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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真假“毛泽东崇拜”

—毛泽东的品牌化、神化及其退化（之一）

作者：陈小雅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点击数：147    更新时间：10/04/2006

“编者按”中国当代史学者陈小雅女士的新作“毛泽东的品牌化、神化及其退化”从大量已有资料出发，通过对毛泽东形象由真人到“品牌化”到“神化”，再由“神化”退化到“品牌化”，进而还原为其本人的历史脉络的分析，对当代中国出现的“毛泽东热”的性质、前途以及“非毛化”的必要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刊将分两期刊登这篇文章。



在中国大陆，由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编撰的经典文献中，关于最近发生的“毛泽东热”及其历史，曾有过这样一个描述：“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毛泽东热’，这就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热’、建国初期的‘毛泽东热’、动乱时代的‘毛泽东热’和拨乱反正岁月的‘毛泽东热’。而最近一次出现的‘毛泽东热’则是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这次‘毛泽东热’同以前几次有所不同，它是自发出现的，并且很快风糜全国，波击社会各阶层……”（郑立新主编《国史通鉴》第四卷，红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02—303页。）

大体来说，这个分期法是以一定的事实为根据的。但细究起来，不同时期毛热的内容、形式和内在驱动力，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别。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一）延安时期的毛热，具有严重的“人谋”色彩，其目的是打出中共的“品牌”人物；（二）建国初期的毛热，可以分为民间和中共高层两个层次，民间的毛热基本上属于文化层面的活动；在高层，却存在明显的“赎买”动机；（三）文革的毛热，是毛泽东由“品牌人”走向“神”的过程，其内在发动原因，既有毛泽东及其同党的阴谋元素，也有党群矛盾及社会压抑的借题发挥；（四）最近这波发自民间的毛热，表达的是社会下层的人民大众对于现实的喜怒哀乐；官方则试图驾驭这股思潮，为己所用。



一、延安整风的“人谋”与毛的“品牌化”

首先，延安整风中的“毛热”，具有严重的“人谋”色彩。而这个“人谋”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毛泽东个人谋求夺取党内霸权，建立自己的“主义”，趁德寇兵临莫斯科城下之际，伺机自立门户，与斯大林比肩。

其二，是中共为夺取国家政权，赢得未来国共内战的胜利，整合党军势力，使毛泽东形象“品牌化”的需要。

正因为如此，这次所谓的“毛热”，主要以党内思想理论界为运力场所，其结局，则是毛各个时期的“政敌”向毛输诚。毛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第一个无可争议的身份是中共党的“创始人”。这个身份，是由于他参加了中共“一大”——这个事实所奠定的。祇不过由于其他“创始人”后来都弃党、脱党和叛党，或被自己的党打成各色“机会主义”分子，毛成了硕果仅存的人物。

在中共权力的阶梯上，毛跻身“领导人”的行列，始于1923年的中共“三大”。在这次会议上，他因赞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取代了张国焘的位置，“当选”为中央五委员之一……

在1927年的中国统一战争中，这位“国共合作”战略的支持者，因争夺领导权失败，拥工农武装之力，割据一方，成为中共“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创始人。在与国民党军队的周旋中显示出高超的军事谋略，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掌握了党内的军事领导权。

中共移都延安后，毛依仗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支持，于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在党内的政治核心地位。但“从不讳言自己负有解救中国人民、再造中国的历史使命”，也从未怀疑过自己具有别人无法企及的智慧和能力，并有着强烈的“舍我其谁”的自信力与坚强的个人意志力的毛深知，“欲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仅手握兵符还不够，还需要成为能为广大追随者提供精神资源的‘导师’。”（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80页）

但是，毛夺取“教主”位置的道路并不平坦。第一个障碍，便是其“教会”与“上帝”交通的要津，一直被中共党内“留苏派”把持。自1931年蔡和森牺牲后，毛泽东就失去了这个与共产国际沟通的个人渠道。而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的宝座，是属于可以直接用俄语学习马列原典，并直接握有电讯资源的留苏派领导人王明与张闻天的。这些人对毛在理论上的能力一直抱怀疑态度。早在1928年，王明就以轻蔑的口气说过：“山沟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1940年，周恩来从苏联返国，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共领导人的评价，说张闻天是党内“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据称，毛闻之“勃然大怒”：“什么理论家，不过是从苏联背了一麻袋教条回来！” （同上，第104、304页）可见，毛泽东对于这种状态的愤怒压抑已久。但是他知道，如果靠“真刀真枪”地比拼理论，就凭自己那点儿家底，要问鼎“思想理论”的第一把交椅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隐忍着屈辱、压抑了愤怒，直到军事、政治大权到手以后，才开始借权势在这个领域大举反攻。

