一块三十多斤重的“土砖”，强迫他在地上象动物一样一直爬下去，边爬边用皮鞭抽他，直到他昏死过去为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早期，大队干部强暴女知青的兽行屡见不鲜，以至周总理动真格杀了一批才有所收敛。没有大队书记的首肯，任何人不能离开他所在的生产队，就是招工进城上大学也不例外。没有土皇帝的意见和印章，任何工厂大学企业也不能收他。因此大队被农民喻为“铁门槛”……

　　　　二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很贫穷，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在饥饿之中，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官吏的贪污受到条件的制约。

　　　　三是毛泽东时代是“实物经济”，流通的货币很少，不利于贪官大把大把地捞钱。但官吏掌握着实物的分配权，他们并非两袖清风，一样是想法设法多捞一点实物，所以他们的生活比普通公民还是要好得多。有一年的夏天我饿得睡不着，悄悄溜出去偷摘生产队的黄瓜，路过仓库时，发现窗口亮着灯光，爬上去一看，发现队长、财经（掌管钱财的村官）和保管员正在偷分粮食和油料……大饥荒时饿死了很多农民，可当官的很少有饿死的。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主要贡献有三点：

　　　　一是摧毁了农村的宗法体系。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宗法制的国家，家族在中国社会组织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族权是仅次于政权的第二大权力体系；族规在制约、规范和惩戒人的言行上起着和法律不相上下的作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一个人除了隶属于他（她）的国家和政党外，最主要的还是隶属于他的家族，家族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远远大于国家和政党。二十世纪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政党意识还很模糊，但他（她）的家族意识却是明明白白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人只有“忠君保家”的思想，很少有“爱国”意识，所以中国人在清王朝时期当了近三个世纪的亡国奴，可忘国奴的感觉并不深刻，因为他的家族在满人的统治下还是实实在在的，并没有因为王朝的更替受到进行性的伤害。封建时期的中国，一个大家族不但拥有完善的组织机构，一套自成体系的行为规范；还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家族武装。“族长”在他的家族内部是名副其实的“族皇帝”，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对族人拥有完全的生杀大权。一个人即使奉公守法，但只违犯了“族规”，族长就可以把他“体罚”或“活埋”，而不会受到政府和法律的干预……

　　　　家族意识和族权族规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助长了地方主义和本位意识，助长了民族内部的纠纷与不和，使亿万中国人难以实现精神上的大一统。直接危害是人们只注重家庭利益和地方利益，而忽视了国家的整体利益，甚至不惜为了小局而伤害大局。

　　　　宗法制社会在毛泽东时代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族权被取消，族规被废除，族兵被解散，族长被判刑或成为强制性权力的普通公民……此后公民的思想言行只受国家政权和法律的制约，不再受族权族规的影响。毛泽东这样作的真正动机（国家化或集权化）我们没必要推究，我们只看重行为的直接后果。这个后果是振奋人心的，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国家化进程，沉重地打击了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使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增强。

　　　　这才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

　　　　二是革新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现代化国民是格格不入的。主流媒体总是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很明显这是中国人往自己脸上贴金。传统中国人有三样病态性的生活特征：懒散、好赌、马虎！西洋人刚踏上中国的土地时，除了对上述三点印象深刻外，还认为中国人很“好色”，因为中国人一夫多妻还不满足，还设立了那么多的妓院，骂人也用“性攻击”作武器……中国人总认为西方人放荡，这也是一种误解。西方人性观念开放但性行为相对保守；中国人性观念保守但性行为相对开放。按圣人“万恶淫为首，论行不论心，论心世上皆淫人”的标准，西方人不见得比中国人更好色。在毛泽东以前的中国，中国人得性病的概率比西人要高出很多。