从派“说客”远赴苏联、夺取机要部门开始，毛首先接过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交通权”；继而，他找到了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合法性”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随后，这位中共的“马丁。路德”（基督教新教创始人，主张信徒与上帝沟通不必经过教会）逐步网罗可以为我所用的人才，建立自己的教义诠释组织。1937年七七事变后，原在白区工作的文艺理论家周扬、哲学家艾思奇、社会历史学家何干之、经济学家王学文被指名调入延安。经过一一试探之后，毛最终把他们中愿意为己所用者留在身边或委以重任……

1942年，这位一手持“经”（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一手持“剑”（由康生把持的肃反机构）的“觊觎者”，终于发动了一场旨在夺取中共思想理论“制空权”的战役——延安整风。在此期间，毛借抗日战争的“相持”形势给延安造成的“偏安”环境，以及党内各大佬自顾不暇的气候，潜心选编了自己的著作，写出了在其“理论体系”中占绝大比重的“理论文章”。凭藉这些文章，毛泽东完成了对马列原典的一场革命。

同时，他也一泄胸中憋闷了十多年的那口鸟气。在一次整风报告中，这位“新教主”说：“他们（教条主义者——这是毛给留苏派专门定制的一顶帽子。引者注）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祇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都还没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既不能够肥田，又不能肥狗……”（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原文，在收入毛选时被删去。原载《整顿三风22个文件》。）

教条主义者们的教条无用，用以武装“新信徒”头脑的理论，祇能是毛泽东主义。这个“主义”通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将马列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思想与对马列的“实用主义”结合所确立的——“为我所用”的原则，不仅突破了“老教条”的轩轾，更消除了“教条主义者”的影响。同时，它又巧妙地将中国古代文化的“忠君”和“无我”思想，与列宁主义的“领袖至上”、“集体至上”、“做党的驯服工具”的观念结合，成功地锻造出一套名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教理”。

据高华的研究，毛泽东经营“理论家”的名号，多得力于他所延揽的人才，张如心、陈伯达、和培元、胡乔木就是因此而成为其幕僚的。从1940年始，这帮文人就开始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发表称颂毛，以及用马列主义理论解释毛思想的文章。但这还远远不够，毛的触手甚至伸向了自己的竞争对手王明。

据王明说，在此期间，毛曾直言不讳地与他商量，如果自己要创立“主义”，王明是否可出让“统一战线”思想的发明权？（见王明《中共五十年》）而毛在此期间大批量出笼的著作表明，他不仅收入了王明的专利，而且把由谢和赓（蒋介石行营军事参谋，中共地下工作者）提出的“持久战”思想，陶铸、曾志总结的“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经验”（见曾志《一个革命幸存者的回忆》），何干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及“新民主主义”论述，艾思奇的哲学方法论（见高华前书，第199页）周文、胡绩伟等实践的文艺“大众化”、“通俗化”思想，……统统据为己有。同时，毛还把被他视作“猪狗不如”的张闻天提出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表述，抽掉“民主的”内容以后，变为自己的“新文化”口号（同上，第344页）。……后因苏德战场形势逆转，中共在国际战略地位中对苏联依赖的重新加强，毛不得不暂时卷起了“毛主义”的旗号，改用“毛泽东思想”面世。（见陈小雅《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明镜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四章“毛泽东主义”）

与任何宗教灌输手段一样，要实现“新教理”的统治，首先要掏空人们头脑中原有的思想；要建立对“新教主”的崇拜，首先要泯灭个人的自尊。在整风运动中，经过对毛泽东规定的“22个文件”（其中大部分是毛的著作或报告）的反复学习，完成了对人们进行“理论灌输”的程序。在“脱裤子，割尾巴”的舆论攻势下，通过个人反复对照检查——从书写“发掘本心”的“反省笔记”、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再到三番五次写个人历史自传，完全打掉了人们的自尊感和自信心。加之捆绑吊打、车轮战、假枪毙等暴力威慑手段，配之以“小米”供应的威胁，外加强有力的组织措施，使广大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犹如身处一座“强大的灵魂压力场”，在自我压力与集团压力的双重压迫下，人们的自我意识开始分裂，开始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他们“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所言，除了读过一些“狗屎”不如的书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干部们普遍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许多人因思虑过度，“头痛、失眠、减少饭量，面色发黄”，以至“旧病复发”；更有个别人因神伤气虚，心情极度焦虑、紧张，以至“午睡遗精”。（1944年9月17日《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二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279页）

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群众报社社长的谢觉哉，曾写过一首诗，描述这种“炼狱”的过程：紧火煮来慢火蒸，煮蒸都要功夫深。

不要捏着避火诀，学孙悟空上蒸笼。西餐牛排也不好，外面焦了内夹生。

煮是暂兮蒸要久，纯清炉火十二分。

（焕南（谢觉哉）《拂拭与蒸煮》，载1942年6月23日《解放日报》。转引自高华前书，第424页）

正如许多过来人所说，经历过这种煎熬、震撼和分裂、蜕变过程之后，人们原有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被荡涤殆尽，进入心脑的，是“一颗全新的灵魂”。对此，高华有一段精微的刻画：“……在精神几近崩溃的状态下，当事者从‘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逐渐发展到主动的忏悔交代，然后进入到亢奋性的宣泄状态，最终，外力与内力产生了奇妙的结合，当事者开始出现旧皮蜕尽的喜悦……”

“经由这套程序，‘新人’终于诞生了，随着党组织给每个党员作出政治鉴定，个人有了新的归属——此生不仅思想上，而且身体和生命都无保留地属于党。”

“原先基于共同政治理想而结合的‘同志’关系，慢慢向人身依附的关系转变，冷漠、猜忌互相防范逐步取代了同志间的亲爱、坦诚。口是心非、投机钻营、见风驶舵、趋炎附势之辈渐渐充斥中共党内。” （见高华前书第434、435、436页。）

总之，通过“整风学习”之精神折磨，外加“抢救运动”的皮肉拷问之威慑，毛泽东——这个“山沟沟”里出来的“土包子”——确定无疑地夺得了中共党内“新教主”的地位。而借助战争形势的特殊需要，通过“政教合一”的“极权化”过程，在延安这个微型小朝廷中，毛第一次实现了早年向往的“君师一体”夙愿。

1942年2月8日，延安举行了“毛泽东日”活动，有一千多群众倾听了毛新民学会时代的战友所作“毛泽东生平”的报告。顺应这种时事，第一枚毛泽东金属像章被制造出来。中央党校一度改名为“中共中央毛泽东党校”。随着整风运动的所向披靡和抗战形势逆转的时不我待，历史上与毛曾有过矛盾的朱德、陈毅、彭德怀、张闻天、博古、王明均先后表态输诚。何方在《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中说，延安整风从理论上到组织上为个人崇拜奠定了基础，溯其大端，主要有以下几点：（一） 打破了1940年以前中共一直保持的不突出个人的传统，有计划地掀起学习毛泽东的运动；（二）通过编纂党史文献，篡改历史，树立毛“一贯正确”的形象；（三）以活人正式命名思想或理论体系；（四）对毛山呼万岁、人民大救星、红太阳等封建迷信行为，开始流行全党全国；（五）开始了中共党内的衡量正确与错误“以人划线”的恶例；（六）制定出违反党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规则；（七）开始了对领袖祇能歌颂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甚至反革命的恶例。

经过延安整风，作风武断、行事专横的毛，被塑造成“服从组织纪律”的典范；性格桀骜不驯、唯我独革的毛，被塑造成“谦虚和戒骄的模范”；在权力和个人理想面前向来轻视人的生命，漠视群众疾苦的毛，也变成了“密切联系群众”和“倾听群众呼声”的模范；原来被群众诅咒应“被雷公劈死”的毛，成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

就连被毛泽东当作重点打击对象的张闻天，也为自己参与塑造的这个“品牌”所折服，他宣称：“毛泽东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 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张闻天文集》（三），第254页。）

在多年以后的庐山会议上，也就是他再次被毛列为假想敌，行将打倒之时，张闻天坦白了当时输诚的原因：“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

正是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催生下，1945年，毛思想被中共“七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个被毛称为“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实际上是一个对毛本人“歌颂的大会”和毛的政敌们的“检讨的大会”。依靠与毛的结盟窜升到党内第二把交椅的刘少奇，在新党章修改报告中还留下了一段“经典”的言论：“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祇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这是特别值得感谢的。

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

此后，这类言论不仅在中共党内司空见惯，还为林彪接过去，作为“造神运动”和文革击败刘少奇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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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雪》热——与“正统”争锋

1945年10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致柳亚子一信，送上自己手书的《沁园春》咏雪旧作一阕，词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祇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不仅向人们传达出毛的自我期待，围绕其展开的争论，也在国统区文化人中间引发了一场热潮。

首先，在1945年11月14日的重庆《新民报晚》，刊出了毛泽东这首词和柳亚子步原韵所填的答词。柳词曰：“念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醉，余意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痛无双国士，绝代妖娆。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祇解牢骚。可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意浓情细细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转引自尹高朝编著《毛泽东的老师们》，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下同）”