　　　　毛泽东对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革命，重拳打击“黄、赌、毒”，首先废除一夫多妻制，实行文明世界的一夫一妻制；取缔了形形色色的色情场所；彻底消灭了鸦片；取缔了各种形式的赌场，消毁了赌具，完全消灭了赌博。毛泽东当政才几年功夫，黄、赌、毒就彻底地告别了中国人的生活。毛泽东逝世后，黄、赌、毒又死灰复原，日益成蔓延之势，引起了执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人对赌博的嗜好让世人震惊，他们对培养健康爱好的兴趣不大，又不切实际地相信“天上能掉馅饼”，所以对不吃苦又能消磨时间且有可能捞“快活钱”的赌博情有独钟。今天的中国真正不嗜赌的人士可谓寥若星晨，前几年流行的“十亿人民八亿赌”的说法并不过份。以前赌博是男人的专利，现在连女人也赌起来了，并且比男人赌得更凶。中国人的精力和聪明才智就这样白白浪费在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赌博上。近二十年政府打黄、戒赌、扫毒的动作也相当大，但效果几乎等于零，黄、赌、毒越来越深入中国人的生活。由此可以想见毛泽东的功绩之大。

　　　　中国人的马虎和懒散也是出了名的，马马虎虎过得去的思想在中国人心中已根深蒂固；勤劳只是出于生活的压力，一旦压力解除，生存条件改善，当初创业的进取精神就会日渐消逝，很少有人想到要超越自我。西方的体育明星往往几年甚至十几年地保住某一个项目的冠军，可中国人拿到奥运会金牌就锐气尽失。运动如此，学习也是如此。美国学生考上大学才开始用功，中国学生考上大学便不再用功。毛泽东针锋相对，要求中国人要“认真”和“不断革命”。毛泽东有两句名言：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三是消灭了封建迷信。

　　　　宗教和迷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宗教的宗旨是精神安慰和尽可能提升人的道德水准；迷信更多是出于“功利”的诱惑。宗教教导人要警畏神灵，不要暗中干坏事，因为神灵在天上看着你；同时教导人要不断自我反省，实现灵魂的净化，消除伤害性的欲念，克己利人。宗教不要信徒烧纸或向神灵“贿赂”钱物（前期的基督教也有向教民索取钱物的倾向，“什一税”就是典型例子，结果招来死人千万的宗教改革运动），对拜神的仪式也没有强求性的规定，强调“神在心中”，只要心中有“神”，不拜“神”照样会通向精神的最高境界。迷信则不同，它礼拜是的人性化的有七情六欲的“偶像”，有规定的仪式，最主要的是要求向“偶像”贿赂钱物，烧香烧纸和修神像是最经常的方式，以求得某项报酬（子女、财产、婚姻、前程）或赦免“行贿者”的罪恶并允许他继续作恶……因此宗教对人类文明是有进步意义的，它有利于人类整体道德水准的提升，这也是科学最发达的英美等国的国民都信奉基督教的原因所在。迷信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则主要是负面的。

　　　　从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封建中国是一个迷信的国度，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任何宗教进入中国都要给“迷信”腾出一块位置，都得赋予“中国特色”，否则就无法在中国立足。因此中国的宗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杂交品种，信奉佛教的寺院居然把烧纸当成最郑重的仪式，以至成年香火燎绕。来寺院拜佛的信徒很少是来向神灵“忏悔”，祈求道德自我完善的，多半是来求财求运求官求子的，这真是中国“宗教”的一大奇观。

　　　　毛泽东在打击封建迷信方面是毫不留情的，各种拜神仪式被强令禁止，挂着佛教招牌实则从事迷信勾当的寺院庙宇被拆毁，僧侣道士被勒令还俗，尤为可贵的是禁止烧香烧纸和厚葬等造成巨大资源浪费的迷信陋习……

　　　　毛泽东的上述三项功绩可谓与日月同辉。遗憾的是，老人家的主要功绩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漠视了，人们并不明白这三项才是老人家对中华民族万世不灭的主要贡献，是毛泽东前后的执政者都没有作出的革命性的创举。

　　　　毛泽东的三项主要功绩，今天的中国并没有继承下来，革命的成果被不同种度地抛弃了。族权虽没有恢复，但家族意识则因人为炒作得到很大程度的强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各大姓都在“系谱”，大户大族垄断基层政权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腐朽的生活方式又重新主宰了部分中国人的生活。至于封建迷信，每年几乎要烧掉喜马拉雅山那样大的一堆纸来贿赂神灵偶像，使有限的国家资源更加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