不久，重庆《大公报》也转载了两首词。同时，发表了王芸生的抨击性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对毛的历史观进行批驳。随即，在《扫荡报》首先刊出了署名易君左的一阕步毛泽东《雪》原韵的《沁园春》和作，对毛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国脉如丝，叶落花飞，梗断蓬飘。痛纷纷万象，徒呼负负；茫茫百感，对此滔滔。杀吏黄巢，坑兵白起，几见降魔道益高？神明胄，忍支离破碎，葬送妖娆。黄金难储阿娇，住冶态妖容学折腰。看大漠孤烟，生擒颉利；美人香草，死剩离骚。一念参差，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才天亮，又漫漫长夜，更待明朝。”

该词将毛比作杀吏的黄巢，坑兵的白起；谴责其因“一念之差”断送了国家的统一，将大好河山付断叶飘蓬。同时，讥讽毛借乱世窃国，金屋藏娇；感叹国家不幸，诗人乃兴；更痛心支离破碎的神州，在好不容易迎来抗战胜利之际，又要面临自相残杀的内战！

此后，以《沁园春》为表达形式，各地文人不论左中右派，围绕战争与和平、统一与分裂、民主与专制、正统与邪门等焦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单是重庆一地，就有十余种报刊连续发表了步韵、唱和之作与评论文章。据称，这场《雪》热，甚至越出了文化圈，引起了餐饮业主的注意。成都某酒店老板，适时挂出了“沁园春”的招牌，并在店壁上书写《沁园春》百阕，一时传为佳话。（同上）

随着国民党政府由陪都归朝，这股“《雪》热”也顺江而下，扩展到南京、上海。其中，著名文豪郭沫若，就一连步毛的原韵发表两首《沁园春》词。其一曰：“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叹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血浪天滔。遍野哀鸣，排空呜鹏，海洋仇深日样高。和平到，望肃清敌伪，除鲜苛娆。西方彼美多娇，振千仞金衣裹细腰。把残钢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民力尽雕。堪笑甚，学狙公茅赋，四暮三朝。”

在词中，词人公开指责美国仗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装扮成和平使者，实际上出售飞机大炮支持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摧残民生……。在第二首词中，他进一步驳斥了“正统”历史观，将中共比作刺秦的义士、揭竿的刘邦，指出蒋介石政府已经是“朽木不可雕”的境遇：“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道红船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嗟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未可雕。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同上）”

1946年2月9日，重庆发生校场口事件，更是在 “《雪》热”中引进了民主与专制的话题。中共从延安派往重庆慰问受伤人士的黄齐生，在沈钧儒住所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出示了一首步毛《雪》原韵的《沁园春》词，传供众览。黄词云：“是有天缘，握别红岩，意气飘飘：忆郭舍联欢，君嗟负负；衡门痛饮，我慨滔滔。民主如船，民权如水，水涨兮愁船不高？分明甚，彼褒颦妲笑，祇解妖娆。何曾宋子真娇？偏作势装腔惯扭腰！看羊胃羊头，满坑满谷；密探密捕，横扰横骚。天道好还，物极必反，朽木凭他怎样雕？安排定，看居邠嬗父，走马来朝。”

词人将蒋介石比作黄袍加身的宋太祖，隐射其从孙中山的孤儿寡母手中夺得国民党权柄，挂民主的羊头，卖专制的狗肉，实行特务政治，并诅咒其必遭天谴……

自1927年国共反目以来，双方一直在军事领域较量。要不是国家内战造成了日寇入侵，中共早已命断穷山僻野。对此，毛亦不讳言：是日本人救了自己的命。但到了1945年，国共双方的战争，已经不限于军事领域，或者说，更重要的战场已转向政治领域。这时，文化战线的地位，也就日益显得重要。文人出身的毛深知，所谓的政治战争，除了权术与技巧的争斗外，实际上是一个道义人心之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谁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谁就将在政治战场上操赢家之左券。而所谓道义，其实就掌握在“不拿枪的军队”——文人的手里。在这个领域，拥有大知识分子支持的国民党，一直是轻视小知识分子为领袖的共产党的。所以，在此之前，国统区民众接触的，都是种种红军与毛泽东同“匪”相连的传闻，如：说毛是一个“无知的农民”，一个半死的“痨病鬼”，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见斯诺《西行漫记》）有谣传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曾在茅台酒池里洗脚，在老乡的腌菜坛子里拉屎……而毛泽东《沁园春。雪》的问世，不啻是在文化战线出了一支奇兵。经过这场”《雪》热“，国统区文人在对毛的文才发出惊叹之时，更倾倒于其”博大的胸襟和宏伟的气魄“。于是，有人从这场风雅论战的高下，推及蒋、毛胜败。认为，就个人魅力而言，毛远胜于蒋。在儒道情结严重的旧知识分子看来，毛已经具备了”圣王一体“的”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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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倾心与赎买：“红太阳”高处不胜寒

1949年中共建国。久经战乱、渴望和平的中国人，忘记了毛对十年内战和日寇深入中华内地的首要责任，把和平的到来归功于毛泽东；在国民党专制下解放出来的文化人，尚没有机会了解毛的统治手段，把民主、自由的希望寄托于毛泽东；翻身的工农不了解毛将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底牌，期待许诺中天堂般的共产主义早日降临……总之，天真的中国人还不懂得“用枪杆子建立的政权必须靠枪杆子来保卫”的道理，误以为，通过“恶”，最终可以达到“善”，而毛，就是这个“善”的代表。于是，他们用毛的象征物覆盖了地球的四分之一表面；陕北民歌《东方红》成了第二国歌；毛泽东的——经过“品牌化”处理的——故事，被写进大中小学的教科书。……


在五湖四海的山呼万岁声中，毛像所有喜欢在胜利面前玩弄“宿命论”矫情的帝王一样，用一位算命先生的预言（活83岁，执政41年）命名了中南海警卫部队——8341部队；他还像家中游戏似的，用自己的年龄（56岁）规定了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礼炮声为“二十八双响”。据说，他还在这次会议的口号清单上，亲自写下了“毛主席万岁！”

然而，那些与他厮混打磨了28个春秋的党的高层人士，对这个有着“极权”倾向的“巨灵”并没有放松警惕。早在进入北京之前，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以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现象。虽然据说这是毛本人提出的，但那肯定与党内高层气氛有关。至迟在1953年，随着毛的精神病症的日益显露（参见陈小雅《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第十一章“医生的秘密”。香港共和出版社，2005年12月版），一个“虚君共和”的不成文设想，已经在高层领导中形成。作为一种舆论准备，关于毛退休的问题，甚至被安排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讨论（参见刘英《我与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1956年4月，借助苏联的“去斯大林化”形势，中共中央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指出：“个人崇拜是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当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思想影响的时候，就反转过来而影响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有害于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同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它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所反映。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执行中央反对突出个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继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作为对毛权力的一种赎买手段，八大通过的党章特地为他的退休增加了一个条款：“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种赎买，还包括默许毛——当然是在警卫部队的严密监控下——搞女人。而作为一种约束，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强迫毛穿上了一套公众道德楷模的“紧身衣”——他被塑造成了一个热爱劳动的孝子，一个仗义疏财的侠客，一个对妻子怀有深情的模范丈夫，一个虚怀若谷的君子，一个礼贤下士的圣王，一个百战百胜的天才，一个人民的儿子，一个民主的斗士，一个民族的英雄，……总之，是一个中华民族美德的化身！

此后，中国人所接触到的毛泽东形象，均是接受过“品牌化”处理的毛像。

对此，毛也曾有暗示：“国外有一种舞会，参加者都戴着个假面跳舞。我看他们不仅在舞会上跳，在家里，在社会上，也还是戴着假面跳。由于人家都跳，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了。观者习惯，跳者自然，谁都见怪不怪了。”“建立家庭都将将就就的，过起来难免就凑凑合合，表面上平平静静或热热闹闹，内里谁能说得清？越大的家庭矛盾越多，派系越多，对外越要掩盖，越要装门面。你看，那红楼梦里写的是几个家庭？” （见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9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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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革：把毛泽东送上“神坛”

发生在文革时期的毛热，是毛亲自部署的党内斗争新战略催生的结果（见毛泽东1970年与斯诺的谈话。）其借重资源，则是自五十年代末期以来，在两次“反右”斗争中形成的极左青年知识分子队伍；其战略确定，则始于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

首先，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自己率先提出为“个人崇拜”平反的论调。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见吴方泽等《寻找毛泽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4—25页）

是年夏，康生紧跟毛的调子，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说法。1959年12月，他又说：“反对个人崇拜这个口号是不确切的。它没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人是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位在当年落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内工作的人士告诉笔者，在那时，他们就已经听说，馆前天安门广场上纪念碑后面的那片小松林，是为毛百年之后预留的位置……1960年，康生又把毛泽东思想称为马列主义的“最高最后的标准”（参见王瑞璞、孙启泰主编《国史通鉴》第三卷，同上）。林彪主政军委以后，也开始按照康生的口径，以大学毛着运动抵制军队“正规化”的呼声。在1962年中共党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以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吹捧毛的语言，还治刘少奇之身，宣示在政治上倒向毛的一边。1964年，他又在军内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为了发挥毛思想精神原子弹的作用，继林彪在部队大学毛着的运动之后，贺龙把这个运动引进了体育界，从此，“学习毛泽东”的热潮进一步推向社会，推向全国。为文革充当了“揭幕者”的红卫兵，就是从中学生的“学雷锋”小组演变而来。

文革开始后，在林彪“518” 讲话，以及周恩来、陈伯达等一系列讲话的煽动下，特别是在1966年8—11月间，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约1200万人次）后，全国对毛的个人崇拜之风走向登峰造极。这表现在：除毛本人和“黑七类”外，上自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几乎人人佩戴毛像章，连外国友人也不能免俗。昔日以收藏、交换糖纸、剪纸、邮票、钱币为乐事的人们，此时以交换、收藏、赠送毛像章为乐事。其中，以叶群收藏的全国各地“敬献给林副主席”的近一万枚像章为最。各地还出现了以像章换像章的非法交易市场。据陈小文的《文革词典》介绍，这股“像章热”，在1967年春至1969年夏的各级革委会成立期间演为高潮。在这前后五年的时间里，各地各单位制作出的各类毛像章约达一万种。有材料显示：1966—1968年全国有两万多家工厂企业生产各种毛像章、语录章八十亿枚，耗用铝、铝合金、有机塑料六千吨以上。……其形制越做越大，最大的能达到二十多厘米直径。不能用别针佩戴，祇能用绸带挂于胸前。材料以铝质为主，也有铜铁、镀金、纯银、水晶石、塑料、有机玻璃、陶瓷、荧光（夜光）等二十多种质材。其中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两枚一套“军星儿”，最为精致、珍贵。与另一种“七分钱”（当时售价）的红地金像，共赠发、出售了一亿枚。

在当时的风气下，各省地市、系统、单位召开大型的重要会议，都要制作、赠送毛像章。而且要比一比谁做得更精致、更豪华，形成无形的打擂台的格局，谁的像章越大、质材越好、加工越精、设计越美，谁越显得忠心。（见陈小文《文革词典》）

同时，《毛主席语录》被称为“红宝书”，像基督徒必备的《圣经》一样，几乎人手一册。出门在外，人手必执“语录牌”；开口唱歌，必是“语录歌”和称颂毛的歌曲；作为男女老少咸宜的日常文体活动，人们到处跳起了“忠字舞”；毛的石膏塑像遍布各地，或供上神龛，或矗立街头，风餐露宿，据说，连毛自己看了都觉辛酸……

同样是模仿宗教信徒的日常生活，有一段时间内，人们每日必须对毛像作“早请示、晚汇报”；受到批评的人，都必须向毛“请罪”：“向毛主席保证”变成了中小学生宣示信用的誓言；深情怀念毛的歌曲，代替了女青年的情歌……

与此同时，“朝圣”的狂潮打破了毛泽东家乡韶山冲的亘古宁静。每天有四辆公共汽车往返于韶山火车站和毛故居之间，接送远道而来的瞻仰人群，有不少红卫兵为了表示虔诚，甚至徒步前往。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至1976年，平均每年参观者达一百万人次，其中1966年最多，达到290万人次。（参见吴方泽等《寻找毛泽东》，第4页）

当时，报刊上还常常出现这类悖谬伦常、但也与事实相去不远的描写，用以形容初生婴孩的情景：他（她）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是毛主席；他（她）开口说话，第一句呼出的是“毛主席万岁”……

在个人崇拜最狂热的时候，也是人们神经绷得最紧的时候，有的人往往因为错呼一句口号，无意中说错一句话，或者打碎一尊石膏像，扔掉带有毛头像的报纸，或被发现在污染字纸的地方（甚至背面）有毛的名字，就有可能遭到审查、批斗、逮捕、监禁，甚至“七斤半”落地。而文革中的大型武斗，也都是以毛的“语录仗”为开台锣鼓，以捍卫毛的革命路线的名义进行的……

当毛泽东被千遍万遍地祝福“万寿无疆”过后，终于在1976年他行将满八十三岁的时候去世，全中国如丧考妣。在我所在的单位召开的追悼大会上，当台上的发言人说到要继承毛的遗志，做党的优秀女儿时，会场上先后有两名女员工“嘣咚”倒地，被抬将出去……

从那时开始，我便怀疑：这种“热爱”和“痛苦”，究竟有多少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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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泽东崇拜”的五种类型

毋庸否认的是，在中国，毛泽东无论作为帝王，还是作为解放者，他一直是工农大众阶级的代表。同时，他也是部分中小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崇拜的对象。

在毛泽东的身上，确实有着浓重的“克利斯马气质”。这一点，集中反映在他的诗词中。诗品专家章立凡发现，毛泽东喜用夸张笔法，大规模数量的“人口”，经常被他的笔尖随意点来，成为呼风唤雨、抒发豪情的油彩（见章立凡《毛诗闲品》。载“五柳村”网站）。毛泽东的游戏，也颇不“俗气”，他喜欢玩弄政治，玩弄权术，玩弄人，玩弄人口；更喜欢直接面对人民大众，并有能力直接驾御这头“洪水猛兽”。他的“蔑视权威”的气概，很能迎合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好。从维护“小人物”的“权利”，到“鼓六亿人的劲”；从废除“师道尊严”、砸烂规章制度，到摧毁等级特权，包括学校停课和免除考试，都在一定社会阶层和年龄层中大受欢迎。

“中国历史上凡是当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真才实学。唐朝最伟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没考取。

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害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却怕教授，这也是怪事。“

（与毛远新的谈话。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毛泽东的这些充满“牛仔”气概的讲话，使当时代多少“60分万岁”的青年人心花怒放！毛泽东，简直是“自由之神”！不仅在中国，即使在烂熟的西方文明社会中，他也是青年心目中的“传奇式英雄”。其行为有的还为“后工业社会”理论——反智主义——提供了依据。……

他喜欢“人治”，反感现代国家“官僚科层制”的烦琐程序，更反感它们日益脱离群众的倾向。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不满“政治是帝王将相的专利，文学是才子佳人的花园”的状况。在文革中，他点名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确曾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文化、卫生和商品供应状况。在把各级干部整治得五劳七伤之后，他的要求似乎也很浅显：“我祇要求你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1967年10月3日，毛泽东同努马扎来谈话记录。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08页。）

但在这同时，他却把城市生活几乎变成一片“荒漠”。他在鼓励工农兵上大学，尝试把农民变成科学家和诗人的时候，却废除了几乎整个知识阶层的大脑，使其不能实施“价值判断功能”，并祇在很小的范围内实行“认识功能”。他在给乡村小学教师写信，给知识青年写信，批评以“法西斯式的方法审讯犯人”的同时，却以革命的名义掩蔽了更残酷的暴行，容忍着更大的社会不公。以至使文革成了超过土改、镇反、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的、最大的“人权欠债”运动。

因此，大体可以看出，与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代表“反现代化”思路一致，在文化上的“反智主义”一致，他基本上代表的是这样一部分人民群众：（1）在政治位势上，是处于社会底层；（2）在知识上，处于中、小知识分子程度；（3）在组织状态上，处于被整合程度较低的社群；（4）在年龄上，处于较轻阶段的广大基层社会群众。这一部分人群的特点是：1、他们是被封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而绝非“被统治”、“被团结”和“被专政”的阶级一分子；2、他们或因对“主人公”地位，对“自由”、“平等”概念抱有浪漫的期待；3、他们或因对“大工业”的现代社会缺乏心理准备；4、他们或因制度原因、或因各种际遇与先天因素，处于被压抑状态；5、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大救星”；是赠送奇迹的“圣诞老人”，是他们的宗教偶像……是他们的“精神鸦片”！6、在这种“精神鸦片”的作用下，他们习惯于依赖别人的思考，依赖“大锅饭”的保障，而不在意精神是否自由，或者被别人洗脑。因此，细究文革中的“毛泽东崇拜”，当然存在各个方面的复杂原因，但简括而言，至少有如下五大种类：其一，利益共同体中人。由于内外因素的挤压，和历史上长期与毛共事，他们是被毛泽东彻底征服，甘心情愿“生当毛泽东的人，死当毛泽东的鬼”的这样一批人。

其二，由于“国家宗教”的缺位和“品牌毛”的“占位”，那些处在“信仰真空”，或者从一出生、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处在在文化思想专政条件下，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它系列“品牌”的人。他们是国家意识形态工作部门产品——“品牌毛”的直接、定点和基本受众。他们之沦为被迷惑和被欺骗的原理，大体在于单纯、天真、愚昧和轻信，有的甚至是对于权势的恐惧的转换。其中有些人，可称作被毛泽东“魅力”击倒的人。

心理学研究显示，一个人的所谓“魅力”，主要是由这个人的行为的“格式塔”造成的错觉。比如，一条圆弧和一条抛物线有什么不同？用理论的语言来说，就是它们“力的结构与样式”不同。来自圆形的弧线显得僵硬；来自抛物线的曲线显得柔和。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因为圆形具有不变的曲率，它的圆形轨迹上的所有点，离中心点的距离都是相等的；而抛物线的曲率是变化的……具有不同“格式塔”的人，就如同具有不同“曲率”的线条一样，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简洁完美的“格式塔”给人舒服的感受，具有这种人格的人很透明，容易相处，容易赢得周围的信任感，但这类人也很可能因为缺乏丰富性和刺激力，令人感到乏味。而具有复杂曲率的“格式塔”的人，令人不安、紧张和不愉快；但也会因富有刺激性和挑战性，诱发人的进取心、探索欲和追求的内在张力。其中蕴含的自然状态、丰富的情感与强大的生命冲击力，即世人所称“魅力”。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的人格，是藏在闪烁的目标，曲折的战略，圆滑的托词，跳宕的语言，奇诡的想像背后的。大多数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干什么，是因为他不按常理出牌，且喜怒哀乐无常，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便使很多人，在初次接触后，便被其迷惑或征服。

其三，为维护自身利益，对毛偶像加以利用者。这种利用，不一定是出于真心热爱和崇拜，而是理性的知道，它是当时最有效、最权威、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在自身面临危险时，它是一种“护身符”；在派性的斗争中，它是战略上的“制高点”……在各种利害关系驱动下，对偶像的忠心表白，或表白的攀比——如最后将毛像章别在自己的皮肉上，均带有“六经注我”的性质。其四，集体无意识。在研究公众的毛崇拜现象中的“非理性”成分时，笔者与一位心理学家的讨论颇具启发意义。她的话，可以解释我们周遭的许多同类而不同质的社会现象：在民主社会，人们的感觉也同样被媒体和好莱坞所操控。当你看到越是难看的女人，就越是爱显露自己的肉体时；你不应嘲笑她们没有头脑，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在什么制度下，人们的意识、感觉都是后天从社会上学得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受潜意识和无意识操控的。

祇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下面的现象：我们都还记得当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百万红卫兵时，年轻人狂热的景象。

网上有一段录像，是美国歌星麦当娜在演唱时突然“性奋”，一把撕下自己的乳罩，对着她的歌迷们摇啊摇。那些男性歌迷们也激动地一把扯下自已的短裤，对着麦当娜摇啊摇！

这两个景象是专制式“集体性高潮”（受集体无意识操控）与民主式“集体性高潮”的经典代表。

她认为，崔建的歌曲，最好地表达了大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一块红布》，形象地描述了我们的感觉是如何被人操控的。人类的制度可以转变，文明可以进步，但人类的“集体性高潮”的表达方式虽然改变，但却不能被消灭。这是因为“集体无意识”的被操控方式和表达方式可以不断地变化。

作为一种思考练习，我认为，这大概与青春期的性压抑和性苦闷的变态反映有关，举凡中世纪的火烧“女巫”，纳粹的“排犹风潮”，以及文革中的集体暴行，均属此类。在物理学中，大概还可以用“场”和“共振”的原理来解释。

其五，确有极少数（一般是自命不凡者）真诚地崇拜过（或崇拜着）毛泽东。他们也许并没有读过多少毛的著作，但却无师自通地继承着毛的精神。请看《人民日报》记者金凤文革期间采访王洪文的一段追记：“……说到这里，王洪文那张相当端正文雅的脸忽然变得杀气腾腾。他兴奋地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声说：”我们‘工总司’决不退让。我调来了十万工人民兵，进攻上柴，血洗上柴。据守上柴的赤卫军大约有一万人，怎禁得起我们十万大军的进攻？！可是，他们十分顽强，和我们逐层争斗，从上午打到下午。最后，他们死伤两千多人，我们也损失了几百人。我们拍了实况，你想看看吗？“

我连忙摇头：“……你们和赤卫军原是一起造反的战友。你们苦守安亭时他们还支援过你们。你怎么下得了这样的狠手对付他们呢？”

王洪文冷笑一声：“喔哟，记者同志，我们决不当‘东郭先生’！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还有，卧榻之旁，不容他人打鼾。毛主席也教导我们，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本想开口问他，《毛选》四卷和《语录》里，什么地方有这样一句话。一想，算了，何必和他较真？……（金凤《王洪文、王效禹采访追记》，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第42页）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难看出，王洪文不仅有着毛泽东式的活生生的“牛仔”气概，其实也是得毛泽东的“神髓”者。也许，正因为王不是“狗屎教条”（品牌毛）的消费者，所以毛喜欢王，并把王定为自己的接班人。祇不过这位“小牛仔”把“老牛仔”为他安排的一场“正剧”演成了“闹剧”……

但无论是“四人帮”的倒台，还是“品牌毛”的退化，都不可能彻底扫除毛的这一类真正崇拜者：他们崇拜毛的“狂气”——是那种蔑视自然、藐视上帝、君临天下，动辄以大地为棋盘，以“一万年”为视野，自视有资格“为民立极”的狂气；他们崇拜毛的“傲气”——是那种三千年文明一言以蔽之，敢以数亿人的生命为赌博筹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旦被披了逆鳞，就要“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的傲气；他们崇拜毛的“痞气”——是那种“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上去滚一滚”，在游泳池光着身子敢接见世界超级大国元首，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流氓气……

总之，他们为毛的野心、气概、思维方式、帝王权术所倾倒，为芸芸众生向他的“折腰”所倾倒，为他的不惧神灵、不信来世、不怕被后人挖坟掘墓、暴骨扬灰的、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所倾倒。但却对毛一塌糊涂的“政绩”忽略不计！

——这后一种人，是真正的毛泽东崇拜者。